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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1月14日，广东省委宣传部和省新闻出版局在广州联合举行首届南粤出版奖颁奖仪式，《新中国新闻传播60年长编1949—2009（上下册）》荣获了其中的图书奖奖项。
《新中国新闻传播60年长编1949—2009》一书是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刘家林的最新力作。据悉，该书是目前国内唯一一部当代新闻传播通史，可以说填补了中国当代新闻史的空白。
刘家林教授在这部著作中，将新中国新闻传播60年的经验教训尽揽其中，开创了一种“大新闻传播史观”的宏大视野。他不仅论述了自新中国成立以来的重大新闻事件、重要新闻人物与他们的新闻活动及对中国新闻事业发展的贡献，同时结合当时的具体社会现实作了深入的分析与探讨，也因此具有了重要史料分析与保存价值。笔者认为，这部著作尤其是在“立体呈现中国新闻发展史的面目”“紧跟时代，为网络媒体‘立传”’这两点上呈现出非常显著的特色，彰显出了刘家林教授立足于把60年新闻传播史作为“时代的记录，历史的声音”去研究和抒写的宏大视野，也由此挖掘和梳理出了新中国新闻传播史对当今的独特意义性。
立体呈现中国新闻发展史的面目
20世纪40年代末至80年代，是中国历史发展的特殊时期，经历过很多重大的政治历史事件，新中国成立、大跃进、大鸣大放、反右斗争、十年“文革”、拨乱反正、改革开放等，也因此国内的新闻史研究受革命史取向、革命史观的“革命史范式”的影响颇深，有些学者甚至把中国新闻史当成中国政治史、思想史来撰写。但刘家林教授的这部《新中国新闻传播60年长编1949—2009》却是以新闻历史本体作为研究导向。他认为，“当代新闻传播史的研究，主要包括新闻传播业发展史、新闻体制及制度发展史、新闻传播思想及观念史三個有机组成部分，而不限于单一的新闻业史（主要是报业史）研究”。因此全书对颇为流行的“革命史范式”的旧新闻史框架和研究范式进行了突破，不是单一的只限于“革命史观”，而是力求实事求是、立体地呈现新闻史的多彩面目，由此也拓展了新闻传播史研究的空间和领域。
全书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新闻传播业说起，历述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十年“文革”、80年代全面改革、90年代深化改革（1990—2009）的新闻事业。在全面呈现中国新闻史逐步发展脉络的同时，还对我国60年来新闻传播制度、观念、思想进行了深度的条分缕析，除分别对报刊、广播、电视台、互联网等媒体进行详细入微的研究与探讨外，还对新中国成立初期全面盲目学习苏联新闻经验、大跃进时的“高产卫星上天”、“文革”中盛极一时的“大字报”“小报”等畸形传播形态也进行了独到的研究。比如，在论及全面盲目学习苏联新闻经验这点上，刘家林教授指出，新中国成立初期，由于我国缺乏在社会主义国家办新闻事业的经验，在当时借鉴苏联新闻工作的业务经验和严谨作风，可以普遍提高中国新闻界的整体业务水平，这很有必要；但不顾我国的实际情况，采取教条主义、形式主义的照抄照搬，不敢越雷池一步，却严重束缚了自己的手脚和自主创新精神，阻碍了我国新闻事业的快速发展。尤其可笑的是，“在社论的写作上，盲目模仿《真理报》，不论有无必要，硬要每天必有一篇。于是，《人民日报》和全国报纸都在为实现‘每天一篇’而绞尽脑汁。”
在注重呈现新闻传播史的多彩面目的同时，刘家林教授还开创了“专题研究”与“案例研究”结合的行文思路，由此使新闻传播史显得非常鲜活而又立体。比如，在论及80年代新闻传播观念、内容及形式的大变革时，他通过《新闻传播业务的大改革及对旧有报道模式的突破与创新》专题，集中探讨20世纪80年代全国主要报纸的改版与“打假”及典型报道、批评性报道、深度报道、新闻评论、旅行通讯，乃至舆论监督的开展，以及小文化专栏的发展等。尤其在研究新闻媒体批评性报道与舆论监督的开展上，还列举了渤海二号以及大兴安岭火灾这两個典型案例来进行深入细致的探讨。
1979年11月25日凌晨3点30分左右，石油部海洋石油勘探局的“渤海二号”钻井船在从渤海湾迁往新井位的拖航作业中翻沉，当时船上共有74人，2人获救，72人死亡，这是一起严重违章指挥造成的重大事故。事隔8個月后，于1980年7月22日，《工人日报》头版头条才刊登消息《“渤海二号”钻井船在拖航中翻沉》，同时配发该报记者陈骥、牛风和采写的长篇述评《“渤海二号”钻井船翻沉事故说明了什么》。刘家林教授认为，《工人日报》对“渤海二号”钻井船翻沉事故的报道具有重大的开拓意义，不仅打破了1949年以来媒体“报喜不报忧”“重大事故一般不见报”的潜规则，也突破了我国长期以来批评报道“打苍蝇不打老虎”、不涉及高级干部的“禁区”。
1987年5月6日，大兴安岭西端西林吉林业局古莲林场发生大火，造成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最严重的森林火灾。1987年6月，《中国青年报》连续以《红色的警告》《黑色的咏叹》《绿色的悲哀》三篇文章（后称为三色报道）做了深度报道。刘家林教授认为，这三篇文章跳出了以往灾难及事故报道中专门报道“救灾英雄”的旧模式，分别以火与社会、火与人、火与自然为主题，揭露了旧体制结构及管理模式的僵化和弊端百出、火灾背后官僚主义的猖獗、人们生态环境保护意识的单薄，并对人性方面做了更深层次的思考。
刘家林教授认为，渤海二号以及大兴安岭火灾这两個批评性舆论监督报道，堪称我国媒体开展批评性报道与实施舆论监督的里程碑，由此开始，中国新闻传播才形成了新闻舆论监督的强大声势，真正开始为中国传播新闻史，抒写时代的独特记录，唱响历史的独特声音。
紧跟时代，为网络新媒体“立传”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进入21世纪初，互联网、手机报、手机电视、手机上网等新媒体传播形态的陆续产生与发展，使中国新闻的传播格局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而互联网、手机也迅速成为继报纸、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之后又一重要的传播形式，成为人们了解新闻、获取信息、增长知识的又一重要渠道。
虽然中国新闻的传播格局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但较早前的新闻传播史著作因写作年份的限制，还未来得及将这些新媒体纳入研究视野，而一些新近出版的新闻传播史著作，或许又因为互联网、手机传播方式的新颖，对这些新媒体的发展历史及其作用一时难于深入研究。而刘家林教授的这部著作，紧跟时代，不仅将新媒体发展史纳入了新闻传播学的视野，还花很大篇幅去进行追踪研究新媒体的兴起与发展，肯定了新媒体在新闻传播史中的地位与作用。可以说，刘家林教授在为网络、手机等新媒体“立传”的同时，已经为新闻传播史研究开拓了新的思考方向。 全书从回顾1995年“上网”潮如何开始在中国出现，继而谈到不断增长的中国网民为网络媒体的发展如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和支持，并且在人们的社会生活中如何显示其强大的威力。尤其是在2007年3月，重庆“史上最牛钉子户”照片在网上登出后，引起社会的强烈反响，暴露出强行拆迁、暴力拆迁中存在的一些深层次问题，最终推动了《物权法》的诞生。此后，最初经过网络传遍天下的山西“黑砖窑”事件、陕西“华南虎假照片”事件等，又如何随着传统媒体（报纸、电视）的跟进报道和深度报道，使这些原本属于地方性质的公共事件演变成全国性的公共事件。而2008年5月12日14点28分发生的汶川大地震报道更再次见证了网络媒体对社会所起的积极作用：先后通过博客、论坛、帖子、视频等多种多样的方式，网民客观地写出各自的所见所闻所思，并与网友及时产生互动，由此激发了更多的网友对受灾群众的同情与担忧，并创造性地开创了“为灾区网友寻亲”这种全新的互动模式，让温暖源源不断地传递在中华大地。
透过网络新媒介，信息传播快捷，时效性更强，也由此拓展了人们的信息空间；但另一方面，海量信息泥沙俱下，鱼龙混杂和垃圾信息的泛滥，很容易使人们迷失在信息的海洋中，更有甚者还可能在网上实施网络暴力等。面对网络新媒介这把双刃剑，刘家林教授提出了自己的呼吁与思考：当代的新闻传播思想及观念，应该重视对网民开展网络素质教育，以提升网民素养，培养网民有效利用新媒介完善自我，提高参与新媒介传播信息的正能力，使网络新媒介更具有客观性和公正性。
公正、客观，这是新闻传播业的生命源泉。早在1956年5月28日，刘少奇召集新华社负责同志做重要的谈话时，就明确指出：“新华社的报道，如果有了片面性，就会丧失一切，对自己不利，对人民不利，就不能成为世界性通讯社……新华社要成为世界性通讯社，新华社的新闻就必须是客观的、真实的、公正的、全面的，同时必须是有立场的，和其他通讯社相比，尽管观点不一样，但是新闻报道是客观的、真实的、公正的、全面的，这就能在世界上建立威信。”刘少奇的话语掷地有声——客观、真实、公正、全面，这是任何新闻媒介在世界上建立威信的基本准则。从这点上说，刘家林教授的《新中国新闻传播60年长编1949—2009》，在全面梳理新中国60年新闻传播史变迁的同时，也就具有了一种引导当代新媒介健康发展的独特意义。
（责任编辑 洪滔）
《新中国新闻传播60年长编1949—2009》一书是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刘家林的最新力作。据悉，该书是目前国内唯一一部当代新闻传播通史，可以说填补了中国当代新闻史的空白。
刘家林教授在这部著作中，将新中国新闻传播60年的经验教训尽揽其中，开创了一种“大新闻传播史观”的宏大视野。他不仅论述了自新中国成立以来的重大新闻事件、重要新闻人物与他们的新闻活动及对中国新闻事业发展的贡献，同时结合当时的具体社会现实作了深入的分析与探讨，也因此具有了重要史料分析与保存价值。笔者认为，这部著作尤其是在“立体呈现中国新闻发展史的面目”“紧跟时代，为网络媒体‘立传”’这两点上呈现出非常显著的特色，彰显出了刘家林教授立足于把60年新闻传播史作为“时代的记录，历史的声音”去研究和抒写的宏大视野，也由此挖掘和梳理出了新中国新闻传播史对当今的独特意义性。
立体呈现中国新闻发展史的面目
20世纪40年代末至80年代，是中国历史发展的特殊时期，经历过很多重大的政治历史事件，新中国成立、大跃进、大鸣大放、反右斗争、十年“文革”、拨乱反正、改革开放等，也因此国内的新闻史研究受革命史取向、革命史观的“革命史范式”的影响颇深，有些学者甚至把中国新闻史当成中国政治史、思想史来撰写。但刘家林教授的这部《新中国新闻传播60年长编1949—2009》却是以新闻历史本体作为研究导向。他认为，“当代新闻传播史的研究，主要包括新闻传播业发展史、新闻体制及制度发展史、新闻传播思想及观念史三個有机组成部分，而不限于单一的新闻业史（主要是报业史）研究”。因此全书对颇为流行的“革命史范式”的旧新闻史框架和研究范式进行了突破，不是单一的只限于“革命史观”，而是力求实事求是、立体地呈现新闻史的多彩面目，由此也拓展了新闻传播史研究的空间和领域。
全书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新闻传播业说起，历述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十年“文革”、80年代全面改革、90年代深化改革（1990—2009）的新闻事业。在全面呈现中国新闻史逐步发展脉络的同时，还对我国60年来新闻传播制度、观念、思想进行了深度的条分缕析，除分别对报刊、广播、电视台、互联网等媒体进行详细入微的研究与探讨外，还对新中国成立初期全面盲目学习苏联新闻经验、大跃进时的“高产卫星上天”、“文革”中盛极一时的“大字报”“小报”等畸形传播形态也进行了独到的研究。比如，在论及全面盲目学习苏联新闻经验这点上，刘家林教授指出，新中国成立初期，由于我国缺乏在社会主义国家办新闻事业的经验，在当时借鉴苏联新闻工作的业务经验和严谨作风，可以普遍提高中国新闻界的整体业务水平，这很有必要；但不顾我国的实际情况，采取教条主义、形式主义的照抄照搬，不敢越雷池一步，却严重束缚了自己的手脚和自主创新精神，阻碍了我国新闻事业的快速发展。尤其可笑的是，“在社论的写作上，盲目模仿《真理报》，不论有无必要，硬要每天必有一篇。于是，《人民日报》和全国报纸都在为实现‘每天一篇’而绞尽脑汁。”
在注重呈现新闻传播史的多彩面目的同时，刘家林教授还开创了“专题研究”与“案例研究”结合的行文思路，由此使新闻传播史显得非常鲜活而又立体。比如，在论及80年代新闻传播观念、内容及形式的大变革时，他通过《新闻传播业务的大改革及对旧有报道模式的突破与创新》专题，集中探讨20世纪80年代全国主要报纸的改版与“打假”及典型报道、批评性报道、深度报道、新闻评论、旅行通讯，乃至舆论监督的开展，以及小文化专栏的发展等。尤其在研究新闻媒体批评性报道与舆论监督的开展上，还列举了渤海二号以及大兴安岭火灾这两個典型案例来进行深入细致的探讨。
1979年11月25日凌晨3点30分左右，石油部海洋石油勘探局的“渤海二号”钻井船在从渤海湾迁往新井位的拖航作业中翻沉，当时船上共有74人，2人获救，72人死亡，这是一起严重违章指挥造成的重大事故。事隔8個月后，于1980年7月22日，《工人日报》头版头条才刊登消息《“渤海二号”钻井船在拖航中翻沉》，同时配发该报记者陈骥、牛风和采写的长篇述评《“渤海二号”钻井船翻沉事故说明了什么》。刘家林教授认为，《工人日报》对“渤海二号”钻井船翻沉事故的报道具有重大的开拓意义，不仅打破了1949年以来媒体“报喜不报忧”“重大事故一般不见报”的潜规则，也突破了我国长期以来批评报道“打苍蝇不打老虎”、不涉及高级干部的“禁区”。
1987年5月6日，大兴安岭西端西林吉林业局古莲林场发生大火，造成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最严重的森林火灾。1987年6月，《中国青年报》连续以《红色的警告》《黑色的咏叹》《绿色的悲哀》三篇文章（后称为三色报道）做了深度报道。刘家林教授认为，这三篇文章跳出了以往灾难及事故报道中专门报道“救灾英雄”的旧模式，分别以火与社会、火与人、火与自然为主题，揭露了旧体制结构及管理模式的僵化和弊端百出、火灾背后官僚主义的猖獗、人们生态环境保护意识的单薄，并对人性方面做了更深层次的思考。
刘家林教授认为，渤海二号以及大兴安岭火灾这两個批评性舆论监督报道，堪称我国媒体开展批评性报道与实施舆论监督的里程碑，由此开始，中国新闻传播才形成了新闻舆论监督的强大声势，真正开始为中国传播新闻史，抒写时代的独特记录，唱响历史的独特声音。
紧跟时代，为网络新媒体“立传”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进入21世纪初，互联网、手机报、手机电视、手机上网等新媒体传播形态的陆续产生与发展，使中国新闻的传播格局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而互联网、手机也迅速成为继报纸、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之后又一重要的传播形式，成为人们了解新闻、获取信息、增长知识的又一重要渠道。
虽然中国新闻的传播格局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但较早前的新闻传播史著作因写作年份的限制，还未来得及将这些新媒体纳入研究视野，而一些新近出版的新闻传播史著作，或许又因为互联网、手机传播方式的新颖，对这些新媒体的发展历史及其作用一时难于深入研究。而刘家林教授的这部著作，紧跟时代，不仅将新媒体发展史纳入了新闻传播学的视野，还花很大篇幅去进行追踪研究新媒体的兴起与发展，肯定了新媒体在新闻传播史中的地位与作用。可以说，刘家林教授在为网络、手机等新媒体“立传”的同时，已经为新闻传播史研究开拓了新的思考方向。 全书从回顾1995年“上网”潮如何开始在中国出现，继而谈到不断增长的中国网民为网络媒体的发展如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和支持，并且在人们的社会生活中如何显示其强大的威力。尤其是在2007年3月，重庆“史上最牛钉子户”照片在网上登出后，引起社会的强烈反响，暴露出强行拆迁、暴力拆迁中存在的一些深层次问题，最终推动了《物权法》的诞生。此后，最初经过网络传遍天下的山西“黑砖窑”事件、陕西“华南虎假照片”事件等，又如何随着传统媒体（报纸、电视）的跟进报道和深度报道，使这些原本属于地方性质的公共事件演变成全国性的公共事件。而2008年5月12日14点28分发生的汶川大地震报道更再次见证了网络媒体对社会所起的积极作用：先后通过博客、论坛、帖子、视频等多种多样的方式，网民客观地写出各自的所见所闻所思，并与网友及时产生互动，由此激发了更多的网友对受灾群众的同情与担忧，并创造性地开创了“为灾区网友寻亲”这种全新的互动模式，让温暖源源不断地传递在中华大地。
透过网络新媒介，信息传播快捷，时效性更强，也由此拓展了人们的信息空间；但另一方面，海量信息泥沙俱下，鱼龙混杂和垃圾信息的泛滥，很容易使人们迷失在信息的海洋中，更有甚者还可能在网上实施网络暴力等。面对网络新媒介这把双刃剑，刘家林教授提出了自己的呼吁与思考：当代的新闻传播思想及观念，应该重视对网民开展网络素质教育，以提升网民素养，培养网民有效利用新媒介完善自我，提高参与新媒介传播信息的正能力，使网络新媒介更具有客观性和公正性。
公正、客观，这是新闻传播业的生命源泉。早在1956年5月28日，刘少奇召集新华社负责同志做重要的谈话时，就明确指出：“新华社的报道，如果有了片面性，就会丧失一切，对自己不利，对人民不利，就不能成为世界性通讯社……新华社要成为世界性通讯社，新华社的新闻就必须是客观的、真实的、公正的、全面的，同时必须是有立场的，和其他通讯社相比，尽管观点不一样，但是新闻报道是客观的、真实的、公正的、全面的，这就能在世界上建立威信。”刘少奇的话语掷地有声——客观、真实、公正、全面，这是任何新闻媒介在世界上建立威信的基本准则。从这点上说，刘家林教授的《新中国新闻传播60年长编1949—2009》，在全面梳理新中国60年新闻传播史变迁的同时，也就具有了一种引导当代新媒介健康发展的独特意义。
（责任编辑 洪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