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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基于四川省成都市5县（区）及宜宾、泸州、巴中3市农村地区86户家庭农场的实地调研数据，运用ZINB模型对家庭农场正规和非正规信贷的可获性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1）农场主性别、受教育年限、对银行信贷的了解程度对其正规信贷可获性有显著正向影响；（2）对国家扶持政策的估计结果显示，资金的政策端获取与贷款端获取并非互相促进，而呈替代特征且因为替代效应与收入效应大小的差异，使对扶持政策的了解在正规与非正规信贷中呈现负向影响；（3）对银行信贷的了解对农场正规及非正规信贷可获性皆有显著正向影响；（4）对正规与非正规信贷估计结果整体对比可以推测，两者间并非完全替代，某些情况下可互相促进。由此可见，要提高农场主信贷可获性，农场主要提高自身素质，加强家庭农场建设；政府要积极引导，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加快农村非正规金融合法化进程。
关键词：家庭农场；正规信贷；非正规信贷；信贷可获性
中图分类号： F324.1文献标志码： A文章编号：1002-1302（2017）08-0313-04
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的加快，传统农业经营模式难以满足现代农业发展需要。家庭农场作为发展现代农业理想的主流载体和提高农业集约化水平的重要途径，是我国农村改革的重要内容[1]。当前，家庭农场作为专业大户，处于发展的初步阶段，资金需求旺盛[2]。随着家庭农场生产规模的扩大，其融资需求进一步膨胀。但政府和市场的金融支持和农场对资金的需求处于供需不平衡状态，农场主信贷可获性低[3]。金融难题影响家庭农场的后续成长，现实情况迫切需要学术界对金融支持与家庭农场发展进行深入研究。
1文献综述
正规信贷主要是指从正规金融机构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农村合作银行和农村商业银行以及新型农村金融机构（村镇银行、小额贷款公司和农民资金互助社）获得的贷款，不受政府监管或控制的借贷活动称为非正规金融[4]。在对正规信贷和非正规信贷研究方面，非正规金融由于在经济增长过程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得到了众多学者的经验支持[5-8]。
理论研究方面，赖秀福指出，规模化、集约化、商品化经营的家庭农场突破了传统农户信贷小额、短期、用途单一的局限，也对信贷支持方面的金融服务有了更高的需求[9]。总之，家庭农场融资需求额度和金融服务需求强烈[10]。在家庭农场信贷可获性方面，贡伟宏指出，农场主第一融资渠道主要以自有资金、抵押资产及不动产为主，融资需求额度普遍较大，信贷可获性不高，资金短缺成为家庭农场发展的擎肘[11]。很多刚起步的家庭农场因不具备金融机构要求的抵押或担保条件，很难获得贷款[12]。进一步针对正规信贷中以联保贷款、抵质押贷款为主的贷款方式仍不能满足家庭农场多样化需求的现实，学者们对该现象进行了分析，兰勇等认为，家庭农场认定标准模糊、法律地位不明确是农场主申请抵押贷款困难的重要原因[13]；岳正华等指出，新型家庭农场经营主体短缺、农场主教育水平不高、技术创新能力不强也是可能的原因[14]；王春贤认为家庭农场地权、土地承包经营权等产权界定模糊，都限制了家庭农场抵押贷款的可获性[15]。综上，农村产权交易市场缺失、农村征信体系建设滞后、金融服务供给路径依赖等都使得家庭农场发展受到现代金融服务的制约[16]；而非正规信贷如民间借贷行为的不规范则又会损害家庭农场经营主体的权益[17]。由此，从正规与非正规信贷角度对农场信贷可获性进行对比分析具备现实意义，故不少学者对此进行了实证考察。
在实证研究方面，汪艳涛等用多元Logit方法对不同来源的农村金融支持效果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政府提供的通用性金融支持、金融机构提供的专用性金融支持、农场自有资金对家庭农场的培育具有显著影响[18]。兰勇等运用Tobit模型探讨信贷规模的影响因素，提出构建包括信贷、保险、期货等内容的多元化家庭农场金融支持体系[13]。周月书等运用Logistic模型分析家庭农场信贷可获性，得出家庭农场是否有抵押或他人担保是主要影响因素，建议农村金融机构适当调整经营策略和市场定位，创新金融产品[12]。易小兰用实际信贷在申请信贷中所占比重衡量农户的正规信贷可获性，利用Tobit回归分析得出贷款申请规模对农户正规贷款可获性有负向影响等结论[19]。张兵等采用多项Logit模型和Heckman两阶段选择模型，实证检验了非正规金融，提高了农户的信贷可获性[20]。非正规金融与正规金融的服务对象以及借款用途具有显著差异，二者在功能上存在一定的互补性，张兵等提出要加快农村非正规金融合法化[20]。但遗憾在于，上述研究多单独针对正规信贷、非正规信贷、信贷整体可获性的影响因素进行考察，亦或从正规与非正规金融服务对象或作用效果的角度研究，但同时对家庭農场正规与非正规信贷可获性的影响因素进行对比分析的研究尚有不足。
因此，本研究以家庭农场为研究对象，探究其正规信贷和非正规信贷的可获性差异及其各自的影响因素，为发展情况不同的家庭农场拓宽融资渠道、有针对性地获得各项贷款提出建议，正视非正规信贷在家庭农场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为国家扶持家庭农场发展和金融机构创新金融支持提供借鉴。
2数据来源与研究设计
2.1数据来源
本研究所用数据来源于笔者所在课题组2016年1—3月分别对四川省成都市的崇州、温江、大邑、郫县、双流以及宜宾、泸州、巴中等地的家庭农场进行的实地调研。在正式调研之前，笔者所在课题组设计了访谈提纲，对各地农工委领导及资金互助社理事进行了访谈，了解当地家庭农场规模和信贷现状方面的一些实际情况。调研对象为各家庭农场农场主，采取问卷调查和访谈相结合的方式。样本农场的选取是综合考虑地区家庭农场发展状况、发展特色、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家庭农场的空间分布特征后确定的。成都市周边家庭农场发展快、数量多并形成集聚，而宜宾、泸州、巴中市在四川省中示范性家庭农场数量靠前。本次调研共发放问卷102份，最终获得有效问卷86份，有效率为84.31%。 2.2变量选取及描述性统计
根据以往研究结果[18]，以及笔者在调研中对家庭农场农场主信贷可获性影响因素的观察，由此确定本研究须探究的家庭农场信贷可获性影响因素，并给出了影响因素对信贷可获性影响的预期方向（表1）。
由表1可见，农场主年平均正规信贷次数为1.04次，年平均非正规信贷次数为1.36次，非正规信贷的可获性更高。
2.3实证设计
2.3.1模型选择一方面，由于本研究被解释变量属于离散计数模型，对应常用计量方法为泊松回归（POISSON）或负二项回归（NBREG），为选择恰当估计方法，笔者对总体的均值和方差是否相等首先进行α检验，结果在5%置信水平上显著拒绝总体均值方差相等的原假设，提示样本数据存在过度离散，服从负二项分布，应采用负二项回归模型。另一方面，由于样本被解释变量中0占比在50%左右，故这里考虑使用零膨胀负二项回归（ZINB）方法进行复合估计。当然，出于稳健考虑笔者同时对负二项回归的情况进行了报告。
2.3.2模型构建在实际的零膨胀计数模型中，由于观察值中有太多的0，为此，把总体分为零计数和非零计数2个子集建立混合的概率分布（这里以正规信贷可获性为例）：
3实证结果及分析
3.1家庭农场信贷可获性影响因素的实证结果
按照上述实证设计，本研究实证估计结果见表2。
3.2家庭农场信贷可获性影响因素对比分析
由表2可以简单看出，各影响因素在正规信贷和非正规信贷间的显著性表现和符号方向均具有一定差异，为便于对比，本研究将各类影响因素划分为公共部分与非公共部分进行讨论，结果见表3。
3.3公共影响因素分析
农场主对国家扶持家庭农场相关政策了解的回归系数为负，在0.01水平上显著，这看似与常识不符，实则暗示农场资金的政策端和信贷端来源间存在挤出效应，国家对家庭农场进行扶持，包括直补、流转土地租金补贴、贷款贴息补贴、农机补贴、农资补贴等，农场主越了解国家扶持政策，越容易有针对性地从国家获得多方面补贴，从而弥补自己的资金缺口，农场主对国家扶持政策的了解有效减少了获取政策端资金所花费的时间、精力等要素，由此可能从替代效应和收入效应角度对此进行分析，替代效应会使农场主更倾向于选择政策渠道而减少贷款渠道，但收入效应使农场主增加对这2种渠道的选用，在正规信贷的可获性中，替代效应大于收入效应，对扶持政策的了解会减少正规信贷的可获性，而非正规信贷则相反，收入效应大于替代效应，对扶持政策的了解增加了非正规信贷的可获性。
不论在正规还是非正规信贷中，农场主对银行信贷的了解情况系数均为正，分别在0.05、0.01水平上检验显著，说明农场主越了解银行信贷政策，信贷可獲性越高，且提示在某些情况下正规信贷和非正规信贷是相互促进的。
同样，无论对正规或非正规信贷，融资抵押品虚拟变量的实证结果说明，不同融资抵押品的差异会影响家庭农场主信贷的可获性。相对于农房抵押贷款，用农作物预期收益作抵押或信用贷款的农场主获得正规信贷支持的可能性更小。可能的解释是住房在农房产权界定清晰和农房抵押贷款已经正式实行的背景下，是金融机构最为熟悉的抵押品之一，而土地流转收益保证贷款的担保风险较大，信用贷款又对家庭农场的发展规模和前景以及农场主社会关系要求更高，故以农房为抵押更易获得信贷支持。
3.4非公共影响因素
从正规信贷可获性、模型回归结果来看，性别、年龄的回归系数都为正，且性别在0.01水平上显著。相比于女性，男性更容易获得正规贷款。教育水平高的农场主正规信贷资金的获得可能性更大，这与笔者的预期一致。家庭农场是否拥有技术通过了0.05水平的显著性检验，但系数为负，说明拥有先进技术的农场主获得正规信贷的可能性小，与预期相反。可能的原因是农场主正规信贷的途径主要有农信社、银行，最常见的有抵押贷款和信用贷款2种方式，抵押贷款以土地承包经营权、林权或农村居民房屋产权为抵押品，信用贷款则要求家庭农场经过前期发展已有一定的资本积累，达到一定的资产规模，对农场主社会关系要求也较高，对家庭农场拥有的技术要求不高。在非正规信贷可获性方面，土地流转价格系数为负，在0.1水平上显著，说明地租越高，农场主非正规信贷的可获性越低，这与预期一致。
4结论与启示
本研究基于四川省成都市5县（区）及宜宾、泸州、巴中3市农村地区86户家庭农场的调研数据，运用ZINB模型对家庭农场正规和非正规信贷的可获性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1）描述性统计方面，农场主的非正规信贷可获性更高。（2）公共影响因素部分，农场主对国家扶持政策的了解情况和对银行信贷的了解情况对农场主信贷可获性均影响显著，农场主越了解扶持政策，其正规信贷可获性越低、非正规信贷可获性越高，这可能是由于替代效应和收入效应的作用强度不同导致；农场主对银行信贷的掌握程度越高，其正规信贷和非正规信贷的可获性都越高，这说明正规渠道和非正规渠道在某些情况下是相互促进的；而在融资抵押品中，农村住房更能获得正规金融机构的信任。（3）非公共影响因素部分，农场主的性别对其正规信贷可获性有显著正向影响；家庭农场是否拥有技术对其正规信贷可获性有显著负向影响；土地流转价格对其非正规信贷可获性有显著负向影响。
综上所述，家庭农场主正规和非正规信贷的可获性存在差异。首先，农场主自身特征对其正规信贷可获性影响较大。其次，由于替代效应和收入效应的对比作用，农场主对国家扶持政策的了解对正规信贷和非正规信贷可获性的影响是不同的。最后，在某些情况下，正规信贷和非正规信贷之间是相互促进的。
从本研究结论中可以得到以下启示：（1）农场主自身方面，农场主可以通过互联网等途径，学习先进的农场生产、管理技术，在第一、第三产业融合发展背景下，发展新型家庭农场，延长产业链，实现规模经营和增加收入，提高资金供给方对其还款能力的评价。（2）信息获取方面，农场主要主动了解国家扶持家庭农场的相关政策和银行最新信贷政策，拓宽自己的资金来源渠道。（3）政府举措方面，政府要积极引导，加大政策支持力度，营造金融支持体系良好的外部环境。完善《物权法》《担保法》，夯实土地流转，推进农房、宅基地、承包地确权，引导建立产权评估机构和产权交易市场，为农场主信贷担保问题的解决提供保障。由于农场主非正规信贷可获性更高，说明现阶段非正规信贷途径在解决家庭农场资金难题上发挥着重要作用，有关部门应尽快出台相关法律以加快农村非正规金融合法化进程。 参考文献：
[1]黄桂弟. 发展家庭农场建设现代农业——来自松江家庭农场的思考和启示[J]. 统计科学与实践，2010（8）：43-44.
[2]刘向华. 我国家庭农场发展的困境与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J]. 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3（10）：31-35.
[3]郭伊楠. 家庭农场融资问题研究[J]. 南方金融，2013（3）：59-61.
[4]Adams D W，Fitchett D A. Informal finance in law-income country boulder，CO[M]. Portlangd：Westview Press，1992.
[5]Calomiris C W，Rajaraman I. The role of ROSCAs： lumpy durables or event insurance？[J].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1998，56（1）：207-216.
[6]Tang S Y. Informal credit markets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aiwan[J]. World Development，1995，23（5）：845-855.
[7]Aleem I. Imperfect information，screening，and the costs of informal lending： a study of a rural credit market in Pakistan[J]. The World Bank Economic Review，1990，4（3）：329-349.
[8]Jain S. Symbiosis vs. crowding-out： the interaction of formal and informal credit markets in developing countries[J].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1999，59（99）：419-444.
[9]賴秀福. “家庭农场”融资需求及支持模式研究——以新疆县域农业现代化调研为例[J]. 中国金融家，2013（11）：58-61.
[10]姚林华. 广西家庭农场金融需求调查[J]. 农村经营管理，2013（10）：24-25.
[11]贡伟宏. 青海省家庭农场金融服务探讨[J]. 青海金融，2013（7）：4-6.
[12]周月书，殷悦，于嘉茵. 家庭农场信贷可获性影响研究——基于江苏宜兴与睢宁家庭农场的调查[J]. 农业经济与管理，2016（3）：78-85.
[13]兰勇，周孟亮，易朝辉. 我国家庭农场金融支持研究[J]. 农业技术经济，2015（6）：48-56.
[14]岳正华，杨建利. 我国发展家庭农场的现状和问题及政策建议[J]. 农业现代化研究，2013，34（4）：420-424.
[15]王春贤. 关于安徽省家庭农场金融服务情况的调研与思考[J]. 金融经济（理论版），2013（11）：173-175.
[16]李善民. 家庭农场金融服务困境及其优化路径——以广西151户家庭农场为例[J]. 南方金融，2014（5）：62-66.
[17]江维国. 家庭农场发展中的金融支持体系构建[J]. 南方金融，2014（2）：56-58.
[18]汪艳涛，高强，金炜博. 农村金融支持影响家庭农场培育的机理与实效——基于金融支持来源视角的实证检验[J]. 财经论丛，2015（9）：34-41.
[19]易小兰. 农户正规借贷需求及其正规贷款可获性的影响因素分析[J]. 中国农村经济，2012（2）：56-63.
[20]张兵，张宁. 农村非正规金融是否提高了农户的信贷可获性？——基于江苏1202户农户的调查[J]. 中国农村经济，2012（10）：58-68.
关键词：家庭农场；正规信贷；非正规信贷；信贷可获性
中图分类号： F324.1文献标志码： A文章编号：1002-1302（2017）08-0313-04
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的加快，传统农业经营模式难以满足现代农业发展需要。家庭农场作为发展现代农业理想的主流载体和提高农业集约化水平的重要途径，是我国农村改革的重要内容[1]。当前，家庭农场作为专业大户，处于发展的初步阶段，资金需求旺盛[2]。随着家庭农场生产规模的扩大，其融资需求进一步膨胀。但政府和市场的金融支持和农场对资金的需求处于供需不平衡状态，农场主信贷可获性低[3]。金融难题影响家庭农场的后续成长，现实情况迫切需要学术界对金融支持与家庭农场发展进行深入研究。
1文献综述
正规信贷主要是指从正规金融机构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农村合作银行和农村商业银行以及新型农村金融机构（村镇银行、小额贷款公司和农民资金互助社）获得的贷款，不受政府监管或控制的借贷活动称为非正规金融[4]。在对正规信贷和非正规信贷研究方面，非正规金融由于在经济增长过程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得到了众多学者的经验支持[5-8]。
理论研究方面，赖秀福指出，规模化、集约化、商品化经营的家庭农场突破了传统农户信贷小额、短期、用途单一的局限，也对信贷支持方面的金融服务有了更高的需求[9]。总之，家庭农场融资需求额度和金融服务需求强烈[10]。在家庭农场信贷可获性方面，贡伟宏指出，农场主第一融资渠道主要以自有资金、抵押资产及不动产为主，融资需求额度普遍较大，信贷可获性不高，资金短缺成为家庭农场发展的擎肘[11]。很多刚起步的家庭农场因不具备金融机构要求的抵押或担保条件，很难获得贷款[12]。进一步针对正规信贷中以联保贷款、抵质押贷款为主的贷款方式仍不能满足家庭农场多样化需求的现实，学者们对该现象进行了分析，兰勇等认为，家庭农场认定标准模糊、法律地位不明确是农场主申请抵押贷款困难的重要原因[13]；岳正华等指出，新型家庭农场经营主体短缺、农场主教育水平不高、技术创新能力不强也是可能的原因[14]；王春贤认为家庭农场地权、土地承包经营权等产权界定模糊，都限制了家庭农场抵押贷款的可获性[15]。综上，农村产权交易市场缺失、农村征信体系建设滞后、金融服务供给路径依赖等都使得家庭农场发展受到现代金融服务的制约[16]；而非正规信贷如民间借贷行为的不规范则又会损害家庭农场经营主体的权益[17]。由此，从正规与非正规信贷角度对农场信贷可获性进行对比分析具备现实意义，故不少学者对此进行了实证考察。
在实证研究方面，汪艳涛等用多元Logit方法对不同来源的农村金融支持效果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政府提供的通用性金融支持、金融机构提供的专用性金融支持、农场自有资金对家庭农场的培育具有显著影响[18]。兰勇等运用Tobit模型探讨信贷规模的影响因素，提出构建包括信贷、保险、期货等内容的多元化家庭农场金融支持体系[13]。周月书等运用Logistic模型分析家庭农场信贷可获性，得出家庭农场是否有抵押或他人担保是主要影响因素，建议农村金融机构适当调整经营策略和市场定位，创新金融产品[12]。易小兰用实际信贷在申请信贷中所占比重衡量农户的正规信贷可获性，利用Tobit回归分析得出贷款申请规模对农户正规贷款可获性有负向影响等结论[19]。张兵等采用多项Logit模型和Heckman两阶段选择模型，实证检验了非正规金融，提高了农户的信贷可获性[20]。非正规金融与正规金融的服务对象以及借款用途具有显著差异，二者在功能上存在一定的互补性，张兵等提出要加快农村非正规金融合法化[20]。但遗憾在于，上述研究多单独针对正规信贷、非正规信贷、信贷整体可获性的影响因素进行考察，亦或从正规与非正规金融服务对象或作用效果的角度研究，但同时对家庭農场正规与非正规信贷可获性的影响因素进行对比分析的研究尚有不足。
因此，本研究以家庭农场为研究对象，探究其正规信贷和非正规信贷的可获性差异及其各自的影响因素，为发展情况不同的家庭农场拓宽融资渠道、有针对性地获得各项贷款提出建议，正视非正规信贷在家庭农场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为国家扶持家庭农场发展和金融机构创新金融支持提供借鉴。
2数据来源与研究设计
2.1数据来源
本研究所用数据来源于笔者所在课题组2016年1—3月分别对四川省成都市的崇州、温江、大邑、郫县、双流以及宜宾、泸州、巴中等地的家庭农场进行的实地调研。在正式调研之前，笔者所在课题组设计了访谈提纲，对各地农工委领导及资金互助社理事进行了访谈，了解当地家庭农场规模和信贷现状方面的一些实际情况。调研对象为各家庭农场农场主，采取问卷调查和访谈相结合的方式。样本农场的选取是综合考虑地区家庭农场发展状况、发展特色、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家庭农场的空间分布特征后确定的。成都市周边家庭农场发展快、数量多并形成集聚，而宜宾、泸州、巴中市在四川省中示范性家庭农场数量靠前。本次调研共发放问卷102份，最终获得有效问卷86份，有效率为84.31%。 2.2变量选取及描述性统计
根据以往研究结果[18]，以及笔者在调研中对家庭农场农场主信贷可获性影响因素的观察，由此确定本研究须探究的家庭农场信贷可获性影响因素，并给出了影响因素对信贷可获性影响的预期方向（表1）。
由表1可见，农场主年平均正规信贷次数为1.04次，年平均非正规信贷次数为1.36次，非正规信贷的可获性更高。
2.3实证设计
2.3.1模型选择一方面，由于本研究被解释变量属于离散计数模型，对应常用计量方法为泊松回归（POISSON）或负二项回归（NBREG），为选择恰当估计方法，笔者对总体的均值和方差是否相等首先进行α检验，结果在5%置信水平上显著拒绝总体均值方差相等的原假设，提示样本数据存在过度离散，服从负二项分布，应采用负二项回归模型。另一方面，由于样本被解释变量中0占比在50%左右，故这里考虑使用零膨胀负二项回归（ZINB）方法进行复合估计。当然，出于稳健考虑笔者同时对负二项回归的情况进行了报告。
2.3.2模型构建在实际的零膨胀计数模型中，由于观察值中有太多的0，为此，把总体分为零计数和非零计数2个子集建立混合的概率分布（这里以正规信贷可获性为例）：
3实证结果及分析
3.1家庭农场信贷可获性影响因素的实证结果
按照上述实证设计，本研究实证估计结果见表2。
3.2家庭农场信贷可获性影响因素对比分析
由表2可以简单看出，各影响因素在正规信贷和非正规信贷间的显著性表现和符号方向均具有一定差异，为便于对比，本研究将各类影响因素划分为公共部分与非公共部分进行讨论，结果见表3。
3.3公共影响因素分析
农场主对国家扶持家庭农场相关政策了解的回归系数为负，在0.01水平上显著，这看似与常识不符，实则暗示农场资金的政策端和信贷端来源间存在挤出效应，国家对家庭农场进行扶持，包括直补、流转土地租金补贴、贷款贴息补贴、农机补贴、农资补贴等，农场主越了解国家扶持政策，越容易有针对性地从国家获得多方面补贴，从而弥补自己的资金缺口，农场主对国家扶持政策的了解有效减少了获取政策端资金所花费的时间、精力等要素，由此可能从替代效应和收入效应角度对此进行分析，替代效应会使农场主更倾向于选择政策渠道而减少贷款渠道，但收入效应使农场主增加对这2种渠道的选用，在正规信贷的可获性中，替代效应大于收入效应，对扶持政策的了解会减少正规信贷的可获性，而非正规信贷则相反，收入效应大于替代效应，对扶持政策的了解增加了非正规信贷的可获性。
不论在正规还是非正规信贷中，农场主对银行信贷的了解情况系数均为正，分别在0.05、0.01水平上检验显著，说明农场主越了解银行信贷政策，信贷可獲性越高，且提示在某些情况下正规信贷和非正规信贷是相互促进的。
同样，无论对正规或非正规信贷，融资抵押品虚拟变量的实证结果说明，不同融资抵押品的差异会影响家庭农场主信贷的可获性。相对于农房抵押贷款，用农作物预期收益作抵押或信用贷款的农场主获得正规信贷支持的可能性更小。可能的解释是住房在农房产权界定清晰和农房抵押贷款已经正式实行的背景下，是金融机构最为熟悉的抵押品之一，而土地流转收益保证贷款的担保风险较大，信用贷款又对家庭农场的发展规模和前景以及农场主社会关系要求更高，故以农房为抵押更易获得信贷支持。
3.4非公共影响因素
从正规信贷可获性、模型回归结果来看，性别、年龄的回归系数都为正，且性别在0.01水平上显著。相比于女性，男性更容易获得正规贷款。教育水平高的农场主正规信贷资金的获得可能性更大，这与笔者的预期一致。家庭农场是否拥有技术通过了0.05水平的显著性检验，但系数为负，说明拥有先进技术的农场主获得正规信贷的可能性小，与预期相反。可能的原因是农场主正规信贷的途径主要有农信社、银行，最常见的有抵押贷款和信用贷款2种方式，抵押贷款以土地承包经营权、林权或农村居民房屋产权为抵押品，信用贷款则要求家庭农场经过前期发展已有一定的资本积累，达到一定的资产规模，对农场主社会关系要求也较高，对家庭农场拥有的技术要求不高。在非正规信贷可获性方面，土地流转价格系数为负，在0.1水平上显著，说明地租越高，农场主非正规信贷的可获性越低，这与预期一致。
4结论与启示
本研究基于四川省成都市5县（区）及宜宾、泸州、巴中3市农村地区86户家庭农场的调研数据，运用ZINB模型对家庭农场正规和非正规信贷的可获性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1）描述性统计方面，农场主的非正规信贷可获性更高。（2）公共影响因素部分，农场主对国家扶持政策的了解情况和对银行信贷的了解情况对农场主信贷可获性均影响显著，农场主越了解扶持政策，其正规信贷可获性越低、非正规信贷可获性越高，这可能是由于替代效应和收入效应的作用强度不同导致；农场主对银行信贷的掌握程度越高，其正规信贷和非正规信贷的可获性都越高，这说明正规渠道和非正规渠道在某些情况下是相互促进的；而在融资抵押品中，农村住房更能获得正规金融机构的信任。（3）非公共影响因素部分，农场主的性别对其正规信贷可获性有显著正向影响；家庭农场是否拥有技术对其正规信贷可获性有显著负向影响；土地流转价格对其非正规信贷可获性有显著负向影响。
综上所述，家庭农场主正规和非正规信贷的可获性存在差异。首先，农场主自身特征对其正规信贷可获性影响较大。其次，由于替代效应和收入效应的对比作用，农场主对国家扶持政策的了解对正规信贷和非正规信贷可获性的影响是不同的。最后，在某些情况下，正规信贷和非正规信贷之间是相互促进的。
从本研究结论中可以得到以下启示：（1）农场主自身方面，农场主可以通过互联网等途径，学习先进的农场生产、管理技术，在第一、第三产业融合发展背景下，发展新型家庭农场，延长产业链，实现规模经营和增加收入，提高资金供给方对其还款能力的评价。（2）信息获取方面，农场主要主动了解国家扶持家庭农场的相关政策和银行最新信贷政策，拓宽自己的资金来源渠道。（3）政府举措方面，政府要积极引导，加大政策支持力度，营造金融支持体系良好的外部环境。完善《物权法》《担保法》，夯实土地流转，推进农房、宅基地、承包地确权，引导建立产权评估机构和产权交易市场，为农场主信贷担保问题的解决提供保障。由于农场主非正规信贷可获性更高，说明现阶段非正规信贷途径在解决家庭农场资金难题上发挥着重要作用，有关部门应尽快出台相关法律以加快农村非正规金融合法化进程。 参考文献：
[1]黄桂弟. 发展家庭农场建设现代农业——来自松江家庭农场的思考和启示[J]. 统计科学与实践，2010（8）：4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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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郭伊楠. 家庭农场融资问题研究[J]. 南方金融，2013（3）：59-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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