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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模式是苏维埃时期苏联共产党建设社会主义的一种组织体系和思想体系。这一模式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取得了成就巨大，但也存在诸多问题。苏联领导集团在对该模式进行改革过程中，出现了重大偏差，这最终导致了苏联社会制度的转轨。今天，我们研究苏联模式兴衰的经验与教训是有必要的，它能让我们充分认识到改革事业的艰巨。
苏联模式也可以称作斯大林模式或传统社会主义模式，它是苏维埃时期苏联共产党建设社会主义的一种组织体系和思想体系。苏维埃国家的全部活动都与这个模式存在密切关系，包括苏联的兴亡。今年是苏联解体二十周年，讨论这个模式的兴衰成败是有必要的。因为在各国发展历史中，动荡、革命和不成功的改革经常出现，而成功的改革却并不多见，所以我们要充分认识到改革是一项多么重要而又艰巨的事业。
苏联模式的兴起与凝固化
苏联模式兴起于20世纪30年代，此前尝试过“战时共产主义”和新经济政策，大致从1928年开始废止新经济政策，逐渐形成了后来称之为的苏联模式。这种模式形成过程中，当时执政党高层发生激烈斗争，结果以斯大林为代表的多数派获胜，随后展开了三大运动：即社会主义工业化运动、农业全盘集体化运动和大清洗运动。
这三大运动的前一项是目标，后两项是配套措施。布尔什维克党这一代领导人认定，只有建立大工业才能为苏联社会主义胜利奠定物质基础，斯大林也是抱着这种信念搞工业化运动的，所以它有以下特点：一是高速度；二是优先发展重工业军事工业；三是采取行政手段。可是搞工业化需要资金和技术，这个难题无论是对外开放还是自力更生都是必须面对的。根据先进国家的经验，一是通过商业活动积累资金，二是通过海外殖民掠夺。当时苏联要采用前者势必费时费日，国际形势也不允许，所以资金问题必须自己解决。因为随着工业化运动展开，大量投资用于重工业，消费品生产不足，无法从农民那里换到粮食，要安排相应的轻工业生产又要占用资金，只能让农民为国家工业化缴纳“贡税”，这样就必须把分散的小农经济组织到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将全国农业经济纳入计划体系，以便于国家从农民手中得到所需粮食和农产品，于是在1929～1932年开展农业全盘集体化运动，这一运动的特点，一是时间短；二是行政命令开路；三是消灭富农。在农业全盘集体化体制下，国家压低农产品收购价格，同时抬高工业品价格，以此达到积累资金之目的。在这种情况下，经济生活严重扭曲，日常生活物资匮乏，城乡关系、党群关系出现紧张，有呼声主张对现有工业化运动进行调整。在这种条件下怎么办？以斯大林为首的苏共党中央不愿意放弃高速度优先发展重工业军事工业的方针与做法，于是发动大清洗运动对于党内持有反对意见的人士进行镇压。结果是，反对的声音被压制下去，工业化继续保持原有高速度，可是对执政党造成的伤害也是显而易见的。
以上三大运动，它们是相互配合、相互促进，彼此存在紧密内在联系，最终形成了以高度集中为基本特征的苏联模式。
二战结束后，苏联国际地位发生根本改变，外部条件也大为好转，它不再是资本主义包围之中的“红色孤岛”。与此同时，战争胜利提高了斯大林个人及其体制的威望，而被战争强化了的苏联模式又按着惯性，不仅原封不动地用于战后和平时期，而且被凝固化、系统化和理想化。
苏联模式凝固化的标志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首先是在理论上全面肯定30年代形成的政治经济体制。这主要表现在斯大林1946年对选民的讲话和1952年发表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中所表达的观点；其次是压制党内外出现的改革呼声。这主要反映在对安德烈也夫和沃兹涅先斯基改革思想的批判；再次是对南斯拉夫展开围攻。苏共领导人认定南共探索符合本国条件的做法不是社会主义的，意在强迫别人接受苏联模式。
以上三点清楚地表明：苏联模式在凝固化。斯大林把苏联模式当作社会主义唯一正确的标准模式，把苏联模式具有的特点当作社会主义的基本规律与特点，进而上升为理论原则，以此来达到统一思想，维护现有模式的目的。同时在实践中，不仅压制国内改革要求，而且对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的改革举动进行围攻，不容许对苏联模式进行怀疑，更不容许改动。把现有模式神圣化的做法极其有害，大大增加了日后改革的难度与阻力。
苏联模式的成就与问题
高度概括苏联模式的成就与问题，就是两句话：成就巨大，问题不小。
在评价苏联模式的成就时，一定要结合苏联共产党的政治抱负，看这个模式在多大程度上满足和实现了这种抱负。苏联共产党的政治抱负含有三层意义：建设社会主义；追赶先进国家；谋求国际权势。可以说苏联模式在这三个方面都取得了巨大成就。
关于建设社会主义问题。俄国十月革命后，苏联面临的国内外条件并不利，对于如何建设社会主义也是崭新课题。1936年斯大林宪法宣布苏联建成社会主义，尽管还是比较初级的社会主义。可是毕竟消灭了剥削阶级和剥削制度，建立起公有制和计划经济，实行普遍就业和社会保障，实现了普及教育和免费医疗，对于劳动者的尊重和对社会公平的关注，等等，无论同苏联历史上比较，还是与同时期西方国家比较，这都是一个很大的进步。这也是苏联模式在一段时间里具有吸引力的原因。
关于追赶先进国家问题。在国际体系中，落后国家没有条件同先进国家展开平等竞争，必须要由国家出手，采取超常规的办法和付出更多的努力。苏联奋起直追，不顾其他，采取“强力推进”，发扬“拼命三郎”狠劲，在四十年代初期使得本国工业生产规模跻身欧洲第一和世界第二，建成独立而比较完整的现代工业体系。这为日后卫国战争胜利和二战后成为超级大国奠定了基础。这种做法对于落后国家而言是具有借鉴意义的。
关于谋求国际权势问题。苏联谋求国际权势的方式不同于德国和日本，后者是在现行国际体系中谋求权势，向既得利益者发起挑战。而苏联则是自动脱离现行国际体系，努力自成体系，以此反对西方国家的霸权。在十月革命后，苏维埃国家退出战争，没收外国资本，不承认临时政府和沙皇政府的债务，国家垄断对外贸易，同外国经济联系有限，只是互通有无。二战结束后爆发冷战，苏联率领社会主义阵营同西方对抗。苏联在谋求国际权势的过程中，同情弱小国家，支持这些国家争取独立与自由的斗争，对于终结西方殖民主义体系统治是有贡献的。
苏联模式存在的问题也是显而易见的，而且随着时间和条件的变化日益突出。苏联模式的实质与突出特征是高度集中，它在兴起之时就滋生出相应的问题，诸如政治上民主太少，容易产生个人主义崇拜；经济上管理过于严格，经济总体效益差；文化上限制过多，造成思想僵化。如果说这些问题在二战前那段时期，国家为了应对外部危机，算是有比较充分的理由，可是二战后苏联成为超级大国，安全问题已经有了保障，继续实行过去的体制，其合理性越来越少。
一个国家有权力要求国民在特定时期为了实现特定目标，实行高度集中体制，便于集中人力物力财力，应对特殊需要。可是在条件变化时，国家应该适时放弃这种权力，实行一种适合正常条件的体制。这也导致苏联模式的功效呈现出递减趋势，以至于最终无法使用。
苏联模式的改革与失败
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模式几经变化：第一次模式转换是从战时共产主义转向新经济政策，第二次模式转换是从新经济政策转向斯大林模式，第三次模式转换是从二战后的改革开始的，然而这一次模式转换非常艰难，最终没有取得成功。实践证明改革苏联模式，实现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换是一个艰难的、复杂的和曲折的过程。可是，鉴于苏联模式已经不适应社会主义实践的发展，已经严重地束缚生产力的发展，所以这又是一个必须完成的历史性转变。苏联执政党没有能够实现这种历史性转变，于是就由其他的政治力量取代执政党而实现这种转变。
苏联领导集团不是没有看出现行模式的问题，只不过在改革这一模式的过程中，只是废止了苏联模式的一些极端做法，消除了斯大林时期破坏社会主义法制造成的消极后果，并未触及到现行模式高度集中的实质。赫鲁晓夫改革就属于这种情形，他在激烈的党内斗争中胜出，走上领导岗位，开始了力度很大的改革：诸如政治上，主张党政分工和集体领导，改组并限制安全机关权力，平反冤假错案，宽待政治反对派，不再搞大批判运动；经济上，鼓励发展农业，组织垦荒运动，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改组工业建筑业管理体制，鼓励展开利别尔曼讨论，等等。这些改革是急需的，也是应急的。可是在消除了现行模式中最不适应社会形势需要的那些做法之后，赫鲁晓夫改革并没有继续深入，虽然他在1956年和1961年曾两次大规模掀起批判斯大林的运动，可是在思想认识上表现得简单化，他认为斯大林时期个人崇拜造成的消极后果是根源于斯大林本人的性格和品质，没有看到现行体制高度集中的弊病。
如果说赫鲁晓夫是一个不安于现状的人，那么勃列日涅夫却是偏向守旧的人。前者揭开盖子是极其不容易，后者应该继续推进改革，可是却浅尝辄止，或者说没有全力以赴做这件事。勃列日涅夫执政时期的改革，基本上是在现行模式的框架里寻找出路，没有能够为国家发展打开新的局面。在经济上，还是依靠计划经济体制，只是对现行模式进行“完善”和“修补”，只是对计划管理工作进行合理化改革，只是引进利润、奖金等有限的市场要素，企业仍旧是计划机关的附属单位，缺少自主经营积极性。在政治上，党的高层越来越倾向于安于现状，老化现象日渐严重，不思进取，满足于“发达社会主义”现状。另外，苏联这时正热衷于同美国展开军备竞赛，没有把全部心思用于改革，或者说在苏联高层看来，现行模式还是有效有用的。
自1964年10月勃列日涅夫执政至1985年3月戈尔巴乔夫上台，其间世界正在发生快速的变化。戈尔巴乔夫执政后面临的形势是“除非改革，别无选择”。他意识到改革的紧迫性，并提出“加速战略”和“全面改革”。他一上台就提出“加速战略”，并且写进了1986年苏共二十七大报告，可见他对苏联经济状况的认识是很肤浅的。实际上苏联经济早已是结构严重失衡：重工业过重、轻工业过轻、农业严重滞后，“加速战略”的重点依旧是“高速度”和“重工业优先”，在这种结构上搞“加速战略”无疑是开错药方，致使病情加重。戈尔巴乔夫的经济改革自然无法取得成效，经济体制改革也是原地空转，于是他认为改革不能推进就是“障碍机制”在挡道，而以党为领导核心的政治体制，就是障碍机制的主要力量。所以在经济困难加重和日用商品供应日渐短缺的条件下，他把改革的重点引向政治领域，实行“公开性”、“民主化”、“一切权力归苏维埃”、“多党制”、“自由选举”，苏共驾驭不了政治过热的形势，最终抵挡不住党内外反对派和民族主义的夺权攻势，导致苏共垮台以及苏联解体。这次本意是完善社会主义的改革，最终却是以制度转轨而告终。
苏联模式兴衰的经验与教训
对于苏联模式的兴衰，我们要历史地看待，它在特定时期为了应对特殊需要而兴起，可是随着时间变化和条件改善却不能进行调整，最终退出历史舞台。这种变化符合事物发展的辩证法，不能与时俱进的事物便要死去，我们不必对它退出历史舞台的命运过于惋惜。
我们今天讨论苏联模式兴衰问题，不能认为是苏联高层和知识界对这一模式的弊病一无所知，实际上苏共的会议和领导人讲话经常涉及到这些问题。可是知道问题出在哪里和真正下手解决问题，这是两码事。找出问题，人人都会，可是能够下手解决问题，只能依靠政治家。所以政治活动的全部要领在于：事在人为。苏联模式就是事在人为的产物，改革这一模式也是需要人为。因此，我们得出结论认为，苏联模式并非不能改变，而是人为努力不够。
苏联高层的人为努力不够与它的政治抱负存在密切联系，前面讲到苏共的政治抱负有三层涵义，实际上是一回事，就是谋求大国地位。俄罗斯历史上是一个大国，苏联更是不得了。大国情结既是苏联奋斗前进的动力，也是它的思想文化包袱。对于苏共而言，建成社会主义既是它的政治理想，同时也是谋求大国地位的政治保证，这是苏联高层的兴趣之所在。例如30年代布哈林就提出“和平长入社会主义”，卫国战争结束后沃兹涅先斯基提出要注重“综合平衡”、“协调发展”，斯大林去世后马林科夫和赫鲁晓夫也都提出增加消费品生产，等等。这些都没有得到充分重视。这恰恰说明应对外部环境压力的眼前需要远远超过了对于政治理想的追求。30年代搞社会主义工业化，紧接着是卫国战争，二战结束后又是冷战对峙，这些事件接踵而来，没有间歇期。二战前的外部压力是别人强加的，二战后的外部压力部分是别人强加的，部分是自己挑起的。二战后苏联超级大国地位与身份，更是苏共所看重的，所以它的兴趣完全放在了维护大国地位之上，甚至卷入同美国的军备竞赛，没有心思关心国内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明白了这一点，就知道为什么苏联高层在改革事业上没有进展的真正原因。
二战前苏联高层的心态还算是比较谦虚谨慎，但二战后骄傲自满情绪则日益渐长。在苏联高层看来，苏联建成了社会主义，又是社会主义阵营的领导者，苏联成为社会主义中心，是社会主义的样板，而且还代表着人类发展的方向。与之相伴的是任性放纵，更是看不到自己的不足，什么“向共产主义过渡”，建成“发达社会主义”，形成“苏联人民”，等等。因为这种心态，不愿意面对问题，甚至开始护短，害怕别人批评，也不展开自我批评，深怕这种批评损害了苏联的美好形象，所以也就不愿意讨论深化改革之事。
在上述这种政治生态环境里成长起来的戈尔巴乔夫深受影响，虽然他看到了苏联社会面临的诸多问题，可是他缺少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他的仕途一帆风顺，缺少独当一面的历练。他对于国家社会与政治权力的理解是片面的，不懂得实行政治领导要把宣传说服同强制力结合起来。他的“加速战略”是加重病情，把改革重点引向政治领域是引火烧身，以至于最终对局面失去了控制。
实际上，戈尔巴乔夫改革后期，期望只要能够保全苏联，即使废止现行体制也在所不惜。他不理解改革现行体制与保全苏联的连带关系，现行体制一旦被立即废止，苏联随之解体。如果戈尔巴乔夫改革能够缓解经济困难，而且又不急于引进政治多元化，那么苏联模式完全有可能革除积弊与更新改变，进而保全苏联。
但凡一个大国崛起的事业，不能没有问题，遭遇危机也属于正常，而且在遇到危机过后常常会出现“中兴”。苏共真正的悲剧与失败不在于搞起了苏联模式，不在于面临诸多困难，而在于苏共遇到危机的时刻没有挺身而出的人来“救急”，苏共的事业没有机会“中兴”。相反，掌握最高权力的领导人——戈尔巴乔夫随波逐流，不敢担当，而且有太多的人纷纷改换门庭，甚至落井下石。这才是苏共真正的悲剧之所在，说明它对人的培养是非常失败的。（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欧亚研究所教授）
苏联模式也可以称作斯大林模式或传统社会主义模式，它是苏维埃时期苏联共产党建设社会主义的一种组织体系和思想体系。苏维埃国家的全部活动都与这个模式存在密切关系，包括苏联的兴亡。今年是苏联解体二十周年，讨论这个模式的兴衰成败是有必要的。因为在各国发展历史中，动荡、革命和不成功的改革经常出现，而成功的改革却并不多见，所以我们要充分认识到改革是一项多么重要而又艰巨的事业。
苏联模式的兴起与凝固化
苏联模式兴起于20世纪30年代，此前尝试过“战时共产主义”和新经济政策，大致从1928年开始废止新经济政策，逐渐形成了后来称之为的苏联模式。这种模式形成过程中，当时执政党高层发生激烈斗争，结果以斯大林为代表的多数派获胜，随后展开了三大运动：即社会主义工业化运动、农业全盘集体化运动和大清洗运动。
这三大运动的前一项是目标，后两项是配套措施。布尔什维克党这一代领导人认定，只有建立大工业才能为苏联社会主义胜利奠定物质基础，斯大林也是抱着这种信念搞工业化运动的，所以它有以下特点：一是高速度；二是优先发展重工业军事工业；三是采取行政手段。可是搞工业化需要资金和技术，这个难题无论是对外开放还是自力更生都是必须面对的。根据先进国家的经验，一是通过商业活动积累资金，二是通过海外殖民掠夺。当时苏联要采用前者势必费时费日，国际形势也不允许，所以资金问题必须自己解决。因为随着工业化运动展开，大量投资用于重工业，消费品生产不足，无法从农民那里换到粮食，要安排相应的轻工业生产又要占用资金，只能让农民为国家工业化缴纳“贡税”，这样就必须把分散的小农经济组织到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将全国农业经济纳入计划体系，以便于国家从农民手中得到所需粮食和农产品，于是在1929～1932年开展农业全盘集体化运动，这一运动的特点，一是时间短；二是行政命令开路；三是消灭富农。在农业全盘集体化体制下，国家压低农产品收购价格，同时抬高工业品价格，以此达到积累资金之目的。在这种情况下，经济生活严重扭曲，日常生活物资匮乏，城乡关系、党群关系出现紧张，有呼声主张对现有工业化运动进行调整。在这种条件下怎么办？以斯大林为首的苏共党中央不愿意放弃高速度优先发展重工业军事工业的方针与做法，于是发动大清洗运动对于党内持有反对意见的人士进行镇压。结果是，反对的声音被压制下去，工业化继续保持原有高速度，可是对执政党造成的伤害也是显而易见的。
以上三大运动，它们是相互配合、相互促进，彼此存在紧密内在联系，最终形成了以高度集中为基本特征的苏联模式。
二战结束后，苏联国际地位发生根本改变，外部条件也大为好转，它不再是资本主义包围之中的“红色孤岛”。与此同时，战争胜利提高了斯大林个人及其体制的威望，而被战争强化了的苏联模式又按着惯性，不仅原封不动地用于战后和平时期，而且被凝固化、系统化和理想化。
苏联模式凝固化的标志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首先是在理论上全面肯定30年代形成的政治经济体制。这主要表现在斯大林1946年对选民的讲话和1952年发表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中所表达的观点；其次是压制党内外出现的改革呼声。这主要反映在对安德烈也夫和沃兹涅先斯基改革思想的批判；再次是对南斯拉夫展开围攻。苏共领导人认定南共探索符合本国条件的做法不是社会主义的，意在强迫别人接受苏联模式。
以上三点清楚地表明：苏联模式在凝固化。斯大林把苏联模式当作社会主义唯一正确的标准模式，把苏联模式具有的特点当作社会主义的基本规律与特点，进而上升为理论原则，以此来达到统一思想，维护现有模式的目的。同时在实践中，不仅压制国内改革要求，而且对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的改革举动进行围攻，不容许对苏联模式进行怀疑，更不容许改动。把现有模式神圣化的做法极其有害，大大增加了日后改革的难度与阻力。
苏联模式的成就与问题
高度概括苏联模式的成就与问题，就是两句话：成就巨大，问题不小。
在评价苏联模式的成就时，一定要结合苏联共产党的政治抱负，看这个模式在多大程度上满足和实现了这种抱负。苏联共产党的政治抱负含有三层意义：建设社会主义；追赶先进国家；谋求国际权势。可以说苏联模式在这三个方面都取得了巨大成就。
关于建设社会主义问题。俄国十月革命后，苏联面临的国内外条件并不利，对于如何建设社会主义也是崭新课题。1936年斯大林宪法宣布苏联建成社会主义，尽管还是比较初级的社会主义。可是毕竟消灭了剥削阶级和剥削制度，建立起公有制和计划经济，实行普遍就业和社会保障，实现了普及教育和免费医疗，对于劳动者的尊重和对社会公平的关注，等等，无论同苏联历史上比较，还是与同时期西方国家比较，这都是一个很大的进步。这也是苏联模式在一段时间里具有吸引力的原因。
关于追赶先进国家问题。在国际体系中，落后国家没有条件同先进国家展开平等竞争，必须要由国家出手，采取超常规的办法和付出更多的努力。苏联奋起直追，不顾其他，采取“强力推进”，发扬“拼命三郎”狠劲，在四十年代初期使得本国工业生产规模跻身欧洲第一和世界第二，建成独立而比较完整的现代工业体系。这为日后卫国战争胜利和二战后成为超级大国奠定了基础。这种做法对于落后国家而言是具有借鉴意义的。
关于谋求国际权势问题。苏联谋求国际权势的方式不同于德国和日本，后者是在现行国际体系中谋求权势，向既得利益者发起挑战。而苏联则是自动脱离现行国际体系，努力自成体系，以此反对西方国家的霸权。在十月革命后，苏维埃国家退出战争，没收外国资本，不承认临时政府和沙皇政府的债务，国家垄断对外贸易，同外国经济联系有限，只是互通有无。二战结束后爆发冷战，苏联率领社会主义阵营同西方对抗。苏联在谋求国际权势的过程中，同情弱小国家，支持这些国家争取独立与自由的斗争，对于终结西方殖民主义体系统治是有贡献的。
苏联模式存在的问题也是显而易见的，而且随着时间和条件的变化日益突出。苏联模式的实质与突出特征是高度集中，它在兴起之时就滋生出相应的问题，诸如政治上民主太少，容易产生个人主义崇拜；经济上管理过于严格，经济总体效益差；文化上限制过多，造成思想僵化。如果说这些问题在二战前那段时期，国家为了应对外部危机，算是有比较充分的理由，可是二战后苏联成为超级大国，安全问题已经有了保障，继续实行过去的体制，其合理性越来越少。
一个国家有权力要求国民在特定时期为了实现特定目标，实行高度集中体制，便于集中人力物力财力，应对特殊需要。可是在条件变化时，国家应该适时放弃这种权力，实行一种适合正常条件的体制。这也导致苏联模式的功效呈现出递减趋势，以至于最终无法使用。
苏联模式的改革与失败
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模式几经变化：第一次模式转换是从战时共产主义转向新经济政策，第二次模式转换是从新经济政策转向斯大林模式，第三次模式转换是从二战后的改革开始的，然而这一次模式转换非常艰难，最终没有取得成功。实践证明改革苏联模式，实现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换是一个艰难的、复杂的和曲折的过程。可是，鉴于苏联模式已经不适应社会主义实践的发展，已经严重地束缚生产力的发展，所以这又是一个必须完成的历史性转变。苏联执政党没有能够实现这种历史性转变，于是就由其他的政治力量取代执政党而实现这种转变。
苏联领导集团不是没有看出现行模式的问题，只不过在改革这一模式的过程中，只是废止了苏联模式的一些极端做法，消除了斯大林时期破坏社会主义法制造成的消极后果，并未触及到现行模式高度集中的实质。赫鲁晓夫改革就属于这种情形，他在激烈的党内斗争中胜出，走上领导岗位，开始了力度很大的改革：诸如政治上，主张党政分工和集体领导，改组并限制安全机关权力，平反冤假错案，宽待政治反对派，不再搞大批判运动；经济上，鼓励发展农业，组织垦荒运动，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改组工业建筑业管理体制，鼓励展开利别尔曼讨论，等等。这些改革是急需的，也是应急的。可是在消除了现行模式中最不适应社会形势需要的那些做法之后，赫鲁晓夫改革并没有继续深入，虽然他在1956年和1961年曾两次大规模掀起批判斯大林的运动，可是在思想认识上表现得简单化，他认为斯大林时期个人崇拜造成的消极后果是根源于斯大林本人的性格和品质，没有看到现行体制高度集中的弊病。
如果说赫鲁晓夫是一个不安于现状的人，那么勃列日涅夫却是偏向守旧的人。前者揭开盖子是极其不容易，后者应该继续推进改革，可是却浅尝辄止，或者说没有全力以赴做这件事。勃列日涅夫执政时期的改革，基本上是在现行模式的框架里寻找出路，没有能够为国家发展打开新的局面。在经济上，还是依靠计划经济体制，只是对现行模式进行“完善”和“修补”，只是对计划管理工作进行合理化改革，只是引进利润、奖金等有限的市场要素，企业仍旧是计划机关的附属单位，缺少自主经营积极性。在政治上，党的高层越来越倾向于安于现状，老化现象日渐严重，不思进取，满足于“发达社会主义”现状。另外，苏联这时正热衷于同美国展开军备竞赛，没有把全部心思用于改革，或者说在苏联高层看来，现行模式还是有效有用的。
自1964年10月勃列日涅夫执政至1985年3月戈尔巴乔夫上台，其间世界正在发生快速的变化。戈尔巴乔夫执政后面临的形势是“除非改革，别无选择”。他意识到改革的紧迫性，并提出“加速战略”和“全面改革”。他一上台就提出“加速战略”，并且写进了1986年苏共二十七大报告，可见他对苏联经济状况的认识是很肤浅的。实际上苏联经济早已是结构严重失衡：重工业过重、轻工业过轻、农业严重滞后，“加速战略”的重点依旧是“高速度”和“重工业优先”，在这种结构上搞“加速战略”无疑是开错药方，致使病情加重。戈尔巴乔夫的经济改革自然无法取得成效，经济体制改革也是原地空转，于是他认为改革不能推进就是“障碍机制”在挡道，而以党为领导核心的政治体制，就是障碍机制的主要力量。所以在经济困难加重和日用商品供应日渐短缺的条件下，他把改革的重点引向政治领域，实行“公开性”、“民主化”、“一切权力归苏维埃”、“多党制”、“自由选举”，苏共驾驭不了政治过热的形势，最终抵挡不住党内外反对派和民族主义的夺权攻势，导致苏共垮台以及苏联解体。这次本意是完善社会主义的改革，最终却是以制度转轨而告终。
苏联模式兴衰的经验与教训
对于苏联模式的兴衰，我们要历史地看待，它在特定时期为了应对特殊需要而兴起，可是随着时间变化和条件改善却不能进行调整，最终退出历史舞台。这种变化符合事物发展的辩证法，不能与时俱进的事物便要死去，我们不必对它退出历史舞台的命运过于惋惜。
我们今天讨论苏联模式兴衰问题，不能认为是苏联高层和知识界对这一模式的弊病一无所知，实际上苏共的会议和领导人讲话经常涉及到这些问题。可是知道问题出在哪里和真正下手解决问题，这是两码事。找出问题，人人都会，可是能够下手解决问题，只能依靠政治家。所以政治活动的全部要领在于：事在人为。苏联模式就是事在人为的产物，改革这一模式也是需要人为。因此，我们得出结论认为，苏联模式并非不能改变，而是人为努力不够。
苏联高层的人为努力不够与它的政治抱负存在密切联系，前面讲到苏共的政治抱负有三层涵义，实际上是一回事，就是谋求大国地位。俄罗斯历史上是一个大国，苏联更是不得了。大国情结既是苏联奋斗前进的动力，也是它的思想文化包袱。对于苏共而言，建成社会主义既是它的政治理想，同时也是谋求大国地位的政治保证，这是苏联高层的兴趣之所在。例如30年代布哈林就提出“和平长入社会主义”，卫国战争结束后沃兹涅先斯基提出要注重“综合平衡”、“协调发展”，斯大林去世后马林科夫和赫鲁晓夫也都提出增加消费品生产，等等。这些都没有得到充分重视。这恰恰说明应对外部环境压力的眼前需要远远超过了对于政治理想的追求。30年代搞社会主义工业化，紧接着是卫国战争，二战结束后又是冷战对峙，这些事件接踵而来，没有间歇期。二战前的外部压力是别人强加的，二战后的外部压力部分是别人强加的，部分是自己挑起的。二战后苏联超级大国地位与身份，更是苏共所看重的，所以它的兴趣完全放在了维护大国地位之上，甚至卷入同美国的军备竞赛，没有心思关心国内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明白了这一点，就知道为什么苏联高层在改革事业上没有进展的真正原因。
二战前苏联高层的心态还算是比较谦虚谨慎，但二战后骄傲自满情绪则日益渐长。在苏联高层看来，苏联建成了社会主义，又是社会主义阵营的领导者，苏联成为社会主义中心，是社会主义的样板，而且还代表着人类发展的方向。与之相伴的是任性放纵，更是看不到自己的不足，什么“向共产主义过渡”，建成“发达社会主义”，形成“苏联人民”，等等。因为这种心态，不愿意面对问题，甚至开始护短，害怕别人批评，也不展开自我批评，深怕这种批评损害了苏联的美好形象，所以也就不愿意讨论深化改革之事。
在上述这种政治生态环境里成长起来的戈尔巴乔夫深受影响，虽然他看到了苏联社会面临的诸多问题，可是他缺少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他的仕途一帆风顺，缺少独当一面的历练。他对于国家社会与政治权力的理解是片面的，不懂得实行政治领导要把宣传说服同强制力结合起来。他的“加速战略”是加重病情，把改革重点引向政治领域是引火烧身，以至于最终对局面失去了控制。
实际上，戈尔巴乔夫改革后期，期望只要能够保全苏联，即使废止现行体制也在所不惜。他不理解改革现行体制与保全苏联的连带关系，现行体制一旦被立即废止，苏联随之解体。如果戈尔巴乔夫改革能够缓解经济困难，而且又不急于引进政治多元化，那么苏联模式完全有可能革除积弊与更新改变，进而保全苏联。
但凡一个大国崛起的事业，不能没有问题，遭遇危机也属于正常，而且在遇到危机过后常常会出现“中兴”。苏共真正的悲剧与失败不在于搞起了苏联模式，不在于面临诸多困难，而在于苏共遇到危机的时刻没有挺身而出的人来“救急”，苏共的事业没有机会“中兴”。相反，掌握最高权力的领导人——戈尔巴乔夫随波逐流，不敢担当，而且有太多的人纷纷改换门庭，甚至落井下石。这才是苏共真正的悲剧之所在，说明它对人的培养是非常失败的。（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欧亚研究所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