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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开庭。”
苏志文震了一震，猛然抬起头。审判长生得女生男相，连声线都有几分粗犷。大概昨夜没睡好，眼睑下面一抹隐隐的青灰，声音里透着说不出的倦怠。当然，也有可能是睡得太好了。苏志文促狭地想。
第二法庭有点大，显得空旷。审判席上坐着三个人，两男一女，端凝肃穆的黑色法袍，远远看去，像是钉在法椅上的巨型标本。
审判台右侧的原告席坐着个清瘦的女人，一直埋头认真研究手里的资料。对面的被告席完全是严阵以待，正襟危坐三人：藏青西装的律师，以及原告的兄嫂。
下面的旁听席稀稀拉拉，连苏志文在内占着五六个座位。
苏志文只知道这是一桩妹妹起诉兄嫂的遗产纠纷官司，涉及到他们公证处十五年前出具的一份遗产公证书。老李就是当年在那份公证书上签字的公证员之一。
案件是第二次开庭，法院很慎重，从简易程序转为普通程序，特意商请相关公证人员到庭。苏志文完全是被老李拉来打酱油的。
老李说，“作为公证处的分管领导，你有必要熟悉了解关心我们的工作。”
老李现在是公证处一把手，跟苏志文亦是私交不错的老同学。
原告开始陈述，声音淡定冷静，听来有几分耳熟。苏志文看向原告席，她低着头，长发挽起来绾在脑后，松松别着一只黑色树叶状发夹。侧影倒有几分秀气，特别是嘴唇，小巧而饱满。苏志文心跳起来，有血液加速涌向心脏的感觉。她的唇角外侧有一颗黑痣。他知道是她。
有几年没见了？六年还是七年？从街道调到商务局，每天不是出差就是在出差的路上，数不清的饭局，谈不完的项目，他把她忘了。没想到，刚到司法局上班的第二天，就遇上了。
她还是那么瘦，轻薄得像一缕细长的影子，一径地低著头，跟从前一样，不大看人的。
十一月底的天气，苏志文兀自觉得手心出了一层汗。
老了，到底老了。眼角，眉梢，连耳垂那儿都爬着皱纹，只是还是爱美，大冷天的穿着黑呢长裙。他记得她偎在他怀里说过，她是一年四季爱穿裙子的女人。她还说自己嘴角的痣是“疾苦痣”，位置生得诡异，是命运多舛之相。注定一生疾苦，飘零如落叶。
她叫什么名字的？对了，阿特丽切。她屋里有许多诗集，《神曲》、《叶赛宁诗选》，等等。扉页上一律写着，购于新华书店。某年某月某日。阿特丽切。
他问她，阿特丽切是谁？她呵呵笑着说是我啊，我的笔名。然后，她两眼发亮地跟他谈起雪莱、黑塞、米沃什、里尔克、聂鲁达、辛波斯卡，许多他连听都没听过的名字。
从那以后，他一直把她称作阿特丽切。
苏志文几乎不敢看她，说不出什么滋味，手指下意识地在裤袋里摸索着一支烟，抽出来又推了回去，反复如此。只有他知道，她的黑白格子厚外套里包裹着一具好身体，柔软暴烈，灵巧狂热到不可思议。
从前有人说过，她瘦却性感，身上有情欲的味道。
苏志文仔细捕捉着她念的每一个字，终于弄清了缘由。十五年前，母亲去世前留下一份遗嘱，老街上的祖屋作为遗产留给兄妹二人。
事实上，母亲病重卧床的两三年，一直是她服侍和照料。三年前，祖屋那一带动迁，补偿给他们家两个小套，总共150平米。兄嫂住一套，侄子一家三口住了另外一套。等她知道时，他们已经装修完毕，喜气洋洋地乔迁了新居。
妹妹一怒之下，把兄嫂一家告上了法庭，要求退还属于她的房产。第一次开庭时，她提交了母亲的遗嘱。被告质疑遗嘱的有效性，指出他们的母亲根本不会书写。
没过多久，她又向法庭提交了一份遗嘱公证书。他们的母亲生前在两位公证员的公证下，将位于老街的唯一一处房产留给儿子和女儿共有，院子里的紫薇树是女儿栽种，归女儿所有。
老李告诉苏志文，“十五年前的这份公证书，我真有印象，因为从来没有人将一棵树，如此郑重其事地写进遗嘱的。这个女人，真是有意思。”
“没有调解吗？”苏志文问。
“法院倒想调解，妹妹坚决拒绝。”
苏志文暗暗点点头，这倒符合她的性格。
十多年前，他所在的国营企业破产，因为是学校分配的大学生，又有点职务，所以被安排到街道工作。跟在老唐后面负责信访，第一个走访的上访户就是她。
那时候她三十出头，苏志文也不过三十五六。他对上访的人群完全没有概念，他更不能理解一个三十岁的还算年轻的女人，放着好好的日子不过，上的什么访。
“上访不需要理由。”老唐说了一句很哲学的话。
“要照这么说，我也应该去上访。”苏志文心情郁闷，在两千多人的绞丝厂，好不容易熬成最年轻有为的副厂长，曾经令周围多少亲朋好友眼红羡慕。谁能想到有一天被发配到巴掌大的街道，每天接触的不是婆婆妈妈，就是家长里短，收入跟临时工差不多。
“你不会的，你跟她不一样。”老唐看了他一眼，笑眯眯地说，“老天要人吃些亏，不受着能咋办。当真拗着？当真搬起石头砸天？那些喜欢搬石头砸天的人，回回砸着的不都是自己。再说了，吃亏是福，这回亏着你，说不定下回就补给你了。有些人性子硬，钻进牛角尖就出不来……”
那一回，他们骑自行车去的她家。她刚搬到城北的莲花巷57-6号，街道好不容易协调下来，给她住的一间一厨。
他们推着自行车在城北一带转了半个多小时，才看到蓝底白字的“莲花巷”标牌。脚下已是这个城市的最北端，再往前就是防洪大堤。刚刚下过雨，巷弄逼仄狭窄，碎石路面低洼潮湿。老唐领着苏志文，在莲花巷的红砖乌瓦间七拐八绕的，路过三口水井，十几条打架的野狗，三两个在秋阳下打盹的老人，以及一些破败枯萎的丝瓜架扁豆藤。
老唐说，“到了。”
房子是那种老式的连排平房，暗红色窗框已经油漆锈迹斑斑，用手一摸，腐蚀的铁屑大片大片剥落。水泥窗台上搁着几枚风干变硬的尖椒，以及两三瓣萎缩米白的蒜头。 门开着，大白天也是黑漆漆的。老唐随手拉了拉门边的灯绳，她迎了过来。
这是一个十来平米的小房间，房内陈设简陋整洁：靠墙放着一张单人床，铺着平平整整的格子床单，那种集体宿舍的蓝白格子。床对过竖着一只老式高低橱，橱上有台电视机。单人床右侧靠墙放着一只深栗色木沙发，除此之外就是窗户跟前的一张褐色的旧桌子。
苏志文坐在木沙发上，无聊地看着地面。水泥地拖得发白，一片寂寥的白。
只有墙角一盆油绿肥美的绿萝，是屋子里唯一的亮色。
她说，“来了？”
老唐说，“呃，来看看。”
苏志文有种奇异的感觉，老唐和这些上访户之间有某种神秘的联系，就像动画片《猫和老鼠》里的汤姆和杰瑞，既相互对峙，也相互依存。说不好，但是第六感告诉他，他们之间有一种基于熟稔和了解，而衍生出来的信任。
“住得怎么样？”
“你看到的，还不是糊弄糊弄我们这些人。这房子漏风漏雨，打发要饭花子的。”她双手紧张地比划着，像是撕扯着空气中的什么东西。
借着灯光打量她，窄小的杏仁脸算得上白净细腻，不说话倒也秀气。一说话就神情激烈，一副与全世界为敌的样子，连尖削的鼻梁两侧分布的雀斑，也跟着张牙舞爪起来。
这是个外柔内刚的女人，他这么想着，趋到桌子跟前。桌上放着一面镜子，几样女人用的护肤品，还有一摞书本纸张。最上面摊开着一张白底淡绿杠的信纸，他弯腰去看。一封手写信，圆珠笔，笔迹凌厉，抬头三个字“区政府”，冒号。
他不自觉地咧了咧嘴角，倒真是字如其人。举报信的大意是：1998年9月，她所在的针织厂改制，下岗工人到区政府静坐。工人推选了十个代表与政府对话，她在厂里是个什么班组长，被推為代表之一。但凡这种静坐，不过是为了谈条件，总之其他九个人很快都被一一说服了，要不然得了经济实惠，要不然解决了岗位需求。很多人尝到一点甜头也就散了，都要养家糊口呢。只有她毫无通融余地，坚持要那些脑满肠肥的蛀虫下台，法办。
事情于是不了了之，她跑了一阵子，到处反映情况，终于也打了退堂鼓。接下来，用她话说，就是倒霉的事情一件接着一件：租个小门面开超市，一年不到，一把火烧光了。生意不敢再做，找到一份服装厂的工作，下夜班的路上还被车撞了。肇事者跑了，躺了几个月医院，花光了所有积蓄。没过多久，母亲过世，哥哥的儿子要结婚，她连住的地方都没有了……
大概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她到处上访，她认为所有的遭遇都是那些“脑满肠肥的蛀虫”在报复她。他们害她失去工作，他们制造火灾和车祸，他们想要她永世不得翻身。
一开始，苏志文觉得好笑，跟街道那些人说的一样，她是一个偏执的，似乎是有被迫害妄想症的女人。读到最后，他一点也笑不出来，只感到心沉了下去。
第一次见面，他跟她几乎没说上一句话。
苏志文猫着腰走出法庭，外面是个长长的走廊，走廊尽头是一排玻璃窗。
他站在窗前点了一支烟，烟瘾完全是那些年在街道负责信访，经常熬夜熬成的。玻璃窗里映出他的脸，都老了，眼袋像酒盅一样，额上的发际线已退无可退，头顶则是日益稀薄，俯看一定像有一圈神光在照耀。
街道不大，上访户倒有十来个，涉及拆迁、下岗、就医，以及一些让人想都想不到的问题。这些上访户也分类别，有的喜欢隔三差五跑街道或者区政府，要求得到满足或者基本满足之后，也能消停一阵子。有的人比较麻烦，喜欢跑市政府省政府，甚至更远。
老黄说她属于后者。他叹了口气，“她父亲也是老上访户，跟邻居为了点地基纠纷，输了官司就到处上访。”
“后来呢？”
“生病死了。死就死了，呃，连上访的爱好都遗传给姑娘了！”
苏志文愕然。该怨什么呢，怨那些多米诺骨牌一样的悲剧事件？怨性格？还是童年阴影？
她性格捉摸不定，有时候好说话，有时候简直毫无通融余地。半年不到的时间里，老唐带着苏志文已经到市政府接过她两次，到省城接过她一次。
老唐说，“那些老上访户比你还熟知时事政治，知道市里来什么政要了，省里要开什么会了，赶集似的一窝蜂地赶过去。我们的任务就是把问题解决在萌芽状态，想方设法去拦去劝阻。劝不住拦不住，只得劳民伤财去找去接。”有一年寒冬腊月，没几天就过年了，他们还在外面没头苍蝇似的找人。
刚做信访，苏志文每一天都想辞职走人，慢慢竟也坚持了下来，他也不知道为什么。
他没想到的事情有很多。他后来知道，她竟写过诗，正儿八经地做过诗人的梦。
她的高低橱上有个专门搁书的格子，推开生涩的玻璃小门，里面除了《神曲》、《奥德修纪》、《叶赛宁诗选》，还有许多其他诗人的作品。他都不记得名字了。起初，他以为不过是做做样子，装装门面，就像她给自己取个阿特丽切的笔名一样。
有一天，他在那些书里看到一份泛黄的油印诗刊——《远方》，16K，5页。封面上是幅线条简洁的钢笔画：一条无限延伸的路，路的尽头是一些树和人影子。
打开来里面是墨迹斑斑，好多字迹已经氤氲不清。他翻了翻，其中有首名叫《紫薇》的小诗，作者是阿特丽切。
记得第一次见到你
也是在这样一个寂静的秋天
远远地从沉沉的灰雾里
我看见你紫色的身影
于是我，便走近了你
你只是颤动着你馥郁的花枝
沉默着不肯给我任何答案
今天，我又来到你的身边
你仍是给我以无语的缄默
但，我却送你一个灿烂的微笑
你好啊，紫薇。
一九八九年八月十四日。
他惊讶地问她，“你写的诗？”
他记得她正在扫地，抬头看了看那些纸，眼睛闪烁了一下，又低下头，淡淡地说，“上辈子的事。” 1989年，十六七岁，真是上辈子了。苏志文碰巧知道紫薇这种植物，他家附近的公园有许多紫薇树。树皮光滑如赤身裸体，尤为特别的是，伸手轻抚树皮，整个树身就会激烈地颤抖。树上有枚卡片，写着：紫薇，又称痒痒树，只要轻轻触碰树皮，就会颤抖不止，因其树干对振动十分敏感。
那天他们说了好些话，她说起高中时那个昙花一现的“远方诗社”。她跟前夫就是在诗社认识的，虽然这样，他们的婚姻也只持续了不到一年。
她说到他，语气淡淡地，“他有本事，考走了。”
苏志文翻了翻那册诗刊，里面有好几个名字，他想问她，他是哪一个，想想又算了。其实是怕她发作。
有一阵子，区里好多人都在传，说她要求政府给她找个男人。这个男人要是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要有文化有风度。有人说她是以前夫为标准找的，那个人考到苏城某机关以后，据说混得春风得意。也有人说，她看上了某机关的一个小干部，经常在他上下班必经的桥上等待，打扮得花枝招展，大雪天穿着裙子，披着朱红的流苏披肩，痴情得了不得的样子。
听过这些闲话，苏志文再面对她，竟有些不自然的感觉，说不清是什么滋味。他的脑海里竟会出现这样一个场景：纷飞的大雪，黛青的石桥，披朱红的流苏披肩，孤独地守在桥下的阿特丽切……
他跟她接触多起来，街道帮她联系了一份工作，社区敬老院的服务员。
她干了不到一个星期，就辞了。他得知消息后，打了一下午电话，她都不接。他气恼地跑去莲花巷，大有兴师问罪之意。
她看到他，知道他要说什么，自己却先哭了起来。
苏志文慌了，以为她在敬老院受了什么天大的委屈。
她抽抽噎噎地说，“那个地方我一天也不能待了，比地狱还可怕。你没看见呢，帕金森，瘫痪卧床八年，褥疮烂成了洞，看到骨头。那个得阿尔茨海默症的阿姨，呃，天哪，经常把大便搅到饭盆里。你不知道，你没看到，衰老、疾病和孤独真的比地狱还可怕……”
“好了，实在不想去，就不去了。”苏志文笨拙地说。
“像我这样的人，无家无业，无儿无女，将来也肯定要到那样一个地方去。”她还在哭，声音小了，像小动物的呜咽。
苏志文不知道说什么好，安慰似的轻轻拍拍她的肩。就那样，她顺着他的手靠了过来，他们肩靠着肩坐了一小会儿。
可能也不过三两分钟，苏志文却觉得像有三两个小时那么久，他僵硬着身体，听着肩膀那儿传来渐渐轻微的抽泣声，以及不断抽面纸的嗤啦声。他以为会发生点什么，但是没有。她很快站了起来，轻快地理了理裙子，露出一个羞赧的微笑。
他也竭力装出一个很自然的微笑。她坐过的地方，有一张皱巴巴的纸。纸上有三行字，是她写的：
从我，是进入悲惨之城的道路；
从我，是进入永恒的痛苦的道路；
从我，是走进永劫的人群的道路。
他看着，沉默了一会儿。
那之后，不知不觉地，他们之间也有了一点默契，她不像以前那么抗拒他了。但是跟她唯一的一次肌肤相亲，至今让他觉得迷茫。
记得正好是冬天往春天走的季节，住校的儿子周末回来，他下班路上买了只儿子爱吃的烤鸭。接到老唐电话，有人报信说她准备出门，有可能又到哪儿上访。他拎着烤鸭就直奔莲花巷，她正在灯下做晚饭，厨房里升腾着白色的水蒸汽。她没说什么怪话，倒招呼他们一起吃晚饭，苏志文拎去的烤鸭摆了一只盘子，她又拿了一瓶酒。喝到一半，老唐被麻将搭子三缺一喊走了。他喝了两杯不肯再喝了，没想到她那么能喝，喝得热起来脱了高领毛衣，只剩一件低领薄衫，领口开得很低，露出颈下雪白的一片。
想不起是谁先解了谁的衣服，他们一起撕扯着睡到她的单人床上，他觉得自己还没有准备好就一下子滑进她的身体，那么柔软和滚烫，不由分说地把他点燃了。他没有想到，她瘦弱的身体原来那么美妙，蕴藏着无穷的激烈能量。后来，他们大汗淋漓地倦卧在一起，他才顾得上去探寻她的眼睛，她也在看他。她的发结散了，披拂在枕上，黑得像绸缎，映着眼睛里火烧云一样的绮丽……
这么久了，他竟还记得那种感觉，不能不说是个奇迹。苏志文向来有女人缘，在企业里接待客户免不了逢场作戏。甚或后来发生的露水情缘，偶然动心，与初恋的鸳梦重温，却都没有让他留下如此奇异的感受。他无从解释，大约因为是她，只有她，才是如此犯忌，如此的不可思议。
不知何时外面飘起了萧瑟的冷雨，站在十层楼的窗前，无端觉得寒意入侵。楼下草坪有几处泛着苍黄，不知道是枯萎还是烧焦留下的痕迹，总之显得潦草和难过。一只野猫跃过草坪中间的灌木丛，向一株棕榈树上攀去。不远处，隔条巷子就是一个很大的菜市场，他闭着眼睛也能看到那些杀鸡宰鹅的，那些卖蔬菜卖水果的，那些终年埋头剖鱼剁肉的。他仿佛还能看到那些乞讨者，一个没有下肢的，一个没有双臂的，他们长年守着那条路口，一张黄纸板，一只碗……
他默默站着，香烟屁股烫着了手指，他欠身扔进墙角的垃圾桶，复又悄声走进法庭。
庭审进行到了法庭辩论阶段。遗嘱公证书被证明是合法的，剩下就是房产的分配问题了。
她扬了扬手里的民法通则读本，十分淡定地说，“我都研究过了，法律规定共有，就是共同所有，如果没有特别规定，就是平均分配。我要求退还属于我的75平米的房产。”她略顿了顿，又说，“对了，还有我的紫薇树。”
她嫂子的脸色早就涨成了猪肝紫，要不是旁边的律师几番劝阻，想必她早就破口开骂了。这会子，愤怒积攒到了一定程度，终于阔绰地发泄出来，只见她胸脯前倾，扑在桌面上，惡狠狠地说：“你做梦，75平米！嫁出门的姑娘泼出门的水，凭什么给你75平米？”
她兄嫂都比她胖两三圈，厚墩墩地坐在被告席上，像墙。她哥哥从头到尾几乎没怎么说话，漠然地一会儿看看自己妻子，一会儿看看自己妹妹。
审判长问原被告双方愿不愿意调解。 被告席上三人互相看了一眼，律师说，“我的当事人愿意接受法庭调解。”
审判长又看向原告。她坚定地摇摇头，“不愿意。”
代理律师清了清嗓子说，“原告诉求中的紫薇树，我的当事人在搬家前卖给了园艺公司，售价八百元。”
她看了看她哥哥，又一次坚定地说，“我只要我的紫薇树。”
律师无奈地耸了耸肩膀，屈起右手中指轻叩桌面，“请问原告，十五年前的公证书，为什么现在才主张权利。”
“你问他，问她啊！”她指着自己的哥哥嫂子，笑微微地说，“十五年前，他们宝贝儿子要结婚，把我赶了出去。他们说得好听，哪天存够钱买了房，就接我这个姑奶奶回家。我一直等着呢。”
那时候，她经常到处跑，他劝过她， “别再到处跑了，弄个正经日子过过。”
她坐在桌子前面，绞着手指，也是这样笑微微地说，“我向前走是堵墙，向后走是堵墙，向左走是堵墙，向右走也是堵墙，我无路可走，怎么办呢？”
“好好地找个工作，再找个人成个家。”
她扫了他和老唐一眼，愤慨地瞪着眼睛，指着他们问，“你，你，我请问你们，会不会爱上我？”
苏志文和老唐都哈哈大笑，爱这个词，确实有点好笑。
那个春末的晚上，他从她家里出来，夜晚的冷风一吹，他清醒过来。他慌得要死，他自己也没想到，竟上了她的床。他怕她缠上他，赖上他。他想到，她一直想要找个正经工作的男人，会不会今晚就是她投下的诱饵。
他设想了种种可能，她会到单位告他，或者写信举报他。他应该怎么办，说她一向喜欢胡言乱语，说她对他怀恨在心，说她妄想症发作？即使没有人相信她，风言风语也足以令他难以抬头，这好像比嫖妓更令他难堪，人们会怎么想，竟然看上那样一个女人？
他忐忑了很多天，却什么也没有发生。
他好长一段时间不敢去莲花巷，不知道怎么跟她照面，幸而她那边风平浪静，消停了好些日子。
他开始悄悄想办法调换工作岗位。
九月底的时候，他们说她一个人去了车站。他和老唐着急慌忙赶到售票处，一了解，她竟然坐上了去北京的长途汽车。苏志文和老唐十万火急赶往北京。她就坐在出站口的长椅上悠然等着他们。她笑微微地说，“要我跟你们回去可以，陪我爬次长城。”
苏志文没敢抬头，几个月没再见面，她对他一切如常，像是什么都没有发生过。又好像成了他的自作多情，人家根本没有放在心上。
老唐想了一想说，“好，答应你，去爬长城。切，北京来了七八趟，长城长成什么样不知道。”
第二天，他们起了个大早去爬长城，她显得有些安静，他也没怎么说话，从头到尾都是老唐说话的声音。那天风有些大，她穿了件白毛衣，头发不时地被吹拂到脸上，闪烁着许多光的影子。
她背着老唐，悄声对他说，“你不是说，读北岛的诗应该站在长城上。”
苏志文被她惊呆了。他是跟她说过这样的话，大学时他喜欢过北岛的诗。他没想到，她会因为这个，拉着他们来爬长城。那一刻，他觉得自己耳朵根都红了。从小，一发窘，他就是耳朵根发热。
从北京回来不久，他和老唐又商量着帮她联系工作。区图书馆需要临时工，做些整理图书，装订期刊之类的杂事粗事，他觉得倒也适合她，为此，他甚至动用了一点私人关系。
后来，区里动人，他如愿调到商务局，还提了一级，副局长。人不算老，四十出头，正值壮年，换个新环境，空气都新鲜了，重新有了踌躇满志的感觉。他负责招商引资，经常北上广地跑着，策划签订洽谈着许多连自己都觉得天花乱坠的项目，开不完的会，赶不完的饭局。他渐渐忘记了过去，忘记了莲花巷发生的事情。
偶尔地，他会不经意地听到她的消息，他们说她现在老实多了，到底岁数大了，图书馆是她做得最长的一份工作。
苏志文眼前闪过那本泛黄的诗刊，封面上那两个字油印的斑驳黑字：远方。他知道她骨子里还住着一个诗人。
男人们还是喜欢拿她开玩笑，说她肯定暗恋某个人，要不然不会一直不结婚不成家，长得又不难看。另一个人添油加醋地说，“从前，她提出要政府给她一个男人，这个男人要是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我们区里领导在大会上说了，谁愿意跟她结婚，帮助区里解决后顾之忧，政府一是提拔，二是重奖。”
这个段子太好玩了，一桌人哄堂大笑，苏志文也跟着笑。
他笑过之后，心里有点恨她，为什么不能过份安生日子。那时候老跑莲花巷，经常会看到站在梧桐树下招徕生意的暗娼。他甚至想，这些女人也是人，自古笑贫不笑娼，谁不是在找快乐，谁不是心甘情愿被生活俘虏，甚至义无反顾地往那放纵和堕落的路上走。为什么她不可以？生活重要的不是诗和远方，重要的还是眼前的苟且。
果然，没过多久，他就深刻领悟了“苟且”这两个字的意思，真的是只顾眼前，得过且过。
他发现妻子跟舞搭子跳上了床，闹出些风风雨雨。男人总是这样，自己在外面阅尽繁华，妻子绝不可以红杏出墙，他几乎已经下了离婚的决心。生活有时候就是那么戏剧化，急管繁弦，急转直下，妻子查出了重病。他不能坐视不管，总还是情没断恩未绝，只得先尽起丈夫的责任。前后一折腾，花光了所有积蓄，妻子保住了一条命，从鬼门关上走了一遭。他算是陪着她，参悟了一回生死。
他不大敢想那段日子，但他能感觉到生活给予的打击，并因此投射下来的阴影。重病后的妻，像变了一个人，经常去七八十公里外的寺庙礼佛，在家也是念经持咒。他怜惜她，其实也是怜惜自己，过了五十岁，生活漏洞百出，健康更是漏洞百出，连酒都不敢喝了，他现在一喝酒手就抖。他劝解自己，算了，不要折腾了。
也就是这么着，考虑到要照顾家庭，他从重点经济部门出来，到了司法局。他想过有一天，他们会见面。但是，他没想好再见面该跟她说什么？她应该会记得他吧？
他正在胡思乱想，她的目光忽然朝旁听席上扫了过来。跟以前一样，她眼神飘飘的，空空的，像是什么也没看到，又像是已经看透了这一切。
后排有一男一女在低声嘀咕，男的说，“这女人真怪死了，非要在一棵树上吊死。跟75平米的房产比起来，一棵树算个屁啊。”
女的说，“大概这棵树对她有什么特殊的意义吧？要不然还是为了钱，八百块钱也是钱啊。”
审判长磕了磕法槌，疲倦地说，“现在宣判……”
判决书递到她面前，她郑重地签了字。他看不清她的表情，她应该高兴的吧。她赢了，她兄嫂被责令依法退还属于她的房产。
她拿着判决书，起身走到脸色铁青的被告面前，微笑着说，“哥哥嫂子，我不要房子，也不要钱。我只要我的紫薇树。”
第二法庭忽然變得很安静，没有人说话。她慢条斯理地收拾好东西，胳膊上挽着包，肩上披着朱红的流苏披肩，袅娜娉婷地向外走去。走过苏志文身边，她停了下来。她俯身看他，笑着说，嗯，连你也奇怪吧，就为了一棵树。
没等他开口，她转身走了。
不知何时，外面的雨已经停了，也可能根本就没有下。
责任编辑 何子英
苏志文震了一震，猛然抬起头。审判长生得女生男相，连声线都有几分粗犷。大概昨夜没睡好，眼睑下面一抹隐隐的青灰，声音里透着说不出的倦怠。当然，也有可能是睡得太好了。苏志文促狭地想。
第二法庭有点大，显得空旷。审判席上坐着三个人，两男一女，端凝肃穆的黑色法袍，远远看去，像是钉在法椅上的巨型标本。
审判台右侧的原告席坐着个清瘦的女人，一直埋头认真研究手里的资料。对面的被告席完全是严阵以待，正襟危坐三人：藏青西装的律师，以及原告的兄嫂。
下面的旁听席稀稀拉拉，连苏志文在内占着五六个座位。
苏志文只知道这是一桩妹妹起诉兄嫂的遗产纠纷官司，涉及到他们公证处十五年前出具的一份遗产公证书。老李就是当年在那份公证书上签字的公证员之一。
案件是第二次开庭，法院很慎重，从简易程序转为普通程序，特意商请相关公证人员到庭。苏志文完全是被老李拉来打酱油的。
老李说，“作为公证处的分管领导，你有必要熟悉了解关心我们的工作。”
老李现在是公证处一把手，跟苏志文亦是私交不错的老同学。
原告开始陈述，声音淡定冷静，听来有几分耳熟。苏志文看向原告席，她低着头，长发挽起来绾在脑后，松松别着一只黑色树叶状发夹。侧影倒有几分秀气，特别是嘴唇，小巧而饱满。苏志文心跳起来，有血液加速涌向心脏的感觉。她的唇角外侧有一颗黑痣。他知道是她。
有几年没见了？六年还是七年？从街道调到商务局，每天不是出差就是在出差的路上，数不清的饭局，谈不完的项目，他把她忘了。没想到，刚到司法局上班的第二天，就遇上了。
她还是那么瘦，轻薄得像一缕细长的影子，一径地低著头，跟从前一样，不大看人的。
十一月底的天气，苏志文兀自觉得手心出了一层汗。
老了，到底老了。眼角，眉梢，连耳垂那儿都爬着皱纹，只是还是爱美，大冷天的穿着黑呢长裙。他记得她偎在他怀里说过，她是一年四季爱穿裙子的女人。她还说自己嘴角的痣是“疾苦痣”，位置生得诡异，是命运多舛之相。注定一生疾苦，飘零如落叶。
她叫什么名字的？对了，阿特丽切。她屋里有许多诗集，《神曲》、《叶赛宁诗选》，等等。扉页上一律写着，购于新华书店。某年某月某日。阿特丽切。
他问她，阿特丽切是谁？她呵呵笑着说是我啊，我的笔名。然后，她两眼发亮地跟他谈起雪莱、黑塞、米沃什、里尔克、聂鲁达、辛波斯卡，许多他连听都没听过的名字。
从那以后，他一直把她称作阿特丽切。
苏志文几乎不敢看她，说不出什么滋味，手指下意识地在裤袋里摸索着一支烟，抽出来又推了回去，反复如此。只有他知道，她的黑白格子厚外套里包裹着一具好身体，柔软暴烈，灵巧狂热到不可思议。
从前有人说过，她瘦却性感，身上有情欲的味道。
苏志文仔细捕捉着她念的每一个字，终于弄清了缘由。十五年前，母亲去世前留下一份遗嘱，老街上的祖屋作为遗产留给兄妹二人。
事实上，母亲病重卧床的两三年，一直是她服侍和照料。三年前，祖屋那一带动迁，补偿给他们家两个小套，总共150平米。兄嫂住一套，侄子一家三口住了另外一套。等她知道时，他们已经装修完毕，喜气洋洋地乔迁了新居。
妹妹一怒之下，把兄嫂一家告上了法庭，要求退还属于她的房产。第一次开庭时，她提交了母亲的遗嘱。被告质疑遗嘱的有效性，指出他们的母亲根本不会书写。
没过多久，她又向法庭提交了一份遗嘱公证书。他们的母亲生前在两位公证员的公证下，将位于老街的唯一一处房产留给儿子和女儿共有，院子里的紫薇树是女儿栽种，归女儿所有。
老李告诉苏志文，“十五年前的这份公证书，我真有印象，因为从来没有人将一棵树，如此郑重其事地写进遗嘱的。这个女人，真是有意思。”
“没有调解吗？”苏志文问。
“法院倒想调解，妹妹坚决拒绝。”
苏志文暗暗点点头，这倒符合她的性格。
十多年前，他所在的国营企业破产，因为是学校分配的大学生，又有点职务，所以被安排到街道工作。跟在老唐后面负责信访，第一个走访的上访户就是她。
那时候她三十出头，苏志文也不过三十五六。他对上访的人群完全没有概念，他更不能理解一个三十岁的还算年轻的女人，放着好好的日子不过，上的什么访。
“上访不需要理由。”老唐说了一句很哲学的话。
“要照这么说，我也应该去上访。”苏志文心情郁闷，在两千多人的绞丝厂，好不容易熬成最年轻有为的副厂长，曾经令周围多少亲朋好友眼红羡慕。谁能想到有一天被发配到巴掌大的街道，每天接触的不是婆婆妈妈，就是家长里短，收入跟临时工差不多。
“你不会的，你跟她不一样。”老唐看了他一眼，笑眯眯地说，“老天要人吃些亏，不受着能咋办。当真拗着？当真搬起石头砸天？那些喜欢搬石头砸天的人，回回砸着的不都是自己。再说了，吃亏是福，这回亏着你，说不定下回就补给你了。有些人性子硬，钻进牛角尖就出不来……”
那一回，他们骑自行车去的她家。她刚搬到城北的莲花巷57-6号，街道好不容易协调下来，给她住的一间一厨。
他们推着自行车在城北一带转了半个多小时，才看到蓝底白字的“莲花巷”标牌。脚下已是这个城市的最北端，再往前就是防洪大堤。刚刚下过雨，巷弄逼仄狭窄，碎石路面低洼潮湿。老唐领着苏志文，在莲花巷的红砖乌瓦间七拐八绕的，路过三口水井，十几条打架的野狗，三两个在秋阳下打盹的老人，以及一些破败枯萎的丝瓜架扁豆藤。
老唐说，“到了。”
房子是那种老式的连排平房，暗红色窗框已经油漆锈迹斑斑，用手一摸，腐蚀的铁屑大片大片剥落。水泥窗台上搁着几枚风干变硬的尖椒，以及两三瓣萎缩米白的蒜头。 门开着，大白天也是黑漆漆的。老唐随手拉了拉门边的灯绳，她迎了过来。
这是一个十来平米的小房间，房内陈设简陋整洁：靠墙放着一张单人床，铺着平平整整的格子床单，那种集体宿舍的蓝白格子。床对过竖着一只老式高低橱，橱上有台电视机。单人床右侧靠墙放着一只深栗色木沙发，除此之外就是窗户跟前的一张褐色的旧桌子。
苏志文坐在木沙发上，无聊地看着地面。水泥地拖得发白，一片寂寥的白。
只有墙角一盆油绿肥美的绿萝，是屋子里唯一的亮色。
她说，“来了？”
老唐说，“呃，来看看。”
苏志文有种奇异的感觉，老唐和这些上访户之间有某种神秘的联系，就像动画片《猫和老鼠》里的汤姆和杰瑞，既相互对峙，也相互依存。说不好，但是第六感告诉他，他们之间有一种基于熟稔和了解，而衍生出来的信任。
“住得怎么样？”
“你看到的，还不是糊弄糊弄我们这些人。这房子漏风漏雨，打发要饭花子的。”她双手紧张地比划着，像是撕扯着空气中的什么东西。
借着灯光打量她，窄小的杏仁脸算得上白净细腻，不说话倒也秀气。一说话就神情激烈，一副与全世界为敌的样子，连尖削的鼻梁两侧分布的雀斑，也跟着张牙舞爪起来。
这是个外柔内刚的女人，他这么想着，趋到桌子跟前。桌上放着一面镜子，几样女人用的护肤品，还有一摞书本纸张。最上面摊开着一张白底淡绿杠的信纸，他弯腰去看。一封手写信，圆珠笔，笔迹凌厉，抬头三个字“区政府”，冒号。
他不自觉地咧了咧嘴角，倒真是字如其人。举报信的大意是：1998年9月，她所在的针织厂改制，下岗工人到区政府静坐。工人推选了十个代表与政府对话，她在厂里是个什么班组长，被推為代表之一。但凡这种静坐，不过是为了谈条件，总之其他九个人很快都被一一说服了，要不然得了经济实惠，要不然解决了岗位需求。很多人尝到一点甜头也就散了，都要养家糊口呢。只有她毫无通融余地，坚持要那些脑满肠肥的蛀虫下台，法办。
事情于是不了了之，她跑了一阵子，到处反映情况，终于也打了退堂鼓。接下来，用她话说，就是倒霉的事情一件接着一件：租个小门面开超市，一年不到，一把火烧光了。生意不敢再做，找到一份服装厂的工作，下夜班的路上还被车撞了。肇事者跑了，躺了几个月医院，花光了所有积蓄。没过多久，母亲过世，哥哥的儿子要结婚，她连住的地方都没有了……
大概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她到处上访，她认为所有的遭遇都是那些“脑满肠肥的蛀虫”在报复她。他们害她失去工作，他们制造火灾和车祸，他们想要她永世不得翻身。
一开始，苏志文觉得好笑，跟街道那些人说的一样，她是一个偏执的，似乎是有被迫害妄想症的女人。读到最后，他一点也笑不出来，只感到心沉了下去。
第一次见面，他跟她几乎没说上一句话。
苏志文猫着腰走出法庭，外面是个长长的走廊，走廊尽头是一排玻璃窗。
他站在窗前点了一支烟，烟瘾完全是那些年在街道负责信访，经常熬夜熬成的。玻璃窗里映出他的脸，都老了，眼袋像酒盅一样，额上的发际线已退无可退，头顶则是日益稀薄，俯看一定像有一圈神光在照耀。
街道不大，上访户倒有十来个，涉及拆迁、下岗、就医，以及一些让人想都想不到的问题。这些上访户也分类别，有的喜欢隔三差五跑街道或者区政府，要求得到满足或者基本满足之后，也能消停一阵子。有的人比较麻烦，喜欢跑市政府省政府，甚至更远。
老黄说她属于后者。他叹了口气，“她父亲也是老上访户，跟邻居为了点地基纠纷，输了官司就到处上访。”
“后来呢？”
“生病死了。死就死了，呃，连上访的爱好都遗传给姑娘了！”
苏志文愕然。该怨什么呢，怨那些多米诺骨牌一样的悲剧事件？怨性格？还是童年阴影？
她性格捉摸不定，有时候好说话，有时候简直毫无通融余地。半年不到的时间里，老唐带着苏志文已经到市政府接过她两次，到省城接过她一次。
老唐说，“那些老上访户比你还熟知时事政治，知道市里来什么政要了，省里要开什么会了，赶集似的一窝蜂地赶过去。我们的任务就是把问题解决在萌芽状态，想方设法去拦去劝阻。劝不住拦不住，只得劳民伤财去找去接。”有一年寒冬腊月，没几天就过年了，他们还在外面没头苍蝇似的找人。
刚做信访，苏志文每一天都想辞职走人，慢慢竟也坚持了下来，他也不知道为什么。
他没想到的事情有很多。他后来知道，她竟写过诗，正儿八经地做过诗人的梦。
她的高低橱上有个专门搁书的格子，推开生涩的玻璃小门，里面除了《神曲》、《奥德修纪》、《叶赛宁诗选》，还有许多其他诗人的作品。他都不记得名字了。起初，他以为不过是做做样子，装装门面，就像她给自己取个阿特丽切的笔名一样。
有一天，他在那些书里看到一份泛黄的油印诗刊——《远方》，16K，5页。封面上是幅线条简洁的钢笔画：一条无限延伸的路，路的尽头是一些树和人影子。
打开来里面是墨迹斑斑，好多字迹已经氤氲不清。他翻了翻，其中有首名叫《紫薇》的小诗，作者是阿特丽切。
记得第一次见到你
也是在这样一个寂静的秋天
远远地从沉沉的灰雾里
我看见你紫色的身影
于是我，便走近了你
你只是颤动着你馥郁的花枝
沉默着不肯给我任何答案
今天，我又来到你的身边
你仍是给我以无语的缄默
但，我却送你一个灿烂的微笑
你好啊，紫薇。
一九八九年八月十四日。
他惊讶地问她，“你写的诗？”
他记得她正在扫地，抬头看了看那些纸，眼睛闪烁了一下，又低下头，淡淡地说，“上辈子的事。” 1989年，十六七岁，真是上辈子了。苏志文碰巧知道紫薇这种植物，他家附近的公园有许多紫薇树。树皮光滑如赤身裸体，尤为特别的是，伸手轻抚树皮，整个树身就会激烈地颤抖。树上有枚卡片，写着：紫薇，又称痒痒树，只要轻轻触碰树皮，就会颤抖不止，因其树干对振动十分敏感。
那天他们说了好些话，她说起高中时那个昙花一现的“远方诗社”。她跟前夫就是在诗社认识的，虽然这样，他们的婚姻也只持续了不到一年。
她说到他，语气淡淡地，“他有本事，考走了。”
苏志文翻了翻那册诗刊，里面有好几个名字，他想问她，他是哪一个，想想又算了。其实是怕她发作。
有一阵子，区里好多人都在传，说她要求政府给她找个男人。这个男人要是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要有文化有风度。有人说她是以前夫为标准找的，那个人考到苏城某机关以后，据说混得春风得意。也有人说，她看上了某机关的一个小干部，经常在他上下班必经的桥上等待，打扮得花枝招展，大雪天穿着裙子，披着朱红的流苏披肩，痴情得了不得的样子。
听过这些闲话，苏志文再面对她，竟有些不自然的感觉，说不清是什么滋味。他的脑海里竟会出现这样一个场景：纷飞的大雪，黛青的石桥，披朱红的流苏披肩，孤独地守在桥下的阿特丽切……
他跟她接触多起来，街道帮她联系了一份工作，社区敬老院的服务员。
她干了不到一个星期，就辞了。他得知消息后，打了一下午电话，她都不接。他气恼地跑去莲花巷，大有兴师问罪之意。
她看到他，知道他要说什么，自己却先哭了起来。
苏志文慌了，以为她在敬老院受了什么天大的委屈。
她抽抽噎噎地说，“那个地方我一天也不能待了，比地狱还可怕。你没看见呢，帕金森，瘫痪卧床八年，褥疮烂成了洞，看到骨头。那个得阿尔茨海默症的阿姨，呃，天哪，经常把大便搅到饭盆里。你不知道，你没看到，衰老、疾病和孤独真的比地狱还可怕……”
“好了，实在不想去，就不去了。”苏志文笨拙地说。
“像我这样的人，无家无业，无儿无女，将来也肯定要到那样一个地方去。”她还在哭，声音小了，像小动物的呜咽。
苏志文不知道说什么好，安慰似的轻轻拍拍她的肩。就那样，她顺着他的手靠了过来，他们肩靠着肩坐了一小会儿。
可能也不过三两分钟，苏志文却觉得像有三两个小时那么久，他僵硬着身体，听着肩膀那儿传来渐渐轻微的抽泣声，以及不断抽面纸的嗤啦声。他以为会发生点什么，但是没有。她很快站了起来，轻快地理了理裙子，露出一个羞赧的微笑。
他也竭力装出一个很自然的微笑。她坐过的地方，有一张皱巴巴的纸。纸上有三行字，是她写的：
从我，是进入悲惨之城的道路；
从我，是进入永恒的痛苦的道路；
从我，是走进永劫的人群的道路。
他看着，沉默了一会儿。
那之后，不知不觉地，他们之间也有了一点默契，她不像以前那么抗拒他了。但是跟她唯一的一次肌肤相亲，至今让他觉得迷茫。
记得正好是冬天往春天走的季节，住校的儿子周末回来，他下班路上买了只儿子爱吃的烤鸭。接到老唐电话，有人报信说她准备出门，有可能又到哪儿上访。他拎着烤鸭就直奔莲花巷，她正在灯下做晚饭，厨房里升腾着白色的水蒸汽。她没说什么怪话，倒招呼他们一起吃晚饭，苏志文拎去的烤鸭摆了一只盘子，她又拿了一瓶酒。喝到一半，老唐被麻将搭子三缺一喊走了。他喝了两杯不肯再喝了，没想到她那么能喝，喝得热起来脱了高领毛衣，只剩一件低领薄衫，领口开得很低，露出颈下雪白的一片。
想不起是谁先解了谁的衣服，他们一起撕扯着睡到她的单人床上，他觉得自己还没有准备好就一下子滑进她的身体，那么柔软和滚烫，不由分说地把他点燃了。他没有想到，她瘦弱的身体原来那么美妙，蕴藏着无穷的激烈能量。后来，他们大汗淋漓地倦卧在一起，他才顾得上去探寻她的眼睛，她也在看他。她的发结散了，披拂在枕上，黑得像绸缎，映着眼睛里火烧云一样的绮丽……
这么久了，他竟还记得那种感觉，不能不说是个奇迹。苏志文向来有女人缘，在企业里接待客户免不了逢场作戏。甚或后来发生的露水情缘，偶然动心，与初恋的鸳梦重温，却都没有让他留下如此奇异的感受。他无从解释，大约因为是她，只有她，才是如此犯忌，如此的不可思议。
不知何时外面飘起了萧瑟的冷雨，站在十层楼的窗前，无端觉得寒意入侵。楼下草坪有几处泛着苍黄，不知道是枯萎还是烧焦留下的痕迹，总之显得潦草和难过。一只野猫跃过草坪中间的灌木丛，向一株棕榈树上攀去。不远处，隔条巷子就是一个很大的菜市场，他闭着眼睛也能看到那些杀鸡宰鹅的，那些卖蔬菜卖水果的，那些终年埋头剖鱼剁肉的。他仿佛还能看到那些乞讨者，一个没有下肢的，一个没有双臂的，他们长年守着那条路口，一张黄纸板，一只碗……
他默默站着，香烟屁股烫着了手指，他欠身扔进墙角的垃圾桶，复又悄声走进法庭。
庭审进行到了法庭辩论阶段。遗嘱公证书被证明是合法的，剩下就是房产的分配问题了。
她扬了扬手里的民法通则读本，十分淡定地说，“我都研究过了，法律规定共有，就是共同所有，如果没有特别规定，就是平均分配。我要求退还属于我的75平米的房产。”她略顿了顿，又说，“对了，还有我的紫薇树。”
她嫂子的脸色早就涨成了猪肝紫，要不是旁边的律师几番劝阻，想必她早就破口开骂了。这会子，愤怒积攒到了一定程度，终于阔绰地发泄出来，只见她胸脯前倾，扑在桌面上，惡狠狠地说：“你做梦，75平米！嫁出门的姑娘泼出门的水，凭什么给你75平米？”
她兄嫂都比她胖两三圈，厚墩墩地坐在被告席上，像墙。她哥哥从头到尾几乎没怎么说话，漠然地一会儿看看自己妻子，一会儿看看自己妹妹。
审判长问原被告双方愿不愿意调解。 被告席上三人互相看了一眼，律师说，“我的当事人愿意接受法庭调解。”
审判长又看向原告。她坚定地摇摇头，“不愿意。”
代理律师清了清嗓子说，“原告诉求中的紫薇树，我的当事人在搬家前卖给了园艺公司，售价八百元。”
她看了看她哥哥，又一次坚定地说，“我只要我的紫薇树。”
律师无奈地耸了耸肩膀，屈起右手中指轻叩桌面，“请问原告，十五年前的公证书，为什么现在才主张权利。”
“你问他，问她啊！”她指着自己的哥哥嫂子，笑微微地说，“十五年前，他们宝贝儿子要结婚，把我赶了出去。他们说得好听，哪天存够钱买了房，就接我这个姑奶奶回家。我一直等着呢。”
那时候，她经常到处跑，他劝过她， “别再到处跑了，弄个正经日子过过。”
她坐在桌子前面，绞着手指，也是这样笑微微地说，“我向前走是堵墙，向后走是堵墙，向左走是堵墙，向右走也是堵墙，我无路可走，怎么办呢？”
“好好地找个工作，再找个人成个家。”
她扫了他和老唐一眼，愤慨地瞪着眼睛，指着他们问，“你，你，我请问你们，会不会爱上我？”
苏志文和老唐都哈哈大笑，爱这个词，确实有点好笑。
那个春末的晚上，他从她家里出来，夜晚的冷风一吹，他清醒过来。他慌得要死，他自己也没想到，竟上了她的床。他怕她缠上他，赖上他。他想到，她一直想要找个正经工作的男人，会不会今晚就是她投下的诱饵。
他设想了种种可能，她会到单位告他，或者写信举报他。他应该怎么办，说她一向喜欢胡言乱语，说她对他怀恨在心，说她妄想症发作？即使没有人相信她，风言风语也足以令他难以抬头，这好像比嫖妓更令他难堪，人们会怎么想，竟然看上那样一个女人？
他忐忑了很多天，却什么也没有发生。
他好长一段时间不敢去莲花巷，不知道怎么跟她照面，幸而她那边风平浪静，消停了好些日子。
他开始悄悄想办法调换工作岗位。
九月底的时候，他们说她一个人去了车站。他和老唐着急慌忙赶到售票处，一了解，她竟然坐上了去北京的长途汽车。苏志文和老唐十万火急赶往北京。她就坐在出站口的长椅上悠然等着他们。她笑微微地说，“要我跟你们回去可以，陪我爬次长城。”
苏志文没敢抬头，几个月没再见面，她对他一切如常，像是什么都没有发生过。又好像成了他的自作多情，人家根本没有放在心上。
老唐想了一想说，“好，答应你，去爬长城。切，北京来了七八趟，长城长成什么样不知道。”
第二天，他们起了个大早去爬长城，她显得有些安静，他也没怎么说话，从头到尾都是老唐说话的声音。那天风有些大，她穿了件白毛衣，头发不时地被吹拂到脸上，闪烁着许多光的影子。
她背着老唐，悄声对他说，“你不是说，读北岛的诗应该站在长城上。”
苏志文被她惊呆了。他是跟她说过这样的话，大学时他喜欢过北岛的诗。他没想到，她会因为这个，拉着他们来爬长城。那一刻，他觉得自己耳朵根都红了。从小，一发窘，他就是耳朵根发热。
从北京回来不久，他和老唐又商量着帮她联系工作。区图书馆需要临时工，做些整理图书，装订期刊之类的杂事粗事，他觉得倒也适合她，为此，他甚至动用了一点私人关系。
后来，区里动人，他如愿调到商务局，还提了一级，副局长。人不算老，四十出头，正值壮年，换个新环境，空气都新鲜了，重新有了踌躇满志的感觉。他负责招商引资，经常北上广地跑着，策划签订洽谈着许多连自己都觉得天花乱坠的项目，开不完的会，赶不完的饭局。他渐渐忘记了过去，忘记了莲花巷发生的事情。
偶尔地，他会不经意地听到她的消息，他们说她现在老实多了，到底岁数大了，图书馆是她做得最长的一份工作。
苏志文眼前闪过那本泛黄的诗刊，封面上那两个字油印的斑驳黑字：远方。他知道她骨子里还住着一个诗人。
男人们还是喜欢拿她开玩笑，说她肯定暗恋某个人，要不然不会一直不结婚不成家，长得又不难看。另一个人添油加醋地说，“从前，她提出要政府给她一个男人，这个男人要是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我们区里领导在大会上说了，谁愿意跟她结婚，帮助区里解决后顾之忧，政府一是提拔，二是重奖。”
这个段子太好玩了，一桌人哄堂大笑，苏志文也跟着笑。
他笑过之后，心里有点恨她，为什么不能过份安生日子。那时候老跑莲花巷，经常会看到站在梧桐树下招徕生意的暗娼。他甚至想，这些女人也是人，自古笑贫不笑娼，谁不是在找快乐，谁不是心甘情愿被生活俘虏，甚至义无反顾地往那放纵和堕落的路上走。为什么她不可以？生活重要的不是诗和远方，重要的还是眼前的苟且。
果然，没过多久，他就深刻领悟了“苟且”这两个字的意思，真的是只顾眼前，得过且过。
他发现妻子跟舞搭子跳上了床，闹出些风风雨雨。男人总是这样，自己在外面阅尽繁华，妻子绝不可以红杏出墙，他几乎已经下了离婚的决心。生活有时候就是那么戏剧化，急管繁弦，急转直下，妻子查出了重病。他不能坐视不管，总还是情没断恩未绝，只得先尽起丈夫的责任。前后一折腾，花光了所有积蓄，妻子保住了一条命，从鬼门关上走了一遭。他算是陪着她，参悟了一回生死。
他不大敢想那段日子，但他能感觉到生活给予的打击，并因此投射下来的阴影。重病后的妻，像变了一个人，经常去七八十公里外的寺庙礼佛，在家也是念经持咒。他怜惜她，其实也是怜惜自己，过了五十岁，生活漏洞百出，健康更是漏洞百出，连酒都不敢喝了，他现在一喝酒手就抖。他劝解自己，算了，不要折腾了。
也就是这么着，考虑到要照顾家庭，他从重点经济部门出来，到了司法局。他想过有一天，他们会见面。但是，他没想好再见面该跟她说什么？她应该会记得他吧？
他正在胡思乱想，她的目光忽然朝旁听席上扫了过来。跟以前一样，她眼神飘飘的，空空的，像是什么也没看到，又像是已经看透了这一切。
后排有一男一女在低声嘀咕，男的说，“这女人真怪死了，非要在一棵树上吊死。跟75平米的房产比起来，一棵树算个屁啊。”
女的说，“大概这棵树对她有什么特殊的意义吧？要不然还是为了钱，八百块钱也是钱啊。”
审判长磕了磕法槌，疲倦地说，“现在宣判……”
判决书递到她面前，她郑重地签了字。他看不清她的表情，她应该高兴的吧。她赢了，她兄嫂被责令依法退还属于她的房产。
她拿着判决书，起身走到脸色铁青的被告面前，微笑着说，“哥哥嫂子，我不要房子，也不要钱。我只要我的紫薇树。”
第二法庭忽然變得很安静，没有人说话。她慢条斯理地收拾好东西，胳膊上挽着包，肩上披着朱红的流苏披肩，袅娜娉婷地向外走去。走过苏志文身边，她停了下来。她俯身看他，笑着说，嗯，连你也奇怪吧，就为了一棵树。
没等他开口，她转身走了。
不知何时，外面的雨已经停了，也可能根本就没有下。
责任编辑 何子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