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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1972年山东银雀山西汉墓中出土唐勒《论义御》简文，从作品思想内容和风格上看，《惜誓》和《远游》都是唐勒所作，为《汉书·艺文志》所著录“唐勒赋四篇”中之二篇。
《楚辞章句·惜誓序》曰：
《惜誓》者，不知谁所作也。或曰贾谊，疑不能明也。惜者，哀也。誓者，信也，約也。言哀惜怀王，与己信约，而复背之也。盖刺怀王有始而无终也。
从后面几句可以看出，王逸是倾向于战国时楚人所作的。产生贾谊说的原因，一是因为有人主张为屈原的作品，而看其所表现思想，不似屈原之作;二是因为其中的一些句子和语意与贾谊的《吊屈原赋》有几处相近。于是至洪兴祖、朱熹，遂定为贾谊所作。
然而如明代张纶《林泉随笔》所云：
今考《史记》《汉书》本传……而无此篇。且其死时年仅三十三，篇首仍谓“惜余年老而目衰”，又曰：“寿冉冉而日衰。”汉文之时而谓之乱世可乎？谊未尝如梅伯、比干之所为，而又曰“惜伤身之无功”。反复一篇旨意，而证之以出处本末，以为谊之作，未敢信其必然也。
这才是真知灼见。又清胡濬源《楚辞新注求确》曰：
词明是自惜自誓，非贾谊作也。谊谴长沙，年才二十余，岁余召还，拜梁王傅。……乃卒，尚三十三岁耳。何以开篇便言年老日衰乎？
又曰：“谊孙嘉尝与史迁通书，不应独忘此篇。”张纶、胡濬源二位已讲得很清楚，《惜誓》不可能是贾谊的作品。
但是至近几十年中仍有学者认为《惜誓》是贾谊“用屈意代屈语惜之”。然而如近人王泗原《楚辞校释》所言，《惜誓》“多道家言”，“此种思想非惟屈子所无，贾谊亦不具”。则无论是贾谊“自惜”还是“代屈语惜之”，均与作品内容及所表现思想不相合;从篇中所写看，也没有一点代屈原抒情的迹象，找不出一处可以证明是贾谊代屈原以言之的语句。
其实，贾谊是最善于套用、化用他人现成文句表现自己思想、抒发自己感情的人。《鵩鸟赋》中套用《鹖冠子》语句子二十多处，有的只是稍作变动，即可看出这一点。是贾谊套用、化用了《惜誓》中的语句，从作品的内容和所表现的思想可以肯定他并非《惜誓》的作者。《惜誓》是成于贾谊之前的。
那么它的作者是谁呢？我们从作品本身可以找到一些线索。
首先，其中所表现神仙家思想与唐勒相近。
其次，从《惜誓》所反映的背景来看，是楚国迁陈之后所作。这同唐勒的生活与创作时代一致。《惜誓》中说：“涉丹水而驰骋兮，右大夏之遗风。”丹水在今河南省西南部，楚人发祥于丹水之阳，地名丹阳。《汉书·地理志》丹阳郡：“丹阳，楚之先熊绎所封。十八世，文王徙郢。”这是徙于今湖北宜城（即鄢郢），至楚昭王十年（前506）迁都于江陵（栽郢，或曰纪郢），即战国时人们常说的郢都。楚顷襄王二十一年楚迁都于陈，后称“郢陈”，地在今河南淮阳。郢陈在东而丹阳在西，在同一纬度上。诗人就附近景致、名胜想象而借景抒怀。“大夏”指夏县，即西汉时的阳夏，地属淮阳，故后来称作“阳夏”。其地南距郢陈只数十里。相传为夏太后康所筑，故名“夏”“大夏”。“右（有）大夏之遗风”，是说郢陈地近于夏后太康之古城，有上古遗风，则其作于迁都郢陈以后无疑。
又作品在开头即说：
惜余年老而日衰兮，岁忽忽而不返。
又第二段中也说：
寿冉冉而日衰兮，固儃回而不息。
《论语·季氏》：“乃其老也。”宋代邢昺《疏》云：“老，谓五十以上。”在古代大体上时代越往后，“老”的年龄起点越高。上古之时人的寿命短，故五十以上即可称老。由此也说明《惜誓》作于顷襄王晚期。这同唐勒的生平、年龄完全相合。唐勒年龄与宋玉相当，很多文献中将其与宋玉、景瑳并提，只是《汉书·艺文志》中列于宋玉之前，当比宋玉年纪稍长。则作者作此篇时五十多岁。
再次，有些语句同《远游》一样，如：
《远游》中提到仙人赤松、韩众、王乔;《惜誓》中则提到赤松、王乔。
《远游》中说：“绝氛埃而淑尤兮，终不反其故都。”《惜誓》中则说：“念我长生而久仙兮，不如反余之故乡。”
《远游》中说：“餐六气而饮沆瀣兮，正阳而含朝霞。”《惜誓》中说：“攀北极而一息兮，吸沆瀣以充虚。”“澹然而自乐兮，吸众气而翱翔。”
《远游》中说：“至南巢而壹息。”《惜誓》中说：“攀北极而一息。”
《惜誓》和《远游》两篇明显地表现出思想上的共同特征。楚国在怀王后期尽管道家思想对不少人有较深影响，但就上层统治集团来说，仍然以儒家、刑名家思想占主导地位。但到迁陈之后，就像一棵百年大树连根拔出后移到了另一个地方，人们普遍感到生死未卜、前途黯淡。因之，道家思想中顺天委命、虚静无为的思想和追求长生的意识较普遍地流行起来。
唐勒由于职业的原因，神仙家思想更为突出。唐氏在整个战国之时为习天文的史官，唐勒是唐眛之后，也是掌天文的史官。台湾中央图书馆藏孤本《事类寄奇》卷七引《春秋文耀钩》中一段文字：
太史唐勒以葭灰遗于地，乃更灭拂之，其苍云为之半减;又遗灰如前，乃尽去之。
《春秋文耀钩》乃汉代纬书，所记应有传说上的依据。“念我长生而久仙兮，不如反余之故乡！”这两句就生动地反映了他当时的复杂思想：一方面是接受东北齐地神仙家思想;另一方面由于世裔主星占的天官身份，神仙观念突出。所以说，从《惜誓》所反映的思想来说，也与《论义御》《远游》相一致。
第四，《惜誓》在表现手法和语言风格上也与《远游》和《论义御》相似。如《惜誓》中“飞朱鸟使先驱兮”以下两节，同《远游》中“风伯为余先驱兮”以下两节及“雌霓便娟以增挠兮”一节一样，都是通过想象，创造了一个超现实的世界，以表现诗人超脱尘俗、高举远扬的思想情绪。而这一特色在《论义御》中也得到体现。如：“骋若飞龙，逸若归风，反驺逆驺，夜走夕日而入日蒙汜。”“月行而日动，星跃而玄运，子神奔而鬼起，进退屈伸，莫见其尘埃。”“过归雁于碣石（按指在碣石山上空超过归雁），轶军鸟鸡于姑余。骋若飞，鹜若绝。”均是极尽想象夸张之能事，二者不但在思想上相通，在艺术手法风格上也表现出一致性。 由以上四个方面可以肯定，《惜誓》与《远游》《论义御》为同一作者的作品，它们都是出于天官世家而又受屈原影响的唐勒的作品。
《汉书·艺文志》载有“唐勒赋四篇”，此东汉初班固据西汉末年刘歆的《七略》而成，刘歆《七略》又是依据刘向《别录》而著。应是刘向编定《楚辞》之时有《惜誓》，后失作者之名。唐勒赋《论义御》，虽有残缺，但所表现思想、知识状况及语言风格在《楚辞》中唯与《远游》相近。我考证《远游》为唐勒之作（参拙文：《唐勒〈论义御〉与由楚辞向汉赋的转变》，《西北师范大学学报》1994年第5期）。从各个方面看，《惜誓》也是唐勒“自伤不遇”之作。
将《惜誓》归于唐勒名下，可以解决很多解说上的矛盾，消除各家之说中的相互龃龉，避免各种牵强附会的议论。
本篇将楚人发祥地的丹水和传为太康所筑夏县拉扯进去，一方面因为距此二地颇近，另一方面这也是楚王侯公卿自我解嘲心态的反映，恐怕是当时言谈、文字中较普遍的现象。但在诗人，还是知道离开楚人的故都，离开祖祖辈辈长期生活过的地方，实反映着楚国的式微，故赋中说：“水背流而源竭兮，木去根而不长。”又说：“念我长生而久仙兮，不如反余之故乡。”也可证本篇是楚人离开纪郢迁至陈以后的作品。
从上引这四句也可以看出，《惜誓》应作于楚考王十年（前253）楚都迁于钜阳（今安徽省阜阳市以北）之前。《惜誓》中表现出希望返回郢都的愿望，并无怀念已逝前代君王之意，明显非因君王更替而解职，则非考烈王时之作。则本篇作于顷襄王二十二年（前277）后的十多年间可知。
还有一点当做一说明。篇中有四句是：“乐穷极而不厌兮，愿从容乎神明。涉丹水而驰骋兮，右大夏之遗风。”先秦古韵中，“明”在阳部，“风”在侵部，按一般情形，阳、侵是不通押的。但《楚辞》中除此处外，《七谏·谬谏》中有一处是“動”（侵部）与“往”（阳部）相押，也是阳、侵合韵。总体来说，汉初韵部与战国末年的音韵虽有先后，但变处于微变之中。东方朔约前160至前93年时人，距唐勒一百多年。东方朔为西汉平原（今山东北部）人，与战国后期楚国是比较靠近的，语音上有相近处，完全可能。因而，仅这一处阳、侵通押还难以做成否定为唐勒所作的理由。
唐勒同宋玉一样，应生于楚怀王早中期，而主要生活于顷襄王、考烈王时代。顷襄王在秦国的军事压力之下合于秦，秦国照样“伐楚，取宛”（顷襄王七年）。顷襄王七年、十四年两次与秦“结和亲”，后与秦联合伐齐（顷襄王十五年），而顷襄王二十年秦将白起拔楚西陵，二十一年拔郢都，“烧先王墓夷陵，顷襄王兵败，遂不复战，东北保于陈城”（《楚世家》）。迁都陈之后，每况愈下。顷襄王在位的三十六年中，不会没有人劝谏，《战国策·楚策四》和《新序》卷二所载庄辛的《谏楚襄王》开头介绍文章产生的根源说：“庄辛谓楚襄王曰：‘君王左州侯，右夏侯，辇从鄢陵居与寿陵君，专淫佚侈靡，不顾国政，郢都必危矣。’襄王曰：‘先生老悖乎？将以为楚国祅祥乎？’”他不但认识不到自己昏悖荒淫使国家到了极危险的境地，还骂劝谏他的人“老悖”，认为人家说的话不吉利。顷襄王的素养和一继位便确定的用人倾向及外交主张，已决定了他只能是一步步走向衰亡。像宋玉、唐勒、景瑳、庄辛等人，总会找机会劝谏他，但结果如本篇和宋玉《九辩》《悲回风》所反映，毫无效果。《史记·屈原列传》言宋玉、唐勒、景瑳“皆好辞而以赋见称，然皆祖屈原之从容辞令，终莫敢直谏。其后楚日以削，数十年竟为秦所灭”。他们从屈原的遭遇已看到直谏的结局会更糟，会连在君王面前说话的机会也完全失去，所以只能婉转言之。然而，就这样，他的遭遇也并不好。从《九辩》看，宋玉在顷襄王末年是被放于郢陈以北山水间的;由本篇看，唐勒也是生活在极端的痛苦之中。唐勒在政治上是不得意的，因而寄理想于虚无，作为逃避现实、摆脱苦恼的途径。但唐勒并非完全忘却了现实，成为“方外”之人，他时时惦记着故都、故乡，希望楚国能恢复昔日的安定与强盛。“念我长生而久仙兮，不如反余之故乡”，正体现了他的主导思想。而其中混杂的道家、神仙方士思想，同唐勒的职务和思想有一定的关系，同时也反映出迁陈之后楚国上层思想意识上的消沉和混乱。
《惜誓》之题意，王逸以为即哀惜信约不被遵守之意，后人多从之。汤炳正先生主编《楚辞今注》则云：
惜，训为痛惜;誓，或“逝”之借。言己伤惜年衰无成，故欲登天高举，远逝求仙，淡然自娱。然因系念故乡，故返回世间。但又目睹乱世种种邪恶，忠贤被害，奸佞得意，伤惜之情愈烈。
从全篇之内容入手诠释篇题，其说更为切合赋作之意。《惜誓》正是唐勒“自伤不遇”之作。看来唐勒同宋玉一样政治上是不得意的，因而寄理想于虚无，作为逃避现实、摆脱苦恼的途径。但他同屈原一样，在受到压抑或打击的情况下仍然惦记着国家的命运，希望楚国能恢复昔日的安定与强盛。
全篇分三部分，第一部分由“惜余年老而日衰兮，岁忽忽而不反”开篇，接着由“登苍天而高举兮，历众山而日远”引起一大段超越现实世界的描写，在高空、天界悠闲游览，似乎完全表现游仙的情趣。但后面说：“念我长生而久仙兮，不如返余之故乡。”可见即使能成仙，他也不愿。他之所以发如此空想，是自己已年老，而时间又过得很快，朝政令人心忧，却无能为力，苦闷至极，巴不得跺地跳起。但做不到，只有空想而已。当中那一大段描写，只是比喻有德有才而无可发挥之处。最后深深地感叹说：“夫黄鹄神龙犹如此兮，况贤者之逢乱世哉！”这就点出了这一部分写游仙内容的原因。另外，我们也应关注到，即写游仙的文字中，也写到丹水、大夏，奇幻之中，见其真情的流露。
第二部分承上段之末，“黄鹄后时而寄处兮，鸱枭群而制之。神龙失水而陆居兮，为蝼蚁之所裁”，转入对自己政治处境的描写：
寿冉冉而日衰兮，
固儃回而不息。
俗从流而不止兮，
众枉聚而矫直。
译文：
我的年龄渐大一天天走向衰老，
时光在四季的循环中不断流逝。
一般低俗之人随波逐流没有休止，
很多人勾结起来要正直者改变意志。
这层意思之后，又由现实进入对历史的回顾，借历史上人物的遭遇诉说自己的痛苦。作者想像梅伯、比干一样直谏，像箕子一样坚持，但那后果也十分清楚，不是被要了命，就是自己披发佯狂，就等于完全放弃了继续为国效劳的机会。由“非重躯以虑难兮，惜伤身之无功”二句可以看出唐勒在当时的思想倾向同宋玉一样。这不仅反映出二人思想性格同屈原的距离，也反映出在他们所处时代楚国的形势比屈原之时更差，已到了苟延残喘的地步，只是当权者尚意识不到。
乱辞为第三部分，指出朝中的奸佞之徒希望他也一样同流合污，但他决不会这样做。这里就点出了不被重用、不能发挥个人才能的原因所在。“彼圣人之神德兮，远浊世而自藏。”这也反映出他同宋玉一样与屈原“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思想性格的區别，但也可以看出他决不同流合污的秉性。
三部分从三个方面反映出作者忧伤之所在与当时的处境，虚实相应，而思路开阔，汪洋恣肆，表现出作者的才华与学问上的特征。本篇与《远游》一样是很有个性特征的作品。
体式上与《远游》一样不是如《离骚》一样严格的四句为一节，而是前两段的末尾各有一节是六句，以加重语气，整齐之中有所变化。乱辞则学习了《离骚》的形式。这也是对屈原《离骚》等作品所创骚体诗在形式上的一个开拓：一般是四句一节，依节押韵，但不变之中又有变化。
本赋之表现手法颇具想象力，朱熹赞其“实亦瑰异奇伟”（《楚辞集注》）;晁补之《离骚新序》言“《惜誓》弘深，亦类原辞”。《远游》写得更为汪洋恣肆，不仅思想倾向相通，艺术风格也相近。而其中浪漫夸饰的想象与语言，和《论义御》等也有着共同的特征。
《楚辞章句·惜誓序》曰：
《惜誓》者，不知谁所作也。或曰贾谊，疑不能明也。惜者，哀也。誓者，信也，約也。言哀惜怀王，与己信约，而复背之也。盖刺怀王有始而无终也。
从后面几句可以看出，王逸是倾向于战国时楚人所作的。产生贾谊说的原因，一是因为有人主张为屈原的作品，而看其所表现思想，不似屈原之作;二是因为其中的一些句子和语意与贾谊的《吊屈原赋》有几处相近。于是至洪兴祖、朱熹，遂定为贾谊所作。
然而如明代张纶《林泉随笔》所云：
今考《史记》《汉书》本传……而无此篇。且其死时年仅三十三，篇首仍谓“惜余年老而目衰”，又曰：“寿冉冉而日衰。”汉文之时而谓之乱世可乎？谊未尝如梅伯、比干之所为，而又曰“惜伤身之无功”。反复一篇旨意，而证之以出处本末，以为谊之作，未敢信其必然也。
这才是真知灼见。又清胡濬源《楚辞新注求确》曰：
词明是自惜自誓，非贾谊作也。谊谴长沙，年才二十余，岁余召还，拜梁王傅。……乃卒，尚三十三岁耳。何以开篇便言年老日衰乎？
又曰：“谊孙嘉尝与史迁通书，不应独忘此篇。”张纶、胡濬源二位已讲得很清楚，《惜誓》不可能是贾谊的作品。
但是至近几十年中仍有学者认为《惜誓》是贾谊“用屈意代屈语惜之”。然而如近人王泗原《楚辞校释》所言，《惜誓》“多道家言”，“此种思想非惟屈子所无，贾谊亦不具”。则无论是贾谊“自惜”还是“代屈语惜之”，均与作品内容及所表现思想不相合;从篇中所写看，也没有一点代屈原抒情的迹象，找不出一处可以证明是贾谊代屈原以言之的语句。
其实，贾谊是最善于套用、化用他人现成文句表现自己思想、抒发自己感情的人。《鵩鸟赋》中套用《鹖冠子》语句子二十多处，有的只是稍作变动，即可看出这一点。是贾谊套用、化用了《惜誓》中的语句，从作品的内容和所表现的思想可以肯定他并非《惜誓》的作者。《惜誓》是成于贾谊之前的。
那么它的作者是谁呢？我们从作品本身可以找到一些线索。
首先，其中所表现神仙家思想与唐勒相近。
其次，从《惜誓》所反映的背景来看，是楚国迁陈之后所作。这同唐勒的生活与创作时代一致。《惜誓》中说：“涉丹水而驰骋兮，右大夏之遗风。”丹水在今河南省西南部，楚人发祥于丹水之阳，地名丹阳。《汉书·地理志》丹阳郡：“丹阳，楚之先熊绎所封。十八世，文王徙郢。”这是徙于今湖北宜城（即鄢郢），至楚昭王十年（前506）迁都于江陵（栽郢，或曰纪郢），即战国时人们常说的郢都。楚顷襄王二十一年楚迁都于陈，后称“郢陈”，地在今河南淮阳。郢陈在东而丹阳在西，在同一纬度上。诗人就附近景致、名胜想象而借景抒怀。“大夏”指夏县，即西汉时的阳夏，地属淮阳，故后来称作“阳夏”。其地南距郢陈只数十里。相传为夏太后康所筑，故名“夏”“大夏”。“右（有）大夏之遗风”，是说郢陈地近于夏后太康之古城，有上古遗风，则其作于迁都郢陈以后无疑。
又作品在开头即说：
惜余年老而日衰兮，岁忽忽而不返。
又第二段中也说：
寿冉冉而日衰兮，固儃回而不息。
《论语·季氏》：“乃其老也。”宋代邢昺《疏》云：“老，谓五十以上。”在古代大体上时代越往后，“老”的年龄起点越高。上古之时人的寿命短，故五十以上即可称老。由此也说明《惜誓》作于顷襄王晚期。这同唐勒的生平、年龄完全相合。唐勒年龄与宋玉相当，很多文献中将其与宋玉、景瑳并提，只是《汉书·艺文志》中列于宋玉之前，当比宋玉年纪稍长。则作者作此篇时五十多岁。
再次，有些语句同《远游》一样，如：
《远游》中提到仙人赤松、韩众、王乔;《惜誓》中则提到赤松、王乔。
《远游》中说：“绝氛埃而淑尤兮，终不反其故都。”《惜誓》中则说：“念我长生而久仙兮，不如反余之故乡。”
《远游》中说：“餐六气而饮沆瀣兮，正阳而含朝霞。”《惜誓》中说：“攀北极而一息兮，吸沆瀣以充虚。”“澹然而自乐兮，吸众气而翱翔。”
《远游》中说：“至南巢而壹息。”《惜誓》中说：“攀北极而一息。”
《惜誓》和《远游》两篇明显地表现出思想上的共同特征。楚国在怀王后期尽管道家思想对不少人有较深影响，但就上层统治集团来说，仍然以儒家、刑名家思想占主导地位。但到迁陈之后，就像一棵百年大树连根拔出后移到了另一个地方，人们普遍感到生死未卜、前途黯淡。因之，道家思想中顺天委命、虚静无为的思想和追求长生的意识较普遍地流行起来。
唐勒由于职业的原因，神仙家思想更为突出。唐氏在整个战国之时为习天文的史官，唐勒是唐眛之后，也是掌天文的史官。台湾中央图书馆藏孤本《事类寄奇》卷七引《春秋文耀钩》中一段文字：
太史唐勒以葭灰遗于地，乃更灭拂之，其苍云为之半减;又遗灰如前，乃尽去之。
《春秋文耀钩》乃汉代纬书，所记应有传说上的依据。“念我长生而久仙兮，不如反余之故乡！”这两句就生动地反映了他当时的复杂思想：一方面是接受东北齐地神仙家思想;另一方面由于世裔主星占的天官身份，神仙观念突出。所以说，从《惜誓》所反映的思想来说，也与《论义御》《远游》相一致。
第四，《惜誓》在表现手法和语言风格上也与《远游》和《论义御》相似。如《惜誓》中“飞朱鸟使先驱兮”以下两节，同《远游》中“风伯为余先驱兮”以下两节及“雌霓便娟以增挠兮”一节一样，都是通过想象，创造了一个超现实的世界，以表现诗人超脱尘俗、高举远扬的思想情绪。而这一特色在《论义御》中也得到体现。如：“骋若飞龙，逸若归风，反驺逆驺，夜走夕日而入日蒙汜。”“月行而日动，星跃而玄运，子神奔而鬼起，进退屈伸，莫见其尘埃。”“过归雁于碣石（按指在碣石山上空超过归雁），轶军鸟鸡于姑余。骋若飞，鹜若绝。”均是极尽想象夸张之能事，二者不但在思想上相通，在艺术手法风格上也表现出一致性。 由以上四个方面可以肯定，《惜誓》与《远游》《论义御》为同一作者的作品，它们都是出于天官世家而又受屈原影响的唐勒的作品。
《汉书·艺文志》载有“唐勒赋四篇”，此东汉初班固据西汉末年刘歆的《七略》而成，刘歆《七略》又是依据刘向《别录》而著。应是刘向编定《楚辞》之时有《惜誓》，后失作者之名。唐勒赋《论义御》，虽有残缺，但所表现思想、知识状况及语言风格在《楚辞》中唯与《远游》相近。我考证《远游》为唐勒之作（参拙文：《唐勒〈论义御〉与由楚辞向汉赋的转变》，《西北师范大学学报》1994年第5期）。从各个方面看，《惜誓》也是唐勒“自伤不遇”之作。
将《惜誓》归于唐勒名下，可以解决很多解说上的矛盾，消除各家之说中的相互龃龉，避免各种牵强附会的议论。
本篇将楚人发祥地的丹水和传为太康所筑夏县拉扯进去，一方面因为距此二地颇近，另一方面这也是楚王侯公卿自我解嘲心态的反映，恐怕是当时言谈、文字中较普遍的现象。但在诗人，还是知道离开楚人的故都，离开祖祖辈辈长期生活过的地方，实反映着楚国的式微，故赋中说：“水背流而源竭兮，木去根而不长。”又说：“念我长生而久仙兮，不如反余之故乡。”也可证本篇是楚人离开纪郢迁至陈以后的作品。
从上引这四句也可以看出，《惜誓》应作于楚考王十年（前253）楚都迁于钜阳（今安徽省阜阳市以北）之前。《惜誓》中表现出希望返回郢都的愿望，并无怀念已逝前代君王之意，明显非因君王更替而解职，则非考烈王时之作。则本篇作于顷襄王二十二年（前277）后的十多年间可知。
还有一点当做一说明。篇中有四句是：“乐穷极而不厌兮，愿从容乎神明。涉丹水而驰骋兮，右大夏之遗风。”先秦古韵中，“明”在阳部，“风”在侵部，按一般情形，阳、侵是不通押的。但《楚辞》中除此处外，《七谏·谬谏》中有一处是“動”（侵部）与“往”（阳部）相押，也是阳、侵合韵。总体来说，汉初韵部与战国末年的音韵虽有先后，但变处于微变之中。东方朔约前160至前93年时人，距唐勒一百多年。东方朔为西汉平原（今山东北部）人，与战国后期楚国是比较靠近的，语音上有相近处，完全可能。因而，仅这一处阳、侵通押还难以做成否定为唐勒所作的理由。
唐勒同宋玉一样，应生于楚怀王早中期，而主要生活于顷襄王、考烈王时代。顷襄王在秦国的军事压力之下合于秦，秦国照样“伐楚，取宛”（顷襄王七年）。顷襄王七年、十四年两次与秦“结和亲”，后与秦联合伐齐（顷襄王十五年），而顷襄王二十年秦将白起拔楚西陵，二十一年拔郢都，“烧先王墓夷陵，顷襄王兵败，遂不复战，东北保于陈城”（《楚世家》）。迁都陈之后，每况愈下。顷襄王在位的三十六年中，不会没有人劝谏，《战国策·楚策四》和《新序》卷二所载庄辛的《谏楚襄王》开头介绍文章产生的根源说：“庄辛谓楚襄王曰：‘君王左州侯，右夏侯，辇从鄢陵居与寿陵君，专淫佚侈靡，不顾国政，郢都必危矣。’襄王曰：‘先生老悖乎？将以为楚国祅祥乎？’”他不但认识不到自己昏悖荒淫使国家到了极危险的境地，还骂劝谏他的人“老悖”，认为人家说的话不吉利。顷襄王的素养和一继位便确定的用人倾向及外交主张，已决定了他只能是一步步走向衰亡。像宋玉、唐勒、景瑳、庄辛等人，总会找机会劝谏他，但结果如本篇和宋玉《九辩》《悲回风》所反映，毫无效果。《史记·屈原列传》言宋玉、唐勒、景瑳“皆好辞而以赋见称，然皆祖屈原之从容辞令，终莫敢直谏。其后楚日以削，数十年竟为秦所灭”。他们从屈原的遭遇已看到直谏的结局会更糟，会连在君王面前说话的机会也完全失去，所以只能婉转言之。然而，就这样，他的遭遇也并不好。从《九辩》看，宋玉在顷襄王末年是被放于郢陈以北山水间的;由本篇看，唐勒也是生活在极端的痛苦之中。唐勒在政治上是不得意的，因而寄理想于虚无，作为逃避现实、摆脱苦恼的途径。但唐勒并非完全忘却了现实，成为“方外”之人，他时时惦记着故都、故乡，希望楚国能恢复昔日的安定与强盛。“念我长生而久仙兮，不如反余之故乡”，正体现了他的主导思想。而其中混杂的道家、神仙方士思想，同唐勒的职务和思想有一定的关系，同时也反映出迁陈之后楚国上层思想意识上的消沉和混乱。
《惜誓》之题意，王逸以为即哀惜信约不被遵守之意，后人多从之。汤炳正先生主编《楚辞今注》则云：
惜，训为痛惜;誓，或“逝”之借。言己伤惜年衰无成，故欲登天高举，远逝求仙，淡然自娱。然因系念故乡，故返回世间。但又目睹乱世种种邪恶，忠贤被害，奸佞得意，伤惜之情愈烈。
从全篇之内容入手诠释篇题，其说更为切合赋作之意。《惜誓》正是唐勒“自伤不遇”之作。看来唐勒同宋玉一样政治上是不得意的，因而寄理想于虚无，作为逃避现实、摆脱苦恼的途径。但他同屈原一样，在受到压抑或打击的情况下仍然惦记着国家的命运，希望楚国能恢复昔日的安定与强盛。
全篇分三部分，第一部分由“惜余年老而日衰兮，岁忽忽而不反”开篇，接着由“登苍天而高举兮，历众山而日远”引起一大段超越现实世界的描写，在高空、天界悠闲游览，似乎完全表现游仙的情趣。但后面说：“念我长生而久仙兮，不如返余之故乡。”可见即使能成仙，他也不愿。他之所以发如此空想，是自己已年老，而时间又过得很快，朝政令人心忧，却无能为力，苦闷至极，巴不得跺地跳起。但做不到，只有空想而已。当中那一大段描写，只是比喻有德有才而无可发挥之处。最后深深地感叹说：“夫黄鹄神龙犹如此兮，况贤者之逢乱世哉！”这就点出了这一部分写游仙内容的原因。另外，我们也应关注到，即写游仙的文字中，也写到丹水、大夏，奇幻之中，见其真情的流露。
第二部分承上段之末，“黄鹄后时而寄处兮，鸱枭群而制之。神龙失水而陆居兮，为蝼蚁之所裁”，转入对自己政治处境的描写：
寿冉冉而日衰兮，
固儃回而不息。
俗从流而不止兮，
众枉聚而矫直。
译文：
我的年龄渐大一天天走向衰老，
时光在四季的循环中不断流逝。
一般低俗之人随波逐流没有休止，
很多人勾结起来要正直者改变意志。
这层意思之后，又由现实进入对历史的回顾，借历史上人物的遭遇诉说自己的痛苦。作者想像梅伯、比干一样直谏，像箕子一样坚持，但那后果也十分清楚，不是被要了命，就是自己披发佯狂，就等于完全放弃了继续为国效劳的机会。由“非重躯以虑难兮，惜伤身之无功”二句可以看出唐勒在当时的思想倾向同宋玉一样。这不仅反映出二人思想性格同屈原的距离，也反映出在他们所处时代楚国的形势比屈原之时更差，已到了苟延残喘的地步，只是当权者尚意识不到。
乱辞为第三部分，指出朝中的奸佞之徒希望他也一样同流合污，但他决不会这样做。这里就点出了不被重用、不能发挥个人才能的原因所在。“彼圣人之神德兮，远浊世而自藏。”这也反映出他同宋玉一样与屈原“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思想性格的區别，但也可以看出他决不同流合污的秉性。
三部分从三个方面反映出作者忧伤之所在与当时的处境，虚实相应，而思路开阔，汪洋恣肆，表现出作者的才华与学问上的特征。本篇与《远游》一样是很有个性特征的作品。
体式上与《远游》一样不是如《离骚》一样严格的四句为一节，而是前两段的末尾各有一节是六句，以加重语气，整齐之中有所变化。乱辞则学习了《离骚》的形式。这也是对屈原《离骚》等作品所创骚体诗在形式上的一个开拓：一般是四句一节，依节押韵，但不变之中又有变化。
本赋之表现手法颇具想象力，朱熹赞其“实亦瑰异奇伟”（《楚辞集注》）;晁补之《离骚新序》言“《惜誓》弘深，亦类原辞”。《远游》写得更为汪洋恣肆，不仅思想倾向相通，艺术风格也相近。而其中浪漫夸饰的想象与语言，和《论义御》等也有着共同的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