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裘山山
祖籍浙江，现居成都。已出版长篇小说《我在天堂等你》、长篇纪实散文《遥远的天堂》及《裘山山文集》（七卷）等。曾获鲁迅文学奖、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奖、冰心散文奖、小说月报百花奖、四川省文学奖、夏衍电影文学剧本奖等。现为中国作协全委委员，四川省作协副主席。
2013年8月，和我们相濡以沫五十多年的父亲离开了我们。一个完整的家破碎了。很长时间，我都走不出内心的伤痛。
父亲走的时候87岁，也算高龄了，让我伤痛不已的不是他走得太早，而是太痛苦。眼看着癌症把他折磨得不成样子，我们却束手无策。这让我一想起来，心里就刺痛。
父亲走了两年后，我和姐姐才去彻底整理他的房间。
在一个很旧的樟木箱里，我们发现了满满一箱信件。这些信件用报纸包着，细绳子捆着，上面贴着小纸条，注明了是谁的信，哪一年到哪一年。全都是父亲的笔迹。
我从来都知道父亲是个生活很有规律、喜欢收藏的人，他甚至收藏了我小学一年级到初中所得的奖状，最早的一张是1965年的，薄如蝉翼，还是老师油印的。我发表作品的所有剪报，他也都一一剪贴归纳放好。
但是，当我们看到这样满满一箱信件时，内心还是被震撼了，很感动，也很悲伤。我即刻拍了几张，发在了朋友圈，不料引起了很大反响。几乎所有的朋友都被深深感动。有的说，他的父母也为他保留了早年的信件，只是没我那么多；有的说，很遗憾自己的父母不会写信，从来没有收到过父母的信，很羡慕我；还有的说，几乎没有和父母分开过，所以没有书信往来。更多的朋友说，这些信太珍贵了，你应该整理出来，写本书。
起初我并没有这个念头，但说的人多了，心就动了。尤其是上海文艺出版社的谢锦和陈蕾，也鼓动我把它们写出来，写成一本书。我终于下了决心。因为在我这里，也保留了父母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写给我的信，“两地书”，合二为一，应该非常有意思，是一个时代在一个小小家庭里的缩影，是漫长的生命河流的流痕。
更重要的是，可以以此，来纪念我的父亲。
一、早期的家书
1、
我们家，是一个很特殊的家庭。
特殊原因之一，是作为一家之长的父亲，一辈子在部队，不说南征北战，也是漂泊无定。因为他是一名铁道兵，铁路修到哪里，他就走到哪里。于是乎，他和他的妻子，和他的两个女儿，总是聚少离多。父亲母亲恋爱的时间很长，因一直是“异地恋”，好不容易确定1950年底结婚，父亲又突然接到命令随部队去了朝鲜，一去三年。母亲一直等，等到朝鲜战争结束，才与父亲完婚。所以两人结婚时，都已经28岁“高龄”了，生姐姐已29岁，生我已32岁。
特殊原因之二，是母亲是个职业女性。许多军人的妻子因为没有工作，婚后就随军到了部队，一家人总是在一起的。可母亲是省报编辑，有自己的事业，故婚后他们继续分居。父亲随部队在福建江西一带参加“鹰厦线”的修建，母亲在杭州独自抚养我们。整整十年。
因为这个缘故，父亲和母亲之间的通信也是非常多的，可惜“文革”的时候都被销毁了。因为其中有不少他们对时政的议论，在如履薄冰的年代，他们怕给已经“声名狼藉”的自己惹来更大的麻烦。
我们这个家最稳定的时期，莫过于我的童年，父亲调到铁道兵学院教书，而母亲因为被打成“右派”，不得已离开报社，带着我和姐姐随军过去，一家人于是团聚了整整七年。这七年的生活，我在长篇小说《河之影》里，有大量描述。尽管这期间经历了“文革”，但我们这个小家，还是有过很多温馨的日子，父亲对母亲和我们两个女儿，都非常疼爱，它们深深地留在我的记忆里。
好景不长，1970年，父亲又被调动，调到了正在大巴山施工的部队工作。母亲虽然带着我们也一起来到四川，但部队所在地和家属所在地，依然相距遥远，那十几年里，父亲只能靠每年一个月的探亲假，回来看我们母女三人。
如此，我们这个家总是分离，分离。最极端的时候，一家四口分在四个地方。第一次是1958年到1961年，那时父亲随部队在福建修鹰厦线，母亲被打成“右派”去浙江临安山区“劳动改造”，三个月的我被托付给嵊州乡下的祖奶奶抚养，三岁的姐姐被托付给杭州姨妈抚养。一家四口天各一方，天涯零落。父亲探亲回家，一个月的假，要跑三个地方看望亲人。所以他第一次见到我时，我已经一岁半了。
第二次一家四口分散四处，是1978年到1984年，父亲从铁六师调到长沙铁道兵学院教书；母亲“右派”平反回到杭州，在《浙江日报》工作；姐姐因下乡去了陕西咸阳，后调到国棉二厂当工人；我因当兵在重庆，后考上大学到了成都。
这回的天各一方更为遥远，是四个省份。那时我回家探亲，跟父亲当年一样，有时去杭州，有时去长沙，有时去西安。幸运的是，那时的我和姐姐，都已经能给父母写信了。
我给爸爸写，给妈妈写，给姐姐写，然后他们分别给我写。我们互相交织着写。我们的家不是在某一个地方，而是在信上，在途中。一封封的信，将一个四面八方的格局链接起来，成为一个整体。
妈妈当时曾戏言，我们家四个人，一个在华南（长沙），一个在东南（杭州），一个在西北（西安），一个在西南（成都），只需找一个东北女婿和一个华北女婿，就占领全国了。
自然是分久必合。先是父亲离休回到了杭州，和母亲团聚，然后是姐姐调回了杭州，和他们团聚。我虽然还在成都，但毕竟，每年探亲有了固定的去处。一个具体的有房子的家，在杭州成立了。
我似乎接替了父亲的角色，每年回家探亲。
2、
家书最早进入我记忆，是七十年代初。
那时父亲在川陕交界的大巴山里修建成渝线，母亲带着我和姐姐住在重庆北碚的家属基地。所谓家属基地，就是租借了北碚机械厂的两栋筒子楼而已，一层楼住八户人家，公用厕所，公用水龙头，两家合用一个厨房。
那时的部队家属大多来自农村，没有文化，每每要给自己丈夫写信时，就来找我妈帮忙。我妈是家属里为数不多的和她们一起做临时工的“文化人”（另几个“文化人”在外面单位上班），因为她是“右派”，早已放下了作为一个省报编辑的身份。 妈妈写信的时候，阿姨们总是围着看。
一般是某个阿姨先拿来自己丈夫的来信，让妈妈念，然后再由妈妈代回复。我们家没有书桌，妈妈是坐在小竹椅上，趴在木凳上写的。那个情形，我至今清楚地记得。
比如给邓阿姨写，她说一句妈妈写一句。一般来说，是讲孩子的情况，或关心丈夫身体，鲜有感情表达。但其他阿姨会在旁边起哄：加上“亲爱的我想你”，加上“你快回来看我吧”。
邓阿姨就红着脸打她们。虽然她已经是四个孩子的母亲了，依然很羞涩。这个时候，我们家昏暗的灯光下就充满了欢乐。我很喜欢这种时候，能看到妈妈脸上洋溢着笑容。
阿姨们排着队，一个写完了下一个。妈妈听完阿姨的口述，也会帮她们再加两句，比如，你要保重身体，注意安全什么的。然后读给她们听，阿姨们总是连连点头，表示满意。
铁道兵是一个危险系数很高的职业，加之那个年代条件简陋，工地上时不时传来噩耗，就单是我们住在北碚那五年，父亲所在的29团，就有两位工程师在施工时遇难。所以阿姨们天天盼着老公来信，尽管一个字不认识，拿到信依然是眉开眼笑。而她们的丈夫，知道自己的老婆不认字，也总是把信写得简洁明了，跟文件一样有标配：最近工作很顺利，身体很好，不用担心。孩子们怎么样？几乎回回如此。但等不到信的阿姨，就会焦急万分。真的是家书抵万金。
除了请我妈读信回信，阿姨们还时常会向我妈请教一些问题。比如曹阿姨问：徐大姐（我妈姓徐），我昨天听到广播里说，某某去世了，中（终）年76岁。这76岁还算中年吗？我妈就尽可能通俗地解释说，这个终年不是那个中年，虽然读音一样意思不同。王阿姨又问，叶剑英明明是个男人，为啥叫个女人名字呢？我妈就说，剑是刀剑的剑，英是英雄的英，这就是个男人的名字呢。
阿姨们的态度和我妈的态度，都非常诚恳。我曾以这些阿姨们为题材，写过一个短篇小说，《明天是八一节》。
整理这些书信，让我感到最最遗憾的是，爸爸妈妈早期的信件没有了，就是他们从恋爱到结婚，到“文革”前的信件。那应该是他们最珍贵的信件了，包括五十年代初父亲去朝鲜的三年，他们互相鼓励互相支撑；五十年代末母亲被打成“右派”去劳改的三年，他们商量怎么安排孩子渡过难关。这些信一定是在“文革”时烧掉的。那时父母如履薄冰，我完全能想象他们的恐惧：父亲被打成“走白专道路的典型”、“资产阶级学术权威”，母亲是“摘帽右派”，他们成天提心吊胆等着造反派来抄家，怎么可能保留那些信件呢？
现在留下的这一包，仅仅是母亲平反后，也就是七十年代末，到父亲1984年离休，他们团聚在一起那几年的，已经很少了。
但母亲的第一封信，却被父亲小心翼翼地保留了下来。
因为那是他们恋爱的奠基石。
父亲和母亲，是经我们的二姨夫介绍相识的。
我的二姨夫，是父亲的大学同学，因为关系好，就把自己的小姨妹介绍给了父亲。父亲看了母亲的照片，一个清清秀秀的江南女子。也许是生在江南清秀女子见多了，没生出什么特别的感受，但出于礼貌，在姨夫给姨妈的信上，代问母亲好。
母亲便回了一封简洁的信。这信将父亲一下子“打倒”了，彻底征服——一手漂亮的小楷，通篇落落大方机智有趣的语句（要知道当时母亲只读过初中一年级），时至今日父亲仍能背出这封信的全文。可见其魅力。
可遗憾的是，这封信也找不到了。这封信我和姐姐是见过的，父亲离休后，曾从一个笔记本里拿出来向我们“显摆”过。“文革”时他尽管烧掉了所有信件，也没烧掉这封，一直保留到晚年。
我只隐约记得开头的话：
你是我姐夫的朋友，就是我姐姐的朋友，那么也是我的朋友。
我想父亲一定是夹在哪个本子里珍藏着，但我翻遍了家里的抽屉柜子，没有找到。实在是太遗憾了。
3、
在这样一个有写信传统，或者说必须靠写信才能维系的家庭中长大，会写信是必须的。
我写的第一封信，是给父亲的，1971年。13岁。
这封信能历时四十多年保留到今天，连同那个印着“敬祝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的信封，肯定是靠父亲这个严谨而又仔细的“档案管理员”。他不仅保存了我的第一封信，还保存了我写给他和母亲的所有的信件。
毋庸置疑，父亲也保存了自1979年以来他和母亲的所有信，他大女儿我姐姐写给他们的所有信，以及他和老朋友老战友之间的通信。总之在他看来值得留存的信件，全都留了下来，一一归类包好，摆放整齐。它们用发黄发脆的报纸包着，上面贴着小纸条，全部是父亲的字迹，如：山山87年4月到89年9月来信。
在一箱子信中，我的最多，这是因为我长期不在他们身边的缘故。从18岁当兵离家到父亲离世，我都远在部队。尤其在2000年以前，电话不便，完全靠写信。我的那些信被父亲用报纸包好，捆好，注明了日期，我粗略数了一下，大概有近百封。
从某封信里我明确看到，父母家装电话是1992年。但在那以后我和父母依然是靠写信交流，也许是习惯了，也许是那时的电话费太贵。一直到2000年以后，父母还时不时地给我写信。
是什么时候彻底结束通信改为电话交流的，我已不记得了。好像有一次父亲说，你那么忙，就不要写信了，一个星期打一次电话好了。
我就改为每周一个电话，时间是周六上午。
父亲是一个非常有规律的人，我也得有规律才行。说周六上午，就不能是下午或者第二天。假如那天我有事耽误了，他一般熬到11点就熬不住了，会主动打过来，问我怎么了。所以我尽量在上午9点、10点左右打过去——无论我在家，还是在部队，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也无论是在西藏采访、灾区采访，还是在开人大会，我基本都坚持在每周六上午给爸爸妈妈打电话。
父亲每次接起电话，都会很开心地说，我就知道是你。
拆开父亲留下的一摞摞信件，竟然腾起了细小的灰尘，一时间仿佛钻进了往事的大仓库，里面堆满了很久没有碰过的过去了的日子。 这些信件不但按日期排列，还在每封信的信封上注明了收到的日期，父亲是个多么仔细的人。那些小字令我熟悉而又亲切。父亲的字历来规矩，是长期画图纸写教案形成的，他一辈子没有写过潦草字。“文革”期间，父亲被造反派要求帮忙刻印传单，就是看上了他的字，说不上好，却很认真。他被迫天天去刻传单，以至于中指上磨出一个老茧。但作为一个被打倒了的臭知识分子，一个右派的丈夫，他是无法忤逆造反派的。
我注意到有一个时期的信封，每一封都被剪了小方洞，显然是邮票被剪了。怎么回事，是父亲在集邮吗？后来我翻到一封自己的信，上面写着：“爸爸，把信封上的邮票寄还给我。”原来是我要求爸爸剪的！我已完全忘了，我自己并不集邮，显然是帮同学在集。父亲牢记在心，自此后，就把信封上的所有纪念邮票都剪下来寄给我了。
随便打开几封信看了看，发现我年轻时并无什么叛逆行为，凡事都告诉父亲母亲，也很顺从他们。除非发生了什么不好的事，我会暂时瞒着，等过去了也会告诉他们。同时还发现，我的记忆是不可靠的，我一直以为，自己从当兵后就经济独立了，没有再依靠父母，从信里发现，在我当兵和上大学期间，我还是时不时会从父母那里收到书费资助。婚后的头几年，也接受过父母的资助。一百，两百，在那个时候是很顶用的。等我反过来给父母寄钱，已是到九十年代中期了。工资高了一些，稿费多了一些。
重新翻看这些信件，过往的岁月一一从眼前掠过，那些艰难的却是快乐的日子，那些忙碌的却是充实的日子，铺成了我的来时路。父母虽然不在身边，却一直陪伴着我。内心的欢愉，无法言表。
唯有旧日子能让我们快乐。这个时候，我总是想起这句诗。
我很庆幸那个时候给父母写了那么多信，我相信我的那些信还是给了父母很大安慰的（相反亦然）。尤其是在今天，在父亲走了之后，我不至于感到后悔。
4、
先说第一封信吧。开头总是很重要。
这封信写于1971年，我13岁。读初二。
那时候父亲作为一名铁六师的工程师，在陕西紫阳县毛坝镇，参加修建宝成线，谓之钻山沟。我和妈妈姐姐，住在部队家属基地重庆北碚。我进入重庆北碚的朝阳中学读初二。我们家是1970年从石家庄迁徙到重庆的。这个前面已交待。因为父亲在山里修路，一年才回来探亲一次，妈妈便要我给他写这封信。
从信的内容看，是因为邻居的杨叔叔探亲结束要返回部队了，妈妈托他带姑姑寄来的一双布鞋给爸爸，顺便要我和姐姐每人给爸爸写一封信。
1970年，作为“臭知识分子”的父亲，被当时的铁道兵学院革委会，带有惩罚性地分派到了在深山里修铁路的部队。父亲一到重庆，把我们母女三人撂在招待所就去工地了。半年后他回来，突然出现在家门口时，我们母女三人都不认识他了，又黑又瘦，胡子拉碴的。直到父亲开口说话，我们才确定是他。可见铁道兵的生活有多艰苦。父亲虽然是地主的儿子，却非常能忍耐。他一句抱怨也没有，将我们搬到家属基地后，又回部队了。母亲也是个非常了不起的女性，在突然被扔到人生地不熟的小镇后，依然带着两个女儿，把日子过得踏踏实实，让丈夫安心。
这封信，就是我写给远在大山里的父亲的。虽然很简单，只有一页半纸，但背后的内容却很丰富。
信的开头说，我们去了西南医院——西南医院就是重庆三医大的附属医院，虽然从北碚过去很远，但部队对口的医院只能是那里。妈妈最怕坐车，为了节约钱，又只能搭乘部队大卡车。站在车厢里，风呼呼地吹，妈妈每次下车就吐，但为了两个女儿也只能去。姐姐那一年得了急性肾炎，虽然已经好了但要去复查，复查结果是彻底好了；而我总是又瘦又黄，让妈妈担心，也顺便做个检查。记忆中这样的检查我做了两次，每次都说我肝大脾大，可是肝功能都正常。直到最后一个有经验的老医生才确定，是肝和脾都有些下垂，太瘦的缘故，所以一下就能摸到。果然那医生是对的，我身体结实一些后就没有这个问题了。
但当时可是把我妈愁坏了，一个女儿好了，一个女儿又有问题。于是她按医生说的，给我加强营养，开始是每天半斤牛奶。我喝了两个月，毫无变化。又改成每天一个鸡蛋，吃了两个月，仍毫无变化。妈妈气馁了，毕竟这样的营养需要财力支撑，她撑不住了。心想瘦就瘦，没病就行。
现在回想起来，那鸡蛋牛奶是起了作用的，因为我在此之后忽然蹿个子了，在班上站队从最后一排渐渐往前挪，很快到第二排了。上大学后我不知从哪儿看到一个父母身高和儿女身高的计算公式，便将父母身高纳入计算，我应该是158公分。我兴高采烈地告诉妈妈，嗨，我的身高比预计高两公分呢。妈妈幽默地笑道，哦，了不起，全靠你后天努力啊。
信的第三段，说托人给父亲带东西，我已经没有记忆了，估计是妈妈让我写上的。妈妈那个时候对爸爸特别好，觉得爸爸在山里修路太辛苦了，一有什么好东西就托人带给他。但爸爸总是批评妈妈给别人添麻烦，尤其是太重的东西不准带，所以才会有“本来想给你带苹果，怕你生气，没带”这样的话。
5、
此信的重点，是拉练。那么，就专门解读一下。
我去拉练从十五号出发，于二十五号胜利归来了。脚也没有走拐（走拐，四川土话，走瘸的意思）病也没有得，一切都很好，我的思想，身体，作风各方面都受到锻炼，收获（原文是错字）很大。
那是1971年10月，开学没多久学校就组织搞拉练。
起因似乎是毛主席对解放军野营训练做了两次批示：“这样训练好”、“如再不这样训练，部队就变成老爷兵了”。这两次批示，不仅在全军掀起了野营拉练的热潮，也在全国掀起了亿万民众野营拉练的热潮，从1970底开始一直持续到1971冬季。我们属于靠后的一部分。
学校为此开了动员大会，念了毛主席语录，校长作动员，学生表态。我好像也上台发言了，因为我是班长。而我那个在四川很少见、与川人骂人字眼儿同音的姓氏，又一次被全校学生们哄笑。
我的名字曾是我少女时代最大的苦恼。本来姓裘已经稀奇了，还叫山山，如此奇怪的名字不被孩子们嘲笑才怪。我时常走在路上，被男生们恶作剧，大叫一声，四下逃散。所以信封上的落款，有一个“珊”的涂改痕迹，可以看出我当时试图将“山”改成“珊”，被妈妈坚决制止了，妈妈说那个“珊”落俗套。我不懂落俗套是什么意思，但还是不敢违背妈妈。现在想来，幸好妈妈坚持没让我改。 既然是野营拉练，肯定就是徒步行走了，还要自己背背包拎脸盆拿着生活必需品。为减轻负担，我们两人一组，一人背被子，一人背褥子，晚上就挤在一起睡。
我是和我们班一个叫李跃红的女生一组，她是个老实厚道的孩子，我从进初中就跟她要好。13岁，现在看来还是孩子，那个时候可没人娇惯。所以听说我们要去拉练，妈妈并没过多担心，只是为我准备了行装，还买了两斤苹果塞在书包里。妈妈说，实在是饿就吃一个。我暗自窃喜，那个时候家里吃不起水果，感觉拉练还不错，有水果可以吃。
可是，我的两斤苹果，在出发后一小时就被我全部吃光了。不是饿，是馋。从学校出发，还没走到北温泉，我的挎包就空了。北温泉是我们搞活动经常去的地方，离市区大概也就五六公里。我给自己找的理由是，吃光了背包就轻了。
路过了嵊江（应为澄江，竟然写成了老家嵊州的嵊）、盐井、合川、云门、龙市、小沔、三汇、后丰台（应为后丰岩）回北碚，路程大概是三百八十多里（略有夸大）。
如果不是给爸爸写了这封汇报信，那么，我们当时去过些什么地方，我都忘了。幸好有那封信，我才记起我们的路线。从百度地图上看是很小一个圈子，我算了下直线距离，不过一百二三十公里的样子，可当时感觉好远好远，好难走好难走。
我们一共走了10天，每天大概走20多华里，偶尔会长一些，也就是40华里吧。晚上就住在当地的学校，把人家教室里的桌子拼起来，铺上褥子，然后两个人合盖一床被子。
那些日子总是下雨，四川雨水本来就多，又是秋天，真可谓秋雨绵绵。留在我记忆里的就是烂泥巴路，一走一吧唧。虽然有雨披，但衣服和被子都是湿乎乎的。连续几天下来，我看到烂泥巴就恶心，只好抬头走路，盯着前面同学的背包。现在想来不是泥巴恶心，是饿的，每天都饿得不行。见一个路过的农民就迫不及待地问，某某地还有多远？农民们才不把这点儿路当回事呢，总是回答说，马上就到了。或者，还有几分钟。但往往我们要走10个“马上”，20个“几分钟”才能到目的地。
我在信上说：“我都坚持走了下来，一回车也没坐。”显然是有车跟着我们的，害怕万一出什么状况。另外有些年纪大的老师，是坐在车上的。记忆中是个带敞篷的卡车，顺带还拉着一些生活用品。
但是出去十多天我也有不够的地方，比方说，花了许多钱。妈妈给我带了两块钱，我光买吃的就用了一块多，这很不好，没有节约闹革命。
这一段时代痕迹最明显，很多朋友看了感慨不已，有说，花了一块多就自我检讨，真是可怜。也有说，那个时候我们家可拿不出两块钱给孩子。
为什么会花掉一块多，我还记得。那时一到目的地，大家都饥肠辘辘，饿狼一般扑向热腾腾的饭菜。可我是班长，还得先配合老师安排同学们的住宿，最后才能吃饭。所以我每次去吃饭时都没什么菜了，更不要说荤腥。油水少，自然就饿。花了一块多钱买吃的，就是因为饿。
买的什么呢？我也记得，是发糕。四川小县城的发糕，1分5一块，3分钱两块。酸酸的，大约舍不得放糖。我之所以感觉自己花钱太多，就是因为那东西便宜，3毛钱可以买20个发糕，我得吃多少发糕才用掉一块多钱呀。
后面写道：
出去后，我看到了许多农村的贫下中农生活还很艰苦，我和他们比起来差距很大。所以，我决心以后不再浪费了，要养成艰苦朴素的习惯。将来工作了，才可以经受住各种艰苦生活的考验。
这个是老实话，有时候路过那些山村，村里的孩子们跑出来看我们，秋风秋雨中赤着脚，甚至光着屁股，拖着清鼻涕，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一对比，有点儿小羞愧。
不能否认拉练的益处，的确是锻炼了我们的体力耐力，还增加了对社会的了解。但毕竟，这么大规模的迁徙运动，尤其是学生娃，本该好好读书的，成天背个背包在外面走，肯定弊大于利。据说那一年多的时间里，工人下农村，军人进山区，学生到军营，严重影响了正常的生产生活，甚至影响到社会治安。后来中央赶紧纠正，要求工人以做工为主，学生以学习为主，亿万军民大拉练才停止。
父亲当时很担心我去拉练，在他眼里我是个弱不禁风的丫头，这封信一定带给他很大的安慰。
我完全可以想象，七十年代的某一天，父亲在川陕交界的大山里，在铁路旁，或帐篷中，收到这封有两个女儿笔迹的信时，心里是多么的喜悦。据父亲的老朋友邱叔叔说，那时他们这些单身汉都是自己照料自己，工作异常艰苦，到了周末还要去河边洗衣服洗被子。他们把衣服被子晒在河滩的石头上，就会躺下来，享受短暂的小憩。这时候他们就会说起自己的家人。父亲骄傲地拿出我和姐姐写给他的信对邱叔叔说，你看，我的两个女儿都蛮懂事，已经能给我写信了。
6、
从父亲的收藏看，中学时期，我一共给他写过两封信。
而且两封都是妈妈要我写的。
小孩子总是偷懒的，即使是我这样的好学生，没有母亲下达指示，也很难自觉地动笔写点儿什么。
我们家隔壁邓阿姨家，老大是个儿子，比我小三岁，好像叫小明。我读初二时他读五年级。他爸爸回来探亲时教训他说：你都读五年级了，认了那么多字儿了，还不能写信吗？以后你帮你妈给我写信！你给我写一封信，我就奖励你五毛钱。
七十年代初，五毛钱是巨款啊，要卖多少橘子皮牙膏皮才能攒到啊。我在旁边听了眼馋得不行，恨不能帮他写。因为我们家是不可能有这样的事的，我爸从来不搞物质刺激，都是正规的传统教育。比如面壁思过，打手板心之类。若做了好事，也只是口头表扬。
但即使有一封信五毛钱的利润，小明仍不肯写。没办法，邓阿姨还是得找我妈写。不光是邓阿姨，王阿姨、曹阿姨，都找我妈写。我妈是很愿意帮阿姨们的忙的，因为阿姨们从来不因为她是“右派”而歧视她，很尊重她这个文化人。
我当时想，如果我爸也说，你给我写一封信我就奖励你五毛钱，我会不会多写两封信呢？物质刺激会不会多留下一点“文化遗产”呢？呵呵，估计会的。因为那个时候我很“贪财”，攒牙膏皮橘子皮卖，筛煤灰卖，打猪草卖，很努力地“致富”，现在想想，总计也挣了不过一元钱。 虽然爸爸没拿信来悬赏我（毕竟老婆会写信），但上了高中以后，也开始定期给我和姐姐发零花钱了。零花钱的额度是按冰棍儿计算的（当属老爸独创）。当时重庆的冰棍儿最便宜的四分一根，爸爸就按每天吃一根冰棍儿计算，一个月给我们一人一块二。我们哪里舍得每天吃冰棍儿？差不多都攒起来了。姐姐比我克制，一年下来攒了十元，我免不了要买点儿零嘴，或者在街头看几本小人书（两分一本），或者买张好看的手绢儿（两毛钱一张）。一年下来也攒了五元。
妈妈就向爸爸借鉴，每次我去挑煤球时，也按冰棍儿给我酬劳：挑100斤煤球是两根牛奶冰棍的酬劳（一毛钱）。如果请人挑100斤是五毛钱，所以妈妈强调说，这一毛不是工钱，是买冰棍儿的，是为了锻炼你。妈妈的口头禅是，我们家不养小姐（妈妈的这个举措在我日后的成长道路上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我通常是忍着一根也不吃，把一毛钱存下。存点儿钱真不易呀。
后来，姐姐的十元钱，跟着班上同学学装半导体收音机，全部耗尽，最终那些装在肥皂盒子里的元器件，只收到一些杂音（老姐饶命），丢在抽屉里拉倒。而我的五元钱被母亲游说，拿去做了一件新衣服，好歹还穿了两年。
扯远了，回到信上吧。
我人生的第二封信，写于1973年1月，仍是写给父亲的。当时我已经读初三了，下半年就要读高中了，字体比两年前有进步。
信很短，内容主要是关于春节怎么过。这个事情一直是我们家的重大主题。每年年底年初，就开始讨论春节怎么过，因为一家人总不在一起。一直到我上大学，乃至结婚成家，仍是每年必须讨论的话题。我记得我大二的时候，就是我从成都到长沙陪爸爸和叔叔（叔叔从老家来）过年，姐姐从咸阳去杭州陪妈妈过年。
我写信的时候，妈妈会先阐明主题，就跟现在干事们写材料，首长要先确定主题一样。
爸爸：
你好！很久没有给你写信了，我本来打算考试完了给你写信，后来想到你春节也许要回来，就先写了。
你来信征求我们的意见，我是希望你回来的。妈妈去的话，很不方便。因为妈妈本来就坐不来车，再加上对我们不放心，当然不能去。如果妈妈走了的话，我和姐姐俩（两）人在家更该冷清了。还是你回来好，我们都在家里过春节，这是我的意见，妈妈和姐姐也都希望你回来。
我估计，这封信的起因，是妈妈和爸爸在怎么过春节这件事上略有分歧。那时候爸爸还在川陕交界的紫阳县修铁路，爸爸希望妈妈到部队去过春节，他可以省下假期夏天再回来。但妈妈显然是丢不下我和姐姐的，如果三个人都去的话成本太高。于是妈妈就让我来跟爸爸说，支持她的观点。我当然是支持妈妈的，我也不希望妈妈丢下我和姐姐去爸爸那儿。我哪能理解爸爸希望和妈妈多团聚两次的心情呀。
后半部，谈了一下我自己。
我们这几天复习考试很忙。我一定好好复习，考出新成绩。我现在很希望你马上回来，可以帮我温习功课。我有个同学的妈妈是教中学数学的，她经常给我补课。我现在数学在她的帮助下有一些提高。化学也找了一个老师补课。因为我们学习上困难最大的就是这两科，特别是化学。你回来能帮我补一下就好了。
读到后面我很意外，没想到那个时候就有补课这回事了。
信里说的数学老师，是我初中同学曾庆的妈妈。我跟曾庆是好朋友，她妈妈是数学老师，每次给她讲数学题时就喊我一起去听。大概听过几次，所以我的数学成绩还不错。数理化里我最差的是化学。可是化学找谁补课的，我丝毫没有记忆了，真不该。有一点可以肯定，是不要钱的老师。那个时候只要孩子肯学习，老师心甘情愿花时间花精力为他们补课。后来爸爸告诉我，他也是化学最差，所以才学的土木工程专业。这下我更心安理得地放弃了化学。
很遗憾信写得太短了，把“21点43分”加上，也没有五百字。
但不管怎么说，还是留下了一点当年的痕迹。
二、当兵离家
7、
再次给父母写信，已经走出了家门，离开了父亲，也离开了母亲，当兵到了部队。
那是1977年春天。先看看信吧，这封让人有点儿摸不着头脑的信：
爸爸妈妈：
今天是星期天，没有什么事情。人一闲心里就觉得空虚得很。特别是昨天，我又听到一些风声，总觉得心神不定，什么事都不想做。本来才给你们写过信，可现在又想写了，除了给爸爸妈妈说以外，再没什么地方好说了。
我总想不出个头绪来，只觉得如果退回去了，再叫我长期待在家里真难受死了，真希望成功或者工作能落实。也许我这些考虑都是多余的，想得太多了，可又不能不想，一没事就想开了。妈妈和姐姐都劝我心宽些，我有时也心宽，但宽不长久，没办法。
1977年4月10日，我在重庆某部新兵连。
照理说当了兵应该高兴才是。在那个年代，当兵是最好的出路之一。可是我的整封信却表现出非常忧虑，忐忑不安。而且信封上居然冒写了一个农村地址，好像是我高中同学下乡的地址。有点儿偷偷摸摸的感觉。
这是因为，我当的是“后门兵”。
1975年我高中毕业。班上的同学几乎都下乡了，我在北碚的同学下乡到了附近农村，我在部队的同学下到了陕西农村。而我，因为姐姐已经在一年前下乡了，按当时的政策规定（每家留一个子女在城里），便留在家里做了“待业青年”。我跟着母亲离开北碚，住到了父亲部队所在地，重庆中梁山。
中梁山就是山区。除了部队基地，四周全是山和农田。没有街道商场，没有图书馆电影院，这些都不算什么，重要的是一个朋友也没有，每天就闷在家里，除了“红宝书”其他什么书也没有。以前在北碚时，我还可以去区图书馆借书看，还有同学一起玩儿。到了中梁山，我除了帮妈妈去镇上买菜，做些简单的家务，真是闲得心里长草。唯一的娱乐生活，就是父亲团里偶尔放个电影，一个月一回吧。可以说待业的一年多时间，是我人生最苦闷的日子，几乎与世隔绝。 我曾在自己的小传中回忆过：
为了打发光阴，我开始学习毛泽东和鲁迅的诗词——家里只能找到这样的书，每日背诵或者默写，很快我就把当时能够看到的毛泽东诗词全部背下来了。再后来我就开始自己搞“研究”，研究出毛泽东诗词里使用频率最高的几个字，分别是天、地、海、山、风，由此得出毛泽东这个人气魄很大，无愧是我们这样大的国家的领袖。我将“研究结果”告诉父亲，他很高兴。他一向喜欢古典诗词，鼓励我继续学习。但他也拿不出什么书给我看，有空时就给我讲一些他肚子里装着的历史文学方面的典故。
更多的时候，我还是独处。
我们住的楼房与工地很近，每天都听见放炮的声音，窗户震得咣咣响。父亲是团里的副总工程师，很操心，特别是放中炮炸小山包的时候，总怕飞起来的石头砸断高压线或者老百姓的房子，那里有个煤矿，高压线断不得。为此他想了很多办法，这些办法很顶用，有些还被他写成了论文。父亲每天吃饭时讲的工地上的事情，成了我唯一能听到的外部世界的事情。我每天站在阳台上，看着连队那些兵扛着工具器械去工地，早上去的时候他们总是朝气蓬勃的，唱着歌儿，迈着又快又大的步子；到傍晚收工的时候，我就只能听见铁锹镐头拖在地下发出的响声了，他们身上的衣服被汗水和泥土弄得已辨不出颜色，一张张脸上都显得疲惫不堪。但我羡慕他们，因为他们每天都有事做，而且他们有伴儿。
爸妈看我苦闷的样子，也是绞尽脑汁，想了种种办法帮我排遣。妈妈让我在楼后面开一块小菜地，种种蔬菜什么的；父亲又让我去团里的卫生队学习，跟在几个护士后面打杂。还不错，那三个月里我学会了打针，输液，简单包扎，甚至简单缝合，还算有点儿快乐；之后妈妈又把她去部队做临时工的名额让给我，我就跟着阿姨们去做临时工，主要在仓库里擦生锈的零件，整理库房材料等，有时也去装车卸车。夏天的某一天，卸车时我中暑晕倒了，妈妈就不再让我去了。
转眼又是秋天，我持续地孤零零地闷在家里，不堪忍受，便提出也要下乡去当知青。爸妈一口回绝，我就整天缠着他们，弄得他们不胜其烦，认为我定是被《艳阳天》、《金光大道》（浩然著）这样的小说或者《春苗》那样的电影给骗了。特别是母亲，看姐姐在农村已经够苦了，不希望我再去，她一再跟我说，你别以为农村像小说里那样，那完全是两回事，你下去再后悔就上不来了。
说实话，我不否认我中了文学的“毒”，但更重要的是我实在不想再这么一个人孤单寂寞地打发时光了，到农村再吃苦总有许多知青在一起啊，总有个伴儿啊。再说了，我心底也存有侥幸，说不定农村真的像《艳阳天》里那样呢，说不定我妈是故意吓唬我呢，说不定我去了表现好，就可以安排工作或者上大学呢。
父母经不住我的纠缠，终于同意了。父亲郑重地跟我谈了三点：第一，不要以为下了农村将来就一定能进工厂或者上大学，很可能一辈子在农村了；第二，不要把农村想象成小说里的样子；第三，家里没有大腿可给你抱，如果后悔了也只有咬牙坚持。我一一点头表示明白。父亲就报告给了部队的知青办。
母亲为我准备了一个樟木箱，那是按我们老家习惯给女儿出嫁用的。我满怀憧憬地开始收拾行李。除了换洗衣服外，我带的最多的是药品。那时我已在父亲团里的卫生队学了三个月的医务常识，我希望自己能像春苗那样给广大贫下中农看病。当然，还有个原因是我自己有严重的皮肤过敏症，稍有气候或饮食不适就会犯，一犯就很厉害。我得自己给自己治疗。母亲不愿我下乡，这是个重要原因。
可是就在出发的头一天，上边忽然来了个通知，说此人不符合政策，不能去知青点。我一下给打懵了，但也没办法。上级又不是你父母，你不能去纠缠他们。于是继续闷在家里。
这样熬到了1976年年底，部队开始征兵了。我对当兵始终没有动心，一来我知道我们家情况，爸爸虽然穿军装，也不过是个工程师，不带“长”，妈妈有“历史问题”（错划为右派），当年姐姐想当兵就是因为这个被卡下来的，我不想让爹妈为难；二来，我个人对女兵并不向往，在卫生队学习的三个月，让我近距离地看到了女兵，没有任何神秘感。我的愿望是上大学。我急着下乡，也是觉得有可能以后当个工农兵大学生啥的。
可是一年多的待业生活过下来，快把我憋死了。所以当父亲问我如果有机会去当兵你去不去时，我立即回答说，去。这时已是1977年初了，该当兵的部队子弟都走了，没人注意到我。爸妈终于下决心帮我去争取。所谓下决心，就是求人。
父亲得知团里一位领导，正在为他的农村儿子找门路，就厚起脸皮去找他，恳请他把我也一起送去。那领导答应了。爸妈很是感激，翻箱倒柜，把家里压箱底的丝绸被面之类的送过去表示谢意。可是一直到春节过完也没落实。就在我觉得没希望的时候，有一天爸爸下班回来突然说，来通知了，今天晚上有辆车接山山去新兵连。
我和妈妈都吃了一惊。那天晚上父亲团里放电影，我正打算吃了饭去看电影呢。此时啥也顾不上了，慌忙收拾行李。好在早已有准备，军用被褥是爸爸的，女式军装和帽子，是找爸爸女同事借的。妈妈连忙去厨房多炒了两个菜，为我送行。一家人坐下来吃晚饭时，忽然停电了，烛光中，爸爸妈妈向我举杯，脸庞上满是不安又满是期待。爸爸送我上吉普车，最后说了一句话，爸妈只能送你到这里了，自己去打天下吧。
车子在黢黑的夜里飞驰，我完全不知目的地在哪里。没有敲锣打鼓，没有大红花，没有送行的人群。我就这样在黑乎乎的春天的夜里，来到了新兵连，一个全部由“后门兵”组成的新兵连。
新兵连设在一处部队的旧营房里，干部也是新兵家长所在部队派来的。兵们高矮胖瘦都有，年龄大的有二十多岁的，小的有十四五岁的，还有刚从农村出来完全没读过书的。我记得有矮个子兵大概不到一米五。所以老百姓一眼就能看出我们是后门兵，有时我们出操跑步到镇上，就有小孩儿冲着我们喊：后门兵，后门兵！甚至叫我们“黑兵”，所以我心理压力很大，终日惶惶不安。
8、
其实每年征兵，都会有不少部队子弟参军。但哪一年都没有1977年多，几乎是所有的部队子弟都蜂拥到了部队。究其原因，那时“文革”刚结束，各行各业都脱离了高压政策，松口气。部队的松口气没别的，就是让子弟们入伍。据说以前的“后门兵”必须要师以上干部介绍才能到部队，1977年那次只要营职干部举荐就行了。再者，那时候社会上很多行业都流行“顶替”，即找不到工作的青年，让父母提前退下自己顶上，当工人，或者当老师。部队子弟觉得自己只能去当兵了。 现在的青年选择很多，考大学，打工，当兵，或者自己创业。那时差不多就两条路：一是插队；二是当兵。从后来的情况看，并不是“后门兵”就质量差，应该说大部分都很不错的。他们有理想，勇敢，能吃苦，文化水平相对高，思想也相对开放。就我们连来说，起码有一半成为骨干，发挥了应有的作用。
现在每每有人调侃我是“后门兵”时，我总是嘴硬地回答说，我那时年满十八，高中毕业，身高一米六，身体健康，完全是合格兵员。可当时却是心虚得不行，提心吊胆的。从信里完全可以看出。
不过，我们这个新兵连虽然非正规军，毕竟是个连队，每天出操，训练，上课，劳动，像模像样的。加上伙食也很不错，我感觉挺愉快。我是最后一个进入新兵连的，是“插班生”，但战友们都对我挺好，我也比较懂事，高中毕业在家闷了一年，完全闷熟了，很努力地挣表现，发挥特长，给连队出黑板报，创作晚会节目，渐渐融入了这个集体。
昨天我们又劳动了，抬煤渣铺路。我和另外一个人抬了一下午，从中午一点开始，一直干到五点半，情绪不高，赶去回来就觉得特别累。但这回肩膀一点儿不疼，锻炼到底有成效。
尽管如此，我心里始终忐忑不安，因为每天都传来消息，说要把我们这批兵退回去，还说军委收到很多告状信，还说华国锋都批示了要退兵。我感觉自己像是在一只风雨飘摇的破船上，随时可能翻船。
那时父母还在重庆，距离我连队大概就是两个多小时的车程。但一个战士是不可能回家的，也不可能打电话。所以我只能给爸妈写信。
知道了这个背景，就能明白我信里所表达的忐忑不安源自何处了。这封信写了满满四页。
晚上洗完衣服她们又叫我去排节目。到这里后，她们都非说我会跳舞，其实我真不会跳。可是排节目前叫大家都表态，要一切行动听指挥，服从命令。在这里可不像在学校，由着自己的性子，高兴跳就跳，不去也得去。学了大半天，我还是不太会。不过反正没事，自己清闲着反而乱想，不如去跳跳，高兴一天算一天。我每天吃很多，大碗拿来后，我吃得更多了，馒头至少吃三个，就是不知道长胖了没有。这两天下雨，主要是上课，一是学军事地形学，二是学政治，毛主席的建军思想。这个是要考试的，而且成绩要装入新兵档案，我一定好好学习，不管它退不退，多学点儿是没有坏处的。
我现在打算做好两种思想准备，退就退，不退就好好干。在学习上我是努力的，从不落一节课。军训我也能认真参加，劳动我都很卖力。上次连里表扬劳动好的也有我，其他方面我一定注意。因为要分配的话，就要看表现，由连里写建议。
从这些可以看出，我当时的确很努力，有一线希望也想努力争取。几十年后我们新兵连战友在重庆聚会，大家说起当年的事，还夸我在连队经常写黑板报，写朗诵诗，还说我不爱说话，看上去很懂事的样子，呵呵。我只记得我们每天都在等分配的消息，每天都失望。4月份了，按正常程序新兵早该下连了，可我们依然在等待。为排遣愁绪，女兵们流行起抄歌单，就是《洪湖赤卫队》，每人一个本儿，把那些歌儿全抄上，再互相学唱。
就在我给爸妈写了这封愁眉苦脸的信大约一周后，好运终于降临了：我被分配到了部队，离开新兵连来到成都军区通信总站，正式成为一名战士。我还记得离开新兵连时全连战友那羡慕的目光。因为只有三个名额，我能成为那三分之一，实在是上天眷顾。很多年后我才听一个战友说，当初选我们三个，是考虑到我们年龄合格，身高合格，文化水平相对高一些，表现又比较好，是想让部队看看“后门兵”的质量也是很不错的。
但是，这样的大好消息，却不知为何我没有写信给父母？我在那个时期的一摞旧信里，只找到一封新兵连写的信。显然还是有部分信件遗失了，因为信里我总是说，前一封信收到了吗？毕竟父母那时很动荡，搬来搬去的，直到父亲1983年回到杭州，才安定下来。
走出家门，再走出新兵连，成为一名真正的士兵，需要感谢的人很多。首先是那位团领导，是他想法把我送到新兵连的，然后是父亲团里的两个阿姨，把军装帽子借给我，然后是新兵连领导，我虽然晚到，且家里毫无背景，也依然善待我。
至于爸妈，大恩不言谢。
9、
1977年4月下旬，我和另外两个新兵一起，被分配到了成都军区通信总站四营一连，驻地就在重庆两路口的十三军大院里。下连后，我们三个分到了不同的分队，她们俩一个载波分队一个长机分队，我则分到了长话分队。听老兵说，那两个分队技术含量比较高，而我们长话分队就是接电话，只要靠死记硬背背下电话号码就可以了。我知道了一点儿也没感到遗憾或羡慕，不管怎样，我终于成为一名纳入我军编制的战士了，不用再提心吊胆担心被退回家去了。
接下来写给父母的这封信，就是我下连队一个月后，1977年5月25日的。从信中看，我的心情好得不能再好了。
爸爸妈妈，你们好！
现在，我非常愉快地给你们写信。
今天我们发衣服了，有一套的确良夏装，一双胶鞋，一顶蚊帐，一床席子。过两天还要发一套裙服和一双凉鞋。至于以前发过的东西，我们问了司务长，他说会补发的，叫我们别着急。
在此之前，我一直穿着从家里带来的旧军装，也就是从爸爸女同事那里借来的旧军装。所以接下来我啰里啰唆地跟爸爸说了还人家衣服的事情，大概父亲要求我还新衣服给阿姨，我舍不得。
下连后我最出色的不是劳动，而是业务训练。我们分队的业务训练就是背电话号码，背部队代号和地址，背转接电话的线路图。我很快就通过考核，上机值班了。
今天还有值得高兴的事，我们新兵进行了总考，我比上两次都考得好，是92（分）。十三个新兵，一个优秀，三个良好，四个不及格，四个刚好60，还有一个70。明天就要上班了，这是我盼望了很久的，二十多天的功夫没有白费，总算上机了。
我就是那个唯一的优秀。年轻时我的记忆力非常好，继承了父亲，话务员所需要熟记的电话号码部队代号和地址这样的事，对我来说很容易做到。我虽然比其他新兵晚到连队，但很快就脱颖而出，考试经常是前几名。以至于后来就骄傲了，偷偷把闲书放在号码本下，别人背号码我就看书，做数学题，甚至看小说，被分队长发现挨了批。 我们单位挺好，大家都很朴素。听说是有名的，人家都说，通信总站出来的女兵，个个都朴素。这是一个好风气。医院里就不行，穿啥的都有。所以，我说我并不羡慕她们能分到医大。
我这里说的分到医大，是指新兵连的其他战友。我到老连队后，依然时常关心新兵连的战友情况。从信里看，新兵连的战友也给我写信的，所以几个月后，我得知她们终于分配到部队了。有的分到了军医大，有的分到了野战军。但还有一部分新兵，直到一年后才分配，而且分到了遥远的青海，真是很坎坷。我又同情她们，又佩服她们。如果是我，早就坚持不下去了。
我信里说的“通信总站的兵，个个都朴素”，就是说女兵们穿着不讲究，有一句口号，叫“部队发啥穿啥”。我们连是个男女兵混合连，一百多号十七八岁二十来岁的男女青年混在一起，领导们觉得必须管紧点儿，不然太容易出事了。这管紧就包括不允许女兵打扮，最好看上去跟男兵是一样的，一样出操，一样值班，一样劳动，一样穿着。唯有早上出操时，连长会在集合完毕开始跑操之前，大喊一声：“有特殊情况的同志，出列！”便有三三两两的女兵解下外扎腰带，走出队列，那就是来例假的女兵。但我刚下连队时，听见连长喊这句话怎么也不好意思离开队伍，半年后才敢。
连里对女兵有个“六无”规定：无花衬衣（只穿部队的土白布衬衣），无毛衣（只穿军用绒衣），无花枕头（只用包袱皮当枕头），无尼龙袜（只穿部队的粗线袜），无皮鞋（只穿军用胶鞋），无手表（不用解释）。
我是严格执行此规定的，凡是不合规定的，包括从家里带来的一个我自己绣的花枕套和两双尼龙袜，都让妈妈拿回去了。也许是我们家一直经济拮据，我已习惯了朴素，做到这些并不难。但有些女兵家境很优越，甚至是高干，来部队之前过得很舒适，做到这些就很困难。比如有个女兵就偷偷戴手表，害怕被发现，就往袖子里藏，几乎戴在胳膊肘上，但还是被发现了。我感到十分不解，戴到胳膊肘上，看都不敢看，不等于没戴吗？何苦呢？还有个女兵，偷偷烫了刘海，这些都属于“资产阶级思想”，我有时候看现在一些写女兵生活的电视剧，里面的女兵一个赛一个时髦，感觉太不真实了。
只有提干了，成为女军官了，才可以穿皮鞋戴手表，当然是自己买。提干后的工资是58块5，而那时的皮鞋衬衣，十来块就可以买到。战士一个月只有几块钱津贴，第一年每月6块7毛5（男兵6块，我们女兵多7毛5的卫生费），第二年涨一块，第三年再涨一块。记得我进大学的时候，是一个月8块7毛5。所以那个时候盼提干，是有具体目标的。
我当时丝毫没想过提干，感觉离自己非常遥远。但有一件事却摆在了面前，就是入党。
10、
到了连队，战友们都在写入党申请书，我也跟着写了一份。那个时候入党就意味着你表现好，相当于立功评奖。可是写归写（表个态），我一点儿也不抱希望，因为我的家庭情况，肯定不在党组织培养之列。从小我就明白这一点。
还在石家庄读小学时，我就知道爸妈不是“根红苗正”的人，他们都是“有问题”的人：父亲出身地主，还是“臭老九”，母亲更严重，被打成“右派”，离开了报社。父亲虽然参军在部队，却连个党员都不是。所以每逢填表我都自卑无比（也不知那个时候为什么老让我们填表），躲在一边悄悄地，在父亲出身一栏填上“破落地主”，在父亲母亲的政治面貌一栏都填上“群众”（这个“群众”得解释一下，不然年轻一代很难明白：“群众”就意味着你不是党员，甚至意味着你是落后分子）。
父亲就因为出身地主，在部队干了几十年，勤勤恳恳，兢兢业业（立过八次三等功就很能说明了），却始终没能入党。父亲当时在铁道兵6师29团任副总工程师。工作认真努力是出了名的，在工地上晒到中暑，坐卡车翻车掉河里，自己游上来穿着湿淋淋的军装继续工作，放到现在肯定是优秀党员了。我哪里做得到像父亲那样？可父亲都没解决，我怎么可能解决呢（当时称入党为“解决组织问题”，如同结婚被说成是“解决个人问题”）？
但毕竟年轻，还是希望自己也和其他战士一样被接纳。于是写信去问父亲，婉转地问他在团里工作状况如何，关系如何，其实就是想问他是否还可能解决组织问题。我的这封信找不到了，之所以确定写过，是因为我保留了父亲的回信。
今天重读父亲这封信，我真的很心酸，很自责，我为什么要去问父亲这个问题呢？让50岁的父亲像写检讨一样，用蝇头小楷密密麻麻写了四页，一五一十地向女儿述说自己没能入党的缘由。好在，我收到父亲这信后给父亲的回复，还算懂事，弥补了我的内疚。
先看看父亲的信吧，虽然长，我还是觉得很有必要录入在这里，它非常能体现那个时候知识分子卑微的无奈的生存环境：
……
你在5日来信中，关心我的工作动向和在这个单位的关系问题，很好。本来我也想和你谈一谈的，有些情况应该让你了解。
我到这个团工作，已经七年多了。总的情况是好的，团党委和首长，对我也是关心的。我和周围同志相处，基本是融洽的。但我的一个中心问题——争取解决入党的问题，还是相当困难的。
回顾以往，曾经有几次，接近解决了，却出现了意外情况，又耽搁下来。第一次在朝鲜，有一位同学揭发我参加过国民党青年军，等到这事弄清楚了（确实没有其事），已是几年后了，情况变了。第二次在（19）56年、（19）57年，因反右运动而搁下了。第三次在石家庄，李伯伯（燕立爸爸）当支部书记，我又一次写了自传和申请书，政治部、总支、小组都表了态，认为可以发展，“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又搁下。
从政治条件看，主要是三条，1.地主家庭出身；2.参加过三青团；3.妈妈（19）57年的错误。但仔细分析：1.地主家庭，其实只有七亩地（解放前五年即如此），是破落地主，我自高二年级到大学毕业，整整六年，都是公费（学费伙食费等全部费用均是学校供给）；2.三青团只参加了成立大会和分队成立会，而没有其他活动。相反，我却参加了多次进步学生运动，如罢课，进步游行，串联，给去解放区的同学经济支援等等，在一次游行中还被打伤（都能找到证明）；3.妈妈的错误是两条，都是对报社内部的具体领导个别人说的，至于大是大非的话，一句也没有的。只是在当时的形势和运动性质的条件下，才划成的。同时也于（19）62年摘掉帽子。这些，可能你也知道。 一些了解情况的老首长老战友，他们就能全面地看待我，敢于和愿意关心、解决我的组织问题。例如三师时的潘、张首长，石家庄时的李，以及前几年的张。但也有不少人，一提到这几个问题就摇头了，他们说，一个问题就严重的，何况那么多。我之所以解决不了，这是基本的一面。
其次，从环境分析，我们六师有20名左右50岁以上的旧知识分子还没有入党，我到这里已经七年多了，从来没有听说，在这20人中发展了谁的。可见事情之难。在我们团里，七年多来，还没有哪一位团首长和我谈过一次话，我常感到，有事无人可找，现在团里的主要领导之间有矛盾，使我更不知找谁好。团里有些人认为我是最舒服的了（孩子都有了着落，钱多），不需要再解决什么问题了。
还有，我的体力日渐衰弱了，尤其今年，我明显感到不及去年。在前几年，我还可以在烈日下奔波于工地，甚至可以亲手测量，现在不行了。在烈日下，走一个小时路也支持不了，就有中暑的感觉。晚上加个班，第二天就好像生了病。8月8日那天，正是我参加铁道兵工作的28整年，正在病重发烧，感慨很深。“青山为证献青春，白发依然是白丁”。过去的岁月中，在老单位，有老首长的关心，自己干劲儿大，身体好，工作有点儿成绩（例如立功七次），尚且没有解决；而今年岁渐老，身体急剧下降，脑子也日益不好使了，你想努力工作，以弥补政治条件之差，却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呀！既然工作上也搞不出什么名堂，那么凭什么东西去争取呢？其他方面，如政治学习，我只是一般化，很难有突出表现。如集体活动、劳动、生活制度，我也不过一般化而已。
从以上几点分析，我要解决组织问题，确是不容易！当然，事情不能绝对化，形势在不断变化，周围的人事和情况也不是固定不变，我个人也不会消极，仍要继续努力争取，也许还是有可能解决。但困难的因素是应该充分认识到的。
……
当然，事情也不是绝对的。党的政策是“有成分论不是唯成分论，重在政治表现”，我相信，通过你自己艰苦的较长期的努力，党组织还是会吸收你的。但这个“努力”不是一般的，而是要特别努力，比别的同志的努力要加一倍、两倍。因为家庭不能给你依靠，反而给你增加不利的因素。你要凭自己的努力来弥补这个缺陷。
11、
认真抄录了父亲这封信，感慨万千。这封写于1977年8月的信，很能呈现出当时的政治状态，毕竟“文革”才结束，“解放思想”尚未开始，尤其在部队，衡量一个人，依然是以家庭出身和政治表现为依据的，入党就更要看这些了。可是入党又那么“重要”，比立功还光荣，父亲在部队几十年了，都一直无法解决，将心比心，太明白我的处境了。可他又不想让他的情绪影响到我，又希望我能和其他战士一样取得“进步”，所以这封信对他来说，是很难写的，我估计他写了很长时间，有可能还写了不止一稿。
今天的年轻人，是绝对无法理解这些的。
好在，我收到这封信后，给父亲回了一封信，这封回信让今天的我稍感安慰，我在信上努力安慰父亲，丝毫没有埋怨他们带给我们的所谓“阴影”：
爸爸，你好！
来信都收到了，请放心。
看了你十八日的来信，对我教育很大。我想了很多。
家庭政治条件的好坏，对于自己的进步来讲，是有影响，可它不是决定的因素，决定的因素还在我自己。所以，爸爸，你完全没有心（必）要为我们感到不安。你虽然不是党员，可你几十年来所作（做）的工作是对的（得）起党的，我就是这么认为的。我们家子（姊）妹两个并不差，这一点和你的教育是分不开的。你和妈妈从我们小的时候就开始教育我们要爱劳动，要艰（苦）朴素，这些在我的头脑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也常象（向）同志们谈起。世界上是有很多不公平的事情，这不奇怪。因此，爸爸不必要为此事再感到於（于）心不安，我对这个问题没有一点儿怨言，我会努力的，比别人加倍努力，我也相信自己一定能跨入党的行列。虽然比较难，但终会有这样一天到来的。请爸爸妈妈放心，我和姐姐都不会辜负你们老一辈的期望和辛勤教养的，一定会成为有用的人。
爸爸，你也不要为身体的衰退而烦闷。我的意见：多吃点营养的东西，心情愉快、舒畅，加上适当的锻炼，是完全可以恢复的。你年纪并不大，原来的身体基础又好，也没有更多的心需要操，所以，只要精神上愉快，没有包袱，就可以老当益壮。你看周总理，还负过伤呢，一天要操那么多心，可在没生病以前，身体多么健壮，充满活力，那时他已经七十几岁了，简直像个中年人。
这两天我们天天都在学习公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代表大会公报）和政治报告，进行讨论……今年还要召开科学大会，这对知识分子将是很大的鼓舞，爸爸你觉得高兴吗？
看得出我写这封信时心情比较激动，错字、别字、漏字很多，是急于想安慰父亲、帮父亲分忧的样子。
其实我心理压力很大。父亲信上所说的“这个努力不是一般的，而是要特别努力，比别的同志的努力要加一倍、两倍。因为家庭不能给你依靠，反而给你增加不利的因素。你要凭自己的努力来弥补这个缺陷”这些话，我完全明白，而且从小就明白。就我们分队的女兵来说，几乎个个都是“好出身”，部队子弟不要说了，来自农村的都是贫农的孩子，来自北京的都是从各学校挑选出来的优秀生，唯有我例外。可是我除了默默努力，又能怎样？
家庭的原因，加上当兵的不易，让我到连队后丝毫不敢松懈，通俗的说法就是使劲儿“挣表现”。政治学习，业务训练，打扫卫生，出操，劳动，加上业余写稿，样样不落后。尤其劳动，一副吃大苦耐大劳的样子。加之母亲对我们姊妹从小就实行了她独有的教育方针，即生活能力比学习更重要，我们家不养小姐。由此我一直比较粗拉，不娇气，连队修操场我可以挑沙子，分队种菜我可以挑粪。我个子虽然瘦小，可挑起担子来的熟练程度让战友们吃惊，一晃悠一晃悠的，很有范儿（小时候挑煤留下的功底）。就像父亲一点儿不像地主儿子一样，我也一点儿不像个知识分子的女儿。我的这一特点，在漫长的军旅生涯里，起到了非常好的作用。 应该说，那时的连队风气还是很正的，我的努力被认可，连领导和营领导经常表扬我，让我参加各种活动，年底还受到营嘉奖。家里至今还保存着一个“1978年奖”的白色搪瓷杯。所以，虽然入党无望，我也一点儿不感到沮丧。
12、
其实，相比起入党，有件事让我更向往，就是上大学。高中毕业我执意想下乡当知青，就是指望自己能通过推荐成为工农兵大学生。似乎那是进入大学的唯一渠道。现在到了部队，我依然惦着这个事。
我在1977年8月给父亲的信里，就流露了此心思。
今年我们连里又有两个上大学的，是载波分队和电源分队的，他们都是有技术的单位。听老兵说，我们长话分队从来没有这种资格。我很希望能够有机会读书，可现在感到没希望了。随它去，以后再说。
这里所说的上大学，依然是指“工农兵大学生”，即由部队推荐去大学读书。当时恢复高考的决定尚未做出，我想到的只有这条路。可是我所在的长话分队，由于没什么技术含量，老兵说每次推荐都轮不到我们分队。
我嘴上说随它去，心里还是隐隐期盼着。我想上大学，其实并没有想到上大学可以改变命运什么的，只是想读书，想重新坐进教室。而且还有个念头，爸爸都是读了大学的呀。
好在毕竟已经到了1977年，“文革”结束，百废待兴，首先科学文化开始得到重视了。这个从我的信里也可以看出：
今天上午我们营里派20名代表到重庆科技礼堂听科技报告，我因为参加报道会，也去成了。听了一上午，是中国航空学会一位姓朱的同志讲的，关于人造地球卫星技术概况。听了以后收益不少，开阔了眼界，增长了知识。本来下午还要听关于电子对抗的报告，后因时间晚了，没去成。
但就在我写这封信的时候（1977年8月25日），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正在酝酿之中。1977年8月4日至8日，邓小平在北京主持召开了科学与教育工作座谈会，在谈到高校招生这个问题时，与会的三十多位著名科学家和教育工作者，都纷纷反对“文革”中实行的推荐上大学办法，主张立即恢复高考。这些意见得到了邓小平的支持，他要求教育部立即改变招生办法。9月教育部就在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会议上，决定恢复已经停止了10年的全国高等院校招生考试。10月全国各大媒体就公布了恢复高考的消息。
我在连队听到了这个消息，激动不已，当即跑去找连长，直言不讳地说，我想参加高考，我想上大学。
连长毫不客气地一口否决：你一个新兵，一年的军龄都没满就想上大学？等服役期满了再说。
连长的态度一点儿不奇怪，因为当时部队的风气就是这样，提倡战士们“安心本职工作”、“干一行爱一行”，而不是去追求更高的目标。我在业务训练（就是背电话号码之类）的间隙看小说或做数学题，被批评了无数次，说我这样做是不安心本职工作。每次班务会大家都要表态：热爱话务工作安心话务工作，做一颗革命的螺丝钉。我暗中抵抗，每次都只说一定要做好本职工作，就不说“热爱”。耍了点儿小心思。其实也没人在意你到底是怎么说的。
好在，我每次考核成绩不错，“不安心”也就被忽略了。
但是从给爸爸妈妈的信上可以看出，爸爸妈妈也在担心我表露出想上大学的念头，要我先学好专业。
从这个星期开始，新兵不上班专门训练。我虽然耽误了两天半，但有决心照样赶上同志们的步伐，而且努力争取走在前面。自己最多不过是少玩儿点，利用空余时间补习。数理化我也同意暂时不学，先把电工学和电话学补习一下，也要在专业技术学好的基础上。关于上大学，我一定做到不动摇，安心当兵。
但我的心里，始终放不下这个念头。不管怎么说，可以通过考试上大学了（而不是推荐），我就有希望。只要考试我就有希望。我对自己的应试能力很有信心。
不料这希望历经许多周折和坎坷，直到三年后才实现。
祖籍浙江，现居成都。已出版长篇小说《我在天堂等你》、长篇纪实散文《遥远的天堂》及《裘山山文集》（七卷）等。曾获鲁迅文学奖、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奖、冰心散文奖、小说月报百花奖、四川省文学奖、夏衍电影文学剧本奖等。现为中国作协全委委员，四川省作协副主席。
2013年8月，和我们相濡以沫五十多年的父亲离开了我们。一个完整的家破碎了。很长时间，我都走不出内心的伤痛。
父亲走的时候87岁，也算高龄了，让我伤痛不已的不是他走得太早，而是太痛苦。眼看着癌症把他折磨得不成样子，我们却束手无策。这让我一想起来，心里就刺痛。
父亲走了两年后，我和姐姐才去彻底整理他的房间。
在一个很旧的樟木箱里，我们发现了满满一箱信件。这些信件用报纸包着，细绳子捆着，上面贴着小纸条，注明了是谁的信，哪一年到哪一年。全都是父亲的笔迹。
我从来都知道父亲是个生活很有规律、喜欢收藏的人，他甚至收藏了我小学一年级到初中所得的奖状，最早的一张是1965年的，薄如蝉翼，还是老师油印的。我发表作品的所有剪报，他也都一一剪贴归纳放好。
但是，当我们看到这样满满一箱信件时，内心还是被震撼了，很感动，也很悲伤。我即刻拍了几张，发在了朋友圈，不料引起了很大反响。几乎所有的朋友都被深深感动。有的说，他的父母也为他保留了早年的信件，只是没我那么多；有的说，很遗憾自己的父母不会写信，从来没有收到过父母的信，很羡慕我；还有的说，几乎没有和父母分开过，所以没有书信往来。更多的朋友说，这些信太珍贵了，你应该整理出来，写本书。
起初我并没有这个念头，但说的人多了，心就动了。尤其是上海文艺出版社的谢锦和陈蕾，也鼓动我把它们写出来，写成一本书。我终于下了决心。因为在我这里，也保留了父母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写给我的信，“两地书”，合二为一，应该非常有意思，是一个时代在一个小小家庭里的缩影，是漫长的生命河流的流痕。
更重要的是，可以以此，来纪念我的父亲。
一、早期的家书
1、
我们家，是一个很特殊的家庭。
特殊原因之一，是作为一家之长的父亲，一辈子在部队，不说南征北战，也是漂泊无定。因为他是一名铁道兵，铁路修到哪里，他就走到哪里。于是乎，他和他的妻子，和他的两个女儿，总是聚少离多。父亲母亲恋爱的时间很长，因一直是“异地恋”，好不容易确定1950年底结婚，父亲又突然接到命令随部队去了朝鲜，一去三年。母亲一直等，等到朝鲜战争结束，才与父亲完婚。所以两人结婚时，都已经28岁“高龄”了，生姐姐已29岁，生我已32岁。
特殊原因之二，是母亲是个职业女性。许多军人的妻子因为没有工作，婚后就随军到了部队，一家人总是在一起的。可母亲是省报编辑，有自己的事业，故婚后他们继续分居。父亲随部队在福建江西一带参加“鹰厦线”的修建，母亲在杭州独自抚养我们。整整十年。
因为这个缘故，父亲和母亲之间的通信也是非常多的，可惜“文革”的时候都被销毁了。因为其中有不少他们对时政的议论，在如履薄冰的年代，他们怕给已经“声名狼藉”的自己惹来更大的麻烦。
我们这个家最稳定的时期，莫过于我的童年，父亲调到铁道兵学院教书，而母亲因为被打成“右派”，不得已离开报社，带着我和姐姐随军过去，一家人于是团聚了整整七年。这七年的生活，我在长篇小说《河之影》里，有大量描述。尽管这期间经历了“文革”，但我们这个小家，还是有过很多温馨的日子，父亲对母亲和我们两个女儿，都非常疼爱，它们深深地留在我的记忆里。
好景不长，1970年，父亲又被调动，调到了正在大巴山施工的部队工作。母亲虽然带着我们也一起来到四川，但部队所在地和家属所在地，依然相距遥远，那十几年里，父亲只能靠每年一个月的探亲假，回来看我们母女三人。
如此，我们这个家总是分离，分离。最极端的时候，一家四口分在四个地方。第一次是1958年到1961年，那时父亲随部队在福建修鹰厦线，母亲被打成“右派”去浙江临安山区“劳动改造”，三个月的我被托付给嵊州乡下的祖奶奶抚养，三岁的姐姐被托付给杭州姨妈抚养。一家四口天各一方，天涯零落。父亲探亲回家，一个月的假，要跑三个地方看望亲人。所以他第一次见到我时，我已经一岁半了。
第二次一家四口分散四处，是1978年到1984年，父亲从铁六师调到长沙铁道兵学院教书；母亲“右派”平反回到杭州，在《浙江日报》工作；姐姐因下乡去了陕西咸阳，后调到国棉二厂当工人；我因当兵在重庆，后考上大学到了成都。
这回的天各一方更为遥远，是四个省份。那时我回家探亲，跟父亲当年一样，有时去杭州，有时去长沙，有时去西安。幸运的是，那时的我和姐姐，都已经能给父母写信了。
我给爸爸写，给妈妈写，给姐姐写，然后他们分别给我写。我们互相交织着写。我们的家不是在某一个地方，而是在信上，在途中。一封封的信，将一个四面八方的格局链接起来，成为一个整体。
妈妈当时曾戏言，我们家四个人，一个在华南（长沙），一个在东南（杭州），一个在西北（西安），一个在西南（成都），只需找一个东北女婿和一个华北女婿，就占领全国了。
自然是分久必合。先是父亲离休回到了杭州，和母亲团聚，然后是姐姐调回了杭州，和他们团聚。我虽然还在成都，但毕竟，每年探亲有了固定的去处。一个具体的有房子的家，在杭州成立了。
我似乎接替了父亲的角色，每年回家探亲。
2、
家书最早进入我记忆，是七十年代初。
那时父亲在川陕交界的大巴山里修建成渝线，母亲带着我和姐姐住在重庆北碚的家属基地。所谓家属基地，就是租借了北碚机械厂的两栋筒子楼而已，一层楼住八户人家，公用厕所，公用水龙头，两家合用一个厨房。
那时的部队家属大多来自农村，没有文化，每每要给自己丈夫写信时，就来找我妈帮忙。我妈是家属里为数不多的和她们一起做临时工的“文化人”（另几个“文化人”在外面单位上班），因为她是“右派”，早已放下了作为一个省报编辑的身份。 妈妈写信的时候，阿姨们总是围着看。
一般是某个阿姨先拿来自己丈夫的来信，让妈妈念，然后再由妈妈代回复。我们家没有书桌，妈妈是坐在小竹椅上，趴在木凳上写的。那个情形，我至今清楚地记得。
比如给邓阿姨写，她说一句妈妈写一句。一般来说，是讲孩子的情况，或关心丈夫身体，鲜有感情表达。但其他阿姨会在旁边起哄：加上“亲爱的我想你”，加上“你快回来看我吧”。
邓阿姨就红着脸打她们。虽然她已经是四个孩子的母亲了，依然很羞涩。这个时候，我们家昏暗的灯光下就充满了欢乐。我很喜欢这种时候，能看到妈妈脸上洋溢着笑容。
阿姨们排着队，一个写完了下一个。妈妈听完阿姨的口述，也会帮她们再加两句，比如，你要保重身体，注意安全什么的。然后读给她们听，阿姨们总是连连点头，表示满意。
铁道兵是一个危险系数很高的职业，加之那个年代条件简陋，工地上时不时传来噩耗，就单是我们住在北碚那五年，父亲所在的29团，就有两位工程师在施工时遇难。所以阿姨们天天盼着老公来信，尽管一个字不认识，拿到信依然是眉开眼笑。而她们的丈夫，知道自己的老婆不认字，也总是把信写得简洁明了，跟文件一样有标配：最近工作很顺利，身体很好，不用担心。孩子们怎么样？几乎回回如此。但等不到信的阿姨，就会焦急万分。真的是家书抵万金。
除了请我妈读信回信，阿姨们还时常会向我妈请教一些问题。比如曹阿姨问：徐大姐（我妈姓徐），我昨天听到广播里说，某某去世了，中（终）年76岁。这76岁还算中年吗？我妈就尽可能通俗地解释说，这个终年不是那个中年，虽然读音一样意思不同。王阿姨又问，叶剑英明明是个男人，为啥叫个女人名字呢？我妈就说，剑是刀剑的剑，英是英雄的英，这就是个男人的名字呢。
阿姨们的态度和我妈的态度，都非常诚恳。我曾以这些阿姨们为题材，写过一个短篇小说，《明天是八一节》。
整理这些书信，让我感到最最遗憾的是，爸爸妈妈早期的信件没有了，就是他们从恋爱到结婚，到“文革”前的信件。那应该是他们最珍贵的信件了，包括五十年代初父亲去朝鲜的三年，他们互相鼓励互相支撑；五十年代末母亲被打成“右派”去劳改的三年，他们商量怎么安排孩子渡过难关。这些信一定是在“文革”时烧掉的。那时父母如履薄冰，我完全能想象他们的恐惧：父亲被打成“走白专道路的典型”、“资产阶级学术权威”，母亲是“摘帽右派”，他们成天提心吊胆等着造反派来抄家，怎么可能保留那些信件呢？
现在留下的这一包，仅仅是母亲平反后，也就是七十年代末，到父亲1984年离休，他们团聚在一起那几年的，已经很少了。
但母亲的第一封信，却被父亲小心翼翼地保留了下来。
因为那是他们恋爱的奠基石。
父亲和母亲，是经我们的二姨夫介绍相识的。
我的二姨夫，是父亲的大学同学，因为关系好，就把自己的小姨妹介绍给了父亲。父亲看了母亲的照片，一个清清秀秀的江南女子。也许是生在江南清秀女子见多了，没生出什么特别的感受，但出于礼貌，在姨夫给姨妈的信上，代问母亲好。
母亲便回了一封简洁的信。这信将父亲一下子“打倒”了，彻底征服——一手漂亮的小楷，通篇落落大方机智有趣的语句（要知道当时母亲只读过初中一年级），时至今日父亲仍能背出这封信的全文。可见其魅力。
可遗憾的是，这封信也找不到了。这封信我和姐姐是见过的，父亲离休后，曾从一个笔记本里拿出来向我们“显摆”过。“文革”时他尽管烧掉了所有信件，也没烧掉这封，一直保留到晚年。
我只隐约记得开头的话：
你是我姐夫的朋友，就是我姐姐的朋友，那么也是我的朋友。
我想父亲一定是夹在哪个本子里珍藏着，但我翻遍了家里的抽屉柜子，没有找到。实在是太遗憾了。
3、
在这样一个有写信传统，或者说必须靠写信才能维系的家庭中长大，会写信是必须的。
我写的第一封信，是给父亲的，1971年。13岁。
这封信能历时四十多年保留到今天，连同那个印着“敬祝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的信封，肯定是靠父亲这个严谨而又仔细的“档案管理员”。他不仅保存了我的第一封信，还保存了我写给他和母亲的所有的信件。
毋庸置疑，父亲也保存了自1979年以来他和母亲的所有信，他大女儿我姐姐写给他们的所有信，以及他和老朋友老战友之间的通信。总之在他看来值得留存的信件，全都留了下来，一一归类包好，摆放整齐。它们用发黄发脆的报纸包着，上面贴着小纸条，全部是父亲的字迹，如：山山87年4月到89年9月来信。
在一箱子信中，我的最多，这是因为我长期不在他们身边的缘故。从18岁当兵离家到父亲离世，我都远在部队。尤其在2000年以前，电话不便，完全靠写信。我的那些信被父亲用报纸包好，捆好，注明了日期，我粗略数了一下，大概有近百封。
从某封信里我明确看到，父母家装电话是1992年。但在那以后我和父母依然是靠写信交流，也许是习惯了，也许是那时的电话费太贵。一直到2000年以后，父母还时不时地给我写信。
是什么时候彻底结束通信改为电话交流的，我已不记得了。好像有一次父亲说，你那么忙，就不要写信了，一个星期打一次电话好了。
我就改为每周一个电话，时间是周六上午。
父亲是一个非常有规律的人，我也得有规律才行。说周六上午，就不能是下午或者第二天。假如那天我有事耽误了，他一般熬到11点就熬不住了，会主动打过来，问我怎么了。所以我尽量在上午9点、10点左右打过去——无论我在家，还是在部队，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也无论是在西藏采访、灾区采访，还是在开人大会，我基本都坚持在每周六上午给爸爸妈妈打电话。
父亲每次接起电话，都会很开心地说，我就知道是你。
拆开父亲留下的一摞摞信件，竟然腾起了细小的灰尘，一时间仿佛钻进了往事的大仓库，里面堆满了很久没有碰过的过去了的日子。 这些信件不但按日期排列，还在每封信的信封上注明了收到的日期，父亲是个多么仔细的人。那些小字令我熟悉而又亲切。父亲的字历来规矩，是长期画图纸写教案形成的，他一辈子没有写过潦草字。“文革”期间，父亲被造反派要求帮忙刻印传单，就是看上了他的字，说不上好，却很认真。他被迫天天去刻传单，以至于中指上磨出一个老茧。但作为一个被打倒了的臭知识分子，一个右派的丈夫，他是无法忤逆造反派的。
我注意到有一个时期的信封，每一封都被剪了小方洞，显然是邮票被剪了。怎么回事，是父亲在集邮吗？后来我翻到一封自己的信，上面写着：“爸爸，把信封上的邮票寄还给我。”原来是我要求爸爸剪的！我已完全忘了，我自己并不集邮，显然是帮同学在集。父亲牢记在心，自此后，就把信封上的所有纪念邮票都剪下来寄给我了。
随便打开几封信看了看，发现我年轻时并无什么叛逆行为，凡事都告诉父亲母亲，也很顺从他们。除非发生了什么不好的事，我会暂时瞒着，等过去了也会告诉他们。同时还发现，我的记忆是不可靠的，我一直以为，自己从当兵后就经济独立了，没有再依靠父母，从信里发现，在我当兵和上大学期间，我还是时不时会从父母那里收到书费资助。婚后的头几年，也接受过父母的资助。一百，两百，在那个时候是很顶用的。等我反过来给父母寄钱，已是到九十年代中期了。工资高了一些，稿费多了一些。
重新翻看这些信件，过往的岁月一一从眼前掠过，那些艰难的却是快乐的日子，那些忙碌的却是充实的日子，铺成了我的来时路。父母虽然不在身边，却一直陪伴着我。内心的欢愉，无法言表。
唯有旧日子能让我们快乐。这个时候，我总是想起这句诗。
我很庆幸那个时候给父母写了那么多信，我相信我的那些信还是给了父母很大安慰的（相反亦然）。尤其是在今天，在父亲走了之后，我不至于感到后悔。
4、
先说第一封信吧。开头总是很重要。
这封信写于1971年，我13岁。读初二。
那时候父亲作为一名铁六师的工程师，在陕西紫阳县毛坝镇，参加修建宝成线，谓之钻山沟。我和妈妈姐姐，住在部队家属基地重庆北碚。我进入重庆北碚的朝阳中学读初二。我们家是1970年从石家庄迁徙到重庆的。这个前面已交待。因为父亲在山里修路，一年才回来探亲一次，妈妈便要我给他写这封信。
从信的内容看，是因为邻居的杨叔叔探亲结束要返回部队了，妈妈托他带姑姑寄来的一双布鞋给爸爸，顺便要我和姐姐每人给爸爸写一封信。
1970年，作为“臭知识分子”的父亲，被当时的铁道兵学院革委会，带有惩罚性地分派到了在深山里修铁路的部队。父亲一到重庆，把我们母女三人撂在招待所就去工地了。半年后他回来，突然出现在家门口时，我们母女三人都不认识他了，又黑又瘦，胡子拉碴的。直到父亲开口说话，我们才确定是他。可见铁道兵的生活有多艰苦。父亲虽然是地主的儿子，却非常能忍耐。他一句抱怨也没有，将我们搬到家属基地后，又回部队了。母亲也是个非常了不起的女性，在突然被扔到人生地不熟的小镇后，依然带着两个女儿，把日子过得踏踏实实，让丈夫安心。
这封信，就是我写给远在大山里的父亲的。虽然很简单，只有一页半纸，但背后的内容却很丰富。
信的开头说，我们去了西南医院——西南医院就是重庆三医大的附属医院，虽然从北碚过去很远，但部队对口的医院只能是那里。妈妈最怕坐车，为了节约钱，又只能搭乘部队大卡车。站在车厢里，风呼呼地吹，妈妈每次下车就吐，但为了两个女儿也只能去。姐姐那一年得了急性肾炎，虽然已经好了但要去复查，复查结果是彻底好了；而我总是又瘦又黄，让妈妈担心，也顺便做个检查。记忆中这样的检查我做了两次，每次都说我肝大脾大，可是肝功能都正常。直到最后一个有经验的老医生才确定，是肝和脾都有些下垂，太瘦的缘故，所以一下就能摸到。果然那医生是对的，我身体结实一些后就没有这个问题了。
但当时可是把我妈愁坏了，一个女儿好了，一个女儿又有问题。于是她按医生说的，给我加强营养，开始是每天半斤牛奶。我喝了两个月，毫无变化。又改成每天一个鸡蛋，吃了两个月，仍毫无变化。妈妈气馁了，毕竟这样的营养需要财力支撑，她撑不住了。心想瘦就瘦，没病就行。
现在回想起来，那鸡蛋牛奶是起了作用的，因为我在此之后忽然蹿个子了，在班上站队从最后一排渐渐往前挪，很快到第二排了。上大学后我不知从哪儿看到一个父母身高和儿女身高的计算公式，便将父母身高纳入计算，我应该是158公分。我兴高采烈地告诉妈妈，嗨，我的身高比预计高两公分呢。妈妈幽默地笑道，哦，了不起，全靠你后天努力啊。
信的第三段，说托人给父亲带东西，我已经没有记忆了，估计是妈妈让我写上的。妈妈那个时候对爸爸特别好，觉得爸爸在山里修路太辛苦了，一有什么好东西就托人带给他。但爸爸总是批评妈妈给别人添麻烦，尤其是太重的东西不准带，所以才会有“本来想给你带苹果，怕你生气，没带”这样的话。
5、
此信的重点，是拉练。那么，就专门解读一下。
我去拉练从十五号出发，于二十五号胜利归来了。脚也没有走拐（走拐，四川土话，走瘸的意思）病也没有得，一切都很好，我的思想，身体，作风各方面都受到锻炼，收获（原文是错字）很大。
那是1971年10月，开学没多久学校就组织搞拉练。
起因似乎是毛主席对解放军野营训练做了两次批示：“这样训练好”、“如再不这样训练，部队就变成老爷兵了”。这两次批示，不仅在全军掀起了野营拉练的热潮，也在全国掀起了亿万民众野营拉练的热潮，从1970底开始一直持续到1971冬季。我们属于靠后的一部分。
学校为此开了动员大会，念了毛主席语录，校长作动员，学生表态。我好像也上台发言了，因为我是班长。而我那个在四川很少见、与川人骂人字眼儿同音的姓氏，又一次被全校学生们哄笑。
我的名字曾是我少女时代最大的苦恼。本来姓裘已经稀奇了，还叫山山，如此奇怪的名字不被孩子们嘲笑才怪。我时常走在路上，被男生们恶作剧，大叫一声，四下逃散。所以信封上的落款，有一个“珊”的涂改痕迹，可以看出我当时试图将“山”改成“珊”，被妈妈坚决制止了，妈妈说那个“珊”落俗套。我不懂落俗套是什么意思，但还是不敢违背妈妈。现在想来，幸好妈妈坚持没让我改。 既然是野营拉练，肯定就是徒步行走了，还要自己背背包拎脸盆拿着生活必需品。为减轻负担，我们两人一组，一人背被子，一人背褥子，晚上就挤在一起睡。
我是和我们班一个叫李跃红的女生一组，她是个老实厚道的孩子，我从进初中就跟她要好。13岁，现在看来还是孩子，那个时候可没人娇惯。所以听说我们要去拉练，妈妈并没过多担心，只是为我准备了行装，还买了两斤苹果塞在书包里。妈妈说，实在是饿就吃一个。我暗自窃喜，那个时候家里吃不起水果，感觉拉练还不错，有水果可以吃。
可是，我的两斤苹果，在出发后一小时就被我全部吃光了。不是饿，是馋。从学校出发，还没走到北温泉，我的挎包就空了。北温泉是我们搞活动经常去的地方，离市区大概也就五六公里。我给自己找的理由是，吃光了背包就轻了。
路过了嵊江（应为澄江，竟然写成了老家嵊州的嵊）、盐井、合川、云门、龙市、小沔、三汇、后丰台（应为后丰岩）回北碚，路程大概是三百八十多里（略有夸大）。
如果不是给爸爸写了这封汇报信，那么，我们当时去过些什么地方，我都忘了。幸好有那封信，我才记起我们的路线。从百度地图上看是很小一个圈子，我算了下直线距离，不过一百二三十公里的样子，可当时感觉好远好远，好难走好难走。
我们一共走了10天，每天大概走20多华里，偶尔会长一些，也就是40华里吧。晚上就住在当地的学校，把人家教室里的桌子拼起来，铺上褥子，然后两个人合盖一床被子。
那些日子总是下雨，四川雨水本来就多，又是秋天，真可谓秋雨绵绵。留在我记忆里的就是烂泥巴路，一走一吧唧。虽然有雨披，但衣服和被子都是湿乎乎的。连续几天下来，我看到烂泥巴就恶心，只好抬头走路，盯着前面同学的背包。现在想来不是泥巴恶心，是饿的，每天都饿得不行。见一个路过的农民就迫不及待地问，某某地还有多远？农民们才不把这点儿路当回事呢，总是回答说，马上就到了。或者，还有几分钟。但往往我们要走10个“马上”，20个“几分钟”才能到目的地。
我在信上说：“我都坚持走了下来，一回车也没坐。”显然是有车跟着我们的，害怕万一出什么状况。另外有些年纪大的老师，是坐在车上的。记忆中是个带敞篷的卡车，顺带还拉着一些生活用品。
但是出去十多天我也有不够的地方，比方说，花了许多钱。妈妈给我带了两块钱，我光买吃的就用了一块多，这很不好，没有节约闹革命。
这一段时代痕迹最明显，很多朋友看了感慨不已，有说，花了一块多就自我检讨，真是可怜。也有说，那个时候我们家可拿不出两块钱给孩子。
为什么会花掉一块多，我还记得。那时一到目的地，大家都饥肠辘辘，饿狼一般扑向热腾腾的饭菜。可我是班长，还得先配合老师安排同学们的住宿，最后才能吃饭。所以我每次去吃饭时都没什么菜了，更不要说荤腥。油水少，自然就饿。花了一块多钱买吃的，就是因为饿。
买的什么呢？我也记得，是发糕。四川小县城的发糕，1分5一块，3分钱两块。酸酸的，大约舍不得放糖。我之所以感觉自己花钱太多，就是因为那东西便宜，3毛钱可以买20个发糕，我得吃多少发糕才用掉一块多钱呀。
后面写道：
出去后，我看到了许多农村的贫下中农生活还很艰苦，我和他们比起来差距很大。所以，我决心以后不再浪费了，要养成艰苦朴素的习惯。将来工作了，才可以经受住各种艰苦生活的考验。
这个是老实话，有时候路过那些山村，村里的孩子们跑出来看我们，秋风秋雨中赤着脚，甚至光着屁股，拖着清鼻涕，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一对比，有点儿小羞愧。
不能否认拉练的益处，的确是锻炼了我们的体力耐力，还增加了对社会的了解。但毕竟，这么大规模的迁徙运动，尤其是学生娃，本该好好读书的，成天背个背包在外面走，肯定弊大于利。据说那一年多的时间里，工人下农村，军人进山区，学生到军营，严重影响了正常的生产生活，甚至影响到社会治安。后来中央赶紧纠正，要求工人以做工为主，学生以学习为主，亿万军民大拉练才停止。
父亲当时很担心我去拉练，在他眼里我是个弱不禁风的丫头，这封信一定带给他很大的安慰。
我完全可以想象，七十年代的某一天，父亲在川陕交界的大山里，在铁路旁，或帐篷中，收到这封有两个女儿笔迹的信时，心里是多么的喜悦。据父亲的老朋友邱叔叔说，那时他们这些单身汉都是自己照料自己，工作异常艰苦，到了周末还要去河边洗衣服洗被子。他们把衣服被子晒在河滩的石头上，就会躺下来，享受短暂的小憩。这时候他们就会说起自己的家人。父亲骄傲地拿出我和姐姐写给他的信对邱叔叔说，你看，我的两个女儿都蛮懂事，已经能给我写信了。
6、
从父亲的收藏看，中学时期，我一共给他写过两封信。
而且两封都是妈妈要我写的。
小孩子总是偷懒的，即使是我这样的好学生，没有母亲下达指示，也很难自觉地动笔写点儿什么。
我们家隔壁邓阿姨家，老大是个儿子，比我小三岁，好像叫小明。我读初二时他读五年级。他爸爸回来探亲时教训他说：你都读五年级了，认了那么多字儿了，还不能写信吗？以后你帮你妈给我写信！你给我写一封信，我就奖励你五毛钱。
七十年代初，五毛钱是巨款啊，要卖多少橘子皮牙膏皮才能攒到啊。我在旁边听了眼馋得不行，恨不能帮他写。因为我们家是不可能有这样的事的，我爸从来不搞物质刺激，都是正规的传统教育。比如面壁思过，打手板心之类。若做了好事，也只是口头表扬。
但即使有一封信五毛钱的利润，小明仍不肯写。没办法，邓阿姨还是得找我妈写。不光是邓阿姨，王阿姨、曹阿姨，都找我妈写。我妈是很愿意帮阿姨们的忙的，因为阿姨们从来不因为她是“右派”而歧视她，很尊重她这个文化人。
我当时想，如果我爸也说，你给我写一封信我就奖励你五毛钱，我会不会多写两封信呢？物质刺激会不会多留下一点“文化遗产”呢？呵呵，估计会的。因为那个时候我很“贪财”，攒牙膏皮橘子皮卖，筛煤灰卖，打猪草卖，很努力地“致富”，现在想想，总计也挣了不过一元钱。 虽然爸爸没拿信来悬赏我（毕竟老婆会写信），但上了高中以后，也开始定期给我和姐姐发零花钱了。零花钱的额度是按冰棍儿计算的（当属老爸独创）。当时重庆的冰棍儿最便宜的四分一根，爸爸就按每天吃一根冰棍儿计算，一个月给我们一人一块二。我们哪里舍得每天吃冰棍儿？差不多都攒起来了。姐姐比我克制，一年下来攒了十元，我免不了要买点儿零嘴，或者在街头看几本小人书（两分一本），或者买张好看的手绢儿（两毛钱一张）。一年下来也攒了五元。
妈妈就向爸爸借鉴，每次我去挑煤球时，也按冰棍儿给我酬劳：挑100斤煤球是两根牛奶冰棍的酬劳（一毛钱）。如果请人挑100斤是五毛钱，所以妈妈强调说，这一毛不是工钱，是买冰棍儿的，是为了锻炼你。妈妈的口头禅是，我们家不养小姐（妈妈的这个举措在我日后的成长道路上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我通常是忍着一根也不吃，把一毛钱存下。存点儿钱真不易呀。
后来，姐姐的十元钱，跟着班上同学学装半导体收音机，全部耗尽，最终那些装在肥皂盒子里的元器件，只收到一些杂音（老姐饶命），丢在抽屉里拉倒。而我的五元钱被母亲游说，拿去做了一件新衣服，好歹还穿了两年。
扯远了，回到信上吧。
我人生的第二封信，写于1973年1月，仍是写给父亲的。当时我已经读初三了，下半年就要读高中了，字体比两年前有进步。
信很短，内容主要是关于春节怎么过。这个事情一直是我们家的重大主题。每年年底年初，就开始讨论春节怎么过，因为一家人总不在一起。一直到我上大学，乃至结婚成家，仍是每年必须讨论的话题。我记得我大二的时候，就是我从成都到长沙陪爸爸和叔叔（叔叔从老家来）过年，姐姐从咸阳去杭州陪妈妈过年。
我写信的时候，妈妈会先阐明主题，就跟现在干事们写材料，首长要先确定主题一样。
爸爸：
你好！很久没有给你写信了，我本来打算考试完了给你写信，后来想到你春节也许要回来，就先写了。
你来信征求我们的意见，我是希望你回来的。妈妈去的话，很不方便。因为妈妈本来就坐不来车，再加上对我们不放心，当然不能去。如果妈妈走了的话，我和姐姐俩（两）人在家更该冷清了。还是你回来好，我们都在家里过春节，这是我的意见，妈妈和姐姐也都希望你回来。
我估计，这封信的起因，是妈妈和爸爸在怎么过春节这件事上略有分歧。那时候爸爸还在川陕交界的紫阳县修铁路，爸爸希望妈妈到部队去过春节，他可以省下假期夏天再回来。但妈妈显然是丢不下我和姐姐的，如果三个人都去的话成本太高。于是妈妈就让我来跟爸爸说，支持她的观点。我当然是支持妈妈的，我也不希望妈妈丢下我和姐姐去爸爸那儿。我哪能理解爸爸希望和妈妈多团聚两次的心情呀。
后半部，谈了一下我自己。
我们这几天复习考试很忙。我一定好好复习，考出新成绩。我现在很希望你马上回来，可以帮我温习功课。我有个同学的妈妈是教中学数学的，她经常给我补课。我现在数学在她的帮助下有一些提高。化学也找了一个老师补课。因为我们学习上困难最大的就是这两科，特别是化学。你回来能帮我补一下就好了。
读到后面我很意外，没想到那个时候就有补课这回事了。
信里说的数学老师，是我初中同学曾庆的妈妈。我跟曾庆是好朋友，她妈妈是数学老师，每次给她讲数学题时就喊我一起去听。大概听过几次，所以我的数学成绩还不错。数理化里我最差的是化学。可是化学找谁补课的，我丝毫没有记忆了，真不该。有一点可以肯定，是不要钱的老师。那个时候只要孩子肯学习，老师心甘情愿花时间花精力为他们补课。后来爸爸告诉我，他也是化学最差，所以才学的土木工程专业。这下我更心安理得地放弃了化学。
很遗憾信写得太短了，把“21点43分”加上，也没有五百字。
但不管怎么说，还是留下了一点当年的痕迹。
二、当兵离家
7、
再次给父母写信，已经走出了家门，离开了父亲，也离开了母亲，当兵到了部队。
那是1977年春天。先看看信吧，这封让人有点儿摸不着头脑的信：
爸爸妈妈：
今天是星期天，没有什么事情。人一闲心里就觉得空虚得很。特别是昨天，我又听到一些风声，总觉得心神不定，什么事都不想做。本来才给你们写过信，可现在又想写了，除了给爸爸妈妈说以外，再没什么地方好说了。
我总想不出个头绪来，只觉得如果退回去了，再叫我长期待在家里真难受死了，真希望成功或者工作能落实。也许我这些考虑都是多余的，想得太多了，可又不能不想，一没事就想开了。妈妈和姐姐都劝我心宽些，我有时也心宽，但宽不长久，没办法。
1977年4月10日，我在重庆某部新兵连。
照理说当了兵应该高兴才是。在那个年代，当兵是最好的出路之一。可是我的整封信却表现出非常忧虑，忐忑不安。而且信封上居然冒写了一个农村地址，好像是我高中同学下乡的地址。有点儿偷偷摸摸的感觉。
这是因为，我当的是“后门兵”。
1975年我高中毕业。班上的同学几乎都下乡了，我在北碚的同学下乡到了附近农村，我在部队的同学下到了陕西农村。而我，因为姐姐已经在一年前下乡了，按当时的政策规定（每家留一个子女在城里），便留在家里做了“待业青年”。我跟着母亲离开北碚，住到了父亲部队所在地，重庆中梁山。
中梁山就是山区。除了部队基地，四周全是山和农田。没有街道商场，没有图书馆电影院，这些都不算什么，重要的是一个朋友也没有，每天就闷在家里，除了“红宝书”其他什么书也没有。以前在北碚时，我还可以去区图书馆借书看，还有同学一起玩儿。到了中梁山，我除了帮妈妈去镇上买菜，做些简单的家务，真是闲得心里长草。唯一的娱乐生活，就是父亲团里偶尔放个电影，一个月一回吧。可以说待业的一年多时间，是我人生最苦闷的日子，几乎与世隔绝。 我曾在自己的小传中回忆过：
为了打发光阴，我开始学习毛泽东和鲁迅的诗词——家里只能找到这样的书，每日背诵或者默写，很快我就把当时能够看到的毛泽东诗词全部背下来了。再后来我就开始自己搞“研究”，研究出毛泽东诗词里使用频率最高的几个字，分别是天、地、海、山、风，由此得出毛泽东这个人气魄很大，无愧是我们这样大的国家的领袖。我将“研究结果”告诉父亲，他很高兴。他一向喜欢古典诗词，鼓励我继续学习。但他也拿不出什么书给我看，有空时就给我讲一些他肚子里装着的历史文学方面的典故。
更多的时候，我还是独处。
我们住的楼房与工地很近，每天都听见放炮的声音，窗户震得咣咣响。父亲是团里的副总工程师，很操心，特别是放中炮炸小山包的时候，总怕飞起来的石头砸断高压线或者老百姓的房子，那里有个煤矿，高压线断不得。为此他想了很多办法，这些办法很顶用，有些还被他写成了论文。父亲每天吃饭时讲的工地上的事情，成了我唯一能听到的外部世界的事情。我每天站在阳台上，看着连队那些兵扛着工具器械去工地，早上去的时候他们总是朝气蓬勃的，唱着歌儿，迈着又快又大的步子；到傍晚收工的时候，我就只能听见铁锹镐头拖在地下发出的响声了，他们身上的衣服被汗水和泥土弄得已辨不出颜色，一张张脸上都显得疲惫不堪。但我羡慕他们，因为他们每天都有事做，而且他们有伴儿。
爸妈看我苦闷的样子，也是绞尽脑汁，想了种种办法帮我排遣。妈妈让我在楼后面开一块小菜地，种种蔬菜什么的；父亲又让我去团里的卫生队学习，跟在几个护士后面打杂。还不错，那三个月里我学会了打针，输液，简单包扎，甚至简单缝合，还算有点儿快乐；之后妈妈又把她去部队做临时工的名额让给我，我就跟着阿姨们去做临时工，主要在仓库里擦生锈的零件，整理库房材料等，有时也去装车卸车。夏天的某一天，卸车时我中暑晕倒了，妈妈就不再让我去了。
转眼又是秋天，我持续地孤零零地闷在家里，不堪忍受，便提出也要下乡去当知青。爸妈一口回绝，我就整天缠着他们，弄得他们不胜其烦，认为我定是被《艳阳天》、《金光大道》（浩然著）这样的小说或者《春苗》那样的电影给骗了。特别是母亲，看姐姐在农村已经够苦了，不希望我再去，她一再跟我说，你别以为农村像小说里那样，那完全是两回事，你下去再后悔就上不来了。
说实话，我不否认我中了文学的“毒”，但更重要的是我实在不想再这么一个人孤单寂寞地打发时光了，到农村再吃苦总有许多知青在一起啊，总有个伴儿啊。再说了，我心底也存有侥幸，说不定农村真的像《艳阳天》里那样呢，说不定我妈是故意吓唬我呢，说不定我去了表现好，就可以安排工作或者上大学呢。
父母经不住我的纠缠，终于同意了。父亲郑重地跟我谈了三点：第一，不要以为下了农村将来就一定能进工厂或者上大学，很可能一辈子在农村了；第二，不要把农村想象成小说里的样子；第三，家里没有大腿可给你抱，如果后悔了也只有咬牙坚持。我一一点头表示明白。父亲就报告给了部队的知青办。
母亲为我准备了一个樟木箱，那是按我们老家习惯给女儿出嫁用的。我满怀憧憬地开始收拾行李。除了换洗衣服外，我带的最多的是药品。那时我已在父亲团里的卫生队学了三个月的医务常识，我希望自己能像春苗那样给广大贫下中农看病。当然，还有个原因是我自己有严重的皮肤过敏症，稍有气候或饮食不适就会犯，一犯就很厉害。我得自己给自己治疗。母亲不愿我下乡，这是个重要原因。
可是就在出发的头一天，上边忽然来了个通知，说此人不符合政策，不能去知青点。我一下给打懵了，但也没办法。上级又不是你父母，你不能去纠缠他们。于是继续闷在家里。
这样熬到了1976年年底，部队开始征兵了。我对当兵始终没有动心，一来我知道我们家情况，爸爸虽然穿军装，也不过是个工程师，不带“长”，妈妈有“历史问题”（错划为右派），当年姐姐想当兵就是因为这个被卡下来的，我不想让爹妈为难；二来，我个人对女兵并不向往，在卫生队学习的三个月，让我近距离地看到了女兵，没有任何神秘感。我的愿望是上大学。我急着下乡，也是觉得有可能以后当个工农兵大学生啥的。
可是一年多的待业生活过下来，快把我憋死了。所以当父亲问我如果有机会去当兵你去不去时，我立即回答说，去。这时已是1977年初了，该当兵的部队子弟都走了，没人注意到我。爸妈终于下决心帮我去争取。所谓下决心，就是求人。
父亲得知团里一位领导，正在为他的农村儿子找门路，就厚起脸皮去找他，恳请他把我也一起送去。那领导答应了。爸妈很是感激，翻箱倒柜，把家里压箱底的丝绸被面之类的送过去表示谢意。可是一直到春节过完也没落实。就在我觉得没希望的时候，有一天爸爸下班回来突然说，来通知了，今天晚上有辆车接山山去新兵连。
我和妈妈都吃了一惊。那天晚上父亲团里放电影，我正打算吃了饭去看电影呢。此时啥也顾不上了，慌忙收拾行李。好在早已有准备，军用被褥是爸爸的，女式军装和帽子，是找爸爸女同事借的。妈妈连忙去厨房多炒了两个菜，为我送行。一家人坐下来吃晚饭时，忽然停电了，烛光中，爸爸妈妈向我举杯，脸庞上满是不安又满是期待。爸爸送我上吉普车，最后说了一句话，爸妈只能送你到这里了，自己去打天下吧。
车子在黢黑的夜里飞驰，我完全不知目的地在哪里。没有敲锣打鼓，没有大红花，没有送行的人群。我就这样在黑乎乎的春天的夜里，来到了新兵连，一个全部由“后门兵”组成的新兵连。
新兵连设在一处部队的旧营房里，干部也是新兵家长所在部队派来的。兵们高矮胖瘦都有，年龄大的有二十多岁的，小的有十四五岁的，还有刚从农村出来完全没读过书的。我记得有矮个子兵大概不到一米五。所以老百姓一眼就能看出我们是后门兵，有时我们出操跑步到镇上，就有小孩儿冲着我们喊：后门兵，后门兵！甚至叫我们“黑兵”，所以我心理压力很大，终日惶惶不安。
8、
其实每年征兵，都会有不少部队子弟参军。但哪一年都没有1977年多，几乎是所有的部队子弟都蜂拥到了部队。究其原因，那时“文革”刚结束，各行各业都脱离了高压政策，松口气。部队的松口气没别的，就是让子弟们入伍。据说以前的“后门兵”必须要师以上干部介绍才能到部队，1977年那次只要营职干部举荐就行了。再者，那时候社会上很多行业都流行“顶替”，即找不到工作的青年，让父母提前退下自己顶上，当工人，或者当老师。部队子弟觉得自己只能去当兵了。 现在的青年选择很多，考大学，打工，当兵，或者自己创业。那时差不多就两条路：一是插队；二是当兵。从后来的情况看，并不是“后门兵”就质量差，应该说大部分都很不错的。他们有理想，勇敢，能吃苦，文化水平相对高，思想也相对开放。就我们连来说，起码有一半成为骨干，发挥了应有的作用。
现在每每有人调侃我是“后门兵”时，我总是嘴硬地回答说，我那时年满十八，高中毕业，身高一米六，身体健康，完全是合格兵员。可当时却是心虚得不行，提心吊胆的。从信里完全可以看出。
不过，我们这个新兵连虽然非正规军，毕竟是个连队，每天出操，训练，上课，劳动，像模像样的。加上伙食也很不错，我感觉挺愉快。我是最后一个进入新兵连的，是“插班生”，但战友们都对我挺好，我也比较懂事，高中毕业在家闷了一年，完全闷熟了，很努力地挣表现，发挥特长，给连队出黑板报，创作晚会节目，渐渐融入了这个集体。
昨天我们又劳动了，抬煤渣铺路。我和另外一个人抬了一下午，从中午一点开始，一直干到五点半，情绪不高，赶去回来就觉得特别累。但这回肩膀一点儿不疼，锻炼到底有成效。
尽管如此，我心里始终忐忑不安，因为每天都传来消息，说要把我们这批兵退回去，还说军委收到很多告状信，还说华国锋都批示了要退兵。我感觉自己像是在一只风雨飘摇的破船上，随时可能翻船。
那时父母还在重庆，距离我连队大概就是两个多小时的车程。但一个战士是不可能回家的，也不可能打电话。所以我只能给爸妈写信。
知道了这个背景，就能明白我信里所表达的忐忑不安源自何处了。这封信写了满满四页。
晚上洗完衣服她们又叫我去排节目。到这里后，她们都非说我会跳舞，其实我真不会跳。可是排节目前叫大家都表态，要一切行动听指挥，服从命令。在这里可不像在学校，由着自己的性子，高兴跳就跳，不去也得去。学了大半天，我还是不太会。不过反正没事，自己清闲着反而乱想，不如去跳跳，高兴一天算一天。我每天吃很多，大碗拿来后，我吃得更多了，馒头至少吃三个，就是不知道长胖了没有。这两天下雨，主要是上课，一是学军事地形学，二是学政治，毛主席的建军思想。这个是要考试的，而且成绩要装入新兵档案，我一定好好学习，不管它退不退，多学点儿是没有坏处的。
我现在打算做好两种思想准备，退就退，不退就好好干。在学习上我是努力的，从不落一节课。军训我也能认真参加，劳动我都很卖力。上次连里表扬劳动好的也有我，其他方面我一定注意。因为要分配的话，就要看表现，由连里写建议。
从这些可以看出，我当时的确很努力，有一线希望也想努力争取。几十年后我们新兵连战友在重庆聚会，大家说起当年的事，还夸我在连队经常写黑板报，写朗诵诗，还说我不爱说话，看上去很懂事的样子，呵呵。我只记得我们每天都在等分配的消息，每天都失望。4月份了，按正常程序新兵早该下连了，可我们依然在等待。为排遣愁绪，女兵们流行起抄歌单，就是《洪湖赤卫队》，每人一个本儿，把那些歌儿全抄上，再互相学唱。
就在我给爸妈写了这封愁眉苦脸的信大约一周后，好运终于降临了：我被分配到了部队，离开新兵连来到成都军区通信总站，正式成为一名战士。我还记得离开新兵连时全连战友那羡慕的目光。因为只有三个名额，我能成为那三分之一，实在是上天眷顾。很多年后我才听一个战友说，当初选我们三个，是考虑到我们年龄合格，身高合格，文化水平相对高一些，表现又比较好，是想让部队看看“后门兵”的质量也是很不错的。
但是，这样的大好消息，却不知为何我没有写信给父母？我在那个时期的一摞旧信里，只找到一封新兵连写的信。显然还是有部分信件遗失了，因为信里我总是说，前一封信收到了吗？毕竟父母那时很动荡，搬来搬去的，直到父亲1983年回到杭州，才安定下来。
走出家门，再走出新兵连，成为一名真正的士兵，需要感谢的人很多。首先是那位团领导，是他想法把我送到新兵连的，然后是父亲团里的两个阿姨，把军装帽子借给我，然后是新兵连领导，我虽然晚到，且家里毫无背景，也依然善待我。
至于爸妈，大恩不言谢。
9、
1977年4月下旬，我和另外两个新兵一起，被分配到了成都军区通信总站四营一连，驻地就在重庆两路口的十三军大院里。下连后，我们三个分到了不同的分队，她们俩一个载波分队一个长机分队，我则分到了长话分队。听老兵说，那两个分队技术含量比较高，而我们长话分队就是接电话，只要靠死记硬背背下电话号码就可以了。我知道了一点儿也没感到遗憾或羡慕，不管怎样，我终于成为一名纳入我军编制的战士了，不用再提心吊胆担心被退回家去了。
接下来写给父母的这封信，就是我下连队一个月后，1977年5月25日的。从信中看，我的心情好得不能再好了。
爸爸妈妈，你们好！
现在，我非常愉快地给你们写信。
今天我们发衣服了，有一套的确良夏装，一双胶鞋，一顶蚊帐，一床席子。过两天还要发一套裙服和一双凉鞋。至于以前发过的东西，我们问了司务长，他说会补发的，叫我们别着急。
在此之前，我一直穿着从家里带来的旧军装，也就是从爸爸女同事那里借来的旧军装。所以接下来我啰里啰唆地跟爸爸说了还人家衣服的事情，大概父亲要求我还新衣服给阿姨，我舍不得。
下连后我最出色的不是劳动，而是业务训练。我们分队的业务训练就是背电话号码，背部队代号和地址，背转接电话的线路图。我很快就通过考核，上机值班了。
今天还有值得高兴的事，我们新兵进行了总考，我比上两次都考得好，是92（分）。十三个新兵，一个优秀，三个良好，四个不及格，四个刚好60，还有一个70。明天就要上班了，这是我盼望了很久的，二十多天的功夫没有白费，总算上机了。
我就是那个唯一的优秀。年轻时我的记忆力非常好，继承了父亲，话务员所需要熟记的电话号码部队代号和地址这样的事，对我来说很容易做到。我虽然比其他新兵晚到连队，但很快就脱颖而出，考试经常是前几名。以至于后来就骄傲了，偷偷把闲书放在号码本下，别人背号码我就看书，做数学题，甚至看小说，被分队长发现挨了批。 我们单位挺好，大家都很朴素。听说是有名的，人家都说，通信总站出来的女兵，个个都朴素。这是一个好风气。医院里就不行，穿啥的都有。所以，我说我并不羡慕她们能分到医大。
我这里说的分到医大，是指新兵连的其他战友。我到老连队后，依然时常关心新兵连的战友情况。从信里看，新兵连的战友也给我写信的，所以几个月后，我得知她们终于分配到部队了。有的分到了军医大，有的分到了野战军。但还有一部分新兵，直到一年后才分配，而且分到了遥远的青海，真是很坎坷。我又同情她们，又佩服她们。如果是我，早就坚持不下去了。
我信里说的“通信总站的兵，个个都朴素”，就是说女兵们穿着不讲究，有一句口号，叫“部队发啥穿啥”。我们连是个男女兵混合连，一百多号十七八岁二十来岁的男女青年混在一起，领导们觉得必须管紧点儿，不然太容易出事了。这管紧就包括不允许女兵打扮，最好看上去跟男兵是一样的，一样出操，一样值班，一样劳动，一样穿着。唯有早上出操时，连长会在集合完毕开始跑操之前，大喊一声：“有特殊情况的同志，出列！”便有三三两两的女兵解下外扎腰带，走出队列，那就是来例假的女兵。但我刚下连队时，听见连长喊这句话怎么也不好意思离开队伍，半年后才敢。
连里对女兵有个“六无”规定：无花衬衣（只穿部队的土白布衬衣），无毛衣（只穿军用绒衣），无花枕头（只用包袱皮当枕头），无尼龙袜（只穿部队的粗线袜），无皮鞋（只穿军用胶鞋），无手表（不用解释）。
我是严格执行此规定的，凡是不合规定的，包括从家里带来的一个我自己绣的花枕套和两双尼龙袜，都让妈妈拿回去了。也许是我们家一直经济拮据，我已习惯了朴素，做到这些并不难。但有些女兵家境很优越，甚至是高干，来部队之前过得很舒适，做到这些就很困难。比如有个女兵就偷偷戴手表，害怕被发现，就往袖子里藏，几乎戴在胳膊肘上，但还是被发现了。我感到十分不解，戴到胳膊肘上，看都不敢看，不等于没戴吗？何苦呢？还有个女兵，偷偷烫了刘海，这些都属于“资产阶级思想”，我有时候看现在一些写女兵生活的电视剧，里面的女兵一个赛一个时髦，感觉太不真实了。
只有提干了，成为女军官了，才可以穿皮鞋戴手表，当然是自己买。提干后的工资是58块5，而那时的皮鞋衬衣，十来块就可以买到。战士一个月只有几块钱津贴，第一年每月6块7毛5（男兵6块，我们女兵多7毛5的卫生费），第二年涨一块，第三年再涨一块。记得我进大学的时候，是一个月8块7毛5。所以那个时候盼提干，是有具体目标的。
我当时丝毫没想过提干，感觉离自己非常遥远。但有一件事却摆在了面前，就是入党。
10、
到了连队，战友们都在写入党申请书，我也跟着写了一份。那个时候入党就意味着你表现好，相当于立功评奖。可是写归写（表个态），我一点儿也不抱希望，因为我的家庭情况，肯定不在党组织培养之列。从小我就明白这一点。
还在石家庄读小学时，我就知道爸妈不是“根红苗正”的人，他们都是“有问题”的人：父亲出身地主，还是“臭老九”，母亲更严重，被打成“右派”，离开了报社。父亲虽然参军在部队，却连个党员都不是。所以每逢填表我都自卑无比（也不知那个时候为什么老让我们填表），躲在一边悄悄地，在父亲出身一栏填上“破落地主”，在父亲母亲的政治面貌一栏都填上“群众”（这个“群众”得解释一下，不然年轻一代很难明白：“群众”就意味着你不是党员，甚至意味着你是落后分子）。
父亲就因为出身地主，在部队干了几十年，勤勤恳恳，兢兢业业（立过八次三等功就很能说明了），却始终没能入党。父亲当时在铁道兵6师29团任副总工程师。工作认真努力是出了名的，在工地上晒到中暑，坐卡车翻车掉河里，自己游上来穿着湿淋淋的军装继续工作，放到现在肯定是优秀党员了。我哪里做得到像父亲那样？可父亲都没解决，我怎么可能解决呢（当时称入党为“解决组织问题”，如同结婚被说成是“解决个人问题”）？
但毕竟年轻，还是希望自己也和其他战士一样被接纳。于是写信去问父亲，婉转地问他在团里工作状况如何，关系如何，其实就是想问他是否还可能解决组织问题。我的这封信找不到了，之所以确定写过，是因为我保留了父亲的回信。
今天重读父亲这封信，我真的很心酸，很自责，我为什么要去问父亲这个问题呢？让50岁的父亲像写检讨一样，用蝇头小楷密密麻麻写了四页，一五一十地向女儿述说自己没能入党的缘由。好在，我收到父亲这信后给父亲的回复，还算懂事，弥补了我的内疚。
先看看父亲的信吧，虽然长，我还是觉得很有必要录入在这里，它非常能体现那个时候知识分子卑微的无奈的生存环境：
……
你在5日来信中，关心我的工作动向和在这个单位的关系问题，很好。本来我也想和你谈一谈的，有些情况应该让你了解。
我到这个团工作，已经七年多了。总的情况是好的，团党委和首长，对我也是关心的。我和周围同志相处，基本是融洽的。但我的一个中心问题——争取解决入党的问题，还是相当困难的。
回顾以往，曾经有几次，接近解决了，却出现了意外情况，又耽搁下来。第一次在朝鲜，有一位同学揭发我参加过国民党青年军，等到这事弄清楚了（确实没有其事），已是几年后了，情况变了。第二次在（19）56年、（19）57年，因反右运动而搁下了。第三次在石家庄，李伯伯（燕立爸爸）当支部书记，我又一次写了自传和申请书，政治部、总支、小组都表了态，认为可以发展，“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又搁下。
从政治条件看，主要是三条，1.地主家庭出身；2.参加过三青团；3.妈妈（19）57年的错误。但仔细分析：1.地主家庭，其实只有七亩地（解放前五年即如此），是破落地主，我自高二年级到大学毕业，整整六年，都是公费（学费伙食费等全部费用均是学校供给）；2.三青团只参加了成立大会和分队成立会，而没有其他活动。相反，我却参加了多次进步学生运动，如罢课，进步游行，串联，给去解放区的同学经济支援等等，在一次游行中还被打伤（都能找到证明）；3.妈妈的错误是两条，都是对报社内部的具体领导个别人说的，至于大是大非的话，一句也没有的。只是在当时的形势和运动性质的条件下，才划成的。同时也于（19）62年摘掉帽子。这些，可能你也知道。 一些了解情况的老首长老战友，他们就能全面地看待我，敢于和愿意关心、解决我的组织问题。例如三师时的潘、张首长，石家庄时的李，以及前几年的张。但也有不少人，一提到这几个问题就摇头了，他们说，一个问题就严重的，何况那么多。我之所以解决不了，这是基本的一面。
其次，从环境分析，我们六师有20名左右50岁以上的旧知识分子还没有入党，我到这里已经七年多了，从来没有听说，在这20人中发展了谁的。可见事情之难。在我们团里，七年多来，还没有哪一位团首长和我谈过一次话，我常感到，有事无人可找，现在团里的主要领导之间有矛盾，使我更不知找谁好。团里有些人认为我是最舒服的了（孩子都有了着落，钱多），不需要再解决什么问题了。
还有，我的体力日渐衰弱了，尤其今年，我明显感到不及去年。在前几年，我还可以在烈日下奔波于工地，甚至可以亲手测量，现在不行了。在烈日下，走一个小时路也支持不了，就有中暑的感觉。晚上加个班，第二天就好像生了病。8月8日那天，正是我参加铁道兵工作的28整年，正在病重发烧，感慨很深。“青山为证献青春，白发依然是白丁”。过去的岁月中，在老单位，有老首长的关心，自己干劲儿大，身体好，工作有点儿成绩（例如立功七次），尚且没有解决；而今年岁渐老，身体急剧下降，脑子也日益不好使了，你想努力工作，以弥补政治条件之差，却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呀！既然工作上也搞不出什么名堂，那么凭什么东西去争取呢？其他方面，如政治学习，我只是一般化，很难有突出表现。如集体活动、劳动、生活制度，我也不过一般化而已。
从以上几点分析，我要解决组织问题，确是不容易！当然，事情不能绝对化，形势在不断变化，周围的人事和情况也不是固定不变，我个人也不会消极，仍要继续努力争取，也许还是有可能解决。但困难的因素是应该充分认识到的。
……
当然，事情也不是绝对的。党的政策是“有成分论不是唯成分论，重在政治表现”，我相信，通过你自己艰苦的较长期的努力，党组织还是会吸收你的。但这个“努力”不是一般的，而是要特别努力，比别的同志的努力要加一倍、两倍。因为家庭不能给你依靠，反而给你增加不利的因素。你要凭自己的努力来弥补这个缺陷。
11、
认真抄录了父亲这封信，感慨万千。这封写于1977年8月的信，很能呈现出当时的政治状态，毕竟“文革”才结束，“解放思想”尚未开始，尤其在部队，衡量一个人，依然是以家庭出身和政治表现为依据的，入党就更要看这些了。可是入党又那么“重要”，比立功还光荣，父亲在部队几十年了，都一直无法解决，将心比心，太明白我的处境了。可他又不想让他的情绪影响到我，又希望我能和其他战士一样取得“进步”，所以这封信对他来说，是很难写的，我估计他写了很长时间，有可能还写了不止一稿。
今天的年轻人，是绝对无法理解这些的。
好在，我收到这封信后，给父亲回了一封信，这封回信让今天的我稍感安慰，我在信上努力安慰父亲，丝毫没有埋怨他们带给我们的所谓“阴影”：
爸爸，你好！
来信都收到了，请放心。
看了你十八日的来信，对我教育很大。我想了很多。
家庭政治条件的好坏，对于自己的进步来讲，是有影响，可它不是决定的因素，决定的因素还在我自己。所以，爸爸，你完全没有心（必）要为我们感到不安。你虽然不是党员，可你几十年来所作（做）的工作是对的（得）起党的，我就是这么认为的。我们家子（姊）妹两个并不差，这一点和你的教育是分不开的。你和妈妈从我们小的时候就开始教育我们要爱劳动，要艰（苦）朴素，这些在我的头脑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也常象（向）同志们谈起。世界上是有很多不公平的事情，这不奇怪。因此，爸爸不必要为此事再感到於（于）心不安，我对这个问题没有一点儿怨言，我会努力的，比别人加倍努力，我也相信自己一定能跨入党的行列。虽然比较难，但终会有这样一天到来的。请爸爸妈妈放心，我和姐姐都不会辜负你们老一辈的期望和辛勤教养的，一定会成为有用的人。
爸爸，你也不要为身体的衰退而烦闷。我的意见：多吃点营养的东西，心情愉快、舒畅，加上适当的锻炼，是完全可以恢复的。你年纪并不大，原来的身体基础又好，也没有更多的心需要操，所以，只要精神上愉快，没有包袱，就可以老当益壮。你看周总理，还负过伤呢，一天要操那么多心，可在没生病以前，身体多么健壮，充满活力，那时他已经七十几岁了，简直像个中年人。
这两天我们天天都在学习公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代表大会公报）和政治报告，进行讨论……今年还要召开科学大会，这对知识分子将是很大的鼓舞，爸爸你觉得高兴吗？
看得出我写这封信时心情比较激动，错字、别字、漏字很多，是急于想安慰父亲、帮父亲分忧的样子。
其实我心理压力很大。父亲信上所说的“这个努力不是一般的，而是要特别努力，比别的同志的努力要加一倍、两倍。因为家庭不能给你依靠，反而给你增加不利的因素。你要凭自己的努力来弥补这个缺陷”这些话，我完全明白，而且从小就明白。就我们分队的女兵来说，几乎个个都是“好出身”，部队子弟不要说了，来自农村的都是贫农的孩子，来自北京的都是从各学校挑选出来的优秀生，唯有我例外。可是我除了默默努力，又能怎样？
家庭的原因，加上当兵的不易，让我到连队后丝毫不敢松懈，通俗的说法就是使劲儿“挣表现”。政治学习，业务训练，打扫卫生，出操，劳动，加上业余写稿，样样不落后。尤其劳动，一副吃大苦耐大劳的样子。加之母亲对我们姊妹从小就实行了她独有的教育方针，即生活能力比学习更重要，我们家不养小姐。由此我一直比较粗拉，不娇气，连队修操场我可以挑沙子，分队种菜我可以挑粪。我个子虽然瘦小，可挑起担子来的熟练程度让战友们吃惊，一晃悠一晃悠的，很有范儿（小时候挑煤留下的功底）。就像父亲一点儿不像地主儿子一样，我也一点儿不像个知识分子的女儿。我的这一特点，在漫长的军旅生涯里，起到了非常好的作用。 应该说，那时的连队风气还是很正的，我的努力被认可，连领导和营领导经常表扬我，让我参加各种活动，年底还受到营嘉奖。家里至今还保存着一个“1978年奖”的白色搪瓷杯。所以，虽然入党无望，我也一点儿不感到沮丧。
12、
其实，相比起入党，有件事让我更向往，就是上大学。高中毕业我执意想下乡当知青，就是指望自己能通过推荐成为工农兵大学生。似乎那是进入大学的唯一渠道。现在到了部队，我依然惦着这个事。
我在1977年8月给父亲的信里，就流露了此心思。
今年我们连里又有两个上大学的，是载波分队和电源分队的，他们都是有技术的单位。听老兵说，我们长话分队从来没有这种资格。我很希望能够有机会读书，可现在感到没希望了。随它去，以后再说。
这里所说的上大学，依然是指“工农兵大学生”，即由部队推荐去大学读书。当时恢复高考的决定尚未做出，我想到的只有这条路。可是我所在的长话分队，由于没什么技术含量，老兵说每次推荐都轮不到我们分队。
我嘴上说随它去，心里还是隐隐期盼着。我想上大学，其实并没有想到上大学可以改变命运什么的，只是想读书，想重新坐进教室。而且还有个念头，爸爸都是读了大学的呀。
好在毕竟已经到了1977年，“文革”结束，百废待兴，首先科学文化开始得到重视了。这个从我的信里也可以看出：
今天上午我们营里派20名代表到重庆科技礼堂听科技报告，我因为参加报道会，也去成了。听了一上午，是中国航空学会一位姓朱的同志讲的，关于人造地球卫星技术概况。听了以后收益不少，开阔了眼界，增长了知识。本来下午还要听关于电子对抗的报告，后因时间晚了，没去成。
但就在我写这封信的时候（1977年8月25日），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正在酝酿之中。1977年8月4日至8日，邓小平在北京主持召开了科学与教育工作座谈会，在谈到高校招生这个问题时，与会的三十多位著名科学家和教育工作者，都纷纷反对“文革”中实行的推荐上大学办法，主张立即恢复高考。这些意见得到了邓小平的支持，他要求教育部立即改变招生办法。9月教育部就在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会议上，决定恢复已经停止了10年的全国高等院校招生考试。10月全国各大媒体就公布了恢复高考的消息。
我在连队听到了这个消息，激动不已，当即跑去找连长，直言不讳地说，我想参加高考，我想上大学。
连长毫不客气地一口否决：你一个新兵，一年的军龄都没满就想上大学？等服役期满了再说。
连长的态度一点儿不奇怪，因为当时部队的风气就是这样，提倡战士们“安心本职工作”、“干一行爱一行”，而不是去追求更高的目标。我在业务训练（就是背电话号码之类）的间隙看小说或做数学题，被批评了无数次，说我这样做是不安心本职工作。每次班务会大家都要表态：热爱话务工作安心话务工作，做一颗革命的螺丝钉。我暗中抵抗，每次都只说一定要做好本职工作，就不说“热爱”。耍了点儿小心思。其实也没人在意你到底是怎么说的。
好在，我每次考核成绩不错，“不安心”也就被忽略了。
但是从给爸爸妈妈的信上可以看出，爸爸妈妈也在担心我表露出想上大学的念头，要我先学好专业。
从这个星期开始，新兵不上班专门训练。我虽然耽误了两天半，但有决心照样赶上同志们的步伐，而且努力争取走在前面。自己最多不过是少玩儿点，利用空余时间补习。数理化我也同意暂时不学，先把电工学和电话学补习一下，也要在专业技术学好的基础上。关于上大学，我一定做到不动摇，安心当兵。
但我的心里，始终放不下这个念头。不管怎么说，可以通过考试上大学了（而不是推荐），我就有希望。只要考试我就有希望。我对自己的应试能力很有信心。
不料这希望历经许多周折和坎坷，直到三年后才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