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十一”回家，妹妹对我说，她想离婚。她是我唯一的表妹，当时已经搬回到父母家里。那是一栋自家修的房子，家里有狭小的浴室，至今得拿上纸和票走到两百米外上公共厕所。
　　每次回家的时候，她懒洋洋地睡到中午才起床，细心地化好妆，长长的睫毛温柔地覆盖在蓝色眼影上。即使现在，她依然是一个漂亮的姑娘。但是这个城市里这样的姑娘一打一打地流落在街头，她们是各种各样的售货员、超市里穿着橘色背心的收银员，茶馆里倒水的小妹、麻将桌上骂着脏话的年轻妻子和母亲。我漂亮的妹妹，不过是其中的一个。她从一个化妆品柜台转到另外一个，每天站八九个小时才能拿到一千块上下的工资。
　　当年她在连绵不绝的相亲后嫁了人，因为买不起房子，一直住在公婆家。老公是一个钳工。他们很快生了人见人爱的儿子，妹妹在QQ空间里让人惊讶地写了诸多关于孩子的温暖文字，虽然在此之前，她甚至没有写过几篇语句通顺的作文。初中毕业后她读了职高，毕业后她开始做着种种看起来随时可能失去的工作。她愿意用1个月的薪水买1件所谓名牌的羽绒服，耳朵上打了3个耳洞，挂着铂金纯银的耳环耳钉。她当然没有钱，孩子吃的是国产奶粉，穿着粗糙的童装。
　　他们因为极度的窘迫而试图离婚，却又茫然于离婚是不是会加剧这样的窘迫，一顿超过十块钱的早饭就可以是离婚理由。好几次过年回家，她反反复复问我：姐姐，你觉得你过得好吗？我无法回答如此深刻的问题，于是只好反问她：你过得好吗?你们吵架吗？她总是略带遗憾地说：要是能多点钱就好了。
　　我希望她离婚，因为我永远鼓励所有人打破既有的生活，不管既有代表幸福还是不幸，只要打破本身意味着自由；我不希望她离婚，因为我担心她在打破现有生活后，是永远破碎的人生。有一天重读《宗教大法官》，陀思妥耶夫斯基在里面引用席勒的《愿望》：“没有得到天上的保证，只好相信内心的声音。”想到莱昂内尔·特里林在《文学体验导引》中评价它：“陀思妥耶夫斯基以极端的大胆和简单，将盘踞于现代心智的两个伟大概念引入对峙状态，一方是自由，另一方则是幸福和安全。”
　　几个月后，她终于离了婚。现在开始，她是一个带着孩子的单身妈妈，就快进入三十岁，工资很低。在这似乎看起来让人两眼一黑的描述中，让人安慰的是，她依然是一个有长睫毛的漂亮姑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