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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休三年后,敬一丹再次走进演播厅,一脸温和。仿佛不再是那位让人一见就不由自主地敛气凝神,正襟危坐的新闻主持人,一个转身,她就卸掉了《焦点访谈》的硬朗嚴肃,沉静宽和地在访谈节目《谢谢了,我的家》中和五十多位嘉宾聊起家长里短。
我认为并不存在所谓的“转身动作”,走过岁月63载,我已经是一个中老年妇女,平稳、深入、扎实,其实就是我的处事态度。如此,《谢谢了,我的家》不过是《焦点访谈》和《感动中国》之后的又一次“遇到”。我不可能在退休之后再贴上一种以前身上没有的东西,其实主持人是有很多面的,在哪个节目里就放大哪一面,我遇到了《焦点访谈》,就成了大家看到的严肃样子,《感动中国》放大了我比较凝重的一面,《谢谢你,我的家》又放大了我暖的一面。
节目里不出现仰视
我觉得我有温和的一面,其实就是在《焦点访谈》那么硬朗的节目里,我也不像我的同事那样具有锋芒。《焦点访谈》每天跟在央视《新闻联播》后播出,它是中国最前沿的新闻节目,无论何种气质的主持人在“大事”面前都会在一定程度上收敛住自我。我当然不例外,在多年的新闻工作中体会到,从某种角度上看,大事面前没记者。惊天动地的事情发生,不用记者再去探寻了,而在平常的事件中有所发现,从细节里看到,才是记者的专业。在平常人身上挖掘出很有意思又很有意义的事情,是我们的本分。
于是,退休后,我欣然接受老东家带来的新工作《谢谢了,我的家》,这是一档以展现全球华人家庭文化传承为主的季播节目,围绕每位嘉宾成长经历中与家人相关的故事展开访谈,从中挖掘家风对成长的重要意义。节目中邀请的嘉宾有朱德、齐白石、鲁迅、汪曾祺这样在中国举足轻重的要人、名人后辈,也有默默无闻地在工作岗位上大有成就,为国家建立功勋的普通人。前者需要费心,后者则需要更多的耐心。所以请出每一位嘉宾前,我都要先说一段开场白,用心为他们带来平视的目光。我希望做嘉宾访谈时能处于一种更平和的状态,这个节目里不出现仰视。比如,为朱德孙子朱和平的开场白想了好久,我说:五零后不知道有多少人的名字叫“和平”,而朱和平的名字寄托着他家人殷切的期待,他的爷爷是朱德。而在引出众多文化节目中“铁打”的嘉宾、历史学者蒙曼时,我又一下子把观众拉到这样的角度:要说到蒙曼,会想到谁呢?她的邻居会说,她不就是老蒙家的小丫头吗?不就是上学特早的那个姑娘吗?那期节目还请来了她的父母,我用这番话给她一个定位,在这档节目里,她不是闪闪发光引人瞩目的评委、学者,就是老蒙家的闺女。
家是千家万户的家
相较于习惯面对镜头的名人,与素人嘉宾的访谈,我付出的是更多耐心与理解,他们做出的事业并不平凡,只是不善用言语表达。不是所有人都能在大庭广众面前畅所欲言的,或许纪录片更适合表现他们,这是访谈节目的局限。但我会谈得更长,我会用更多的时间,眼神里更多的专注给他暗示:你说的一切我都很有兴趣,希望你能再继续说下去。我认为,采访平民百姓更体现专业能力,名人不必探寻,特点都在那儿呢,而在普通人面前,我更承担着一种替观众探寻的责任,能不能把他们有趣的东西挖掘出来。另一方面,即便面对不那么有趣的普通人,我也不刻意制造氛围情绪上的大起大落,或是试图引导嘉宾呈现他们的寻常面貌。采访大国工匠时,我都特别想问,您是所谓的A型血处女座吗?他们的表达平静而准确,有板有眼的。但我想这就是他们,大国工匠干什么都是严丝合缝的,必须情绪稳定,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他们有共同的性格特点,就是靠谱。我内心期待在节目中出现更多的素人,家是千家万户各种各样的,每到万家灯火时,我就在想,每一个窗口都有故事,只是我们没有仔细去听,如果下力气到茫茫人海中去听去看,一定会有很多故事。
不同人家的家风、家教大相径庭,比如京剧谭家的晚辈在长辈面前,恭敬到眼神都收住神采,而汪曾祺的儿子汪朗概括自家家风就是“没大没小”。我特别欣赏这种不同。都好,不同的人家有不同的做法,这里面都有一种爱意。我觉得主持人最好是中年,有一种交流的自如。我今年63岁,有中老年妇女的上有老下有小的优势,比我年长、比我年轻的人说的话都能理解。
不能低估了观众
俗话说家长里短,似乎是不上台面的闲聊,然而只要你善于发现细节,就能最大限度地呈现出嘉宾的常态,没有必要刻意推波助澜。采访足球运动员杨晨时,我避开足球问出了更有意味的细节,每次杨晨比赛电视直播时,他的妈妈总能找到各种理由离开电视机,等到比赛结束后再出来问一句,受伤了没有?我们不会在节目里提到主题这个词,但我内心是有引导的,我们有时候并不需要把细节呈现的意义直白地表达出来,我觉得那是低估了观众。我们的细节想说什么不用指明,相信观众的领会和判断能力。
一次采访李昌钰,老人说到动情处,我便不再问话,只默默聆听。年迈的嘉宾我甚至不忍看到他老泪纵横,假如他是我家老人,说起伤心的事,作为晚辈,我会静听,有时会说,“您别说了”,而不会引导他说更多的细节,这是人之常情。如果只看节目效果而追求那种起伏,和我的内心会有冲突。
主持《感动中国》时,曾有同行问我,那些人和事如此感人,你怎么没掉眼泪?我说,你哭了吗?如果你哭了,那就行。我曾经有过教训。在《焦点访谈》工作时采访了一位烈士遗孀,她丈夫突然去世。我和她同岁,有些细节一下触动了我,让我难以抑制,从头哭到尾,那位遗孀也从头哭到尾。编片子的时候竟然找不到一个自己不哭的镜头,我觉得那次采访很失败,主持人是要用声音来表达的,当我泣不成声的时候,我没有传达,没有完成我的职业功能。从此,我便有了一条谨守的原则,克制、适度,是专业的表现。
用文字找到另一种满足
《谢谢你,我的家》是季播节目,集中录像。十几天采访了50多位嘉宾,平均每天五六位,每位一个小时到一个半小时,算上化妆和对台本准备,这份退休后的“返聘”工作绝不轻松。我妈看完节目说,“你还那样”。这是夸我还是批评我?是说我没有懈怠,还是没有进步?确实这样的工作强度有点超负荷。让我高兴的是,和每一位嘉宾见面的时候,我还能保持原来那种兴奋。因为我对他们有好奇,尤其是聊家里故事的时候,我特别好奇别人家的日子都是怎么过的。
退休近三年,我出版了两本书,从事慈善活动,继续主持每年的《感动中国》特别节目,工作强度保持着退休前的节奏。区别仅在于,退休后时间弹性更大,但还是有一些计划,每件事都有时间表,比如退休倒计时一年时,着手写职业生涯回忆录《我遇到你》。当我有了目标时,就觉得生活过得特别充实。退休的时候,我是做好充分准备一步步走到那儿,心情特别平静,我已经看到了,有些事情会延续,有些新鲜的东西我会接触。我过去主持新闻类的节目,这次做了一个“家”的节目,有原来的积累,也有另一面的放大。所以,我不喜欢别人说“敬大姐完成了一种转身”,我不可能在退休之后再贴上一种以前身上没有的东西。
文字表达让我找到镜头之外的另一种满足感。我们本来就不应该把自己看得那么窄,表达的方式是多样的。原来我习惯在镜头前,说的很多话都是公共话语,现在我写书,说的是我的话语,有一种在镜头前所没有的感受,我喜欢这种状态,更安宁的,更沉淀的,接下来我会把用文字表达当成一种常态。
我认为并不存在所谓的“转身动作”,走过岁月63载,我已经是一个中老年妇女,平稳、深入、扎实,其实就是我的处事态度。如此,《谢谢了,我的家》不过是《焦点访谈》和《感动中国》之后的又一次“遇到”。我不可能在退休之后再贴上一种以前身上没有的东西,其实主持人是有很多面的,在哪个节目里就放大哪一面,我遇到了《焦点访谈》,就成了大家看到的严肃样子,《感动中国》放大了我比较凝重的一面,《谢谢你,我的家》又放大了我暖的一面。
节目里不出现仰视
我觉得我有温和的一面,其实就是在《焦点访谈》那么硬朗的节目里,我也不像我的同事那样具有锋芒。《焦点访谈》每天跟在央视《新闻联播》后播出,它是中国最前沿的新闻节目,无论何种气质的主持人在“大事”面前都会在一定程度上收敛住自我。我当然不例外,在多年的新闻工作中体会到,从某种角度上看,大事面前没记者。惊天动地的事情发生,不用记者再去探寻了,而在平常的事件中有所发现,从细节里看到,才是记者的专业。在平常人身上挖掘出很有意思又很有意义的事情,是我们的本分。
于是,退休后,我欣然接受老东家带来的新工作《谢谢了,我的家》,这是一档以展现全球华人家庭文化传承为主的季播节目,围绕每位嘉宾成长经历中与家人相关的故事展开访谈,从中挖掘家风对成长的重要意义。节目中邀请的嘉宾有朱德、齐白石、鲁迅、汪曾祺这样在中国举足轻重的要人、名人后辈,也有默默无闻地在工作岗位上大有成就,为国家建立功勋的普通人。前者需要费心,后者则需要更多的耐心。所以请出每一位嘉宾前,我都要先说一段开场白,用心为他们带来平视的目光。我希望做嘉宾访谈时能处于一种更平和的状态,这个节目里不出现仰视。比如,为朱德孙子朱和平的开场白想了好久,我说:五零后不知道有多少人的名字叫“和平”,而朱和平的名字寄托着他家人殷切的期待,他的爷爷是朱德。而在引出众多文化节目中“铁打”的嘉宾、历史学者蒙曼时,我又一下子把观众拉到这样的角度:要说到蒙曼,会想到谁呢?她的邻居会说,她不就是老蒙家的小丫头吗?不就是上学特早的那个姑娘吗?那期节目还请来了她的父母,我用这番话给她一个定位,在这档节目里,她不是闪闪发光引人瞩目的评委、学者,就是老蒙家的闺女。
家是千家万户的家
相较于习惯面对镜头的名人,与素人嘉宾的访谈,我付出的是更多耐心与理解,他们做出的事业并不平凡,只是不善用言语表达。不是所有人都能在大庭广众面前畅所欲言的,或许纪录片更适合表现他们,这是访谈节目的局限。但我会谈得更长,我会用更多的时间,眼神里更多的专注给他暗示:你说的一切我都很有兴趣,希望你能再继续说下去。我认为,采访平民百姓更体现专业能力,名人不必探寻,特点都在那儿呢,而在普通人面前,我更承担着一种替观众探寻的责任,能不能把他们有趣的东西挖掘出来。另一方面,即便面对不那么有趣的普通人,我也不刻意制造氛围情绪上的大起大落,或是试图引导嘉宾呈现他们的寻常面貌。采访大国工匠时,我都特别想问,您是所谓的A型血处女座吗?他们的表达平静而准确,有板有眼的。但我想这就是他们,大国工匠干什么都是严丝合缝的,必须情绪稳定,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他们有共同的性格特点,就是靠谱。我内心期待在节目中出现更多的素人,家是千家万户各种各样的,每到万家灯火时,我就在想,每一个窗口都有故事,只是我们没有仔细去听,如果下力气到茫茫人海中去听去看,一定会有很多故事。
不同人家的家风、家教大相径庭,比如京剧谭家的晚辈在长辈面前,恭敬到眼神都收住神采,而汪曾祺的儿子汪朗概括自家家风就是“没大没小”。我特别欣赏这种不同。都好,不同的人家有不同的做法,这里面都有一种爱意。我觉得主持人最好是中年,有一种交流的自如。我今年63岁,有中老年妇女的上有老下有小的优势,比我年长、比我年轻的人说的话都能理解。
不能低估了观众
俗话说家长里短,似乎是不上台面的闲聊,然而只要你善于发现细节,就能最大限度地呈现出嘉宾的常态,没有必要刻意推波助澜。采访足球运动员杨晨时,我避开足球问出了更有意味的细节,每次杨晨比赛电视直播时,他的妈妈总能找到各种理由离开电视机,等到比赛结束后再出来问一句,受伤了没有?我们不会在节目里提到主题这个词,但我内心是有引导的,我们有时候并不需要把细节呈现的意义直白地表达出来,我觉得那是低估了观众。我们的细节想说什么不用指明,相信观众的领会和判断能力。
一次采访李昌钰,老人说到动情处,我便不再问话,只默默聆听。年迈的嘉宾我甚至不忍看到他老泪纵横,假如他是我家老人,说起伤心的事,作为晚辈,我会静听,有时会说,“您别说了”,而不会引导他说更多的细节,这是人之常情。如果只看节目效果而追求那种起伏,和我的内心会有冲突。
主持《感动中国》时,曾有同行问我,那些人和事如此感人,你怎么没掉眼泪?我说,你哭了吗?如果你哭了,那就行。我曾经有过教训。在《焦点访谈》工作时采访了一位烈士遗孀,她丈夫突然去世。我和她同岁,有些细节一下触动了我,让我难以抑制,从头哭到尾,那位遗孀也从头哭到尾。编片子的时候竟然找不到一个自己不哭的镜头,我觉得那次采访很失败,主持人是要用声音来表达的,当我泣不成声的时候,我没有传达,没有完成我的职业功能。从此,我便有了一条谨守的原则,克制、适度,是专业的表现。
用文字找到另一种满足
《谢谢你,我的家》是季播节目,集中录像。十几天采访了50多位嘉宾,平均每天五六位,每位一个小时到一个半小时,算上化妆和对台本准备,这份退休后的“返聘”工作绝不轻松。我妈看完节目说,“你还那样”。这是夸我还是批评我?是说我没有懈怠,还是没有进步?确实这样的工作强度有点超负荷。让我高兴的是,和每一位嘉宾见面的时候,我还能保持原来那种兴奋。因为我对他们有好奇,尤其是聊家里故事的时候,我特别好奇别人家的日子都是怎么过的。
退休近三年,我出版了两本书,从事慈善活动,继续主持每年的《感动中国》特别节目,工作强度保持着退休前的节奏。区别仅在于,退休后时间弹性更大,但还是有一些计划,每件事都有时间表,比如退休倒计时一年时,着手写职业生涯回忆录《我遇到你》。当我有了目标时,就觉得生活过得特别充实。退休的时候,我是做好充分准备一步步走到那儿,心情特别平静,我已经看到了,有些事情会延续,有些新鲜的东西我会接触。我过去主持新闻类的节目,这次做了一个“家”的节目,有原来的积累,也有另一面的放大。所以,我不喜欢别人说“敬大姐完成了一种转身”,我不可能在退休之后再贴上一种以前身上没有的东西。
文字表达让我找到镜头之外的另一种满足感。我们本来就不应该把自己看得那么窄,表达的方式是多样的。原来我习惯在镜头前,说的很多话都是公共话语,现在我写书,说的是我的话语,有一种在镜头前所没有的感受,我喜欢这种状态,更安宁的,更沉淀的,接下来我会把用文字表达当成一种常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