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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晓声，男，１９４９年出生，山东荣城人。当过知青，１９７７年毕业于复旦大学中文系。１９７９年开始发表作品，著有短篇小说集《天若有情》、《白桦树皮灯罩》、《死神》，中篇小说集《人间烟火》，长篇小说《一个红卫兵的自白》、《从复旦到北影》、《雪城》等。其短篇小说《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父亲》，及中篇小说《今夜有暴风雪》分获全国优秀小说奖。曾在儿童电影制片厂任职，现为北京语言大学教授。
采访时间：２００３年６月２７日
采访地点：梁晓声的家
记者：周晓芳，北京语言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大三学生
在一个骄阳似火的午后，带着腼腆、新奇甚至有点忐忑不安的心情我开始了人生的第一次采访。坐在梁晓声老师满是书籍的屋子里，静静地聆听着梁老师对几十年写作生涯的感悟，夏日的炎热渐渐被驱散开来。作家的身份曾让他担起太多的责任和使命，如今，年逾天命的他又走进了大学校园，来到了青年人的中间，诉说着他对于文学的理解和宝贵的人生经验。以下的文字记述了初次作为“记者”的我采访梁晓声老师的原音重现。
记者：您曾经说过，作家不是最好的人生选择，您是否在最初的时候就意识到了这一点？
梁晓声：最初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我是在不知不觉中和文学发生关系的。这与今天的很多创作青年在写作之初就抱着明确的目的、想成为作家是极为不相同的。小时候，虽然家里生活很困难，母亲还是会买很多小人书给我们看。从小学六年级到初中，我的作文成绩是非常好的，这在无形中给我增添了一份自信。尤其是在其他成绩一塌糊涂，甚至全线崩溃的时候，这种自信维护了一个少年惟一的自尊心。也许这也是我对写作保持着极大的热情的原因之一吧！后来就是下乡当知青，又因为写作被推荐到复旦大学成为创作专业的学生，可以说写作在隐隐地改变着一个知青的命运。可是，即使是到了大学，还是没意识到自己会成为职业作家。毕业后分到北影，随意的写了一些东西，直到１９８２年获了奖，人人都认为你是个得奖作家，你才意识到自己必须接受这个角色，而且要做得更好一些，才意识到也许作家是可以选择的一条路。刚开始写作仅仅是因为喜欢，而要想做得更好，必须重新去认识思考这件事。
记者：是谁给了您最初的文学启蒙？
梁晓声：应该是我的母亲吧。因为我的姥爷是母亲家族支脉上唯一的读书人，知道非常多的古戏和民间故事。如牛郎织女，铡美案，钓金龟，水浒传……我母亲继承了他这一点，在我们很小的时候也是一边做活，一边给我们讲这些有趣的故事。也许那算是我最初的启蒙教育吧！后来我认识字了，母亲经常带我们去小书铺看小人书，那是我们那个时候最大的享受，也是从那时起，我渐渐对文学所呈现的世界有了一种特殊的感情。
记者：您笔下的许多作品都是关注平民的心理和生存状态，这是不是与您的经历有关？您被读者和文坛视为典型的“平民化”作家，您是否喜欢这个称呼？
梁晓声：这确实是和我的经历有关，我熟悉平民的生活，熟悉平民在他们的生存状态下怎样为人处事。我坚信生活中最温馨的画面有时恰恰在平民生活中体现得最真实、最原始，我希望通过我的笔去书写它们。另外一个原因可能是因为我经历过贫穷，我会比较深刻地体会贫穷对于少年，对于他们的父母，对于一个家庭意味着什么，继而会转变成一种同情，正是这种同情，促使我更多地关注他们。其实文学抛开其对社会批判性、触动性、改造性一面，还存在着一种最基本的东西就是人道原则，人道精神。我也是本着这种精神写作的。
“平民化作家”这个称呼，可能是使用时间最长的。我还有过一些其他的莫名其妙的称呼，包括这之前的“中国的巴尔扎克”、“文明的作家”等等。其实连我自己都不知道“文明的作家”是个什么概念。可见文坛可以随意地给一个作家戴上这样或那样的头衔，但我不是很在意这些。
记者：所以说，您并不是因为擅长写平民才写的？
梁晓声：二十年的写作经验使我可以驾驭各种题材，我也可以写历史，或是写一些大众更感兴趣的更有卖点的东西。但是自己觉得没有意思。我更喜欢写自己想写的，而不是写一些单纯只和稿费联系在一起的东西。
记者：作为一代作家，您推动了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十几年来，您频频获奖，在别人眼里您是成功的，您觉得您成功吗？
梁晓声：对于成功，我现在看得很淡。有时候安慰自己，我们的人生不一定要非常成功，对自己宽厚一些，给自己留下一些回旋的余地岂不更好。在年轻的时候不妨有一些崇高的追求并为之拼搏，不过到五十岁的时候，我们不可以强求达到什么目标，我们应该尽量使人生变得从容。我从不认为自己是成功的作家，甚至越写越有一种沮丧感，总觉得自己想达到的标准是可望而不可及。今年也有几篇作品获奖，但是我并不满意，一是由于外部的环境，编辑刊物的需要，我没有条件完全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写。内部原因就是我觉得自己的文字上存在缺陷。可以说写了这么多年，在谋篇、主题思想这种整体的把握上我是游刃有余的，感到力不从心的却恰恰回到了最原始的修辞方面，自己不能把一个意思用一种特殊的说法表达出来，写出的句子缺乏鲜活性。
记者：在您看来，成功的人应该具备什么样的素养？
梁晓声：在不同的领域里成功需要具备的素质也不同。就写作这件事本身来说，第一需要有毅力。写作与演电视和演电影不同，演员可以一夜成名，继而片约不断。可是作家就不能如此，就像我主要的获奖作品都是８０年代的，８０年代后还写不写，还怎样继续获奖，这是自己要选择、要努力的。你可以坚持写下来，也可以半途而废。当然，坚持下来是非常不容易的。除了毅力，也需要体力和精力。
记者：您怎样看待写作的？在写作给您带来光环的背后又有哪些鲜为人知的烦恼呢？
梁晓声：写作对于我来说，最初的时候，可能赋予了它太多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我也是普通人，我也有生活上和家庭上的责任。最初的我同样希望版税高一些，发行量大一些，因为父母的晚年生活必须有保障，以及孩子的学习，生活的开支，这些都是我的责任，我会通过写作来担起这些责任和使命。直到现在我觉得我把该尽的责任都尽到了，也没有了太多生活上的压力，所以就想写一些自己真的喜欢的东西，不去在乎版税的高低，不去在乎印刷量。
说到烦恼当然是有的，那时的我迷写作迷得非常厉害，写作让我付出太多的东西，我很少和家人一起出去玩，几乎没给孩子开过一次家长会，父母住在我这里的时候，我都没有时间陪他们，还是一个朋友陪着我的父母去逛北京城……总觉得来日方长，总觉得还有时间，却忘了“子欲养而亲不待”。做兄长的责任，做父亲的责任，做丈夫的责任，做儿子的责任让我备感疲惫，既要写作，又要尽孝，又有本职工作，又有应酬，那时的许多获奖作品都是在匆匆忙忙的状态中写出来的。
记者：那您后悔当初的选择吗？如果不当作家，你还会选择什么职业？
梁晓声：后悔谈不上，因为毕竟是自己喜欢的。其实最初的时候我也很喜欢画画，年轻的时候也想过当传教士，因为我觉得他们的服装很庄重，而且我喜欢音乐，在美妙的音乐中去谈灵魂的问题，有一种很神圣的感觉。当然，我依然会喜欢读书，写东西，但不愿意再把它和生活联系得这么紧密，甚至和收入联系到一起，这是我不喜欢的。
记者：在没有当教师前，您如何看待教师这个职业，又是怎样的原因促使您选择了这个职业？
梁晓声：我在初中毕业就是报考哈尔滨师范学校，在下乡之前也当过老师，可以说我的人生和教学这件事一直发生着关系。我喜欢站在自己学校的讲台上，台下全部都是自己学生的那种感觉。而且，我也希望在生活中抓住一些事情，使人生更有意义，摆脱生命之轻的状态。写作在此之前承担着这一义务，可是现在衡量一下，却发现我为写作失去的太多了，而且这样的写作又有多少是有意义的呢？我写过１０００多万字，但是就像一块铁，锤砸后的精华是非常少的。跟其他的职业相比，我觉得教学的感觉更温馨更富有意义，可以填充我人生的空洞，所以选择了它。
记者：您周围的人如何看待您这个选择？他们支持您吗？
梁晓声：我的家人一直都支持我的选择，我的朋友们不太赞成。他们觉得我身体不好，而且如果不到大学里教课，我几乎全年不用上班，还有工资，无论是对于我的身体还是创作都是最合适的。但是我想做的是一些更有意义的事情，我想他们是会理解的。
记者：除了小说，您还写过大量时评，有人说您的时评有时未免以偏概全，用放大镜去看人的缺点，比如说您写过一篇《大学生真小》的文章，通过您现在和学生接触，是否对大学生有了一些新的认识？
梁晓声：你说得对，有时我也会意识到这一点。在我对一件事感到气愤的时候，常常会拍案而起，却忘了好的方面。在和同学们的接触中，我重新认识了他们，尤其是在“非典”时期，本以为他们都是独生子女，父母的宝贝，会很娇气。可是无论是隔离，还是封校，学生们都表现出高度的理解与配合。我以前觉得大学生们对人生的选择过于功利，有时会很高傲轻狂。现在我对此有了一些新的看法，也许对于年轻人来说，这种人生态度在一定程度上是积极向上的，是有动力的。
记者：您曾经说过您的文学观始终处于一种困惑，也是有写不下去的时候，您认为到大学里任教会不会为您的创作提供一些新思路？
梁晓声：确实给我的写作注入了新的源泉，我在“非典”时期，就完成了三部中篇，全都是关于校园文学的。尤其是其中的《毕业生》，比较忠实地反映了校园的真实状态，讲述了校园内的人际关系和情感故事，也反映出一个特殊的群体——毕业生即将走出校门踏进社会的困惑。在写作的过程中，我比较真切的体会到了当今的社会对于校园文学的理解是不全面的。我现在所进行的这种尝试，也正是想弥补文学界在这一题材上的空缺。
记者：现在您成为了北京语言大学的一名教授，这样不可避免地会耽误您的写作时间，在这个从作家到教师的转变中，您是怎么协调这个问题的？
梁晓声：我以后会少写，尽最大的努力把书教好，无论对待什么事，我都是非常认真的。其实我对这一学期的课极不满意，并不是准备得不充分，只是还没有真的把教学思路梳理得很清楚，比如如何把现实中的东西和文学理论的东西结合得更好，这是我一直在困惑的问题。而且我认为，如果我的教学能给学生一些启发和指导，他们真的从我这里学到了东西，比自己多写出两部作品还要让我高兴。
记者：在今后的教学工作中，您如何进一步加强和学生的沟通和互动？
梁晓声：其实我希望我住得离学校近一些，在没事的时候，学生可以常常来家里做客，和我可以聊聊天，不一定是学习，包括有什么心事或是什么困难，都可以跟我说。比起老师，我更希望做他们的大朋友。我所理解的教师一定和学生的关系非常紧密，而不是简单的学生交纳学费，学校是中介，雇用老师授课的这种关系。但我知道，这样要求对很多老师是非常难的，因为他们要备课，要教很多的学生，而我自己则非常愿意做这样的尝试。
记者：我听到一些传闻，您不准备带下一届学生，是真的吗？您决定长期从事教学，还是只是一段时间，再去尝试其他的工作？
梁晓声：学校希望我继续教下去，还希望我能带研究生，并准备开一个新的大众传媒的专业，由我全权负责，争取把中文变成大中文的概念。我觉得这样很好，对我来说也是一个大的挑战，但我的写作要最大限度放弃，确实有些两难。是先停下调整一年，还是继续，我还在考虑之中……
记者：人到中年的您，生命依然充满活力，您如何看待您走过的人生和经历的这两次重大的转折，能否用简短的几句话为自己做一个小小的总结？
梁晓声：我曾经认为自己的经历是坎坷的，就像社会评价我们的：该上小学的时候挨饿，该上中学的时候闹革命，该工作的时候上山下乡，该成家的时候一无所有……过了若干年，却发现其实这些什么都不算，通过看书，我知道了很多别人的经历、别人的命运，和同时代人比较起来我是那么的顺利，或者可以用幸运来形容。其实有比较才能对人生有更深的认识。对于以后，我可能还会继续写些东西，我也希望我的教学能给我注入一种新鲜感，也为我们的当代学子注入一种新鲜感。
采访时间：２００３年６月２７日
采访地点：梁晓声的家
记者：周晓芳，北京语言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大三学生
在一个骄阳似火的午后，带着腼腆、新奇甚至有点忐忑不安的心情我开始了人生的第一次采访。坐在梁晓声老师满是书籍的屋子里，静静地聆听着梁老师对几十年写作生涯的感悟，夏日的炎热渐渐被驱散开来。作家的身份曾让他担起太多的责任和使命，如今，年逾天命的他又走进了大学校园，来到了青年人的中间，诉说着他对于文学的理解和宝贵的人生经验。以下的文字记述了初次作为“记者”的我采访梁晓声老师的原音重现。
记者：您曾经说过，作家不是最好的人生选择，您是否在最初的时候就意识到了这一点？
梁晓声：最初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我是在不知不觉中和文学发生关系的。这与今天的很多创作青年在写作之初就抱着明确的目的、想成为作家是极为不相同的。小时候，虽然家里生活很困难，母亲还是会买很多小人书给我们看。从小学六年级到初中，我的作文成绩是非常好的，这在无形中给我增添了一份自信。尤其是在其他成绩一塌糊涂，甚至全线崩溃的时候，这种自信维护了一个少年惟一的自尊心。也许这也是我对写作保持着极大的热情的原因之一吧！后来就是下乡当知青，又因为写作被推荐到复旦大学成为创作专业的学生，可以说写作在隐隐地改变着一个知青的命运。可是，即使是到了大学，还是没意识到自己会成为职业作家。毕业后分到北影，随意的写了一些东西，直到１９８２年获了奖，人人都认为你是个得奖作家，你才意识到自己必须接受这个角色，而且要做得更好一些，才意识到也许作家是可以选择的一条路。刚开始写作仅仅是因为喜欢，而要想做得更好，必须重新去认识思考这件事。
记者：是谁给了您最初的文学启蒙？
梁晓声：应该是我的母亲吧。因为我的姥爷是母亲家族支脉上唯一的读书人，知道非常多的古戏和民间故事。如牛郎织女，铡美案，钓金龟，水浒传……我母亲继承了他这一点，在我们很小的时候也是一边做活，一边给我们讲这些有趣的故事。也许那算是我最初的启蒙教育吧！后来我认识字了，母亲经常带我们去小书铺看小人书，那是我们那个时候最大的享受，也是从那时起，我渐渐对文学所呈现的世界有了一种特殊的感情。
记者：您笔下的许多作品都是关注平民的心理和生存状态，这是不是与您的经历有关？您被读者和文坛视为典型的“平民化”作家，您是否喜欢这个称呼？
梁晓声：这确实是和我的经历有关，我熟悉平民的生活，熟悉平民在他们的生存状态下怎样为人处事。我坚信生活中最温馨的画面有时恰恰在平民生活中体现得最真实、最原始，我希望通过我的笔去书写它们。另外一个原因可能是因为我经历过贫穷，我会比较深刻地体会贫穷对于少年，对于他们的父母，对于一个家庭意味着什么，继而会转变成一种同情，正是这种同情，促使我更多地关注他们。其实文学抛开其对社会批判性、触动性、改造性一面，还存在着一种最基本的东西就是人道原则，人道精神。我也是本着这种精神写作的。
“平民化作家”这个称呼，可能是使用时间最长的。我还有过一些其他的莫名其妙的称呼，包括这之前的“中国的巴尔扎克”、“文明的作家”等等。其实连我自己都不知道“文明的作家”是个什么概念。可见文坛可以随意地给一个作家戴上这样或那样的头衔，但我不是很在意这些。
记者：所以说，您并不是因为擅长写平民才写的？
梁晓声：二十年的写作经验使我可以驾驭各种题材，我也可以写历史，或是写一些大众更感兴趣的更有卖点的东西。但是自己觉得没有意思。我更喜欢写自己想写的，而不是写一些单纯只和稿费联系在一起的东西。
记者：作为一代作家，您推动了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十几年来，您频频获奖，在别人眼里您是成功的，您觉得您成功吗？
梁晓声：对于成功，我现在看得很淡。有时候安慰自己，我们的人生不一定要非常成功，对自己宽厚一些，给自己留下一些回旋的余地岂不更好。在年轻的时候不妨有一些崇高的追求并为之拼搏，不过到五十岁的时候，我们不可以强求达到什么目标，我们应该尽量使人生变得从容。我从不认为自己是成功的作家，甚至越写越有一种沮丧感，总觉得自己想达到的标准是可望而不可及。今年也有几篇作品获奖，但是我并不满意，一是由于外部的环境，编辑刊物的需要，我没有条件完全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写。内部原因就是我觉得自己的文字上存在缺陷。可以说写了这么多年，在谋篇、主题思想这种整体的把握上我是游刃有余的，感到力不从心的却恰恰回到了最原始的修辞方面，自己不能把一个意思用一种特殊的说法表达出来，写出的句子缺乏鲜活性。
记者：在您看来，成功的人应该具备什么样的素养？
梁晓声：在不同的领域里成功需要具备的素质也不同。就写作这件事本身来说，第一需要有毅力。写作与演电视和演电影不同，演员可以一夜成名，继而片约不断。可是作家就不能如此，就像我主要的获奖作品都是８０年代的，８０年代后还写不写，还怎样继续获奖，这是自己要选择、要努力的。你可以坚持写下来，也可以半途而废。当然，坚持下来是非常不容易的。除了毅力，也需要体力和精力。
记者：您怎样看待写作的？在写作给您带来光环的背后又有哪些鲜为人知的烦恼呢？
梁晓声：写作对于我来说，最初的时候，可能赋予了它太多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我也是普通人，我也有生活上和家庭上的责任。最初的我同样希望版税高一些，发行量大一些，因为父母的晚年生活必须有保障，以及孩子的学习，生活的开支，这些都是我的责任，我会通过写作来担起这些责任和使命。直到现在我觉得我把该尽的责任都尽到了，也没有了太多生活上的压力，所以就想写一些自己真的喜欢的东西，不去在乎版税的高低，不去在乎印刷量。
说到烦恼当然是有的，那时的我迷写作迷得非常厉害，写作让我付出太多的东西，我很少和家人一起出去玩，几乎没给孩子开过一次家长会，父母住在我这里的时候，我都没有时间陪他们，还是一个朋友陪着我的父母去逛北京城……总觉得来日方长，总觉得还有时间，却忘了“子欲养而亲不待”。做兄长的责任，做父亲的责任，做丈夫的责任，做儿子的责任让我备感疲惫，既要写作，又要尽孝，又有本职工作，又有应酬，那时的许多获奖作品都是在匆匆忙忙的状态中写出来的。
记者：那您后悔当初的选择吗？如果不当作家，你还会选择什么职业？
梁晓声：后悔谈不上，因为毕竟是自己喜欢的。其实最初的时候我也很喜欢画画，年轻的时候也想过当传教士，因为我觉得他们的服装很庄重，而且我喜欢音乐，在美妙的音乐中去谈灵魂的问题，有一种很神圣的感觉。当然，我依然会喜欢读书，写东西，但不愿意再把它和生活联系得这么紧密，甚至和收入联系到一起，这是我不喜欢的。
记者：在没有当教师前，您如何看待教师这个职业，又是怎样的原因促使您选择了这个职业？
梁晓声：我在初中毕业就是报考哈尔滨师范学校，在下乡之前也当过老师，可以说我的人生和教学这件事一直发生着关系。我喜欢站在自己学校的讲台上，台下全部都是自己学生的那种感觉。而且，我也希望在生活中抓住一些事情，使人生更有意义，摆脱生命之轻的状态。写作在此之前承担着这一义务，可是现在衡量一下，却发现我为写作失去的太多了，而且这样的写作又有多少是有意义的呢？我写过１０００多万字，但是就像一块铁，锤砸后的精华是非常少的。跟其他的职业相比，我觉得教学的感觉更温馨更富有意义，可以填充我人生的空洞，所以选择了它。
记者：您周围的人如何看待您这个选择？他们支持您吗？
梁晓声：我的家人一直都支持我的选择，我的朋友们不太赞成。他们觉得我身体不好，而且如果不到大学里教课，我几乎全年不用上班，还有工资，无论是对于我的身体还是创作都是最合适的。但是我想做的是一些更有意义的事情，我想他们是会理解的。
记者：除了小说，您还写过大量时评，有人说您的时评有时未免以偏概全，用放大镜去看人的缺点，比如说您写过一篇《大学生真小》的文章，通过您现在和学生接触，是否对大学生有了一些新的认识？
梁晓声：你说得对，有时我也会意识到这一点。在我对一件事感到气愤的时候，常常会拍案而起，却忘了好的方面。在和同学们的接触中，我重新认识了他们，尤其是在“非典”时期，本以为他们都是独生子女，父母的宝贝，会很娇气。可是无论是隔离，还是封校，学生们都表现出高度的理解与配合。我以前觉得大学生们对人生的选择过于功利，有时会很高傲轻狂。现在我对此有了一些新的看法，也许对于年轻人来说，这种人生态度在一定程度上是积极向上的，是有动力的。
记者：您曾经说过您的文学观始终处于一种困惑，也是有写不下去的时候，您认为到大学里任教会不会为您的创作提供一些新思路？
梁晓声：确实给我的写作注入了新的源泉，我在“非典”时期，就完成了三部中篇，全都是关于校园文学的。尤其是其中的《毕业生》，比较忠实地反映了校园的真实状态，讲述了校园内的人际关系和情感故事，也反映出一个特殊的群体——毕业生即将走出校门踏进社会的困惑。在写作的过程中，我比较真切的体会到了当今的社会对于校园文学的理解是不全面的。我现在所进行的这种尝试，也正是想弥补文学界在这一题材上的空缺。
记者：现在您成为了北京语言大学的一名教授，这样不可避免地会耽误您的写作时间，在这个从作家到教师的转变中，您是怎么协调这个问题的？
梁晓声：我以后会少写，尽最大的努力把书教好，无论对待什么事，我都是非常认真的。其实我对这一学期的课极不满意，并不是准备得不充分，只是还没有真的把教学思路梳理得很清楚，比如如何把现实中的东西和文学理论的东西结合得更好，这是我一直在困惑的问题。而且我认为，如果我的教学能给学生一些启发和指导，他们真的从我这里学到了东西，比自己多写出两部作品还要让我高兴。
记者：在今后的教学工作中，您如何进一步加强和学生的沟通和互动？
梁晓声：其实我希望我住得离学校近一些，在没事的时候，学生可以常常来家里做客，和我可以聊聊天，不一定是学习，包括有什么心事或是什么困难，都可以跟我说。比起老师，我更希望做他们的大朋友。我所理解的教师一定和学生的关系非常紧密，而不是简单的学生交纳学费，学校是中介，雇用老师授课的这种关系。但我知道，这样要求对很多老师是非常难的，因为他们要备课，要教很多的学生，而我自己则非常愿意做这样的尝试。
记者：我听到一些传闻，您不准备带下一届学生，是真的吗？您决定长期从事教学，还是只是一段时间，再去尝试其他的工作？
梁晓声：学校希望我继续教下去，还希望我能带研究生，并准备开一个新的大众传媒的专业，由我全权负责，争取把中文变成大中文的概念。我觉得这样很好，对我来说也是一个大的挑战，但我的写作要最大限度放弃，确实有些两难。是先停下调整一年，还是继续，我还在考虑之中……
记者：人到中年的您，生命依然充满活力，您如何看待您走过的人生和经历的这两次重大的转折，能否用简短的几句话为自己做一个小小的总结？
梁晓声：我曾经认为自己的经历是坎坷的，就像社会评价我们的：该上小学的时候挨饿，该上中学的时候闹革命，该工作的时候上山下乡，该成家的时候一无所有……过了若干年，却发现其实这些什么都不算，通过看书，我知道了很多别人的经历、别人的命运，和同时代人比较起来我是那么的顺利，或者可以用幸运来形容。其实有比较才能对人生有更深的认识。对于以后，我可能还会继续写些东西，我也希望我的教学能给我注入一种新鲜感，也为我们的当代学子注入一种新鲜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