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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光影的世界里展现反法西斯战争的电影不计其数，但阿托姆·伊戈扬执导的电影《记住》从新的角度讲述了希特勒对犹太人的种族屠杀，这一种族屠杀悲剧，无论对迫害者还是受害者都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心灵伤痕。在《记住》中，希特勒是“缺失的在场者”。尽管他本人在电影中并未出现，但他对音乐的喜好、犯下的罪行却在影片中无处不在。对希特勒一手造成的那场劫难，再多的追忆和反思都不够。生活在当下的人们，面对惨痛的过去，是选择面对还是选择忘却，都会煎熬在历史的记忆里。钢琴和钢琴演奏在影片中具有重要的反转作用。
影片《记住》讲述了一个八旬老人为家人复仇的故事，这是一个延迟了半个世界的复仇。在复仇的故事表面掩盖的是寻找真相的故事。该片以复仇开始，以主人公死在赤裸裸的真相面前终结。泽夫·古特曼和麦克斯·罗森堡同在一家老人疗养院。年过八旬的泽夫患上了阿兹海默症，对往事的回忆渐渐淡去，连妻子不久前去世的事也时而忘记，也很少弹钢琴。犹太老人麦克斯从住进疗养院的第一眼就认出了泽夫是70年前奥斯维辛集中营的狱长，伙同另一名狱长杀害了他全家的凶手。麦克斯曾帮忙抓获了大批前纳粹分子，这些纳粹分子在德国战败后冒名顶替被处死的犹太人身份，从德国移民到美国或加拿大继续生活。麦克斯发现另一名监狱长，化名鲁迪·库兰德移民到了国外。可在那个时期有四名移民国外的名叫鲁迪·库兰德的人，没有足够的证据逮捕他们其中任何一人。麦克斯由于中风，不能去一一核查这四个名叫鲁迪·库兰德的人，于是就利用泽夫患病失忆，让他去寻找“二战”期间曾在奥斯维辛集中营工作过，一个名叫鲁迪·库兰德的德国人。
泽夫的身上携带着麦克斯写给他的信，上面提示他沿途需要注意的事项、按顺序需要寻找的四个人和此行最大的目的——复仇。在排除了前三个人后，他终于找到了第四个人。然而，电影在此急转直下，泽夫找到的第四个人——库尼伯特·斯德姆揭露了事情的真相：泽夫的真名是奥托·瓦利施，是奥斯维辛集中营的狱长，是杀害麦克斯全家的凶手之一。德国战败后，为了逃命，泽夫和斯德姆互相文身，冒名顶替在集中营里被处死的犹太人身份。面对不堪回首的真相和过去，泽夫枪杀了斯德姆和他自己。正如麦克斯在影片最后所说：“他杀掉的那个人叫做库尼伯特·斯德姆，而泽夫的真名叫做奥托·瓦利施，就是他们两个杀害了我的家人。”
在这部电影中，阿托姆·伊戈扬对钢琴曲的利用起到不俗的效果，在推动电影的反转中起到了重要作用。由于妻子的离世，泽夫不愿再弹钢琴。麦克斯给泽夫写了一封信，详细勾勒了四位名叫鲁迪·库兰德的地址。泽夫循着麦克斯信的指示，找到第一个名叫鲁迪·库兰德的德国人。然而，这人并没在奥斯维辛集中营待过。“二战”时期，他远在北非，与隆美尔将军在一起。第二个名叫鲁迪·库兰德的人在奥斯维辛待过，但他是一个受迫害的犹太人，因为他的胳膊上刻有数字，这是纳粹给犹太人囚犯的编号。泽夫在寻找第一个人的过程中，他自认为他自己就是受迫害的犹太人，所以他能以居高临下的姿态审视第一个名叫鲁迪·库兰德的人。看着躺在病床上的、胳膊上刻着编号的第二个名叫鲁迪·库兰德的人，泽夫对他遭受纳粹迫害的遭遇深表同情，也为自己误认了他的身份而道歉。当泽夫离开他的房间时，这时莫什科夫斯基（1854—1921）的钢琴曲由远及近，慢慢地进入观众的听觉。泽夫循着声音走进了一间屋子，看见有人在弹奏莫什科夫斯基的曲子。他脱口而出称赞莫什科夫斯基是和门德尔松（1809—1847）、梅耶贝尔（1791—1864）并肩的德国三位最伟大的艺术家。弹钢琴的人以为找到了知音，邀请泽夫也弹奏一曲。泽夫充满深情地演奏了门德尔松的G小调1号钢琴协奏曲。这是泽夫第一次在影片中弹钢琴……希特勒对这三位杰出的德国作曲家不屑一顾，这和他们的犹太身份有直接关系。希特勒一上台，就动用纳粹国家机器，企图抹掉门德尔松的影响。从他的既荒诞又灭绝人性的“种族理论”推出了一条纳粹有关音乐艺术的政策：不管是历史上还是当代，凡是犹太作曲家的作品一律在禁演之列，门德尔松和梅耶贝尔名列其中。泽夫演奏门德尔松的曲子，表明他认同犹太人、对希特勒压制犹太作曲家的不满。
《记住》电影原声碟封面
但泽夫在寻找第三个名叫鲁迪·库兰德的过程中，露出了他残忍的一面，由一个和蔼的老人变成了一个凶狠的人：他射杀了一只狗和名叫约翰·库兰德的人。约翰·库兰德是第三位名叫鲁迪·库兰德的人的儿子。第三个名叫鲁迪·库兰德的人在集中营工作过，但不是直接迫害犹太人的党卫军军官，只是负责做饭的厨子。他虽然只是一个厨子，却是一个狂热的纳粹分子。他的这种狂热也传染了他的儿子——约翰·库兰德。也正是这种狂热让约翰·库兰德死在了泽夫的枪口之下。但泽夫的枪法之准、之狠让人不得不怀疑他的身份——他会是一个一辈子没摸过枪、受迫害的犹太老人吗？
泽夫洗掉血迹继续上路，他的形象开始变得模糊起来。这部电影的反转为我们解开了谜底。泽夫在最后一个名叫鲁迪·库兰德的家中弹奏瓦格纳 （1813—1883）的音乐。听到泽夫弹奏的瓦格纳的音乐，第四个名叫鲁迪·库兰德的人说：“我女儿说有个我奥斯维辛的老朋友来这里了。”实际上，听到来者演奏瓦格纳的曲子，第四个名叫鲁迪·库兰德的人就知道来者何人了。但泽夫否认和他是朋友。接着鲁迪·库兰德解释道：“可幸存者不该喜欢瓦格纳，不是吗？”泽夫反驳道：“你不能讨厌音乐。”库兰德接着又问：“你喜欢瓦格纳？”泽夫毫不掩饰地说：“是，我一直很喜欢瓦格纳。”影片在此暗示泽夫正是麦克斯要找的纳粹狱长，为影片始料未及的反转埋下了伏笔。 上了年纪的犹太人对瓦格纳的音乐持否定态度，是不会演奏瓦格纳的音乐的。犹太人排斥瓦格纳的音乐，是因为瓦格纳和希特勒一样，厌恶和反感犹太人，是一个种族主义者和反犹太主义者。另一个原因是希特勒崇拜瓦格纳；瓦格纳是希特勒的精神导师，也是希特勒最崇拜的作曲家。希特勒对瓦格纳音乐的崇拜，开始于他在维也纳的流浪时期。希特勒早年来到维也纳讨生活，穷困潦倒，流落街头，每天的收入仅3马克，为了能去欣赏瓦格纳音乐，只好省吃俭用，勒紧裤带去买最廉价的后排站票。对瓦格纳的崇拜伴随了希特勒的一生。希特勒在1942年1月曾经说过：“瓦格纳的每一部作品都给我带来了莫大的愉快。”当他成了大独裁者之后，一直竭尽全力推崇瓦格纳音乐。在德国纳粹时期，德国电台播放最多的音乐，便是瓦格纳的曲子。1923年希特勒曾专程拜访了瓦格纳家族的家乡瓦恩弗雷德，对希特勒来说，这里是圣地。他回忆说：“当我第一次站在瓦格纳墓前时，敬慕之情油然而生。”甚至表示愿意当瓦格纳乐队中的一名鼓手。希特勒说：“在我生命的每个阶段，我都要回向瓦格纳。”希特勒压制犹太作曲家，褒扬瓦格纳，把瓦格纳抬高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因此，年老的犹太人是不会弹奏瓦格纳的。所以，当泽夫弹奏瓦格纳的音乐时，即使库兰德只看到了他的背影，那时他就预料到了泽夫不是犹太人。当他走向泽夫，正面面对泽夫时，他就认出了泽夫是他以前的同事。他伸手想挽住泽夫的胳膊以示亲密，却被泽夫推开了。在泽夫的追问下，库兰德显出了原形，但同时也揭露了泽夫的真实身份。泽夫最终回忆起自己的姓名和身份，“我想起来了”，他没有忘记他的身份和名字。博尔赫斯说过：“任何命运，无论如何漫长复杂，实际上只反映于一个瞬间：人们大彻大悟自己究竟是谁的瞬间。”在老人终于回忆起自己是谁的瞬间，真相成了不能直面的痛击，令泽夫不能接受摆在面前的真实的自我。泽夫先枪杀斯德姆，后饮弹自尽。电影在观众猝不及防的反转中结束。影片通过对钢琴曲的运用，把泽夫从一个外表和善的老人复原成了面目狰狞的纳粹狱长。先后弹奏门德尔松和瓦格纳的音乐，是泽夫无意识的自然流露，也无意中透露了他的身份变化。用钢琴曲来诠释人物心理和身份的变化，可说是该影片的亮点。
影片《记住》讲述了一个八旬老人为家人复仇的故事，这是一个延迟了半个世界的复仇。在复仇的故事表面掩盖的是寻找真相的故事。该片以复仇开始，以主人公死在赤裸裸的真相面前终结。泽夫·古特曼和麦克斯·罗森堡同在一家老人疗养院。年过八旬的泽夫患上了阿兹海默症，对往事的回忆渐渐淡去，连妻子不久前去世的事也时而忘记，也很少弹钢琴。犹太老人麦克斯从住进疗养院的第一眼就认出了泽夫是70年前奥斯维辛集中营的狱长，伙同另一名狱长杀害了他全家的凶手。麦克斯曾帮忙抓获了大批前纳粹分子，这些纳粹分子在德国战败后冒名顶替被处死的犹太人身份，从德国移民到美国或加拿大继续生活。麦克斯发现另一名监狱长，化名鲁迪·库兰德移民到了国外。可在那个时期有四名移民国外的名叫鲁迪·库兰德的人，没有足够的证据逮捕他们其中任何一人。麦克斯由于中风，不能去一一核查这四个名叫鲁迪·库兰德的人，于是就利用泽夫患病失忆，让他去寻找“二战”期间曾在奥斯维辛集中营工作过，一个名叫鲁迪·库兰德的德国人。
泽夫的身上携带着麦克斯写给他的信，上面提示他沿途需要注意的事项、按顺序需要寻找的四个人和此行最大的目的——复仇。在排除了前三个人后，他终于找到了第四个人。然而，电影在此急转直下，泽夫找到的第四个人——库尼伯特·斯德姆揭露了事情的真相：泽夫的真名是奥托·瓦利施，是奥斯维辛集中营的狱长，是杀害麦克斯全家的凶手之一。德国战败后，为了逃命，泽夫和斯德姆互相文身，冒名顶替在集中营里被处死的犹太人身份。面对不堪回首的真相和过去，泽夫枪杀了斯德姆和他自己。正如麦克斯在影片最后所说：“他杀掉的那个人叫做库尼伯特·斯德姆，而泽夫的真名叫做奥托·瓦利施，就是他们两个杀害了我的家人。”
在这部电影中，阿托姆·伊戈扬对钢琴曲的利用起到不俗的效果，在推动电影的反转中起到了重要作用。由于妻子的离世，泽夫不愿再弹钢琴。麦克斯给泽夫写了一封信，详细勾勒了四位名叫鲁迪·库兰德的地址。泽夫循着麦克斯信的指示，找到第一个名叫鲁迪·库兰德的德国人。然而，这人并没在奥斯维辛集中营待过。“二战”时期，他远在北非，与隆美尔将军在一起。第二个名叫鲁迪·库兰德的人在奥斯维辛待过，但他是一个受迫害的犹太人，因为他的胳膊上刻有数字，这是纳粹给犹太人囚犯的编号。泽夫在寻找第一个人的过程中，他自认为他自己就是受迫害的犹太人，所以他能以居高临下的姿态审视第一个名叫鲁迪·库兰德的人。看着躺在病床上的、胳膊上刻着编号的第二个名叫鲁迪·库兰德的人，泽夫对他遭受纳粹迫害的遭遇深表同情，也为自己误认了他的身份而道歉。当泽夫离开他的房间时，这时莫什科夫斯基（1854—1921）的钢琴曲由远及近，慢慢地进入观众的听觉。泽夫循着声音走进了一间屋子，看见有人在弹奏莫什科夫斯基的曲子。他脱口而出称赞莫什科夫斯基是和门德尔松（1809—1847）、梅耶贝尔（1791—1864）并肩的德国三位最伟大的艺术家。弹钢琴的人以为找到了知音，邀请泽夫也弹奏一曲。泽夫充满深情地演奏了门德尔松的G小调1号钢琴协奏曲。这是泽夫第一次在影片中弹钢琴……希特勒对这三位杰出的德国作曲家不屑一顾，这和他们的犹太身份有直接关系。希特勒一上台，就动用纳粹国家机器，企图抹掉门德尔松的影响。从他的既荒诞又灭绝人性的“种族理论”推出了一条纳粹有关音乐艺术的政策：不管是历史上还是当代，凡是犹太作曲家的作品一律在禁演之列，门德尔松和梅耶贝尔名列其中。泽夫演奏门德尔松的曲子，表明他认同犹太人、对希特勒压制犹太作曲家的不满。
但泽夫在寻找第三个名叫鲁迪·库兰德的过程中，露出了他残忍的一面，由一个和蔼的老人变成了一个凶狠的人：他射杀了一只狗和名叫约翰·库兰德的人。约翰·库兰德是第三位名叫鲁迪·库兰德的人的儿子。第三个名叫鲁迪·库兰德的人在集中营工作过，但不是直接迫害犹太人的党卫军军官，只是负责做饭的厨子。他虽然只是一个厨子，却是一个狂热的纳粹分子。他的这种狂热也传染了他的儿子——约翰·库兰德。也正是这种狂热让约翰·库兰德死在了泽夫的枪口之下。但泽夫的枪法之准、之狠让人不得不怀疑他的身份——他会是一个一辈子没摸过枪、受迫害的犹太老人吗？
泽夫洗掉血迹继续上路，他的形象开始变得模糊起来。这部电影的反转为我们解开了谜底。泽夫在最后一个名叫鲁迪·库兰德的家中弹奏瓦格纳 （1813—1883）的音乐。听到泽夫弹奏的瓦格纳的音乐，第四个名叫鲁迪·库兰德的人说：“我女儿说有个我奥斯维辛的老朋友来这里了。”实际上，听到来者演奏瓦格纳的曲子，第四个名叫鲁迪·库兰德的人就知道来者何人了。但泽夫否认和他是朋友。接着鲁迪·库兰德解释道：“可幸存者不该喜欢瓦格纳，不是吗？”泽夫反驳道：“你不能讨厌音乐。”库兰德接着又问：“你喜欢瓦格纳？”泽夫毫不掩饰地说：“是，我一直很喜欢瓦格纳。”影片在此暗示泽夫正是麦克斯要找的纳粹狱长，为影片始料未及的反转埋下了伏笔。 上了年纪的犹太人对瓦格纳的音乐持否定态度，是不会演奏瓦格纳的音乐的。犹太人排斥瓦格纳的音乐，是因为瓦格纳和希特勒一样，厌恶和反感犹太人，是一个种族主义者和反犹太主义者。另一个原因是希特勒崇拜瓦格纳；瓦格纳是希特勒的精神导师，也是希特勒最崇拜的作曲家。希特勒对瓦格纳音乐的崇拜，开始于他在维也纳的流浪时期。希特勒早年来到维也纳讨生活，穷困潦倒，流落街头，每天的收入仅3马克，为了能去欣赏瓦格纳音乐，只好省吃俭用，勒紧裤带去买最廉价的后排站票。对瓦格纳的崇拜伴随了希特勒的一生。希特勒在1942年1月曾经说过：“瓦格纳的每一部作品都给我带来了莫大的愉快。”当他成了大独裁者之后，一直竭尽全力推崇瓦格纳音乐。在德国纳粹时期，德国电台播放最多的音乐，便是瓦格纳的曲子。1923年希特勒曾专程拜访了瓦格纳家族的家乡瓦恩弗雷德，对希特勒来说，这里是圣地。他回忆说：“当我第一次站在瓦格纳墓前时，敬慕之情油然而生。”甚至表示愿意当瓦格纳乐队中的一名鼓手。希特勒说：“在我生命的每个阶段，我都要回向瓦格纳。”希特勒压制犹太作曲家，褒扬瓦格纳，把瓦格纳抬高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因此，年老的犹太人是不会弹奏瓦格纳的。所以，当泽夫弹奏瓦格纳的音乐时，即使库兰德只看到了他的背影，那时他就预料到了泽夫不是犹太人。当他走向泽夫，正面面对泽夫时，他就认出了泽夫是他以前的同事。他伸手想挽住泽夫的胳膊以示亲密，却被泽夫推开了。在泽夫的追问下，库兰德显出了原形，但同时也揭露了泽夫的真实身份。泽夫最终回忆起自己的姓名和身份，“我想起来了”，他没有忘记他的身份和名字。博尔赫斯说过：“任何命运，无论如何漫长复杂，实际上只反映于一个瞬间：人们大彻大悟自己究竟是谁的瞬间。”在老人终于回忆起自己是谁的瞬间，真相成了不能直面的痛击，令泽夫不能接受摆在面前的真实的自我。泽夫先枪杀斯德姆，后饮弹自尽。电影在观众猝不及防的反转中结束。影片通过对钢琴曲的运用，把泽夫从一个外表和善的老人复原成了面目狰狞的纳粹狱长。先后弹奏门德尔松和瓦格纳的音乐，是泽夫无意识的自然流露，也无意中透露了他的身份变化。用钢琴曲来诠释人物心理和身份的变化，可说是该影片的亮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