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今天的人们来说，芮杏文的名字或许有些生疏了。但经历过上世纪80年代的上海人，对这位老书记的历史贡献，是不应该遗忘的。7年前的6月5日，芮杏文与世长辞。当时我没有赶及参加他的遗体告别仪式，作为他的旧部始终感到遗憾，谨以此文寄托我的哀思。
　　1985年6月，我刚调入上海市委宣传部不久，就赶上市委领导换班。从北京来的建设部部长芮杏文接替陈国栋担任市委书记。市委机关在沪西的康平路，市府大楼则在外滩，因此机关内私下有“西宫”、“东宫”之称。作为市委干部，我和芮杏文的接触自然也就会多些。

　　当时我在宣传部负责理论研究工作。芮杏文在和上海经济学家座谈时，提出马克思的“级差地租”理论，启发大家去思考如何合理利用上海的土地资源。上海黄金地段有许多建筑被大大小小的机关团体占用，风景秀丽的黄浦江沿岸都是仓库码头和工厂。杏文指示着手试点土地置换，把黄金地段和浦江沿岸的地皮让出来开发商业用途，以获取最大的经济回报。同时，他还在小范围内指示我们研究把土地有偿批租给外商和私人企业使用的可能性，为此还秘密派遣孙恒志带队去香港考察港府拍卖土地的做法。后来股票交易和土地批租成为上海政府的主要财源，为上海“一年一个样，三年大变样”奠定了经济基础。如果没有芮杏文的改革胆略和经济头脑，今日上海的成就是不可能的。
　　行文至此，不得不说到上海浦东开发问题。浦东开发的首倡者是老市长汪道涵，全力支持者是芮杏文。1985年，世界著名华裔建筑师林同炎在美国会见了汪道涵，建议“上海先在浦东开辟一块土地造桥修路。地价上涨之后，将其出租或出卖，如此滚动开发，国家可以不花一分钱，收回一个现代化的浦东。上海规模也可以成倍扩大”。道涵对此很感兴趣。后来林同炎写了一份《开发浦东——建设现代化的大上海》报告。此时，汪道涵已经卸任，芮杏文十分重视，将报告印发给相关部门，准备着手研究浦东开发问题，但很快他就离任了。
　　“东宫”有一种说法：浦东搞了特区有可能归属中央特区办，上海反而少了一块地盘。他们只想把浦西的工厂往浦东搬，解决老市区日益严重的拥挤问题。1990年，邓小平在上海过春节说：“有人说我们要收了，要向左转了。请上海的同志考虑，做点什么事情，证明我们没有收，没有向左转。”有关领导这才想到开发浦东，因为这并不涉及全国性政策走向，左右两派都不会反对，又可以向上交答卷。当时邓小平表示后悔没有及早开发浦东，但他不知道假如芮杏文能一直留在上海主政，也许浦东开发早就提上议事日程了。
　　1987年，十三大召开前夕，芮杏文的秘书谭大同和另外一位领导的秘书三天两头给宣传部打电话，了解香港传媒有关十三大的消息。因为工作需要，我分管的宣传部资料室是全市订阅海外报刊最多最全的。我知道，他们想要的就是谁留谁走的消息。领导本人是绝对不敢去北京打听的，只有从海外媒体捕捉一些出口转内销的小道消息。最后芮杏文被调走，出任分管意识形态的书记处书记。后来有某元老子弟告诉我，他们都觉得芮杏文架子大。征询意见时，元老们自然都不站在他一边。芮杏文北上前接见黄安国说，最遗憾的，是没有重用你们这批少壮派，许多事情难以推动。否则，上海改革的步子还可以迈得更快些。
　　芮杏文到北京后，我们的接触就很少了。1999年，我听说他的健康每况愈下，就在谭大同的安排下，去北京看望老书记。杏文告诉我，他的晚年生活非常平静，每天就是看书，看电视，有时到河边去钓鱼。心里最不平的，是1991年中央让他出任国家计委副主任。当时他去找有关领导说，现在重新让我出来工作，组织上总该给我一个正式结论吧！想不到得到的答复是，“摊上你了，算你倒霉”。我想，这是芮杏文这样一个为党的事业奋斗了一辈子的老干部至死都没能想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