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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图阿拉——这是一个很奇怪的地名，如果你从汉语的字面意思上去解释，那么它无疑就是一个“乱码”。是的，因为它根本就不是汉语，而是满语的汉字表达，它的意思是“平顶的小山岗”。这个“平顶的小山岗”位于辽宁省抚顺市新宾满族自治县永陵镇，现在是国家AAAA级旅游景区。
现在众多的影视作品一直都把演绎历史作为“重头戏”。从数年前风靡一时的《还珠格格》到2015年数台热播的《甄嬛传》、《芈月传》等等，都是想当然地把历史当成可以随意打扮的小姑娘，并且在其中一厢情愿地兜售自己的个人意图，让历史穿越现实或者是虚无化现实。同时，一些地方和一些人更是喜欢张扬历史，在历史的斑驳上涂满胭脂，把历史人物或者事件当成“买卖”去做，从孙悟空的出生地到曹操的墓穴无不如此。
对于这些所谓的历史剧，对于这些把历史人物或者事件当成“买卖”去做的“景观”或者“历史名胜”等，我从来都嗤之以鼻。我始终相信历史是一面镜子，它是用来时时反观现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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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知道历史永远是一种进展的状态，但是它也必须要留下自己的背影，这毫无疑问，而绝对不可能像诗人渴望的那样：“天空不曾留下鸟的痕迹，但我已飞过。”
我所居住的这座城市是满清王朝的发祥地，按照约定俗成的籍贯标准来看，这里就是我的故乡，我生于斯长于斯，而且我的许多先辈也都出生在这里，又长眠在这里。尽管如此，我仍然不会去不加思考地尽情去讴歌这个“发祥地”，去虚无地放大历史，去买卖历史，把历史当成“服务器”，而是一直在想着怎样透过那些凝重或者虚无的遗迹与传说，试图去还原那些曾经有过的真相，去审视这些真相背后所涵盖的假设与可能，去尽力寻找一种逻辑，去努力把这面“镜子”擦拭得更清晰。也许我的想法是偏颇的，甚至是危险的，但是我还是相信英国历史学家柯林伍德所说的那句话：“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
既然“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而我们毕竟不是当事人，所以我们就只能从它的背影里去窥探它的“思想”，于是这种窥探与寻找也就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主观的印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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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叫赫图阿拉的地方，在修建起那个金碧辉煌的小城之前，并没有名气，更没有传说，甚至也没有“赫图阿拉”这个响亮的名字，尽管这里不是贫瘠的不毛之地，但也绝对不是一个神圣的地方。
西汉时期，这里还是卫氏朝鲜属国沃沮的故地。汉武帝元封二年，西汉征卫满，次年灭其国，置汉四郡，名为玄菟郡、乐浪郡、临屯郡和真番郡，这里就属于玄菟郡。公元前82年，汉昭帝调整玄菟郡疆界，废真番郡和临屯郡，将其并入玄菟郡管辖范围，同时郡治也设在了现在这个叫做“赫图阿拉”的地方。
此后经历了数百年的战争与建设，盛唐时期，中原文化与辽东文化得到了空前的交融。进入大明王朝后，1384年，明朝在高尔山下兴建了城市，明成祖朱棣给这个城市谕赐了八个字：“抚绥边疆，顺导夷民”，于是这个城市就起名为“抚顺”，同时这个叫做“赫图阿拉”的地方也就一起被并入了抚顺城。
无法断定朱棣建立的这个“抚绥边疆，顺导夷民”的城市是不是确实起到了应有的作用，但是他的后嗣朱由检（崇祯）却在这里发现了一个问题，而且是一个惊天动地的“国是”——这里竟然有龙脉。
据说有一天，被内忧外患扰得焦头烂额的崇祯皇帝与钦天监夜观天象，忽然发现在辽东方向有望不断的紫气滚滚而来，就像百条神龙在腾云驾雾。对于号称真龙天子的皇帝来讲，有混龙出世绝对是“是可忍孰不可忍”的大逆不道之事，于是他立即派遣一个风水先生到辽东去破除这一百条龙脉。风水先生带领一班人马走东沟，串西岗，一发现有龙脉，就在龙脖子上挖一道大深沟，意思就是割了龙首，或在龙头上修一座小庙，镇住龙气……就这样，他们一连破了九十九道龙脉。但是最后还剩下一条离地三尺的“悬龙”。风水先生琢磨着，既然是悬龙嘛，它不附着在地面上，也就形不成龙脉，也就成不了混龙，不破也罢。于是，他便回京复命去了。
在中国的王朝史上永远贯穿着一种“皇权天授”的惯例。这象征着权力的“正统性”，也是权力的来源。无论是呼喊着“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大胜王”，还是神化刘伯温的朱元璋都是如此。每一个新王朝的创建必须要坚决否定它所推翻的旧王朝，而这同时也就意味着需要暂时割断历史的连续性，而这种连续性的断绝又恰恰否定了新王朝的“正统性”。于是，为了确定自己政权的“正统性”，重新建构历史的合理性，权力者就必须要创造出一个政权合理性的来源，而创造这种“来源”最方便简洁的方式就是——神化与神话。
现在，朱元璋的后嗣崇祯帝正遇到了一个和自己曾经的老祖宗一样，也准备创造那种政权合理性的“混龙”。
就在风水先生回京向崇祯帝复命时，从紫气滚滚的辽东方向，从那个叫做长白山的山上走下来一个人，一个身背亲人骨骸的人，中国的历史就从这里开始了演变，一个新政权的“正统性”就从这里开始起源，那个叫做“赫图阿拉”的地方，也就同时具有了一种“神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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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从长白山上走下来，身背着亲人骨骸的人叫觉昌安。他背着的骨骸是他父亲的，他的父亲叫福满。
此刻的觉昌安是仓惶逃命的败将，他沿着长白山走下来，是打算给自己的残存部落找一个适合落脚的地方。这天，他走到苏子河畔的一个名叫烟囱山的地方，见天色已晚，就找到了附近的一家客栈。可是店主人看他背著骨骸，无论如何不让他进门，无奈之下，他只好背着父亲的骨骸离开小店，来到了一个叫龙岗山的山脚下。他突然看见这里有一棵大榆树，树干离地三尺开始分杈，于是他便把装骨骸的匣子放在上面，准备第二天再过来取，然后他就重新回到那家客栈里住了下来。
从逻辑上讲，这家客栈如果当时没有制止觉昌安入住，或者觉昌安将装骨骸的匣子寄存在了其他的什么地方，或者……那么，也许就没有了后来北京煤山上那棵和现在的“赫图阿拉”同样著名的“歪脖松”。
但是一个新政权的“正统性”是不讲逻辑的，它遵循的唯一原则就是“创造”，无论如何都要创造出一个符合“正统性”的“逻辑”，即使这个“逻辑”是一个神话或者传说。 第二天早晨，觉昌安又来到那棵大榆树下，准备取走骨骸匣子继续赶路，可是奇迹出现了——骨骸匣子无论如何也拿不下来，而且他越使劲匣子就越往树杈里长。他一着急，就借来一把斧子，想把树杈劈开，可是一斧子下去，大榆树竟然流出了几滴血……他赶紧找来了一位风水先生问其究竟，于是“正统性”的理论就此诞生。
风水先生来到这里，他看了看大榆树，又看了看周围的山形地势说：“这儿是块风水宝地，前有烟囱山相照，后有龙岗山相依，龙岗山有十二个山包，说明你家里将有十二代皇帝可做，天意不可违，你就把尸骨葬在这里吧。”原来，这棵大榆树正是崇祯帝派来的那位风水先生所忽视的那条“悬龙”。
在“正统性”理论的指导下，觉昌安就在“悬龙”上葬好了父亲福满的骨骸匣子，然后就回到长白山，把残存部落迁到了离龙岗山不远的赫图阿拉住了下来。再然后，从觉昌安的孙子开始，就果真有了大清王朝的十二代真龙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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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年前，我在河南卫辉的汲县，也曾经听过同样的“正统性”理论传说。
据说在当时的卫辉府城中，有一个名气最大的算命先生，他就是瞎子二神仙许长义，此公无人知其年岁，曾云游四方，号称东到蓬莱，南至虎门，北到漠河，西抵玉门，天下名山大川，无处不到。
当年袁世凯被觉昌安的后嗣摄政王载沣罢官之后，暂住卫辉城。他找许长义算命，当微服而至的他报上八字，许长义掐指一算，立刻神色大变，又反复推算了几遍后，口中还“啧，啧”连声，再以“四柱法”掐算确定无疑之后，突然起身说道：“瞎子不敢自称二神仙，外间所传，尽是虚名。不过，在下有几句当紧的话，要告知先生，敬请入内室就坐。”然后，同样是“正统性”的理论就此诞生。袁世凯真的在辛亥年后东山再起，后来做了大总统，最后还做了“皇帝”。不同的只是袁皇帝的“正统性”理论花费了一千块银元，结果只坐了九九八十一天的“龙椅”。
也许没人知道溥仪或者摄政王载沣晓不晓得袁世凯“创造”出的“正统性”，但是摄政王载沣肯定是像崇祯帝那样派出风水先生去“斩断”袁皇帝的“龙脉”，也许是他们明白龙岗山只有十二个山包吧？
然而，所有的无谓调侃或者有意赞美，其实都没有任何的实际意义。
那天傍晚，我站在汲县的望京楼上，在余晖里，我忽然就想到了我的故乡，想到了那个“平顶的小山岗”——赫图阿拉。
也许美丽的神话与传说是被人津津乐道的，但是一旦触及这些美丽的背后，便是一种沉重与忧伤，即使“红肿之处，艳若桃花”，其中的疼痛也是自知的。
望京楼的建造者是明朝的潞王朱翊鏐，他是万历皇帝朱翊钧的同胞弟弟。据说朱翊鏐有着帝王一般，或者说在某些地方已经超过帝王的恣肆和骄奢，他死后的陵墓建筑规格就远远超出了明皇陵的规制。这座望京楼就是当时潞王府内的诸多楼阁之一，曾几何时，朱翊鏐带妻妾美眷，夏夜里，四门大开，凉风徐来，轻歌曼舞，好不快意；冬日，四门关闭，丽影绰绰，花天酒地，让这个楼台变成了帝王自家的人间仙境。
同样，透过这座人间仙境，我看到了它的背后。
当年，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朱翊鏐为了尽享富贵安乐，不顾老百姓的生死，接连修建众多楼阁，仅修建这个望京楼就耗费三年的时间，整个卫辉府八个辖县的民工死伤无数，有民谣云：“望京楼，鬼见愁。活着来，抬着走。一人喜，万人忧。恨歪王，不如狗”……我想，五十多年后他的侄孙亡朝亡国，仓惶自缢，绝对与“悬龙”没有任何关系。一切坍塌的东西都存在着自身的发展逻辑，而这种逻辑并不是虚无的神话与传说所能诠释的，那种无边的虚无与夸大都是一种浅薄或者是“顾左右而言他”，为了兜售自己的狗皮膏药而已。
于是我又想，那个“平顶的小山岗”上金碧辉煌的赫图阿拉的修建，又有着怎样的民谣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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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神话与传说有着怎样的记载，真正的赫图阿拉，它的前生与后世总是与它所推翻的那个王朝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
公元1370年，也就是明洪武三年，一个女真族男孩在现在的黑龙江省依兰县降生了，他的曾经做过元代“豆漫（佥事）”（即女真各部的上层贵族）的父亲挥厚给他起的中文名为爱新觉罗·孟特穆，别名为猛哥帖木儿。
关于爱新觉罗这个姓氏，当然也必须是要有着神奇的传说，而且这种传说还是稗官野史，杂说纷纭的。但是最后据《清太祖实录》记载，清朝皇帝都认为自己姓爱新觉罗，这关乎到一个美丽的传说——相传有三个仙女曾在长白山天池中沐浴，忽然有一只神鹊衔来一枚果子，落在三仙女佛库伦的衣服上，佛库伦爱不释手，便把果子吞进腹中，从而就有了身孕，生下一个男孩。这个男孩相貌奇异，而且刚出生就能说话，于是佛库伦告诉他，他姓爱新觉罗，名叫布库里雍顺，这个布库里雍顺也就是清朝皇帝的始祖。
不管这个仙女孕育的男孩是神话还是传说，到了明永乐四年，37岁的猛哥帖木儿成为了大明政府的官员，任职建州卫都指挥使，这应该是真实的。虽然都指挥使只是一名低级官员，但是明成祖朱棣绝对不会想到这个被他欣赏的、“特别聪明能干，颇有远见卓识”的、而且是后来亲自被他“遣使招谕”的低级官员，竟会成为大明王朝的掘墓人——大清肇祖原皇帝。
当然，明成祖朱棣是不会想到的，因为历史是行进的，只有现实，没有假设。而且，猛哥帖木兒自己也不会想到，就如同陈胜王当初一样，如果没有大泽乡的那场大雨，历史行进的路径就是另外一种走向。但是，真的又只是因为那场大雨吗？嬴政说不出正确的答案，朱棣也同样说不出正确的答案。
客观地说，猛哥帖木儿是大明王朝的一个英雄。如果没有后来的翻天覆地，也许他就是大明王朝“凌烟阁”上的人物。但是历史没有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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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3年，做为明朝将领的猛哥帖木儿，在平息辽东战乱中，牺牲了弟弟和长子的生命后，他自己也英勇地为大明王朝捐躯了，年仅64岁。
猛哥帖木儿逝去了，他的次子董山接替了他的事业，他所不知的是，董山所建立的事业最后拆毁了他所捐躯的王朝。 1442年，董山率部进入了辽东苏克素浒河（今苏子河）一带，驻防建州卫，从此这里便开启了大清的“圣地”之名，当然此刻还没有那个真正的“赫图阿拉城”。
此刻，在董山的管辖下，建州卫在抚顺专设马市，依托明朝的经济扶助，这里很快呈现出繁荣发展的态势，于是董山便有了事业发展的资本。
但是，相对于整个大明王朝来说，他的资本实在是太少了，所以他在这场“政治博弈”中，必定输得很惨，以至于在堂堂的大明王朝政府招待所（广宁驿馆）稀里糊涂地被杀害。
董山逝去了，他的长子拖罗接替了他的事业，但是他所不知的是，拖罗所建立的事业不是继续拆毁杀害他的王朝，而是继续受到这个王朝的“册封”。正德元年（1506年）拖罗去世，其子脱原保袭父职，同年，董山之三子锡宝齐篇古也得皇帝“特许”，“袭升”为指挥佥事。
如果历史的进程就这样发展下去，“赫图阿拉城”就会是一个距离马市不远的小镇，与千千万万同样的小镇一样，没有任何的历史意义。但是，历史没有如果，同样王朝也没有千秋万代。
1522年，建州又迎来了新的主人，他就是锡宝齐篇古的儿子福满。福满率领家族正式迁居到了赫图阿拉，开始了这个家族新的创业生活，从此也就有了真正的“赫图阿拉城”，有了这个小镇与千千万万的小镇不同的历史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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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6年，明世宗嘉靖五年，福满的第四子觉昌安出生了。也是在这一年，另外一个大明王朝的将领也出生在辽东的铁岭，他叫李成梁。于是，“赫图阿拉城”与大明王朝的前生后世就从他们两个人开始，又纠缠在了一起。
无论传说如何的神奇，但是传说永远只是传说。新政权“正统性”的构建，通常都有着一个奇怪的逻辑，那就是——它不是由因推果，而是由果成因。更重要的是，这种“由果成因”一旦被新政权以文字的形式固定下来，它就会被演化成一种“真实”。
1779年（乾隆43年），乾隆帝第三次东巡祭祖时，将那棵觉昌安放福满骨骸的榆树封为神树，并写下了一篇《神树赋》。从此，这个“正统性”的传说就成为了历史的“真实”，也从此大明的灭亡就有了“合理的解释”，一切阴谋诡计与刀光剑影都融进了“寓教于乐”之中。
“比起大自然来，历史对人类的感情更严酷，更残暴。大自然要求人们仅仅满足于天赋的本能，而历史却要强制人的理智。”今年五月，我又一次来到永陵，面对永陵西配殿内乾隆御笔的《神树赋》石碑，我忽然就想起了高尔基曾经说过的这句话。
据说在1863年，这棵枝繁叶茂的大“神树”在一阵狂风中被连根拔掉，而且巨大的树枝压坏了启运殿的屋顶。情况汇报到北京紫禁城后，同治皇帝惶恐不安，他立即命令两位大臣赶往东北，准备用木墩子撑住神树。然而，所有的努力全都无济于事，神树的“天根”最终还是抵挡不住“天意”，连根烂掉了。
所幸的是，若干年之后，在神树的旁边又长出了一棵小榆树，这棵小榆树被官方命名为“配榆”。但“配榆”终究不是“原榆”，不知道是它先枯萎的，还是溥仪先被逐出紫禁城的，反正这一切都不复存在了。
现在，在永陵启运殿的后山坡上又亭亭玉立着一棵榆树，它的名字叫“瑞榆”，不管当时栽下这棵榆树的初衷是什么，我想它绝不应该是“神树”，而应是一棵与人类共享太平幸福的象征树，它也不应该仅仅属于赫图阿拉，而应属于整个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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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觉昌安还是一个比较安顺的大明官员，但是它的亲家王杲却不安分。当然，在一个摇摇欲坠的腐败王朝统治下，产生不安分的人物十分正常，而且觉昌安的相对“安分”是不是卧薪尝胆，也只有天知道。
但是，王杲不安分的资本不足，于是在一场阴谋中，稀里糊涂的被朝廷谋取了性命。觉昌安的女婿、王杲的儿子阿台，继续进犯广宁、开原以及辽河一带，但是他却生不逢时，遇到了对手李成梁。
1583年（万历11年），李成梁亲临督战，明军连攻古勒城两昼夜，但是阿台部仍然坚守，这时负责带路的建州宿敌尼堪外兰亲自跑到阵前，对着城门楼呼叫：“太师有令，杀死城主归降的，任命他做本城城主。”俗话说，“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城楼上的一个兵卒听到这样的奖赏，一刀就刺死了城主阿台，并大声宣布：“我是城主了，开门投降！”
可以说，一个堡垒如果轻易被攻破，那么最簡洁的方法就是从它的内部入手，古勒城如此，紫禁城也是如此，只不过崇祯此刻还没有出生。
古勒城的城门被打开了，然而李成梁并没有遵守诺言，而是大开杀戒，两千多名无辜军民被屠，到城中去劝降阿台并营救外孙女的觉昌安，和在城里寻找父亲的塔克世（后追尊为显祖宣皇帝）也都葬身其中。
也许王朝的历史永远都是简单的重复，没有哪一个王朝可以先进于另外一个王朝。在后来的南明弘光元年，清军攻破扬州城后对城中平民进行大屠杀的事件，也就只是在血腥上的又一次更为血腥的涂抹而已。更为讽刺的是，当时下令屠城的指挥官竟然是明军的降清将领李成栋。
十几年前，我在扬州的北郊，望着名扬四海的千年古刹大明寺，望着乾隆皇帝曾经亲笔题书的这个“敕题法净寺”，不禁就想起了我的家乡，想起了同样名扬四海的“赫图阿拉城”，在落日的余晖中，我默默地背诵出了张养浩的那句：“兴，百姓苦；亡，百姓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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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古勒城中默默无闻死去的塔克世并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壮举，但是他却留下了一个后来做出惊天动地壮举的儿子，于是他便顺理成章地被追尊为了显祖宣皇帝。
1559年（明嘉靖38年）2月21日，在赫图阿拉城里，塔克世的长子出生了，他就是后来的清太祖爱新觉罗·努尔哈赤——清王朝的开创者。
我曾在赫图阿拉的塔克世故居里，久久地凝视着那里的布置。看着那里的磨盘、板柜、小悠车，我的脑海中无论如何也不能将它们与努尔哈赤率军征战、逐鹿中原的威猛重叠；也不能将喝着酸汤子，吃着黏火烧的汉子与“手麾黄钺振军锋”的皇帝重叠；更无法将剪着“嬷嬷人儿”窗纸的满族姑娘与垂帘听政的皇太后重叠…… 应该说努尔哈赤是受到过中原文化熏陶的新一代赫图阿拉人，他熟读《三国演义》和《水浒传》等书籍，而且更重要的是，据说他曾经还是李成梁的养子和侍从。
历史永远在和人们开着这种让人瞠目结舌的玩笑，或者说形成历史的政治就是这样让人不可思议，而又令人无法拒绝。
万历11年，塔克世死于古勒城时，二十五岁的努尔哈赤和弟弟舒尔哈齐也被俘虏，据《清史稿》载：“太祖及弟舒尔哈齐没于兵间，成梁妻奇其貌，阴纵之归。”但是《明史纪事本末》则说，塔克世虽属王杲一系，但已归附李成梁，因充当这次行动的前驱而战死。所以李成梁将塔克世所遗土地人马派给了努尔哈赤，并给都督敕书，令袭都督指挥衔……胡适说：“历史就是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所以无论是《清史稿》还是《明史纪事本末》都不可能真实得如同录像。
但是无论是《清史稿》还是《明史纪事本末》，都没有传说来得神奇与“正统”，没有传说更能体现王朝开创者的“合理性”。
据说女皇武则天就有命令冬日里百花盛开的神威，作为王朝开创者的老罕王（在我们这里都称努尔哈赤为老罕王），就更要有镇天的神威。
现在的抚顺市清原县大苏河乡的龙岗山下，有一个小山沟，沟口处有一个小村子叫御花园。在老罕王没兴兵之前，这里就是一片荒山野岭，后来老罕王觉得这个地方养马不错，就一下子拨来骏马一千多匹，还派来四个牛录和一个姓麻的统领在这里饲养战马，于是这里就成御马圈了。
这个麻统领有一个种花的爱好，他就在房前屋后都种上了各种鲜花，从初春到深秋，这里是五颜六色，花开不败，结果这里就在养马的同时，又变成了一个大花园。
第二年盛夏的一天，老罕王来视察，他看到房前屋后有不少士兵都拿着盆罐来来往往地去河里打水浇花，便在宴席上问麻统领说：“这些花草还用天天浇水吗？”麻统领说：“天天浇水倒是不必，只因近来旱情较重，已半月有余滴雨未下，不只是这些花草，就这菜园子也要隔三差五的浇一浇呢！”老罕王又问：“如果老天降雨解旱，须怎么个下法好呢？”麻统领说：“只须七天一场雨就足够了。”带着八九分醉意的老罕王听他这样说，便信口说道：“那好吧！我就叫老天每隔七天给你这里下一场浇花雨！”
老罕王这随便一说可了不得，打这儿开始还真是一到夏季，每隔七天就会下一场不大不小的浇花雨，即使别的地方都不下，这沟里也是照样下，这个地方的花开得就格外茂盛鲜艳。后来，人们觉得御马圈这个名字不好听，再说马圈也迁走了，就重新给这个地方起了御花园这个漂亮的名字。
从此可以看出，老罕王一定比他的祖父更神奇，他的祖父觉昌安只是创造了一棵神树，而他却创造了镇天的神威。不知道那时在紫禁城的崇祯是不是也听到过这个传说，更不知道后来的溥仪怎样理解这个传说，只知道这个小村子现在确实就叫御花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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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 1573年是明万历元年，这一年的9月4日朱翊钧登基，年号万历。
尽管万历年间在中国的历史上，被一些学者称为“万历中兴”，有了“一条鞭法”等一系列改革措施，有了李时珍撰写的《本草纲目》和杨继洲撰写的《针灸大成》，有了传教士利玛窦绘制的第一张中文世界地图《坤舆万国全图》和西洋油画作品，有了朱载堉出版的《律吕精义》，也有了著名的定陵……但是这些并没有抵挡住这个王朝走向末路的进程。
1603年（明万历31年），努尔哈赤在他居住的原址上，开始重新修建城堡，真正的赫图阿拉城便诞生了，大明王朝开始走向穷途末路。
站在赫图阿拉城里，看着金銮衙门，尽管我知道这些凝固的石头不会有智慧的思维，但我还是忍不住在脑海里浮出一幕幕片段……我的思绪里无法将它们与平毁大沽炮台、孤儿寡母仓皇西逃的景象重叠；也无法将巧用疑兵、驱骑驰突、诱敌深入、据险设伏的太祖与优柔寡断、束手无策、迷于酒色、荒废朝政的“四无君”咸丰重叠；更无法将“秋风策马一凭阅”的十万金戈铁马与先逃张园、后潜旅顺，最后做了“儿皇帝”的“康德”重叠……但是这些无法重叠的景象却告诉我，即使历史是一个小姑娘，她的背影仍然是真实的。
就在建起赫图阿拉这座小城的同年，一台庞大的机械钟表出现在了北京城的街头。然而，在一个习惯了用暮鼓晨钟计时的王朝，却认为那是一个“怪物”，“北京时间”与世界无关。但是，有關或者无关都只是统治者的一厢情愿，世界大势仍然在现代化的进程中突变着。
也许是因为地缘的关系，尽管此刻的明王朝大厦还没有遭受到外辱，不过它的内部已经动摇了。
还是在建起赫图阿拉这座小城的这一年，远离大明帝国万里之外的法国波旁王朝也诞生了一位小王子，他就是后来的路易十三。
不知道是不是巧合，路易十三和明神宗朱翊钧一样，也是十岁即位；也和大学士张居正辅助神宗处理政事一样，他也是由红衣主教黎塞留辅佐；同样一样的是，路易十三执政期间结束了长达三个世纪的哈布斯堡王朝霸权，法国波旁王朝成为了新的欧洲霸主；而朱翊钧执政期间则发动了“万历三大征”，巩固了汉家疆土，使江南一带的商品经济高度发达，并且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国家的经济总量竟然达到了中国古代的巅峰。
然而，无论是路易十三还是明神宗朱翊钧，尽管他们都信心满满，自以为老子已经天下第一了，而事实上，他们的专制统治已经走向了穷途末路。到了他的儿子路易十四执政后期，法国的国库已经空虚得濒临破产了，以致于二百年后，曾经的欧洲霸主居然沦为了手下败将德意志帝国的奴隶。而这时的大明帝国同样也处于风雨飘摇中。
事实上，从1583年，努尔哈赤袭封为建州左卫都指挥使，起兵攻打他的宿敌尼堪外兰开始，大明的丧钟就敲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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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历史上曾有过“万历中兴”之说，但是也曾有“明实亡于万历”之说，不管哪一种说法更客观，有一个事实是不能否定的，那就是万历朝的边事在一段时期内很是平静。当然，这种平静的根本就来自于张居正辅政打下的经济基础，同时更依赖于镇守边关的两大名将：东南戚继光，东北李成梁。 在整个王朝都是贪官污吏，整个江山边备废驰的时代，这个东北大帅李成梁却纵横北方边塞四十余年，前后镇守辽东近三十年，屡破强豪，力压各方北方游牧部落，立头功一万五千次，拓疆土近千里，竟然让后来的清人也不得不承认“然边帅武功之盛，（明）两百年来所未有”。 然而，在1591年，李成梁为言官所劾，被朝廷罢免了在辽东的职务，此后明朝边防便暮气难振，十年之间竟然更易了八位主帅，使辽东的邊防一步步废弛，这样就为努尔哈赤的崛起提供了必要的客观条件。
尽管有学者认为王朝的更迭代表着社会的进步，但是这种历史观似乎总有些一厢情愿的意味。不可否认的是，前王朝的倾覆必定有着自己无法根治的腐朽与没落，而新王朝的胜利也绝不意味着这种腐朽与没落不再重现。所以杜牧才说：灭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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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5年，这个让努尔哈赤有着“既生瑜何生亮”之慨叹的东北大帅，终于在北京的仰山之北入土为安了。不知道是不是可以这样说，李成梁的死去正是大清王朝十二代真龙天子正式登台的开始。
1615年7月，早已憋足力量的努尔哈赤乘叶赫老女（叶赫那拉·布喜娅玛拉）与蒙古成婚之机，发兵三千，屯驻南关旧地，准备一举荡平叶赫部落，但是没想到“百足之虫，死而不僵”的大明还有着巨大的平息能力，于是他只好暂时息兵。
但是战术上的撤退绝不意味着失败，更况且此刻的老罕王随着势力的逐渐扩大，名号已经逐步从“聪睿贝勒”发展到了“女真国建州卫管束夷人之主”、又称“建州等处地方国王”、再后来就是喀尔喀蒙古上尊号“昆都伦汗”……但是此刻的大明朝廷上下却仍然是能贪污的继续贪污，能腐败的接着腐败，而且欺上瞒下，谎话连篇，镇守蓟辽的总督在向朝廷的奏称里，仍然汇报说努尔哈赤对朝廷是“唯命是从”。
其实，老罕王并不应该感谢赫图阿拉的那棵“神树”，他更应该庆幸的是大明王朝上上下下的昏庸、腐败。当然，智慧英武的老罕王也许就是这样想的，只是他没有明确告诉我们而已。
在蓟辽总督向朝廷汇报说努尔哈赤是“唯命是从”的背景下，时间很快就进入了1616年。这一年的努尔哈赤已经攻占了大部分女真部落，于是他正式在赫图阿拉称“覆育列国英明汗”，并立国号“大金”（史称后金），成为了后金大汗，年号天命。
1618年（万历46年），也就是李成梁死后的第三年，在浓浓的年味中，“覆育列国英明汗”努尔哈赤在赫图阿拉城的“金銮殿”对诸贝勒正式宣布：“吾意已决，今岁必征大明国！”随后于四月十三日以“七大恨”檄文告天，正式对大明王朝宣战。
望着粉刷一新的赫图阿拉城，外形呈八角，重檐攒尖的汗宫大衙门时，我不禁想起了天宝十五年（公元756年）六月，安禄山攻入潼关，唐玄宗逃亡四川，流着眼泪啃高粱饽饽的情形。
客观地说，努尔哈赤的先期准备工作并不比安禄山更完善，他的军事力量也绝对不如安禄山那样强大，但是安禄山失败了，而努尔哈赤却成功了，也许在赫图阿拉留给历史的背影里，人们会找到其中的答案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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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天”誓师结束后，老罕王便趁热打铁，率步骑两万向明朝发起了进攻，占领了抚顺城以东诸堡。然后又袭占抚顺、清河，并且准备进攻沈阳、辽阳，但终因力量不足，翼侧又受到叶赫部的威胁，同时探知明王朝已决定增援辽东，于是便又一次主动撤退。
这时的明神宗才恍然大悟，感到事态严重，立即派兵部左侍郎杨镐为辽东经略，主持辽东防务，并决定出兵辽东，大举进攻后金。但是他忘记了一个重要的问题，那就是：一个行将就木的政权，还会有为之卖命的炮灰吗？大军虽然勉强到达了沈阳地区，但因为粮饷未备，将帅又争权夺利，互相掣肘，士卒们大都逃亡了。
于是，努尔哈赤的铁骑便横扫辽东，在萨尔浒（今辽宁抚顺大伙房水库附近）一带，只用了五天的时间，就连破明军的三路进攻，歼灭对方近五万人，史称“萨尔浒大捷”。
之后，努尔哈赤又智取开原和铁岭，一举攻克叶赫部东西二城，杀叶赫部首领金台石、布扬古，彻底消灭了叶赫部。
1621年，努尔哈赤迁都辽阳，兴建东京城。
1625年3月，努尔哈赤迁都沈阳，修建盛京都城。
1626年1月，努尔哈赤发起了宁远之战，在这里，他又一次遇到了一个和李成梁一样的劲敌，他就是袁崇焕。历史永远和后世的人们开着玩笑，袁崇焕和努尔哈赤这对冤家的结局都是仰天长叹，一个是悲愤不已，一个是遗憾终生。
1626年7月中旬，南征北战的努尔哈赤不幸身患毒疽。8月初，病势转危，在乘船顺太子河返回沈阳的途中，于11日病死于叆福陵隆恩门鸡堡（今沈阳市于洪区翟家乡大挨金堡村），这个后来被大清王朝尊为“太祖”的奠基人，竟然没能越过山海关一步……
乾隆帝后来这样称赞他的祖先：“尔时草创开基。筚路蓝缕。地之里未盈数千。兵之众弗满数万。惟是父子君臣。同心合力。师直为壮。荷天之龙。用能破明二十万之众。每观实录。未尝不流涕动心。思我祖之勤劳。而念当时诸臣之宣力也”，并且做诗曰：“铁背山头歼杜松，手麾黄钺振军锋；于今四海无争战，留得艰难缔造踪。”
落日下，我伫立在赫图阿拉城堡的最高处，望着天边如血的晚霞，不禁想起了两句诗词，一句是顺治帝的“兆基帝业钦龙兴”，另一句是李后主的“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面对琉璃瓦顶，面对五彩琉璃蟠龙，我的遐思便被一并牵扯进了“断碣残碑，都付与苍烟落照”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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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尔哈赤是遗憾的，但他也是幸运的。在袁崇焕仰天长叹后，后金的政权便一路崛起，冲关越隘，直到杀入了北京城。
1629年，袁崇焕被崇祯皇帝凌迟处死，后金军队第一次入塞，震动了紫禁城。更为关键的是，此刻大明王朝已经开始腹背受敌了。
1635年，大明王朝的又一个掘墓人李自成率部攻下了南直隶凤阳，掘开了明皇室的祖坟，焚毁了太祖朱元璋的“圣地”——皇觉寺。一年后，后金建国改清，并且第三次入塞，李自成也被起义军推为“闯王”，继续征战于四川、甘肃、陕西一带。 无法断定大明王朝究竟是毁于“闯王”，还是亡于大清，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荒淫无道的大明王朝即使凌迟了袁崇焕，也仍然逃脱不了大厦将倾的命运。
当然，历史的意义在于提出正确的问题，而不是给出正确的答案。
1643年正月，李自成在襄阳称王，号“新顺王”。
1644年1月，李自成又在西安称帝，并尊他家乡的传奇人物李继迁为太祖，建国号“大顺”。
1644年4月25日，李自成歷经百战之后，终于在大明太监王德化的引导下，从德胜门入城，经承天门进入了紫禁城内殿。而此时的崇祯帝则带着太监王承恩逃上了煤山……
但是在北京称帝的李自成并没有坐稳这个龙椅，因为他也同样犯下了“自作孽，不可活”的错误。1644年10月30日，经过努尔哈赤、皇太极、多尔衮等两代人的精心谋划和铁马金戈后，年仅六岁的顺治皇帝终于在紫禁城的武英殿正式坐上了龙椅。
尽管在后来人编纂的《清史稿》中有着这样的描述：顺治之初，睿王摄政。勤政爱民，孜孜求治，登水火之民于衽席……但遗憾的是，他们都没有听到过英国玄学派诗人约翰·堂恩早在1623年就已经写出的那句箴言：“别去打听丧钟为谁而鸣，它为你敲响。”
努尔哈赤和他的子孙们在敲响大明丧钟的那一刻，也就同时为他们自己的帝国敲响了丧钟。尽管他们也许和秦始皇一样，梦想着铁马金戈能够永葆江山万代，但是历史留给这个末代王朝的结语却是丧权辱国，腐朽没落。在“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的风起云涌中，在武昌城头的一声枪响后，正可谓是“眼见他起高楼，眼见他宴宾客，眼见他楼塌了。”
也许现实是残酷的，它无视人类情感是否会接受，它只是客观地存在于那里，无论你是爱它还是恨它。
我不是历史学家，我也不敢去评价一个杰出人物的是非功过，但是在赫图阿拉的背影里，我看见了两个不同的努尔哈赤——一个是横刀立马、推动历史发展进程的杰出政治家、军事家和民族英雄；一个是他的马队所到之处，没有先进生产力，没有国民生产指数，没有经济贸易，只有尸横遍野、残屋破瓦，农田变成荒地，平民成为奴隶的一代枭雄。
也许正如英国历史哲学家柯林武德所表达的那样：“圣奥古斯丁从一个早期基督徒的观点来看待罗马的历史；提累蒙特是从一个十七世纪的法国人的观点来看；吉本从一个十八世纪英国人的观点来看；而蒙森则从一个十九世纪德国人的观点来看。问哪一种观点是正确的，那是没有意义的。每种观点对于采用它的人来说，都只是唯一的一种可能”。
赫图阿拉的背影是存在的，但它也是对于各自的人来说，有着各自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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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努尔哈赤还是幸运的，尽管后来有着万幸中的不幸。
1616年（明万历44年），也就是至今整整四百年前的农历正月初一，五十八岁的努尔哈赤在身经百战、纵横捭阖后，也终于得到了他梦想的宝座。这一天，他就是在赫图阿拉这个小城里“黄衣称朕”，建立了大金政权，史称后金。他的儿子皇太极在1634年（后金天聪八年），又下诏将这里尊称为“天眷兴京”。
历史永远后滞，没人知道1616年的农历正月初一那一天，对于中国来说是应该庆幸还是应该悲哀。不过现在可以肯定的是，从这一天开始，这个叫做赫图阿拉的“小山岗”却记入了中国的历史，以至于我们今天可以从这里寻觅到大清帝国的模糊背影。
英国著名的史学家卡尔曾经提出过一个著名的命题：历史就是与现实不断的“对话”。从这个命题出发，我想如果今天与赫图阿拉或者是勒马沉思的努尔哈赤去“对话”，一定会有各自的收获，而绝对不是仅仅让这里成为拉客赚钱的“招牌”，或者仅仅是某种虚无的“自恋”。然而，历史只有残酷的“繁华转瞬即逝，都作昙花一现，往事渺渺随风已成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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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努尔哈赤以及皇太极、多尔衮都是彪悍的，能够建立起一个庞大的帝国就已经证明了这一点。但是，历史的进程绝对不会因为有了某一个成功的起点就会永远延续，那种开始的彪悍与强大很可能会化为最终的狼狈不堪。
英国历史哲学家沃尔什认为，在历史学中没有普遍的、大家一致接受的历史评价，只有能为某一群体认可和接受的历史评价。那么，我望着赫图阿拉的背影所感受到的一切，并不是一种评价，而仅仅是一种触景生情的感悟而已。
几年前，我在西安北侧的龙首原大明宫国家遗址公园，也就是当时全世界最辉煌壮丽的、有北京紫禁城四倍多大、被誉为千宫之宫的大唐帝国宫殿群驻足时，曾经就想起过这样的几句歌词：“亭台宫阙，都成残垣。繁华落尽，王侯长眠。昨日辉煌，今在何方。我思我想，亦歌亦狂……”
1616年的农历正月初一，努尔哈赤在赫图阿拉登基称汗时，在这里以“七大恨”焚香告天，誓师伐明时，在这里运筹帷幄发号施令指挥萨尔浒大战时……他与后金的命运都像公元690年10月16日登基的武周皇帝那样，是处在上行的时候，一切希冀都显得来之太迟；而在这些越过了生命最高的坳口开始下滑时，一切贪婪和向往就又都显得远远不够。于是，从汗宫大衙门的金銮殿到《宣统帝退位诏书》，大清帝国就这样在历史的进程中，一个倏忽接着一个趔趄地走到了尽头……
尽管“断碣残碑，都付与苍烟落照”，但是赫图阿拉的历史背影并不孤单，与它南北遥对的就是北京城的制高点——煤山……没人知道那时站在歪脖树下的朱由检最后想了些什么，难道就只有“虽朕薄德匪躬，上干天怒，致逆贼直逼京师，然皆诸臣之误朕也……”就没有想到“金陵玉树莺声晓，秦淮水榭花开早，谁知道容易冰消！”
当然也没人知道那时踌躇满志的睿亲王多尔衮想了些什么，也许在“春风得意马蹄疾”中只是想着“以建万年不拔之业”吧？但是可以肯定的是，他没有想曾经反复跌宕的历史；没有想“乌衣巷，不姓王；莫愁湖，鬼夜哭；凤凰台，栖枭鸟”；更没有去想“正叹他人命不长，哪知自己归来丧”，而后又落得个被毁墓掘尸的下场……只迷信于阴谋与枪矛的他，绝对不会知道有过这样一句名言：“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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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人聂鲁达曾说：当华美的叶片落尽，生命的脉络才历历可见。四百年后的今天，当我们重新站在赫图阿拉这个“小山岗”上，已经看不到铁马金戈，风中也没有了当年的血腥。但是，在它背影的底色上，却隐隐约约地叠加着明将杜松在萨尔浒从马背上坠落的画面，这是不是预示着大明王朝的摇摇欲坠呢？
多年前，我曾经也像现在站在赫图阿拉这个“小山岗”上一样，站在北京城中轴线上的制高点景山公园高处，俯视着金碧辉煌的古老紫禁城。也是在这样思索着这座城楼留给我的背影：假如当年的杜黑子（杜松）不是刚愎自用、有勇无谋，萨尔浒大战也没有兵败如山倒，或者是明军取得了大捷，那么眼前这座金碧辉煌的紫禁城就能永世姓朱吗？
可惜历史只有背影，没有答案。
〔特约责任编辑 王雪茜〕
赫图阿拉——这是一个很奇怪的地名，如果你从汉语的字面意思上去解释，那么它无疑就是一个“乱码”。是的，因为它根本就不是汉语，而是满语的汉字表达，它的意思是“平顶的小山岗”。这个“平顶的小山岗”位于辽宁省抚顺市新宾满族自治县永陵镇，现在是国家AAAA级旅游景区。
现在众多的影视作品一直都把演绎历史作为“重头戏”。从数年前风靡一时的《还珠格格》到2015年数台热播的《甄嬛传》、《芈月传》等等，都是想当然地把历史当成可以随意打扮的小姑娘，并且在其中一厢情愿地兜售自己的个人意图，让历史穿越现实或者是虚无化现实。同时，一些地方和一些人更是喜欢张扬历史，在历史的斑驳上涂满胭脂，把历史人物或者事件当成“买卖”去做，从孙悟空的出生地到曹操的墓穴无不如此。
对于这些所谓的历史剧，对于这些把历史人物或者事件当成“买卖”去做的“景观”或者“历史名胜”等，我从来都嗤之以鼻。我始终相信历史是一面镜子，它是用来时时反观现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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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知道历史永远是一种进展的状态，但是它也必须要留下自己的背影，这毫无疑问，而绝对不可能像诗人渴望的那样：“天空不曾留下鸟的痕迹，但我已飞过。”
我所居住的这座城市是满清王朝的发祥地，按照约定俗成的籍贯标准来看，这里就是我的故乡，我生于斯长于斯，而且我的许多先辈也都出生在这里，又长眠在这里。尽管如此，我仍然不会去不加思考地尽情去讴歌这个“发祥地”，去虚无地放大历史，去买卖历史，把历史当成“服务器”，而是一直在想着怎样透过那些凝重或者虚无的遗迹与传说，试图去还原那些曾经有过的真相，去审视这些真相背后所涵盖的假设与可能，去尽力寻找一种逻辑，去努力把这面“镜子”擦拭得更清晰。也许我的想法是偏颇的，甚至是危险的，但是我还是相信英国历史学家柯林伍德所说的那句话：“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
既然“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而我们毕竟不是当事人，所以我们就只能从它的背影里去窥探它的“思想”，于是这种窥探与寻找也就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主观的印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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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叫赫图阿拉的地方，在修建起那个金碧辉煌的小城之前，并没有名气，更没有传说，甚至也没有“赫图阿拉”这个响亮的名字，尽管这里不是贫瘠的不毛之地，但也绝对不是一个神圣的地方。
西汉时期，这里还是卫氏朝鲜属国沃沮的故地。汉武帝元封二年，西汉征卫满，次年灭其国，置汉四郡，名为玄菟郡、乐浪郡、临屯郡和真番郡，这里就属于玄菟郡。公元前82年，汉昭帝调整玄菟郡疆界，废真番郡和临屯郡，将其并入玄菟郡管辖范围，同时郡治也设在了现在这个叫做“赫图阿拉”的地方。
此后经历了数百年的战争与建设，盛唐时期，中原文化与辽东文化得到了空前的交融。进入大明王朝后，1384年，明朝在高尔山下兴建了城市，明成祖朱棣给这个城市谕赐了八个字：“抚绥边疆，顺导夷民”，于是这个城市就起名为“抚顺”，同时这个叫做“赫图阿拉”的地方也就一起被并入了抚顺城。
无法断定朱棣建立的这个“抚绥边疆，顺导夷民”的城市是不是确实起到了应有的作用，但是他的后嗣朱由检（崇祯）却在这里发现了一个问题，而且是一个惊天动地的“国是”——这里竟然有龙脉。
据说有一天，被内忧外患扰得焦头烂额的崇祯皇帝与钦天监夜观天象，忽然发现在辽东方向有望不断的紫气滚滚而来，就像百条神龙在腾云驾雾。对于号称真龙天子的皇帝来讲，有混龙出世绝对是“是可忍孰不可忍”的大逆不道之事，于是他立即派遣一个风水先生到辽东去破除这一百条龙脉。风水先生带领一班人马走东沟，串西岗，一发现有龙脉，就在龙脖子上挖一道大深沟，意思就是割了龙首，或在龙头上修一座小庙，镇住龙气……就这样，他们一连破了九十九道龙脉。但是最后还剩下一条离地三尺的“悬龙”。风水先生琢磨着，既然是悬龙嘛，它不附着在地面上，也就形不成龙脉，也就成不了混龙，不破也罢。于是，他便回京复命去了。
在中国的王朝史上永远贯穿着一种“皇权天授”的惯例。这象征着权力的“正统性”，也是权力的来源。无论是呼喊着“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大胜王”，还是神化刘伯温的朱元璋都是如此。每一个新王朝的创建必须要坚决否定它所推翻的旧王朝，而这同时也就意味着需要暂时割断历史的连续性，而这种连续性的断绝又恰恰否定了新王朝的“正统性”。于是，为了确定自己政权的“正统性”，重新建构历史的合理性，权力者就必须要创造出一个政权合理性的来源，而创造这种“来源”最方便简洁的方式就是——神化与神话。
现在，朱元璋的后嗣崇祯帝正遇到了一个和自己曾经的老祖宗一样，也准备创造那种政权合理性的“混龙”。
就在风水先生回京向崇祯帝复命时，从紫气滚滚的辽东方向，从那个叫做长白山的山上走下来一个人，一个身背亲人骨骸的人，中国的历史就从这里开始了演变，一个新政权的“正统性”就从这里开始起源，那个叫做“赫图阿拉”的地方，也就同时具有了一种“神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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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从长白山上走下来，身背着亲人骨骸的人叫觉昌安。他背着的骨骸是他父亲的，他的父亲叫福满。
此刻的觉昌安是仓惶逃命的败将，他沿着长白山走下来，是打算给自己的残存部落找一个适合落脚的地方。这天，他走到苏子河畔的一个名叫烟囱山的地方，见天色已晚，就找到了附近的一家客栈。可是店主人看他背著骨骸，无论如何不让他进门，无奈之下，他只好背着父亲的骨骸离开小店，来到了一个叫龙岗山的山脚下。他突然看见这里有一棵大榆树，树干离地三尺开始分杈，于是他便把装骨骸的匣子放在上面，准备第二天再过来取，然后他就重新回到那家客栈里住了下来。
从逻辑上讲，这家客栈如果当时没有制止觉昌安入住，或者觉昌安将装骨骸的匣子寄存在了其他的什么地方，或者……那么，也许就没有了后来北京煤山上那棵和现在的“赫图阿拉”同样著名的“歪脖松”。
但是一个新政权的“正统性”是不讲逻辑的，它遵循的唯一原则就是“创造”，无论如何都要创造出一个符合“正统性”的“逻辑”，即使这个“逻辑”是一个神话或者传说。 第二天早晨，觉昌安又来到那棵大榆树下，准备取走骨骸匣子继续赶路，可是奇迹出现了——骨骸匣子无论如何也拿不下来，而且他越使劲匣子就越往树杈里长。他一着急，就借来一把斧子，想把树杈劈开，可是一斧子下去，大榆树竟然流出了几滴血……他赶紧找来了一位风水先生问其究竟，于是“正统性”的理论就此诞生。
风水先生来到这里，他看了看大榆树，又看了看周围的山形地势说：“这儿是块风水宝地，前有烟囱山相照，后有龙岗山相依，龙岗山有十二个山包，说明你家里将有十二代皇帝可做，天意不可违，你就把尸骨葬在这里吧。”原来，这棵大榆树正是崇祯帝派来的那位风水先生所忽视的那条“悬龙”。
在“正统性”理论的指导下，觉昌安就在“悬龙”上葬好了父亲福满的骨骸匣子，然后就回到长白山，把残存部落迁到了离龙岗山不远的赫图阿拉住了下来。再然后，从觉昌安的孙子开始，就果真有了大清王朝的十二代真龙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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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年前，我在河南卫辉的汲县，也曾经听过同样的“正统性”理论传说。
据说在当时的卫辉府城中，有一个名气最大的算命先生，他就是瞎子二神仙许长义，此公无人知其年岁，曾云游四方，号称东到蓬莱，南至虎门，北到漠河，西抵玉门，天下名山大川，无处不到。
当年袁世凯被觉昌安的后嗣摄政王载沣罢官之后，暂住卫辉城。他找许长义算命，当微服而至的他报上八字，许长义掐指一算，立刻神色大变，又反复推算了几遍后，口中还“啧，啧”连声，再以“四柱法”掐算确定无疑之后，突然起身说道：“瞎子不敢自称二神仙，外间所传，尽是虚名。不过，在下有几句当紧的话，要告知先生，敬请入内室就坐。”然后，同样是“正统性”的理论就此诞生。袁世凯真的在辛亥年后东山再起，后来做了大总统，最后还做了“皇帝”。不同的只是袁皇帝的“正统性”理论花费了一千块银元，结果只坐了九九八十一天的“龙椅”。
也许没人知道溥仪或者摄政王载沣晓不晓得袁世凯“创造”出的“正统性”，但是摄政王载沣肯定是像崇祯帝那样派出风水先生去“斩断”袁皇帝的“龙脉”，也许是他们明白龙岗山只有十二个山包吧？
然而，所有的无谓调侃或者有意赞美，其实都没有任何的实际意义。
那天傍晚，我站在汲县的望京楼上，在余晖里，我忽然就想到了我的故乡，想到了那个“平顶的小山岗”——赫图阿拉。
也许美丽的神话与传说是被人津津乐道的，但是一旦触及这些美丽的背后，便是一种沉重与忧伤，即使“红肿之处，艳若桃花”，其中的疼痛也是自知的。
望京楼的建造者是明朝的潞王朱翊鏐，他是万历皇帝朱翊钧的同胞弟弟。据说朱翊鏐有着帝王一般，或者说在某些地方已经超过帝王的恣肆和骄奢，他死后的陵墓建筑规格就远远超出了明皇陵的规制。这座望京楼就是当时潞王府内的诸多楼阁之一，曾几何时，朱翊鏐带妻妾美眷，夏夜里，四门大开，凉风徐来，轻歌曼舞，好不快意；冬日，四门关闭，丽影绰绰，花天酒地，让这个楼台变成了帝王自家的人间仙境。
同样，透过这座人间仙境，我看到了它的背后。
当年，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朱翊鏐为了尽享富贵安乐，不顾老百姓的生死，接连修建众多楼阁，仅修建这个望京楼就耗费三年的时间，整个卫辉府八个辖县的民工死伤无数，有民谣云：“望京楼，鬼见愁。活着来，抬着走。一人喜，万人忧。恨歪王，不如狗”……我想，五十多年后他的侄孙亡朝亡国，仓惶自缢，绝对与“悬龙”没有任何关系。一切坍塌的东西都存在着自身的发展逻辑，而这种逻辑并不是虚无的神话与传说所能诠释的，那种无边的虚无与夸大都是一种浅薄或者是“顾左右而言他”，为了兜售自己的狗皮膏药而已。
于是我又想，那个“平顶的小山岗”上金碧辉煌的赫图阿拉的修建，又有着怎样的民谣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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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神话与传说有着怎样的记载，真正的赫图阿拉，它的前生与后世总是与它所推翻的那个王朝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
公元1370年，也就是明洪武三年，一个女真族男孩在现在的黑龙江省依兰县降生了，他的曾经做过元代“豆漫（佥事）”（即女真各部的上层贵族）的父亲挥厚给他起的中文名为爱新觉罗·孟特穆，别名为猛哥帖木儿。
关于爱新觉罗这个姓氏，当然也必须是要有着神奇的传说，而且这种传说还是稗官野史，杂说纷纭的。但是最后据《清太祖实录》记载，清朝皇帝都认为自己姓爱新觉罗，这关乎到一个美丽的传说——相传有三个仙女曾在长白山天池中沐浴，忽然有一只神鹊衔来一枚果子，落在三仙女佛库伦的衣服上，佛库伦爱不释手，便把果子吞进腹中，从而就有了身孕，生下一个男孩。这个男孩相貌奇异，而且刚出生就能说话，于是佛库伦告诉他，他姓爱新觉罗，名叫布库里雍顺，这个布库里雍顺也就是清朝皇帝的始祖。
不管这个仙女孕育的男孩是神话还是传说，到了明永乐四年，37岁的猛哥帖木儿成为了大明政府的官员，任职建州卫都指挥使，这应该是真实的。虽然都指挥使只是一名低级官员，但是明成祖朱棣绝对不会想到这个被他欣赏的、“特别聪明能干，颇有远见卓识”的、而且是后来亲自被他“遣使招谕”的低级官员，竟会成为大明王朝的掘墓人——大清肇祖原皇帝。
当然，明成祖朱棣是不会想到的，因为历史是行进的，只有现实，没有假设。而且，猛哥帖木兒自己也不会想到，就如同陈胜王当初一样，如果没有大泽乡的那场大雨，历史行进的路径就是另外一种走向。但是，真的又只是因为那场大雨吗？嬴政说不出正确的答案，朱棣也同样说不出正确的答案。
客观地说，猛哥帖木儿是大明王朝的一个英雄。如果没有后来的翻天覆地，也许他就是大明王朝“凌烟阁”上的人物。但是历史没有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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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3年，做为明朝将领的猛哥帖木儿，在平息辽东战乱中，牺牲了弟弟和长子的生命后，他自己也英勇地为大明王朝捐躯了，年仅64岁。
猛哥帖木儿逝去了，他的次子董山接替了他的事业，他所不知的是，董山所建立的事业最后拆毁了他所捐躯的王朝。 1442年，董山率部进入了辽东苏克素浒河（今苏子河）一带，驻防建州卫，从此这里便开启了大清的“圣地”之名，当然此刻还没有那个真正的“赫图阿拉城”。
此刻，在董山的管辖下，建州卫在抚顺专设马市，依托明朝的经济扶助，这里很快呈现出繁荣发展的态势，于是董山便有了事业发展的资本。
但是，相对于整个大明王朝来说，他的资本实在是太少了，所以他在这场“政治博弈”中，必定输得很惨，以至于在堂堂的大明王朝政府招待所（广宁驿馆）稀里糊涂地被杀害。
董山逝去了，他的长子拖罗接替了他的事业，但是他所不知的是，拖罗所建立的事业不是继续拆毁杀害他的王朝，而是继续受到这个王朝的“册封”。正德元年（1506年）拖罗去世，其子脱原保袭父职，同年，董山之三子锡宝齐篇古也得皇帝“特许”，“袭升”为指挥佥事。
如果历史的进程就这样发展下去，“赫图阿拉城”就会是一个距离马市不远的小镇，与千千万万同样的小镇一样，没有任何的历史意义。但是，历史没有如果，同样王朝也没有千秋万代。
1522年，建州又迎来了新的主人，他就是锡宝齐篇古的儿子福满。福满率领家族正式迁居到了赫图阿拉，开始了这个家族新的创业生活，从此也就有了真正的“赫图阿拉城”，有了这个小镇与千千万万的小镇不同的历史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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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6年，明世宗嘉靖五年，福满的第四子觉昌安出生了。也是在这一年，另外一个大明王朝的将领也出生在辽东的铁岭，他叫李成梁。于是，“赫图阿拉城”与大明王朝的前生后世就从他们两个人开始，又纠缠在了一起。
无论传说如何的神奇，但是传说永远只是传说。新政权“正统性”的构建，通常都有着一个奇怪的逻辑，那就是——它不是由因推果，而是由果成因。更重要的是，这种“由果成因”一旦被新政权以文字的形式固定下来，它就会被演化成一种“真实”。
1779年（乾隆43年），乾隆帝第三次东巡祭祖时，将那棵觉昌安放福满骨骸的榆树封为神树，并写下了一篇《神树赋》。从此，这个“正统性”的传说就成为了历史的“真实”，也从此大明的灭亡就有了“合理的解释”，一切阴谋诡计与刀光剑影都融进了“寓教于乐”之中。
“比起大自然来，历史对人类的感情更严酷，更残暴。大自然要求人们仅仅满足于天赋的本能，而历史却要强制人的理智。”今年五月，我又一次来到永陵，面对永陵西配殿内乾隆御笔的《神树赋》石碑，我忽然就想起了高尔基曾经说过的这句话。
据说在1863年，这棵枝繁叶茂的大“神树”在一阵狂风中被连根拔掉，而且巨大的树枝压坏了启运殿的屋顶。情况汇报到北京紫禁城后，同治皇帝惶恐不安，他立即命令两位大臣赶往东北，准备用木墩子撑住神树。然而，所有的努力全都无济于事，神树的“天根”最终还是抵挡不住“天意”，连根烂掉了。
所幸的是，若干年之后，在神树的旁边又长出了一棵小榆树，这棵小榆树被官方命名为“配榆”。但“配榆”终究不是“原榆”，不知道是它先枯萎的，还是溥仪先被逐出紫禁城的，反正这一切都不复存在了。
现在，在永陵启运殿的后山坡上又亭亭玉立着一棵榆树，它的名字叫“瑞榆”，不管当时栽下这棵榆树的初衷是什么，我想它绝不应该是“神树”，而应是一棵与人类共享太平幸福的象征树，它也不应该仅仅属于赫图阿拉，而应属于整个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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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觉昌安还是一个比较安顺的大明官员，但是它的亲家王杲却不安分。当然，在一个摇摇欲坠的腐败王朝统治下，产生不安分的人物十分正常，而且觉昌安的相对“安分”是不是卧薪尝胆，也只有天知道。
但是，王杲不安分的资本不足，于是在一场阴谋中，稀里糊涂的被朝廷谋取了性命。觉昌安的女婿、王杲的儿子阿台，继续进犯广宁、开原以及辽河一带，但是他却生不逢时，遇到了对手李成梁。
1583年（万历11年），李成梁亲临督战，明军连攻古勒城两昼夜，但是阿台部仍然坚守，这时负责带路的建州宿敌尼堪外兰亲自跑到阵前，对着城门楼呼叫：“太师有令，杀死城主归降的，任命他做本城城主。”俗话说，“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城楼上的一个兵卒听到这样的奖赏，一刀就刺死了城主阿台，并大声宣布：“我是城主了，开门投降！”
可以说，一个堡垒如果轻易被攻破，那么最簡洁的方法就是从它的内部入手，古勒城如此，紫禁城也是如此，只不过崇祯此刻还没有出生。
古勒城的城门被打开了，然而李成梁并没有遵守诺言，而是大开杀戒，两千多名无辜军民被屠，到城中去劝降阿台并营救外孙女的觉昌安，和在城里寻找父亲的塔克世（后追尊为显祖宣皇帝）也都葬身其中。
也许王朝的历史永远都是简单的重复，没有哪一个王朝可以先进于另外一个王朝。在后来的南明弘光元年，清军攻破扬州城后对城中平民进行大屠杀的事件，也就只是在血腥上的又一次更为血腥的涂抹而已。更为讽刺的是，当时下令屠城的指挥官竟然是明军的降清将领李成栋。
十几年前，我在扬州的北郊，望着名扬四海的千年古刹大明寺，望着乾隆皇帝曾经亲笔题书的这个“敕题法净寺”，不禁就想起了我的家乡，想起了同样名扬四海的“赫图阿拉城”，在落日的余晖中，我默默地背诵出了张养浩的那句：“兴，百姓苦；亡，百姓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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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古勒城中默默无闻死去的塔克世并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壮举，但是他却留下了一个后来做出惊天动地壮举的儿子，于是他便顺理成章地被追尊为了显祖宣皇帝。
1559年（明嘉靖38年）2月21日，在赫图阿拉城里，塔克世的长子出生了，他就是后来的清太祖爱新觉罗·努尔哈赤——清王朝的开创者。
我曾在赫图阿拉的塔克世故居里，久久地凝视着那里的布置。看着那里的磨盘、板柜、小悠车，我的脑海中无论如何也不能将它们与努尔哈赤率军征战、逐鹿中原的威猛重叠；也不能将喝着酸汤子，吃着黏火烧的汉子与“手麾黄钺振军锋”的皇帝重叠；更无法将剪着“嬷嬷人儿”窗纸的满族姑娘与垂帘听政的皇太后重叠…… 应该说努尔哈赤是受到过中原文化熏陶的新一代赫图阿拉人，他熟读《三国演义》和《水浒传》等书籍，而且更重要的是，据说他曾经还是李成梁的养子和侍从。
历史永远在和人们开着这种让人瞠目结舌的玩笑，或者说形成历史的政治就是这样让人不可思议，而又令人无法拒绝。
万历11年，塔克世死于古勒城时，二十五岁的努尔哈赤和弟弟舒尔哈齐也被俘虏，据《清史稿》载：“太祖及弟舒尔哈齐没于兵间，成梁妻奇其貌，阴纵之归。”但是《明史纪事本末》则说，塔克世虽属王杲一系，但已归附李成梁，因充当这次行动的前驱而战死。所以李成梁将塔克世所遗土地人马派给了努尔哈赤，并给都督敕书，令袭都督指挥衔……胡适说：“历史就是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所以无论是《清史稿》还是《明史纪事本末》都不可能真实得如同录像。
但是无论是《清史稿》还是《明史纪事本末》，都没有传说来得神奇与“正统”，没有传说更能体现王朝开创者的“合理性”。
据说女皇武则天就有命令冬日里百花盛开的神威，作为王朝开创者的老罕王（在我们这里都称努尔哈赤为老罕王），就更要有镇天的神威。
现在的抚顺市清原县大苏河乡的龙岗山下，有一个小山沟，沟口处有一个小村子叫御花园。在老罕王没兴兵之前，这里就是一片荒山野岭，后来老罕王觉得这个地方养马不错，就一下子拨来骏马一千多匹，还派来四个牛录和一个姓麻的统领在这里饲养战马，于是这里就成御马圈了。
这个麻统领有一个种花的爱好，他就在房前屋后都种上了各种鲜花，从初春到深秋，这里是五颜六色，花开不败，结果这里就在养马的同时，又变成了一个大花园。
第二年盛夏的一天，老罕王来视察，他看到房前屋后有不少士兵都拿着盆罐来来往往地去河里打水浇花，便在宴席上问麻统领说：“这些花草还用天天浇水吗？”麻统领说：“天天浇水倒是不必，只因近来旱情较重，已半月有余滴雨未下，不只是这些花草，就这菜园子也要隔三差五的浇一浇呢！”老罕王又问：“如果老天降雨解旱，须怎么个下法好呢？”麻统领说：“只须七天一场雨就足够了。”带着八九分醉意的老罕王听他这样说，便信口说道：“那好吧！我就叫老天每隔七天给你这里下一场浇花雨！”
老罕王这随便一说可了不得，打这儿开始还真是一到夏季，每隔七天就会下一场不大不小的浇花雨，即使别的地方都不下，这沟里也是照样下，这个地方的花开得就格外茂盛鲜艳。后来，人们觉得御马圈这个名字不好听，再说马圈也迁走了，就重新给这个地方起了御花园这个漂亮的名字。
从此可以看出，老罕王一定比他的祖父更神奇，他的祖父觉昌安只是创造了一棵神树，而他却创造了镇天的神威。不知道那时在紫禁城的崇祯是不是也听到过这个传说，更不知道后来的溥仪怎样理解这个传说，只知道这个小村子现在确实就叫御花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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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 1573年是明万历元年，这一年的9月4日朱翊钧登基，年号万历。
尽管万历年间在中国的历史上，被一些学者称为“万历中兴”，有了“一条鞭法”等一系列改革措施，有了李时珍撰写的《本草纲目》和杨继洲撰写的《针灸大成》，有了传教士利玛窦绘制的第一张中文世界地图《坤舆万国全图》和西洋油画作品，有了朱载堉出版的《律吕精义》，也有了著名的定陵……但是这些并没有抵挡住这个王朝走向末路的进程。
1603年（明万历31年），努尔哈赤在他居住的原址上，开始重新修建城堡，真正的赫图阿拉城便诞生了，大明王朝开始走向穷途末路。
站在赫图阿拉城里，看着金銮衙门，尽管我知道这些凝固的石头不会有智慧的思维，但我还是忍不住在脑海里浮出一幕幕片段……我的思绪里无法将它们与平毁大沽炮台、孤儿寡母仓皇西逃的景象重叠；也无法将巧用疑兵、驱骑驰突、诱敌深入、据险设伏的太祖与优柔寡断、束手无策、迷于酒色、荒废朝政的“四无君”咸丰重叠；更无法将“秋风策马一凭阅”的十万金戈铁马与先逃张园、后潜旅顺，最后做了“儿皇帝”的“康德”重叠……但是这些无法重叠的景象却告诉我，即使历史是一个小姑娘，她的背影仍然是真实的。
就在建起赫图阿拉这座小城的同年，一台庞大的机械钟表出现在了北京城的街头。然而，在一个习惯了用暮鼓晨钟计时的王朝，却认为那是一个“怪物”，“北京时间”与世界无关。但是，有關或者无关都只是统治者的一厢情愿，世界大势仍然在现代化的进程中突变着。
也许是因为地缘的关系，尽管此刻的明王朝大厦还没有遭受到外辱，不过它的内部已经动摇了。
还是在建起赫图阿拉这座小城的这一年，远离大明帝国万里之外的法国波旁王朝也诞生了一位小王子，他就是后来的路易十三。
不知道是不是巧合，路易十三和明神宗朱翊钧一样，也是十岁即位；也和大学士张居正辅助神宗处理政事一样，他也是由红衣主教黎塞留辅佐；同样一样的是，路易十三执政期间结束了长达三个世纪的哈布斯堡王朝霸权，法国波旁王朝成为了新的欧洲霸主；而朱翊钧执政期间则发动了“万历三大征”，巩固了汉家疆土，使江南一带的商品经济高度发达，并且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国家的经济总量竟然达到了中国古代的巅峰。
然而，无论是路易十三还是明神宗朱翊钧，尽管他们都信心满满，自以为老子已经天下第一了，而事实上，他们的专制统治已经走向了穷途末路。到了他的儿子路易十四执政后期，法国的国库已经空虚得濒临破产了，以致于二百年后，曾经的欧洲霸主居然沦为了手下败将德意志帝国的奴隶。而这时的大明帝国同样也处于风雨飘摇中。
事实上，从1583年，努尔哈赤袭封为建州左卫都指挥使，起兵攻打他的宿敌尼堪外兰开始，大明的丧钟就敲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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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历史上曾有过“万历中兴”之说，但是也曾有“明实亡于万历”之说，不管哪一种说法更客观，有一个事实是不能否定的，那就是万历朝的边事在一段时期内很是平静。当然，这种平静的根本就来自于张居正辅政打下的经济基础，同时更依赖于镇守边关的两大名将：东南戚继光，东北李成梁。 在整个王朝都是贪官污吏，整个江山边备废驰的时代，这个东北大帅李成梁却纵横北方边塞四十余年，前后镇守辽东近三十年，屡破强豪，力压各方北方游牧部落，立头功一万五千次，拓疆土近千里，竟然让后来的清人也不得不承认“然边帅武功之盛，（明）两百年来所未有”。 然而，在1591年，李成梁为言官所劾，被朝廷罢免了在辽东的职务，此后明朝边防便暮气难振，十年之间竟然更易了八位主帅，使辽东的邊防一步步废弛，这样就为努尔哈赤的崛起提供了必要的客观条件。
尽管有学者认为王朝的更迭代表着社会的进步，但是这种历史观似乎总有些一厢情愿的意味。不可否认的是，前王朝的倾覆必定有着自己无法根治的腐朽与没落，而新王朝的胜利也绝不意味着这种腐朽与没落不再重现。所以杜牧才说：灭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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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5年，这个让努尔哈赤有着“既生瑜何生亮”之慨叹的东北大帅，终于在北京的仰山之北入土为安了。不知道是不是可以这样说，李成梁的死去正是大清王朝十二代真龙天子正式登台的开始。
1615年7月，早已憋足力量的努尔哈赤乘叶赫老女（叶赫那拉·布喜娅玛拉）与蒙古成婚之机，发兵三千，屯驻南关旧地，准备一举荡平叶赫部落，但是没想到“百足之虫，死而不僵”的大明还有着巨大的平息能力，于是他只好暂时息兵。
但是战术上的撤退绝不意味着失败，更况且此刻的老罕王随着势力的逐渐扩大，名号已经逐步从“聪睿贝勒”发展到了“女真国建州卫管束夷人之主”、又称“建州等处地方国王”、再后来就是喀尔喀蒙古上尊号“昆都伦汗”……但是此刻的大明朝廷上下却仍然是能贪污的继续贪污，能腐败的接着腐败，而且欺上瞒下，谎话连篇，镇守蓟辽的总督在向朝廷的奏称里，仍然汇报说努尔哈赤对朝廷是“唯命是从”。
其实，老罕王并不应该感谢赫图阿拉的那棵“神树”，他更应该庆幸的是大明王朝上上下下的昏庸、腐败。当然，智慧英武的老罕王也许就是这样想的，只是他没有明确告诉我们而已。
在蓟辽总督向朝廷汇报说努尔哈赤是“唯命是从”的背景下，时间很快就进入了1616年。这一年的努尔哈赤已经攻占了大部分女真部落，于是他正式在赫图阿拉称“覆育列国英明汗”，并立国号“大金”（史称后金），成为了后金大汗，年号天命。
1618年（万历46年），也就是李成梁死后的第三年，在浓浓的年味中，“覆育列国英明汗”努尔哈赤在赫图阿拉城的“金銮殿”对诸贝勒正式宣布：“吾意已决，今岁必征大明国！”随后于四月十三日以“七大恨”檄文告天，正式对大明王朝宣战。
望着粉刷一新的赫图阿拉城，外形呈八角，重檐攒尖的汗宫大衙门时，我不禁想起了天宝十五年（公元756年）六月，安禄山攻入潼关，唐玄宗逃亡四川，流着眼泪啃高粱饽饽的情形。
客观地说，努尔哈赤的先期准备工作并不比安禄山更完善，他的军事力量也绝对不如安禄山那样强大，但是安禄山失败了，而努尔哈赤却成功了，也许在赫图阿拉留给历史的背影里，人们会找到其中的答案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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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天”誓师结束后，老罕王便趁热打铁，率步骑两万向明朝发起了进攻，占领了抚顺城以东诸堡。然后又袭占抚顺、清河，并且准备进攻沈阳、辽阳，但终因力量不足，翼侧又受到叶赫部的威胁，同时探知明王朝已决定增援辽东，于是便又一次主动撤退。
这时的明神宗才恍然大悟，感到事态严重，立即派兵部左侍郎杨镐为辽东经略，主持辽东防务，并决定出兵辽东，大举进攻后金。但是他忘记了一个重要的问题，那就是：一个行将就木的政权，还会有为之卖命的炮灰吗？大军虽然勉强到达了沈阳地区，但因为粮饷未备，将帅又争权夺利，互相掣肘，士卒们大都逃亡了。
于是，努尔哈赤的铁骑便横扫辽东，在萨尔浒（今辽宁抚顺大伙房水库附近）一带，只用了五天的时间，就连破明军的三路进攻，歼灭对方近五万人，史称“萨尔浒大捷”。
之后，努尔哈赤又智取开原和铁岭，一举攻克叶赫部东西二城，杀叶赫部首领金台石、布扬古，彻底消灭了叶赫部。
1621年，努尔哈赤迁都辽阳，兴建东京城。
1625年3月，努尔哈赤迁都沈阳，修建盛京都城。
1626年1月，努尔哈赤发起了宁远之战，在这里，他又一次遇到了一个和李成梁一样的劲敌，他就是袁崇焕。历史永远和后世的人们开着玩笑，袁崇焕和努尔哈赤这对冤家的结局都是仰天长叹，一个是悲愤不已，一个是遗憾终生。
1626年7月中旬，南征北战的努尔哈赤不幸身患毒疽。8月初，病势转危，在乘船顺太子河返回沈阳的途中，于11日病死于叆福陵隆恩门鸡堡（今沈阳市于洪区翟家乡大挨金堡村），这个后来被大清王朝尊为“太祖”的奠基人，竟然没能越过山海关一步……
乾隆帝后来这样称赞他的祖先：“尔时草创开基。筚路蓝缕。地之里未盈数千。兵之众弗满数万。惟是父子君臣。同心合力。师直为壮。荷天之龙。用能破明二十万之众。每观实录。未尝不流涕动心。思我祖之勤劳。而念当时诸臣之宣力也”，并且做诗曰：“铁背山头歼杜松，手麾黄钺振军锋；于今四海无争战，留得艰难缔造踪。”
落日下，我伫立在赫图阿拉城堡的最高处，望着天边如血的晚霞，不禁想起了两句诗词，一句是顺治帝的“兆基帝业钦龙兴”，另一句是李后主的“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面对琉璃瓦顶，面对五彩琉璃蟠龙，我的遐思便被一并牵扯进了“断碣残碑，都付与苍烟落照”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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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尔哈赤是遗憾的，但他也是幸运的。在袁崇焕仰天长叹后，后金的政权便一路崛起，冲关越隘，直到杀入了北京城。
1629年，袁崇焕被崇祯皇帝凌迟处死，后金军队第一次入塞，震动了紫禁城。更为关键的是，此刻大明王朝已经开始腹背受敌了。
1635年，大明王朝的又一个掘墓人李自成率部攻下了南直隶凤阳，掘开了明皇室的祖坟，焚毁了太祖朱元璋的“圣地”——皇觉寺。一年后，后金建国改清，并且第三次入塞，李自成也被起义军推为“闯王”，继续征战于四川、甘肃、陕西一带。 无法断定大明王朝究竟是毁于“闯王”，还是亡于大清，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荒淫无道的大明王朝即使凌迟了袁崇焕，也仍然逃脱不了大厦将倾的命运。
当然，历史的意义在于提出正确的问题，而不是给出正确的答案。
1643年正月，李自成在襄阳称王，号“新顺王”。
1644年1月，李自成又在西安称帝，并尊他家乡的传奇人物李继迁为太祖，建国号“大顺”。
1644年4月25日，李自成歷经百战之后，终于在大明太监王德化的引导下，从德胜门入城，经承天门进入了紫禁城内殿。而此时的崇祯帝则带着太监王承恩逃上了煤山……
但是在北京称帝的李自成并没有坐稳这个龙椅，因为他也同样犯下了“自作孽，不可活”的错误。1644年10月30日，经过努尔哈赤、皇太极、多尔衮等两代人的精心谋划和铁马金戈后，年仅六岁的顺治皇帝终于在紫禁城的武英殿正式坐上了龙椅。
尽管在后来人编纂的《清史稿》中有着这样的描述：顺治之初，睿王摄政。勤政爱民，孜孜求治，登水火之民于衽席……但遗憾的是，他们都没有听到过英国玄学派诗人约翰·堂恩早在1623年就已经写出的那句箴言：“别去打听丧钟为谁而鸣，它为你敲响。”
努尔哈赤和他的子孙们在敲响大明丧钟的那一刻，也就同时为他们自己的帝国敲响了丧钟。尽管他们也许和秦始皇一样，梦想着铁马金戈能够永葆江山万代，但是历史留给这个末代王朝的结语却是丧权辱国，腐朽没落。在“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的风起云涌中，在武昌城头的一声枪响后，正可谓是“眼见他起高楼，眼见他宴宾客，眼见他楼塌了。”
也许现实是残酷的，它无视人类情感是否会接受，它只是客观地存在于那里，无论你是爱它还是恨它。
我不是历史学家，我也不敢去评价一个杰出人物的是非功过，但是在赫图阿拉的背影里，我看见了两个不同的努尔哈赤——一个是横刀立马、推动历史发展进程的杰出政治家、军事家和民族英雄；一个是他的马队所到之处，没有先进生产力，没有国民生产指数，没有经济贸易，只有尸横遍野、残屋破瓦，农田变成荒地，平民成为奴隶的一代枭雄。
也许正如英国历史哲学家柯林武德所表达的那样：“圣奥古斯丁从一个早期基督徒的观点来看待罗马的历史；提累蒙特是从一个十七世纪的法国人的观点来看；吉本从一个十八世纪英国人的观点来看；而蒙森则从一个十九世纪德国人的观点来看。问哪一种观点是正确的，那是没有意义的。每种观点对于采用它的人来说，都只是唯一的一种可能”。
赫图阿拉的背影是存在的，但它也是对于各自的人来说，有着各自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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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努尔哈赤还是幸运的，尽管后来有着万幸中的不幸。
1616年（明万历44年），也就是至今整整四百年前的农历正月初一，五十八岁的努尔哈赤在身经百战、纵横捭阖后，也终于得到了他梦想的宝座。这一天，他就是在赫图阿拉这个小城里“黄衣称朕”，建立了大金政权，史称后金。他的儿子皇太极在1634年（后金天聪八年），又下诏将这里尊称为“天眷兴京”。
历史永远后滞，没人知道1616年的农历正月初一那一天，对于中国来说是应该庆幸还是应该悲哀。不过现在可以肯定的是，从这一天开始，这个叫做赫图阿拉的“小山岗”却记入了中国的历史，以至于我们今天可以从这里寻觅到大清帝国的模糊背影。
英国著名的史学家卡尔曾经提出过一个著名的命题：历史就是与现实不断的“对话”。从这个命题出发，我想如果今天与赫图阿拉或者是勒马沉思的努尔哈赤去“对话”，一定会有各自的收获，而绝对不是仅仅让这里成为拉客赚钱的“招牌”，或者仅仅是某种虚无的“自恋”。然而，历史只有残酷的“繁华转瞬即逝，都作昙花一现，往事渺渺随风已成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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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努尔哈赤以及皇太极、多尔衮都是彪悍的，能够建立起一个庞大的帝国就已经证明了这一点。但是，历史的进程绝对不会因为有了某一个成功的起点就会永远延续，那种开始的彪悍与强大很可能会化为最终的狼狈不堪。
英国历史哲学家沃尔什认为，在历史学中没有普遍的、大家一致接受的历史评价，只有能为某一群体认可和接受的历史评价。那么，我望着赫图阿拉的背影所感受到的一切，并不是一种评价，而仅仅是一种触景生情的感悟而已。
几年前，我在西安北侧的龙首原大明宫国家遗址公园，也就是当时全世界最辉煌壮丽的、有北京紫禁城四倍多大、被誉为千宫之宫的大唐帝国宫殿群驻足时，曾经就想起过这样的几句歌词：“亭台宫阙，都成残垣。繁华落尽，王侯长眠。昨日辉煌，今在何方。我思我想，亦歌亦狂……”
1616年的农历正月初一，努尔哈赤在赫图阿拉登基称汗时，在这里以“七大恨”焚香告天，誓师伐明时，在这里运筹帷幄发号施令指挥萨尔浒大战时……他与后金的命运都像公元690年10月16日登基的武周皇帝那样，是处在上行的时候，一切希冀都显得来之太迟；而在这些越过了生命最高的坳口开始下滑时，一切贪婪和向往就又都显得远远不够。于是，从汗宫大衙门的金銮殿到《宣统帝退位诏书》，大清帝国就这样在历史的进程中，一个倏忽接着一个趔趄地走到了尽头……
尽管“断碣残碑，都付与苍烟落照”，但是赫图阿拉的历史背影并不孤单，与它南北遥对的就是北京城的制高点——煤山……没人知道那时站在歪脖树下的朱由检最后想了些什么，难道就只有“虽朕薄德匪躬，上干天怒，致逆贼直逼京师，然皆诸臣之误朕也……”就没有想到“金陵玉树莺声晓，秦淮水榭花开早，谁知道容易冰消！”
当然也没人知道那时踌躇满志的睿亲王多尔衮想了些什么，也许在“春风得意马蹄疾”中只是想着“以建万年不拔之业”吧？但是可以肯定的是，他没有想曾经反复跌宕的历史；没有想“乌衣巷，不姓王；莫愁湖，鬼夜哭；凤凰台，栖枭鸟”；更没有去想“正叹他人命不长，哪知自己归来丧”，而后又落得个被毁墓掘尸的下场……只迷信于阴谋与枪矛的他，绝对不会知道有过这样一句名言：“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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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人聂鲁达曾说：当华美的叶片落尽，生命的脉络才历历可见。四百年后的今天，当我们重新站在赫图阿拉这个“小山岗”上，已经看不到铁马金戈，风中也没有了当年的血腥。但是，在它背影的底色上，却隐隐约约地叠加着明将杜松在萨尔浒从马背上坠落的画面，这是不是预示着大明王朝的摇摇欲坠呢？
多年前，我曾经也像现在站在赫图阿拉这个“小山岗”上一样，站在北京城中轴线上的制高点景山公园高处，俯视着金碧辉煌的古老紫禁城。也是在这样思索着这座城楼留给我的背影：假如当年的杜黑子（杜松）不是刚愎自用、有勇无谋，萨尔浒大战也没有兵败如山倒，或者是明军取得了大捷，那么眼前这座金碧辉煌的紫禁城就能永世姓朱吗？
可惜历史只有背影，没有答案。
〔特约责任编辑 王雪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