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运动”是一个含义复杂而又多面的概念，同时也是一个关涉多个领域历时多年的事件总汇，人们逐渐把它当作是20世纪一二十年代中国经历的一次复杂的文化转折，“五月四日”被浓缩成“五四”，不再是某一个太阳从升起到隐没的时间段，而成为标记这一系列复杂概念和历史记忆的结晶点。但我关心的是微观的“五四”，也就是1919年5月4日这一天在北京发生的以北京大学为首的13所中等以上学校学生游行示威活动中的具体细节，尤其是和身份有关的各类人物的身体运动方式和与交通器械的关系。通过这些细节可以表现出，在群众游行这个特定的时空情境中，人类最原始的身体运动方式步行形成了至高的‘尊严，日常生活中相对的弱势群体步行者在此时获得了很大的权力，而之所以能够产生这样的尊严和权力，正因为他们是最无权也无产的单纯的学生。
　　5月4日在北京发生的学生的游行示威是一次在西方社会经常发生的典型的群众政治活动，而在那个时代的中国，群众游行则是一种非常事件，往往意味着国家到了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但“五四事件”也不能说是现代中国群众游行的开端。仅仅半年前的1918年11月17日，在北京就有一次规模更大的学生游行活动。那天，北京的学校一律停课，多达四五万的学生手提红灯，结队游行。不同的是，那天的游行是为了庆祝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和有中国参加的协约国的胜利；而5月4目的游行则是因为对欧战胜利后建立世界新秩序的绝望和对亲日派官僚集团媚日外交政策的愤怒。或者正像胡适说过的，正是因为1918年的那次狂欢式的提灯游行把人们兴奋的心情提高到了顶端，当第二年四月外交失败的不祥消息从巴黎和平会议频频传到北京时，人们心中的失望情绪才会那样的强烈，以至于在5月3日的临时学生集会上临时决议，改变原定在国耻纪念日5月7日举行的游行，改为第二天也就是5月4日举行。
　　5月4日下午一时左右，各学校的学生队伍陆续从各个方向集聚在了天安门前。究竟有多少学生参加了那天的游行，事后人们有很不相同的说法，从不下2000人、到三四千人、到至少5000人，总之规模相当不小，但也没有精确的统计。人们到达天安门的方式并不一样。如当年北京高等师范学校英语系一年级的陈其樵因为那天“种痘发烧，不敢十分劳动”，就在下午“小睡”后雇人力车也就是北京人所说的洋车赶到了天安门。在5月4日的日记的最后，陈其樵还特别记载：“出人力车费五枚。”可见，人力车虽然简陋，但用它作为交通工具出行也是一件特别的事情；而当时正在北京郊区长辛店留法预备班学习的何长工则说，他们那天是骑着毛驴进的北京：“那时自行车是有钱人骑的，我们谁也买不起自行车，便都骑着毛驴走进北京。到了天安门，见那里已是人山人海。”(《五四运动回忆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P287)仔细观察那张著名的也许是惟一的一张五四游行照片——北大学生游行队伍，在学生队伍边上还真的有人正推着一辆自行车随队前行。至于该人是不是个有钱人，就不得而知了。
　　当然，绝大多数学生是走着从学校到达天安门的。参加游行的大多数学校比如沙滩的北京大学、和平门外的北京高师距离天安门并不远，也就是现在公交车四五站的距离。但也有一些学校比如阜城门外的农业专门学校、西四祖家街的法政专门学校距离天安门就不是很近，考虑到这些学生先是步行到天安门，然后再开始他们穿大街、过小巷迂回曲折的游行一从天安门出前门然后返回到东交民巷，从东交民巷西口北拐到东长安街，然后东行经米市大街进石大人胡同，往从南小街进大羊宜宾胡同，出东口北行，向东至赵家楼胡同——完了还要返回到各自的学校，整个行程下来应该是一段相当不近的距离。那个时候，北京的穷学生走上几里地的路去听场讲座是经常的事，像在宣武门外绍兴会馆住着的鲁迅小老乡许钦文就经常走很远的路，或到沙滩的北京大学听课，或到更远的新街口八道湾和阜城门宫门口鲁迅的住宅向鲁迅请教。虽然如此，5月4日参加游行的学生毕竟走的路比平时要多得多，更加上那天的天气很是燥热，相当劳累是必然的。学生领袖之一罗家伦下午回到宿舍后便觉得实在是疲倦极了，从5点钟睡到了6点钟，然后才接着开始活动；而另一个北大学生郭钦光本来有肺病，五四那天跑得太劳累了，竟在几天之后吐血而死。
　　但是，大多数学生还是一步步走完了差不多大半个北京城的路程。支撑他们的力量不只是年轻，也不只是人多，而是一种无形的信念——救国救民，舍我其谁。这个“我”不是某一个学生个体，而是几千学生组成的特定的人群，这个人群有着显明的身份标志，除了个别人穿着短黑制服，他们大多身着退色的蓝布大褂，手里举着各色的旗子。这些旗子是学生们前一天晚上一夜不睡赶制出来的，光是北京大学的学生就做了3000面这样的旗子，以保证每个学生人手一支。当然，内在的信念不光是写在白色的旗帜上，也写在他们的脸上，这些学生“步法整齐，神情严肃”，他们是内敛的、收缩的，相对于整齐的学生队伍，由儿童、老人、外国人等各色人等组成的旁观者就显得很是散漫。当然，帮助实现这种区分的是队伍两边每隔三四米远一个的穿着黑色制服的警察，他们竭力不让旁观的群众接近学生，他们像是一道隔离带，保证游行队伍的单纯性。游行队伍和同是步行者的旁观群众是有区隔的但又是互补的、互动的，游行队伍的严肃会辐射和传播到旁观群众。现代著名作家王统照是当年游行队伍中的一员，他很注意观察在道旁的人群是如何反应的。他说：“大多数的观众都完全明了青年们的爱国热诚，从他们严肃的表情上，可以证明他们的同情，而绝不是只是为看热闹而来的‘冷眼旁观’者。”(《五四运动回忆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P249)同时，旁观群众的敬意也会传达到学生们身上，使他们更加兴奋。
　　而游行者和汽车等其它强势交通工具及其乘坐人的照面却充满着内在的距离和戏剧性的冲突。
　　首先出场的汽车及其乘用人是“身穿旧式天鹅绒织花马褂、褐色呢袍，附带警吏多名”的步军统领李长泰。李长泰是奉总统之命来天安门劝学生解散的，学生中有人对他很不客气，大呼“卖国贼，卖国贼”，也有的对他婉言申述游行的目的和计划，最后，李统领无法可施，只得说道：“那么，任凭汝们走么。可是，千万必要谨慎，别弄起国际交涉来了。言毕，嘱咐警吏数语，即乘汽车而去。”(《晨报》1919年5月5日)
　　接下来出现汽车的场景是学生此行的最后目的地、交通总长曹汝霖的住宅。群众心理的一个方面即是破坏的欲望，而此欲望的主要目标就是各种封闭物，如院墙、房屋、容器。当学生到达赵家楼时，曹汝霖家大门紧闭，派来保护曹家的警察在院子里用石块等各种东西挡在大门里边，希望以此阻止学生冲进院子。学生们在东交民巷西口已经吃够了闭门羹，憋了一肚子气，但 那是洋人的地盘，学生们也的确不想像李长泰说的“弄起国际交涉”。但曹家就不一样了，很快，几个身手敏捷的学生就想办法从门房的窗户钻了进去，然后打开了大门。学生们的目标是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但这些人遍找不见，便把曹家的古玩、花瓶、香水瓶叮叮当当地摔碎在地。院子里停着一辆黑色的汽车，汽车是房屋的变式，自然也成为人们破坏的对象。许多学生用拳头和旗杆砸向这个和学生向来没有关系的怪物。
　　实际上，在五四运动中被砸的汽车也并非是曹家这一辆。梁实秋就回忆过他当时所在的清华学校在街道上砸一辆汽车的经过。当然那并不是在5月4日而是此后的某一次游行，清华学校因为地处郊外，没有参加5月4日的游行；就在学生们游行的时候，“一辆汽车驶了过来，不知是谁喊了一声打，我们一涌而上，用旗杆打破了汽车玻璃。汽车狼狈而逃，我们不知道汽车里坐的是什么人，我们觉得坐汽车的人大概挨打不算冤枉。”(《五四运动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P122)清华学生“坐汽车的人大概挨打不算冤枉”的想法不无道理，因为按孙伏园的说法，当时北京“交通工具都是为个别人而设的，全城也许不到十辆汽车，不到一百辆马车，此外还有成百辆的骡车和成千辆的人力车。这些交通工具都没有给劳动人民享受的机会。”(《五四运动回忆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P253)在所有的交通工具中最简单的就是北京高师学生陈其樵五四下午乘坐的人力车，但能乘坐这种车的也不是一般大众。鲁迅是教育部的佥事，平常上下班的交通工具也不过是这种人力车。在学校里经常乘坐人力车的是教授。这样。坐汽车的人就只能是“达官贵人”如曹汝霖们或“特殊人物”如李长泰们。五四下午，学生们在摔碎曹宅无数器物和痛打穿西装因而肯定不是一般人的章宗祥后，有人就干脆放起了火。火光一起，警察总监吴炳湘立即驱车前往，学生们听见他的汽车喇叭声，就知道大概是什么人来了，于是纷纷撤退。但是要说那个年代坐汽车的都不是什么好人也并不准确，如北京大学的胡适和稍后进来的蒋梦麟代校长就都是用汽车代步的人，鲁迅的好友、北京女高师的校长许寿裳也是乘坐公家的汽车上下班。
　　曹宅上空蹿升的火苗和吴总监的汽车喇叭声提示学生活动结束了，他们三三两两地在薄暮中返回各自的学校，但是，也有零零散散的学生拉在了后面，其中的32个人被警察一一捉住送到了警察局。学生们被送到警察局的方式很带有侮辱性。许德珩回顾说，他那时和同是北大的易可嶷被捕后，被绑在拉猪的手推板车上送到了步军统领衙门，当时他们觉得有可能性命不保。易可嶷在板车上还说“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
　　由于北大蔡元培校长等人的艰苦努力，政府终于答应在7日放回被关在警察局的被捕学生。学生们回校的过程和方式却很是气派，许德珩回忆说：“我们是在5月7日上午11时许被释放的。北大全体学生都在汉花园红楼北面的广场上等候我们的归来。不知道从什么地方借来了三辆小汽车，我们就是分别坐着这三辆小汽车回来的。广场上放着五张方桌，我们被捕的北大同学约十二三人，都站在方桌上和同学们见面。”(《五四运动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P33)s月19日，北京学生又一次大规模罢课示威，到6月3日、4日、5日分别有100多人、400多人、900多人被关在北大三院，但是，上海开始罢工、罢市的消息传到北京，5日晚上北大三院外边的军警悄悄开始撤退。这一次，学生们出来的过程比5月7日还要气派。第二天，步军统领衙门和警察局的人来到北大三院向学生道歉，学生才肯出来，而那些被关在步军统领衙门和警察局的人就更牛了，预备好了鞭炮和汽车送他们出来，也还是不肯，逼着一个总务处长向学生作揖说：“各位先生已经成名了，赶快上车吧!”如今可以看见的一张学生们乘坐汽车回到学校的照片是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学生回校的情景，汽车上满载着学生，马路两边挤满了观看的人群，有几个人还站在远处的高土堆上瞭望，正是一幅凯旋而归的景象。同样是乘坐汽车，被捕学生的回校和那些以汽车为代步工具的人的乘坐显然有很大不同。这些学生以他们单纯的信念赢得了胜利和尊重，他们以高坐在汽车上的方式告知世人：爱国无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