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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前,我在一个县区的农业和宣传部门先后工作了整整十年时间,那时候经常下乡搞调研或采访,与乡镇干部的接触自然多一些,与他们中的一些慢慢成了朋友。当时这个群体被很多人称作“乡牛”,我以为也无所谓褒贬。转型期的中国社会,每天不知会发生多少大事小事,作为最基层的干部群体,有些事自然得他们去担当。也因此,称之为“牛”似乎并不过分。
《医药园》这篇小说,写了一个叫李唯的乡镇书记的升迁之路,以及此过程中他内心的矛盾,挣扎,无奈,不甘和渴求。李唯是个典型的“乡牛”,做乡长时有个绰号叫“李抗日”,有正义感、责任感,但在事关个人前途的升迁面前,他又面临着一种新的考验。有一次我和朋友聊天,说一个乡镇干部,从一般干事到书记的位子,至少要经过八九个岗位的变动才能修成正果,变动过程中十几年甚至二十几年就过去了,人,也到了离退年纪。但这都是没办法的事。这和我们的人才环境及干部体制有关。李唯内心的焦虑,也与年龄所迫有关,他渴望在换届时升为副县,为此,他想方设法引进“医药园”这个项目,甚至弄虚作假完成“税收”,以建立自己的政绩。其间的苦心经营,内心的焦灼和屈辱,官场的风险与不测,使他几近精神崩溃。但最终他也没有如愿以偿,而他费尽心机引来的项目,给乔家堡人带来的是严重的生态污染。
我在这篇小说的结尾写道:“他于是明白,就像无法摆脱那个已经补上但还追着他的窟窿一样,从此以后,这异味也将永远追着他与他的灵魂纠缠在一起了。”
我不知道写出了李唯的内心没有。
大约十年前,我尝试写过类似的一个乡干部,小说发表后拿给一个朋友看,他做过多年的乡镇书记,有这方面的体验。我想听听他的意见。他看了后笑了笑,说大作家啊,你写得太简单了。我就明白这东西肯定写砸了。他说的“简单”,我想不是指故事的简单,是说我把人物简单化了,没有深入进去。我们现在看到的一些官场小说,多是这种扁平化的人物,故事不能说不热闹,人物却很简单。小说里的人立不起来,走了大样儿。在千变万化、纷繁复杂的现实面前,我以为小说家的一个不变的任务是,写心,最大限度地写出他们情绪的复杂和内心的隐密。
《决策》杂志的编辑约我写个创作谈,我不由得想到了那些“乡牛”朋友,他们的坎坷仕途,挣扎和沉浮。我希望随着干部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他们的内心能够得到一些抚慰,他们的路也更宽敞一些。我也感谢这本面向公务员群体的杂志的转载,因为一个文本写出来后,如果能得到所写的这个群体的批评,或共鸣,无论如何都是作者的幸运。
《医药园》这篇小说,写了一个叫李唯的乡镇书记的升迁之路,以及此过程中他内心的矛盾,挣扎,无奈,不甘和渴求。李唯是个典型的“乡牛”,做乡长时有个绰号叫“李抗日”,有正义感、责任感,但在事关个人前途的升迁面前,他又面临着一种新的考验。有一次我和朋友聊天,说一个乡镇干部,从一般干事到书记的位子,至少要经过八九个岗位的变动才能修成正果,变动过程中十几年甚至二十几年就过去了,人,也到了离退年纪。但这都是没办法的事。这和我们的人才环境及干部体制有关。李唯内心的焦虑,也与年龄所迫有关,他渴望在换届时升为副县,为此,他想方设法引进“医药园”这个项目,甚至弄虚作假完成“税收”,以建立自己的政绩。其间的苦心经营,内心的焦灼和屈辱,官场的风险与不测,使他几近精神崩溃。但最终他也没有如愿以偿,而他费尽心机引来的项目,给乔家堡人带来的是严重的生态污染。
我在这篇小说的结尾写道:“他于是明白,就像无法摆脱那个已经补上但还追着他的窟窿一样,从此以后,这异味也将永远追着他与他的灵魂纠缠在一起了。”
我不知道写出了李唯的内心没有。
大约十年前,我尝试写过类似的一个乡干部,小说发表后拿给一个朋友看,他做过多年的乡镇书记,有这方面的体验。我想听听他的意见。他看了后笑了笑,说大作家啊,你写得太简单了。我就明白这东西肯定写砸了。他说的“简单”,我想不是指故事的简单,是说我把人物简单化了,没有深入进去。我们现在看到的一些官场小说,多是这种扁平化的人物,故事不能说不热闹,人物却很简单。小说里的人立不起来,走了大样儿。在千变万化、纷繁复杂的现实面前,我以为小说家的一个不变的任务是,写心,最大限度地写出他们情绪的复杂和内心的隐密。
《决策》杂志的编辑约我写个创作谈,我不由得想到了那些“乡牛”朋友,他们的坎坷仕途,挣扎和沉浮。我希望随着干部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他们的内心能够得到一些抚慰,他们的路也更宽敞一些。我也感谢这本面向公务员群体的杂志的转载,因为一个文本写出来后,如果能得到所写的这个群体的批评,或共鸣,无论如何都是作者的幸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