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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全球贸易体系的讨论在美国从来就不是个热门话题。公众从未对世界贸易组织（WTO）或是如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和跨太平洋伙伴关系（TPP）这类区域性贸易协定表示强烈支持，而反对的声音虽然广泛存在，却也是分散各处，难以拧成一股劲。
但如今不同的是国际贸易已经成了政治辩论的核心话题。美国总统候选人伯尼·桑德斯和唐纳德·特朗普同时将反对贸易协定作为自身竞选活动的一个重要支柱。而从其他候选人的宣传口径看来，在当前的政治气候下鼓吹全球化简直就是选举自杀。
关于贸易的民粹主义言论可能相当出格，但也没什么人能否认底层民众确实受了委屈。全球化并没有让所有人的生活得到改善。许多工薪家庭都在其他国家的低成本进口商品的冲击下一蹶不振。而大赢家一直是金融家以及那些因市场不断扩大而得益的专业人才。虽然全球化从来都不是推动发达经济体内部不平等的唯一（或是最重要）力量，却一直在为此助力。
而令贸易在政治上显得尤为突兀的原因是它往往会以一种与其他的主要推动因素—比如科学技术—不同的方式激发人们对不平等现象的观感。当一个人因为竞争对手实现创新并引进更好的产品而失去工作，这没什么好抱怨的。但人们会这么想：如果对手通过将工作外包给一些国外企业，放任他们做一些在本国触犯法律的事—比如禁止工人组织起来集体谈判—而导致我失业，那我可能就有话要说了。
桑德斯大力呼吁重新修订各项贸易条约以便更好地维护美国劳动人民的利益。但这样的论点立即激起了一片反对之声，因为贸易协定的任何停滞或逆转都将损害世界上最贫穷的人群，因为这些人失去了利用出口导向型增长来摆脱贫困的希望。正如较受欢迎且一贯理智的Vox.com新闻网头条所言：“对于其他国家的穷人来说，没有什么比伯尼·桑德斯的言论更可怕了”。
但发达国家中对社会和公平问题更敏感的贸易规则其实并非天然就会与贫穷国家的经济增长发生冲突。全球化的鼓吹者们把这个议题套进了一个死框架，仿佛人们只能在现有贸易安排和全球贫困现象的持续存在之间做出非此即彼的选择，并最终对全球化议程产生了反作用。这些进步主义者们多此一举地强迫自己做出一个不愿接受的抉择。
首先，关于贸易如何惠及发展中经济体的标准叙事忽略了过往经验中的一个关键点。即那些设法利用全球化达成增长的国家（如越南等）会采用一些混合策略，一方面鼓励出口，另一方面又实施各类违反现行贸易规则的政策。像补贴、国内制造比例，投资管制以及经常设置的进口壁垒等政策，对于其国内新的更高附加值工业的建立是相当关键的。而那些只能依靠自由贸易的国家（立刻浮现在脑海的是墨西哥）已经陷入了困境。
这就是为什么收紧规则的贸易协定，实际上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其实是有好处的—比如对其国内工业的发展。如果中国在1980年代～1990年代期间受到WTO式规则限制的话就无法实现其非常成功的工业化战略。而在TPP框架下，越南得到了关于持续进入美国市场（美方现有障碍已然相当低）的一些保证，而作为回报，该国必须服从针对补贴，专利规则和投资规则的限制条件。
其次，没有什么历史记录表明，贫穷国家只有在先进经济体采取极低或者无壁垒的情况下才能从全球化中受益。事实上，有史以来最成功的出口导向型增长经验—来自日本，韩国，中国台湾—都是在美国和欧洲设置的进口关税处于中等水平时发生的，而且那时的关税比现在要高。
因此对于那些既担心富国不平等又忧虑世界其他地区贫穷的进步主义者来说，好消息是全球化确实是有可能兼顾这两个方面的。但要做到这一点，我们必须用某些较为剧烈的方式来改变达成贸易协定的手段。
世界贸易体系目前由一种特别重商主义的逻辑所驱动：你降低壁垒，然后我也降低壁垒来作为回报。这种方式在促进贸易增长方面已经取得显著的成功，但它几乎没有经济上的正当性。现在世界经济已经非常开放，“市场准入交换”导致的问题可比它解决的要多。
因此是时候拥抱不同的逻辑，引入“政策空间交换”，即穷国和富国都需要开拓出更大的空间以追求各自的目标。前者需要调整经济结构，推动新兴产业，而后者必须解决在国内的不平等和分配正义问题。这需要对高速运转的全球化车轮设置一点阻碍。
对此重新构建体制运作最好的办法就是重写多边规则。例如WTO的“保障”条款可能会被扩大，以允许在进口产品与国内社会规范爆发明确冲突的情况下实施贸易限制（但必须遵从相关程序原则）—具体细节会在我的《全球化悖论》一书中陈述。同样，贸易协定可以被纳入“发展盒子（development box）”中并提供给贫穷国家，让它们获得追求经济多元化的自主性。
进步主义不应该采纳一个将全球贫困人口和富国中下阶层的利益对立起来的，虚假而适得其反的叙述思路。只要有足够的制度想象力，全球贸易制度可以进行改革，并令双方共同得益。
本文由Project Syndicate授权《南风窗》独家刊发中文版。作者是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国际政治经济学教授，著有《经济学统治：这门枯燥学科的对与错》一书。
但如今不同的是国际贸易已经成了政治辩论的核心话题。美国总统候选人伯尼·桑德斯和唐纳德·特朗普同时将反对贸易协定作为自身竞选活动的一个重要支柱。而从其他候选人的宣传口径看来，在当前的政治气候下鼓吹全球化简直就是选举自杀。
关于贸易的民粹主义言论可能相当出格，但也没什么人能否认底层民众确实受了委屈。全球化并没有让所有人的生活得到改善。许多工薪家庭都在其他国家的低成本进口商品的冲击下一蹶不振。而大赢家一直是金融家以及那些因市场不断扩大而得益的专业人才。虽然全球化从来都不是推动发达经济体内部不平等的唯一（或是最重要）力量，却一直在为此助力。
而令贸易在政治上显得尤为突兀的原因是它往往会以一种与其他的主要推动因素—比如科学技术—不同的方式激发人们对不平等现象的观感。当一个人因为竞争对手实现创新并引进更好的产品而失去工作，这没什么好抱怨的。但人们会这么想：如果对手通过将工作外包给一些国外企业，放任他们做一些在本国触犯法律的事—比如禁止工人组织起来集体谈判—而导致我失业，那我可能就有话要说了。
桑德斯大力呼吁重新修订各项贸易条约以便更好地维护美国劳动人民的利益。但这样的论点立即激起了一片反对之声，因为贸易协定的任何停滞或逆转都将损害世界上最贫穷的人群，因为这些人失去了利用出口导向型增长来摆脱贫困的希望。正如较受欢迎且一贯理智的Vox.com新闻网头条所言：“对于其他国家的穷人来说，没有什么比伯尼·桑德斯的言论更可怕了”。
但发达国家中对社会和公平问题更敏感的贸易规则其实并非天然就会与贫穷国家的经济增长发生冲突。全球化的鼓吹者们把这个议题套进了一个死框架，仿佛人们只能在现有贸易安排和全球贫困现象的持续存在之间做出非此即彼的选择，并最终对全球化议程产生了反作用。这些进步主义者们多此一举地强迫自己做出一个不愿接受的抉择。
首先，关于贸易如何惠及发展中经济体的标准叙事忽略了过往经验中的一个关键点。即那些设法利用全球化达成增长的国家（如越南等）会采用一些混合策略，一方面鼓励出口，另一方面又实施各类违反现行贸易规则的政策。像补贴、国内制造比例，投资管制以及经常设置的进口壁垒等政策，对于其国内新的更高附加值工业的建立是相当关键的。而那些只能依靠自由贸易的国家（立刻浮现在脑海的是墨西哥）已经陷入了困境。
这就是为什么收紧规则的贸易协定，实际上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其实是有好处的—比如对其国内工业的发展。如果中国在1980年代～1990年代期间受到WTO式规则限制的话就无法实现其非常成功的工业化战略。而在TPP框架下，越南得到了关于持续进入美国市场（美方现有障碍已然相当低）的一些保证，而作为回报，该国必须服从针对补贴，专利规则和投资规则的限制条件。
其次，没有什么历史记录表明，贫穷国家只有在先进经济体采取极低或者无壁垒的情况下才能从全球化中受益。事实上，有史以来最成功的出口导向型增长经验—来自日本，韩国，中国台湾—都是在美国和欧洲设置的进口关税处于中等水平时发生的，而且那时的关税比现在要高。
因此对于那些既担心富国不平等又忧虑世界其他地区贫穷的进步主义者来说，好消息是全球化确实是有可能兼顾这两个方面的。但要做到这一点，我们必须用某些较为剧烈的方式来改变达成贸易协定的手段。
世界贸易体系目前由一种特别重商主义的逻辑所驱动：你降低壁垒，然后我也降低壁垒来作为回报。这种方式在促进贸易增长方面已经取得显著的成功，但它几乎没有经济上的正当性。现在世界经济已经非常开放，“市场准入交换”导致的问题可比它解决的要多。
因此是时候拥抱不同的逻辑，引入“政策空间交换”，即穷国和富国都需要开拓出更大的空间以追求各自的目标。前者需要调整经济结构，推动新兴产业，而后者必须解决在国内的不平等和分配正义问题。这需要对高速运转的全球化车轮设置一点阻碍。
对此重新构建体制运作最好的办法就是重写多边规则。例如WTO的“保障”条款可能会被扩大，以允许在进口产品与国内社会规范爆发明确冲突的情况下实施贸易限制（但必须遵从相关程序原则）—具体细节会在我的《全球化悖论》一书中陈述。同样，贸易协定可以被纳入“发展盒子（development box）”中并提供给贫穷国家，让它们获得追求经济多元化的自主性。
进步主义不应该采纳一个将全球贫困人口和富国中下阶层的利益对立起来的，虚假而适得其反的叙述思路。只要有足够的制度想象力，全球贸易制度可以进行改革，并令双方共同得益。
本文由Project Syndicate授权《南风窗》独家刊发中文版。作者是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国际政治经济学教授，著有《经济学统治：这门枯燥学科的对与错》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