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近年来，高校群体性突发事件日益成为理论界与实务界关注的焦点。而高校所独有的性质、任务及其所面对的特殊群体，又决定了其在事件的发生上具有若干独特的个性。在诸种应对措施中，高校信息沟通机制的建构不仅具有应然层面的社会价值，更具有实然意义上的可行性。因此，应当在组织系统、信息数量、利益表达以及时间把握等方面构建一个多维度的信息沟通系统，从而提升高校群体性突发事件应对的有效性。
[关键词]高校；群体突发事件；信息沟通机制
[中图分类号]G64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08)010-0020-03
突发事件乃社会之异态，且其对基本秩序稳定的影响较大。因此，无论在东方或是西方，此一问题均为理论界与实务界关注的焦点。在理论界，从社会学的公众参与、社会冲突理论，心理学的认知失调、个体危机干预研究，到经济学的风险评估，法学的公私权利边界以及管理学的4R理论等等，诸种研究成果以充犊喻之，毫不为过。实务界的成果。则主要体现为法律规范体系的构建。至2007年10月，我国制定的涉及突发事件应对的法律已达35件、行政法规37件，有关文件111件，初步建立了自然灾害、事故灾害、公共卫生事件和社会安全事件的突发事件应急预案体系。突发事件干预机制的重要地位可见一斑。此外，突发事件天然具有难以预见性和多变性，此则注定了诸如如何增进干预机制的针对性、及时性与有效性等问题是一个随情事变更而日久弥新的话题，而各方在相应解决进路上的研究亦从未止步。
一、高校群体性突发事件的界定
突发事件是指突然发生，造成或者可能造成严重社会危害，需要采取应急处置措施予以应对的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和社会安全事件。其具有发展趋势的危机性、应对时间的有限性、危机后果的不确定性以及当事人心理状态的失衡性等特征。其中，群体性突发事件又因其集中行为所涉人数多、社会危害程度、影响范围大，而成为焦点中的焦点。
近年来，高校群体性突发事件频频见诸报端，已成为社会中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其中以社会安全事件最为典型。从1999年北约轰炸我驻南联盟大使馆，到2001年中美南海撞机事件中大学生的游行；从2003年西北大学抗议日本师生公开侮华的事件，到2005年上海等地反对日本“入常”的游行以及2008年抵制“家乐福”事件等等，高校及其大学生均成为群体性突发事件中不可忽视的主体。同时，自然灾害事件、事故灾害以及公共卫生事件等，也是引发高校群体性突发事件的重要因素。如2003年非典疫情中的强制性隔离、2008年春节雪灾中的部分学生的被迫滞留学校，5·12大地震中灾区高校学生的安置与秩序维护等等，都是对高校应对能力与应对机制的考验。高校是社会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社会培养和造就高级专门人才、推进科学研究进步、促进社会文化发展的基地。对于高校群体性突发事件的处置是否得当，不仅关系正常的教学管理秩序，更影响到我国经济秩序的长远发展。而高校所独有的性质、任务及其所面对的特殊群体，则决定了其在群体性突发事件上具有若干独特的个性。具体言之：
1 高校人员相对集中，环境较为单一，易形成群体性事件。相对于社会各类人员相对分散的特点而言，以培养人才为主要任务的高校，具有人员相对集中，环境较为单一的特点。经过近10年的扩招，拥有上万人口的校区已十分普遍；而在此环境中，广大学生虽有专业分别，却几乎处于同一学习生活状态。在此条件下，若某种思想能够取得大学生心理的认同(无论是正面还是负面)，则极易迅速传播而引发一定规模的群体性事件。
2 高校扩招与自身消化能力间的矛盾，易造成心态失衡的隐患。自1999年扩招至今，我国高校的招生人数已从1998年的108万跃至2008年的599万，进入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这一方面带来了全民素质的提高，为社会培养了大量高级人才；另一方面也造成高校设备、教室等硬件设施的不足，导致专任教师相对学生的比例严重不足，教学质量相对下降，并间接引致了学生管理难度加大，学生就业难等问题。而这些矛盾很容易导致大学生心理的失衡，成为诱发群体性突发事件的隐患。
3 转型期高校学生的思想活跃、开放，易产生极端观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都处于转型时期，东西文化交融、古今思想碰撞，促成了价值观念的多元化。高校作为知识传播、发展与创造的重要场所，以学术自由、百家争鸣为旨归，思想的活跃、开放亦是其生命之所在。然而问题在于，多元的价值常与某些极端的观点相伴。因而在群体性突发事件干预机制的建构上，探究以适当的方式对各种思想予以及时有效地引导，防止和克服极端观点的产生，则是高校之任务所在。
4 大学生在心理上正处于“三动”时期，易冲动走极端。大学生在生理、心理上正处于容易冲动、容易互动、容易盲动(即“三动”)的时期。他们一方面拥有强烈的爱国热情、高尚的道德情感与远大的理想，另一方面又缺乏用理智控制情绪的能力，敏感而冲动的情感常常一触即发；他们一方面拥有较大的信息量和较为扎实的知识功底，另一方面却因涉世尚浅、阅历不足，而未形成对形势进行客观分析判断的能力，容易走极端。在突发性事件中，加上可供深思的时间极为有限，这种特点则表现得更为明显。
二、信息、信任与高校群体性突发事件的应对
高校群体性突发事件的应对是一项系统工程，从事前的预防、应急准备与监测，到事中的应急处置机制以及事后的恢复与重建机制，需要学校各级各类部门的统一领导、综合协调、分类管理与分级负责。对此，《教育部教育系统突发公共事件应急预案》以及各地方的法律法规均已予以明确地规定。而在整个体制的运行过程中，如何提高问题应对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如何使诸种应对措施获致合法性和学生支持的力量，如何将大学生从突发事件中的被动管理者角色引向理性判断的主体，信息沟通机制的建构则是关键一环。
信息是指事物存在和变化的情况，是对客观世界中各种事物的状态和特征的反映。在高校群体性事件中，信息沟通机制的建构不仅具有应然层面的社会价值，更具有实然意义上的可行性。
1 信息沟通是高校在突发事件中遏制流言、获致充分信任的重要条件。在《牛津英语辞典》中，“信任”意指“对某人或某物之品质或属性，或对某一陈述之真实性，持有信心或依赖的态度。”而对于此种态度的获致，英国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曾言：“寻求信任的首要条件不是缺乏权力，而是缺乏完整的信息。”足可见得信息对于信任的重要意义。
在面对自然灾害、社会安全等高校突发性事件时，一方面大学生普遍存在焦虑与恐慌的心理，此时对危险存在的无知往往比面对突发事件时的无力之感，对大学生的影响更甚；另一方面，信息在产生、发送、传递与接收的过程中，不可 避免地存在不充分、不对称以及不准确等状态，而此种状态恰为流言滋生之所。若高校无法与学生进行及时有效的信息沟通，则可能导致各种非正式渠道的信息快速蔓延，这些具有失真性、放大性的信息会进一步使学生加剧不必要的心理恐慌和对学校、社会的不信任。对此，奥尔伯特与波斯特曼在《流言的心理学》中研究指出，流言的强度和流布量(R)受所涉主题的重要程度(I)与信息暧昧度(A)两种因素的影响，即R=I×A。换言之，不管多么重要的危机主题，只要暧昧度为零，即信息及时透明，流言就不会生起。因此，建立良好的信息沟通机制是高校在突发性事件中遏制流言、获致充分信任的重要条件。
2 信息沟通对群体意识具有极大的影响作用。群体中的个人通常“受着无意识动机的支配”，“孤立的他可能是个有教养的人，但在群体中他却变成了野蛮人。……他表现得身不由己，残暴而狂热，也表现出原始人的热情和英雄主义，……而组成群体的人在孤立存在时，这些言辞和形象根本不会产生任何影响。”个人所表现出的从众心理，经过无数事实的证明，已渐成为世人的共识。
大学生不仅是以理性与学术为业的个体，更是高校这个紧密群体中的部分，亦难脱上述一般人的特性。加之突发事件的发生通常较为紧促，个体理性的深思熟虑往往因缺乏足够的时间，而在尚未形成之前便败于群体的感性冲动之下。而进一步透过某些事件中的激进行为则不难发现，正处于“三动”时期的青年大学生常常将这些偏激的意识或行为等同于执行崇高的社会正义，对偏激行为本身的道德判断已经被另一种意识的狂热所冲淡，群体的“人多势众”则进一步强化了其对此偏激意识的坚持。在事件的发生和发展过程中，这种偏激的意识往往一经形成，便很难改变或者代价较高了。从这个意义上说，信息沟通机制的建构不仅能够通过信息的输入，及时了解大学生在突发事件中的思想动态，提高突发事件处理的针对性，更能经过信息的输出，引领群体意识保持正确的方向，并最终使大学生学会客观地分析、判断和处理外部各种情势。
3 信息沟通是对大学生知情权的保护与规范。知情权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知情权泛指公众的知悉、获取信息的自由和权利，它是公众对于与自己有关的事务(如自己的档案材料)或者有兴趣的事务(如社会新闻)以及公共事务接近和了解的权利。狭义的知情权仅指公众知悉、获取政府信息的权利。高校作为经国家授权的公共组织，有教育和管理学生的权力，亦有维护大学生知情权的义务。
其一，大学生是高校之中的主要群体，当突发性事件发生时，对于关系国家、社会利益和自身基本权益的情况，拥有知悉的权利。及时、真实、透明的信息发布或反馈，是对大学生基本权利的尊重和保护；其二，大学生正处于身心发展的转型时期，普遍关注社会中的各种问题，对接受外界新鲜事物有着较强的主动性，具有强烈的投身于社会变革的愿望，因此，对大学生知情权的保护亦是对其强烈求知欲望的满足；其三，大学生的知情权不仅需要保护，更需要规范。高校在突发性事件中，通过各种官方信息的发布，使广大学生既知道有此知情之权，更明晰权利行使的界限为何，明晰如何对信息进行正确地筛选、分析、判断。而这些都是高校在全面育人的过程中应当予以培养并着力引导的。
4 高校具有建构有效的信息沟通机制的客观条件。其一，大学生是理性的个体，但此种理性却是有限的，而个体有限理性的特质则意味着“任何单一主体都存在着信息不完备的缺憾。”相对而言，“一个组织之所以能够出现并得以维系，并非它集结了一群存在着某种天然联系的人，而是依赖一套相关的制度体系。”由此，在一整套制度体系的规制下，高校无论是人力、物力资源，还是在技术与信息渠道的运用方面，都有获取全面、真实之信息的组织优势，能够有效地降低信息成本；其二，高校所拥有的强制权力，能够有效获取群体性突发事件中的某些关键性信息，而这些信息往往在个体是难以获取的；其三，高校作为大学生的教育者和知识的主要传播者，其所提供的信息在公信力上具有天然的优势，因此，只需承担较轻的自我证实责任、投入较低的自我证实的成本，便能够达到较好的行为效果；其四，相对于群体性突发事件所造成的影响及事件发生后的补救成本而言，高校建立一套信息沟通的机制，无论是事前的预防工作，事中的应急处理工作、还是事后的恢复工作，都是一项投入较少、而收益较高的工作。
三、高校群体性突发应对信息沟通机制建构
根据系统论的观点，所谓机制，是指系统内各子系统、各要素之间相互作用、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形式和运用原理以及内在的、本质的工作方式。在高校群体性突发事件中，信息沟通机制的建构亦是多个维度构成的系统。
1 信息沟通的组织维度。群体性突发事件的信息沟通机制是一个由信息的输送者与接收者共同构成的开放系统。其中，高校作为信息的接收者，处于中心地位，由应急主管机构或主要负责人处理从内部和外部环境中传人的信息，经吸收、筛选、整理之后转换为输出，并即时接受新的信息反馈。而信息沟通机制的组织系统又分为内部信息沟通与外部信息沟通。
其一，信息的内部沟通机制，在突发事件来临之时，高校的应急主管机构在采取紧急应对措施之后，应当及时对相关信息进行整理、分类、分级。一方面，通过信息的沟通，与校内其他部门组成联动的合力；另一方面，通过校方的正式宣布以及利用校园网、校广播台、专门咨询电话等方式，及时向学生通报事实基本情况与主要进展，以充足透明的信息最大限度地消除师生的恐慌心理，调动广大学生应对突发事件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此外，群体性突发事件与个体事件不同，其事件形成发生的时间虽然较短，但依然有一个发展的过程。因此，信息的内部沟通机制除体现于应急处理之中，亦应加强与学生的常规信息沟通，设置专门或兼职的信息报告源，建立健全基础信息数据库，以防患于未然。
其二，信息的外部沟通机制。高校作为一个学术教育组织，在遇到群体性突发性事件之时，虽然有一定的管理权力，但无论在人力、物力资源，还是强制权力上，都可能不足以应对。因此，在遇到重大或者特别重大的群体性事件时，高校还应加强与包括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卫生防疫部门、公安安全部门等在内的地方政府主管部门的沟通，以形成强有力的资源保障体系，及时遏制事态的蔓延，最大限度的保护师生的人身财产安全。此外，高校亦可通过建立新闻发言人制度，及时通过新闻媒体等方式，取得与社会的信息沟通，寻求理解和支持。
2 信息沟通的数量维度。信息沟通在内容上，涵盖事前的预防预警信息、事中的应急响应信息以及事后的调查总结等等。对此，《教育部教育系统突发公共事件应急预案》以及各地方的法律法规已经有了较为明确的规定。然而，沟通信息内容在数量和质量上应当如何把握，方能达致突发事件应对的预期效果，则需进一步探讨。
在群体性突发事件中，高校的信息占有量大，质量相对较高，在沟通体系中处优势地位。然而，高校信息沟通的数量与沟通效果并非呈正比例关系。诚然，信息沟通的不足，会影响当事者的正确判断，而信息过量同样对沟通会产生消极效果。一方面，大学生心理尚未发展成熟，对社会事物多数较为敏感，信息量若超过其心理承受能力反而会增加焦虑的心理；另一方面，信息的多次重复亦会造成“预警疲劳”，使当事大学生的危机防范意识降低。因此，在群体性突发事件中，高校信息沟通的内容应当在数量控制与质量提升上下功夫。
3 信息沟通的利益价值维度。信息沟通应当体现大学生的利益表达。一方面，信息沟通是一个无限循环的过程，并非仅凭高校单方的给予便能完成，大学生主观上是否愿意接受或者客观上能否准确地接收，对于信息沟通的循环具有同样重要的意义；另一方面，大学生正处于高度关注自我意识的发展阶段，而现实中对自我价值的关注与短时间内难以实现的矛盾，往往也成为大学生参加群体性突发事件的重要动因。因此，高校在应对群体性突发事件时，必须着力关注大学生的利益与价值，以此作为出信息沟通的出发点之一进行积极地引导，从而取得青年学生在心理上对学校的理解和认同。
此外，在沟通的方式方法上，时机的选择也是影响机制运行效果的重要因素。诚如法国著名社会心理学家勒庞所言，“最初的提示，通过相互传染的过程，会很快进入群体中所有人的头脑，群体感情的一致倾向会立刻变成一个既成事实。”因此，相对于在不利信息满天飞的时候再被动辟谣，第一时间夺取话语的主动权无论在效果上还是收益上都是较高的。在处理群体性突发事件时，高校必须争取舆论的主动权，争取最快、最新的信息由学校发布，做到对突发事件的早发现、早报告、早控制、早解决。
高校信息沟通机制的建构不仅具有应然层面的社会价值，更具有实然意义上的可行性。因此，应当在组织系统、信息数量、利益表达以及时间把握等方面构建一个多维度的信息沟通系统，从而提升高校群体性突发事件应对的有效性。
责任编辑 崔颖
[关键词]高校；群体突发事件；信息沟通机制
[中图分类号]G64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08)010-0020-03
突发事件乃社会之异态，且其对基本秩序稳定的影响较大。因此，无论在东方或是西方，此一问题均为理论界与实务界关注的焦点。在理论界，从社会学的公众参与、社会冲突理论，心理学的认知失调、个体危机干预研究，到经济学的风险评估，法学的公私权利边界以及管理学的4R理论等等，诸种研究成果以充犊喻之，毫不为过。实务界的成果。则主要体现为法律规范体系的构建。至2007年10月，我国制定的涉及突发事件应对的法律已达35件、行政法规37件，有关文件111件，初步建立了自然灾害、事故灾害、公共卫生事件和社会安全事件的突发事件应急预案体系。突发事件干预机制的重要地位可见一斑。此外，突发事件天然具有难以预见性和多变性，此则注定了诸如如何增进干预机制的针对性、及时性与有效性等问题是一个随情事变更而日久弥新的话题，而各方在相应解决进路上的研究亦从未止步。
一、高校群体性突发事件的界定
突发事件是指突然发生，造成或者可能造成严重社会危害，需要采取应急处置措施予以应对的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和社会安全事件。其具有发展趋势的危机性、应对时间的有限性、危机后果的不确定性以及当事人心理状态的失衡性等特征。其中，群体性突发事件又因其集中行为所涉人数多、社会危害程度、影响范围大，而成为焦点中的焦点。
近年来，高校群体性突发事件频频见诸报端，已成为社会中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其中以社会安全事件最为典型。从1999年北约轰炸我驻南联盟大使馆，到2001年中美南海撞机事件中大学生的游行；从2003年西北大学抗议日本师生公开侮华的事件，到2005年上海等地反对日本“入常”的游行以及2008年抵制“家乐福”事件等等，高校及其大学生均成为群体性突发事件中不可忽视的主体。同时，自然灾害事件、事故灾害以及公共卫生事件等，也是引发高校群体性突发事件的重要因素。如2003年非典疫情中的强制性隔离、2008年春节雪灾中的部分学生的被迫滞留学校，5·12大地震中灾区高校学生的安置与秩序维护等等，都是对高校应对能力与应对机制的考验。高校是社会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社会培养和造就高级专门人才、推进科学研究进步、促进社会文化发展的基地。对于高校群体性突发事件的处置是否得当，不仅关系正常的教学管理秩序，更影响到我国经济秩序的长远发展。而高校所独有的性质、任务及其所面对的特殊群体，则决定了其在群体性突发事件上具有若干独特的个性。具体言之：
1 高校人员相对集中，环境较为单一，易形成群体性事件。相对于社会各类人员相对分散的特点而言，以培养人才为主要任务的高校，具有人员相对集中，环境较为单一的特点。经过近10年的扩招，拥有上万人口的校区已十分普遍；而在此环境中，广大学生虽有专业分别，却几乎处于同一学习生活状态。在此条件下，若某种思想能够取得大学生心理的认同(无论是正面还是负面)，则极易迅速传播而引发一定规模的群体性事件。
2 高校扩招与自身消化能力间的矛盾，易造成心态失衡的隐患。自1999年扩招至今，我国高校的招生人数已从1998年的108万跃至2008年的599万，进入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这一方面带来了全民素质的提高，为社会培养了大量高级人才；另一方面也造成高校设备、教室等硬件设施的不足，导致专任教师相对学生的比例严重不足，教学质量相对下降，并间接引致了学生管理难度加大，学生就业难等问题。而这些矛盾很容易导致大学生心理的失衡，成为诱发群体性突发事件的隐患。
3 转型期高校学生的思想活跃、开放，易产生极端观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都处于转型时期，东西文化交融、古今思想碰撞，促成了价值观念的多元化。高校作为知识传播、发展与创造的重要场所，以学术自由、百家争鸣为旨归，思想的活跃、开放亦是其生命之所在。然而问题在于，多元的价值常与某些极端的观点相伴。因而在群体性突发事件干预机制的建构上，探究以适当的方式对各种思想予以及时有效地引导，防止和克服极端观点的产生，则是高校之任务所在。
4 大学生在心理上正处于“三动”时期，易冲动走极端。大学生在生理、心理上正处于容易冲动、容易互动、容易盲动(即“三动”)的时期。他们一方面拥有强烈的爱国热情、高尚的道德情感与远大的理想，另一方面又缺乏用理智控制情绪的能力，敏感而冲动的情感常常一触即发；他们一方面拥有较大的信息量和较为扎实的知识功底，另一方面却因涉世尚浅、阅历不足，而未形成对形势进行客观分析判断的能力，容易走极端。在突发性事件中，加上可供深思的时间极为有限，这种特点则表现得更为明显。
二、信息、信任与高校群体性突发事件的应对
高校群体性突发事件的应对是一项系统工程，从事前的预防、应急准备与监测，到事中的应急处置机制以及事后的恢复与重建机制，需要学校各级各类部门的统一领导、综合协调、分类管理与分级负责。对此，《教育部教育系统突发公共事件应急预案》以及各地方的法律法规均已予以明确地规定。而在整个体制的运行过程中，如何提高问题应对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如何使诸种应对措施获致合法性和学生支持的力量，如何将大学生从突发事件中的被动管理者角色引向理性判断的主体，信息沟通机制的建构则是关键一环。
信息是指事物存在和变化的情况，是对客观世界中各种事物的状态和特征的反映。在高校群体性事件中，信息沟通机制的建构不仅具有应然层面的社会价值，更具有实然意义上的可行性。
1 信息沟通是高校在突发事件中遏制流言、获致充分信任的重要条件。在《牛津英语辞典》中，“信任”意指“对某人或某物之品质或属性，或对某一陈述之真实性，持有信心或依赖的态度。”而对于此种态度的获致，英国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曾言：“寻求信任的首要条件不是缺乏权力，而是缺乏完整的信息。”足可见得信息对于信任的重要意义。
在面对自然灾害、社会安全等高校突发性事件时，一方面大学生普遍存在焦虑与恐慌的心理，此时对危险存在的无知往往比面对突发事件时的无力之感，对大学生的影响更甚；另一方面，信息在产生、发送、传递与接收的过程中，不可 避免地存在不充分、不对称以及不准确等状态，而此种状态恰为流言滋生之所。若高校无法与学生进行及时有效的信息沟通，则可能导致各种非正式渠道的信息快速蔓延，这些具有失真性、放大性的信息会进一步使学生加剧不必要的心理恐慌和对学校、社会的不信任。对此，奥尔伯特与波斯特曼在《流言的心理学》中研究指出，流言的强度和流布量(R)受所涉主题的重要程度(I)与信息暧昧度(A)两种因素的影响，即R=I×A。换言之，不管多么重要的危机主题，只要暧昧度为零，即信息及时透明，流言就不会生起。因此，建立良好的信息沟通机制是高校在突发性事件中遏制流言、获致充分信任的重要条件。
2 信息沟通对群体意识具有极大的影响作用。群体中的个人通常“受着无意识动机的支配”，“孤立的他可能是个有教养的人，但在群体中他却变成了野蛮人。……他表现得身不由己，残暴而狂热，也表现出原始人的热情和英雄主义，……而组成群体的人在孤立存在时，这些言辞和形象根本不会产生任何影响。”个人所表现出的从众心理，经过无数事实的证明，已渐成为世人的共识。
大学生不仅是以理性与学术为业的个体，更是高校这个紧密群体中的部分，亦难脱上述一般人的特性。加之突发事件的发生通常较为紧促，个体理性的深思熟虑往往因缺乏足够的时间，而在尚未形成之前便败于群体的感性冲动之下。而进一步透过某些事件中的激进行为则不难发现，正处于“三动”时期的青年大学生常常将这些偏激的意识或行为等同于执行崇高的社会正义，对偏激行为本身的道德判断已经被另一种意识的狂热所冲淡，群体的“人多势众”则进一步强化了其对此偏激意识的坚持。在事件的发生和发展过程中，这种偏激的意识往往一经形成，便很难改变或者代价较高了。从这个意义上说，信息沟通机制的建构不仅能够通过信息的输入，及时了解大学生在突发事件中的思想动态，提高突发事件处理的针对性，更能经过信息的输出，引领群体意识保持正确的方向，并最终使大学生学会客观地分析、判断和处理外部各种情势。
3 信息沟通是对大学生知情权的保护与规范。知情权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知情权泛指公众的知悉、获取信息的自由和权利，它是公众对于与自己有关的事务(如自己的档案材料)或者有兴趣的事务(如社会新闻)以及公共事务接近和了解的权利。狭义的知情权仅指公众知悉、获取政府信息的权利。高校作为经国家授权的公共组织，有教育和管理学生的权力，亦有维护大学生知情权的义务。
其一，大学生是高校之中的主要群体，当突发性事件发生时，对于关系国家、社会利益和自身基本权益的情况，拥有知悉的权利。及时、真实、透明的信息发布或反馈，是对大学生基本权利的尊重和保护；其二，大学生正处于身心发展的转型时期，普遍关注社会中的各种问题，对接受外界新鲜事物有着较强的主动性，具有强烈的投身于社会变革的愿望，因此，对大学生知情权的保护亦是对其强烈求知欲望的满足；其三，大学生的知情权不仅需要保护，更需要规范。高校在突发性事件中，通过各种官方信息的发布，使广大学生既知道有此知情之权，更明晰权利行使的界限为何，明晰如何对信息进行正确地筛选、分析、判断。而这些都是高校在全面育人的过程中应当予以培养并着力引导的。
4 高校具有建构有效的信息沟通机制的客观条件。其一，大学生是理性的个体，但此种理性却是有限的，而个体有限理性的特质则意味着“任何单一主体都存在着信息不完备的缺憾。”相对而言，“一个组织之所以能够出现并得以维系，并非它集结了一群存在着某种天然联系的人，而是依赖一套相关的制度体系。”由此，在一整套制度体系的规制下，高校无论是人力、物力资源，还是在技术与信息渠道的运用方面，都有获取全面、真实之信息的组织优势，能够有效地降低信息成本；其二，高校所拥有的强制权力，能够有效获取群体性突发事件中的某些关键性信息，而这些信息往往在个体是难以获取的；其三，高校作为大学生的教育者和知识的主要传播者，其所提供的信息在公信力上具有天然的优势，因此，只需承担较轻的自我证实责任、投入较低的自我证实的成本，便能够达到较好的行为效果；其四，相对于群体性突发事件所造成的影响及事件发生后的补救成本而言，高校建立一套信息沟通的机制，无论是事前的预防工作，事中的应急处理工作、还是事后的恢复工作，都是一项投入较少、而收益较高的工作。
三、高校群体性突发应对信息沟通机制建构
根据系统论的观点，所谓机制，是指系统内各子系统、各要素之间相互作用、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形式和运用原理以及内在的、本质的工作方式。在高校群体性突发事件中，信息沟通机制的建构亦是多个维度构成的系统。
1 信息沟通的组织维度。群体性突发事件的信息沟通机制是一个由信息的输送者与接收者共同构成的开放系统。其中，高校作为信息的接收者，处于中心地位，由应急主管机构或主要负责人处理从内部和外部环境中传人的信息，经吸收、筛选、整理之后转换为输出，并即时接受新的信息反馈。而信息沟通机制的组织系统又分为内部信息沟通与外部信息沟通。
其一，信息的内部沟通机制，在突发事件来临之时，高校的应急主管机构在采取紧急应对措施之后，应当及时对相关信息进行整理、分类、分级。一方面，通过信息的沟通，与校内其他部门组成联动的合力；另一方面，通过校方的正式宣布以及利用校园网、校广播台、专门咨询电话等方式，及时向学生通报事实基本情况与主要进展，以充足透明的信息最大限度地消除师生的恐慌心理，调动广大学生应对突发事件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此外，群体性突发事件与个体事件不同，其事件形成发生的时间虽然较短，但依然有一个发展的过程。因此，信息的内部沟通机制除体现于应急处理之中，亦应加强与学生的常规信息沟通，设置专门或兼职的信息报告源，建立健全基础信息数据库，以防患于未然。
其二，信息的外部沟通机制。高校作为一个学术教育组织，在遇到群体性突发性事件之时，虽然有一定的管理权力，但无论在人力、物力资源，还是强制权力上，都可能不足以应对。因此，在遇到重大或者特别重大的群体性事件时，高校还应加强与包括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卫生防疫部门、公安安全部门等在内的地方政府主管部门的沟通，以形成强有力的资源保障体系，及时遏制事态的蔓延，最大限度的保护师生的人身财产安全。此外，高校亦可通过建立新闻发言人制度，及时通过新闻媒体等方式，取得与社会的信息沟通，寻求理解和支持。
2 信息沟通的数量维度。信息沟通在内容上，涵盖事前的预防预警信息、事中的应急响应信息以及事后的调查总结等等。对此，《教育部教育系统突发公共事件应急预案》以及各地方的法律法规已经有了较为明确的规定。然而，沟通信息内容在数量和质量上应当如何把握，方能达致突发事件应对的预期效果，则需进一步探讨。
在群体性突发事件中，高校的信息占有量大，质量相对较高，在沟通体系中处优势地位。然而，高校信息沟通的数量与沟通效果并非呈正比例关系。诚然，信息沟通的不足，会影响当事者的正确判断，而信息过量同样对沟通会产生消极效果。一方面，大学生心理尚未发展成熟，对社会事物多数较为敏感，信息量若超过其心理承受能力反而会增加焦虑的心理；另一方面，信息的多次重复亦会造成“预警疲劳”，使当事大学生的危机防范意识降低。因此，在群体性突发事件中，高校信息沟通的内容应当在数量控制与质量提升上下功夫。
3 信息沟通的利益价值维度。信息沟通应当体现大学生的利益表达。一方面，信息沟通是一个无限循环的过程，并非仅凭高校单方的给予便能完成，大学生主观上是否愿意接受或者客观上能否准确地接收，对于信息沟通的循环具有同样重要的意义；另一方面，大学生正处于高度关注自我意识的发展阶段，而现实中对自我价值的关注与短时间内难以实现的矛盾，往往也成为大学生参加群体性突发事件的重要动因。因此，高校在应对群体性突发事件时，必须着力关注大学生的利益与价值，以此作为出信息沟通的出发点之一进行积极地引导，从而取得青年学生在心理上对学校的理解和认同。
此外，在沟通的方式方法上，时机的选择也是影响机制运行效果的重要因素。诚如法国著名社会心理学家勒庞所言，“最初的提示，通过相互传染的过程，会很快进入群体中所有人的头脑，群体感情的一致倾向会立刻变成一个既成事实。”因此，相对于在不利信息满天飞的时候再被动辟谣，第一时间夺取话语的主动权无论在效果上还是收益上都是较高的。在处理群体性突发事件时，高校必须争取舆论的主动权，争取最快、最新的信息由学校发布，做到对突发事件的早发现、早报告、早控制、早解决。
高校信息沟通机制的建构不仅具有应然层面的社会价值，更具有实然意义上的可行性。因此，应当在组织系统、信息数量、利益表达以及时间把握等方面构建一个多维度的信息沟通系统，从而提升高校群体性突发事件应对的有效性。
责任编辑 崔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