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过去的10月10日是世界精神卫生日，世界卫生组织预计今后几个月和几年对精神卫生和社会心理支持的需求将大幅增加，而各国和国际在精神卫生方面却长期遭受着资金不足的困扰，但现在投资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
　　此前一年，经过数十年的争论，在瑞士日内瓦举行的世界卫生大會上，《国际疾病分类》第11次修订本终于将“工作倦怠”作为一种职业现象列入，但未将其列为一种医学病症。世界卫生组织对工作倦怠的标准定义是：“工作倦怠是由未能妥善控制的长期工作压力造成的一种综合征。它具有以下三个特征：感觉精力耗竭或耗尽;心理上与本人工作的距离感加深，或对本人工作感到消极或厌倦;工作效率下降。”
　　加班俨然成为职场新常态。中国青年报社社会调查中心联合问卷网在2018年对1980名上班族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50.7%的受访者称所在企业有“加班文化”。BOSS直聘联合微博职场共同发起“2019职场人加班现状调查”发现，只有10.6%的职场人基本不加班，近九成的人都难逃加班命运。腾讯谷雨实验室和镝数在2019年联合进行的一项关于“为钱加班意愿”调查显示，八成职场人每周都有加班，且一半都属于无偿加班。调查中，普通员工普遍表示“只要有钱一切好说”（占比51.11%）;职位越高，愿意为钱加班的比例则越低。
　　当加班变成一种荣誉勋章时，倦怠警报随时长鸣。德勤在2015年针对全球十多个国家的调研发现，84%的千禧一代表示他们在目前的工作中经历了职业倦怠，而这一比例占所有受访者中的77%。近一半的千禧一代表示，他们辞职是因为感到精疲力尽。一则报道援引蓝十字蓝盾健康指数的数据称，自2013年以来，千禧一代的重大抑郁症诊断人数增加了47%。
　　尽管加班效率存疑，但依然无法阻止社畜们一边倦怠不已，一边拼命加班。这种21世纪职场怪象的背后，隐藏着一套老板对员工灌输的奋斗逻辑：强者都在996，弱者才会朝九晚五。如果你在几年里不舍昼夜地高强度工作，你将获得高薪水、员工福利（比如免费三餐、班车等）和巨大的股票期权收益。
　　这种承诺和对赌背后，正是推动包括程序员在内的互联网民工奋斗的原动力。这套乌托邦背后最核心的部分在于期权文化。对员工而言，作为更大的画饼，期权比现金更好，因为它蕴藏着成为百万富翁的可能。因此期权激发了员工的创造力、工作热情，提高了员工对公司效力的忠诚度。
　　从某种意义上说，股票期权已成为高技术行业的一个通用的激励模式。著名程序员大卫·海涅迈尔·汉森称其为“试图将一个人一生的价值压缩进风险资本活跃的简短时期”。今天的纳斯达克股票市场正是社畜们景仰的科技万神殿，它见证了从乔布斯到扎克伯格等一批互联网巨富的诞生。有人一夜暴富，就有人黯然离场。初创企业跻身独角兽的机会凤毛麟角，而如果幸运赌对公司，还需要进一步赌对加入的时间节点。在股价上升时期，期权策略效果良好，造福效应有目共睹，但是一旦股价下跌，导致期权执行价高于股价，问题将颇为棘手：把期权作为一部分酬劳的员工将损失惨重，同时股东担忧股权被稀释不愿对期权进行重新定价，最终酿成“潜水期权”之困，期权顿成如烟往事。
　　事实上，新冠疫情下，硅谷的“工作至死”文化也在悄然转变。对于工作和生活再平衡的反思，或许正当其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