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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外历史上都有过大吃大喝的情况。欧洲中世纪宫廷有狂吃滥饮的例子，我国古代历史上也刮过吃喝之风。成语“酒池肉林”，就是远古时期统治阶层胡吃海喝瞎搞的一个写照。
皇帝一天的饮食开销， 价值北京城里的一套大房
话说三国时期的吴主孙皓，在历史上之所以被定格为暴虐之君，除了残暴执政外，跟他狂吃海喝无节制、常常在酒席上找大臣们的茬有关。《资治通鉴》卷八十记载：“吴主每宴群臣，咸令沉醉。”醉就醉了罢，他还借酒做文章，“置黄门郎十人为司过，宴罢之后，各奏其缺失”，于是，无论是酒醉吐真言，还是酒醉说胡话，只要有说孙皓壞话的，一律治罪，“大者即加刑戮，小者记录为罪，或剥人面，或凿人眼”，手段相当残忍，于是，“上下离心，莫为尽力”，吴国迅速灭亡。
唐朝初期，统治阶层以隋朝灭亡为镜鉴，尚能做到励精图治，勤俭节约，但是随着国力渐强，经济繁荣，唐代中期后，从上到下的风气有所改变，到唐玄宗时期，奢靡吃喝之风盛行，尤其是天宝年间更是无以复加，《明皇杂录》中记载，天宝中期，公主们为了向唐玄宗表示忠心，纷纷争着做好吃的送给皇帝，“水路珍馐数千，一盘之贵，盖中人十家之产”，且不说数千道名贵菜肴，唐玄宗能否吃得完、要花多少钱？光是一个盘子就耗费10个中产之家的财产。
宋人叶梦得的《石林燕语》中说北宋名臣寇准的酒量好，个性张扬，常常大摆筵席，其宴会上光用大蜡烛就得30多根，还有歌舞助兴，“必盛张乐，尤喜《柘枝舞》，用二十四人，每舞连数盏方毕”——这成为他为政的一个瑕疵，常因此而受到朝野批评。
明代的吃喝情形在《万历野获编》中可窥其一斑，书中说万历皇帝一天的饮食开销，价值北京城里的一套大房，“常见一中贵卖一大第，止供上（万历皇帝）饔飧一日之需”，让负责办理皇帝御膳的大太监们都愁眉不展。怎么办呢？太监就伙同权力机构——吏部、兵部卖官鬻爵，“居间之所得半充牙盘进献”——太监们将灰色收入的一半用来打理皇帝的吃喝，如果有稍微正直清廉的官员敢于不同太监们合谋运作的话，肯定得挪位子，甚至有性命之忧，所以，当时人说：“真可慨也夫！”上行下效，万历年间从官场到民间，奢靡吃喝之风一时盛行。由此看来，史学家们认为貌似繁盛的万历时期实乃明朝灭亡的一个起始点，是有其道理的。
历史总有类似之处。清朝的吃喝风应该说也是从号称的“乾隆盛世”开始的，乾隆皇帝几次“千叟宴”在历史上留下了热闹的印记，虽然也有那么点尊老讲礼的因素在内，但更多的是满足乾隆皇帝的自大心理和虚荣心，目前笔者还没有见到过关于乾隆时期“千叟宴”前前后后的确切开销数字，揣想之下，定然不是个小数目，当然，这些都由当时的国库支出。此风一开，整个盛世王朝一片歌舞升平，酒气醺醺，所以那个时代出个大贪官和珅也就不足为怪了。
再说几句晚清官场的吃喝。晚清重臣翁同龢的侄儿翁曾翰的日记显示，他在京城为官时，几乎日日要赴宴，招饮、作陪、接场、预祝、补祝、公请、团拜，等等，名目繁多，应接不暇，往往一天喝几场，甚至熬夜喝酒，造成他的头痛、体虚等病因。他常常想戒酒，但是当时京城官场吃喝成风，身在江湖不由自己，最后身体不堪重负，41岁就积疾而亡。翁曾翰还只是一个没有太大实权的文学侍从京官，那些身居要职、手握大权的晚清官员耗费在吃喝上的时间精力更是可想而知。
范丞相家家风变了， “豆豉上加了两片肉了”
历史上，也有很多严防奢侈吃喝、提倡饮食节俭的好例子。
唐朝初期有一个宰相叫李勣，他不仅功勋卓著，有功于大唐，而且为人低调、非常节俭。一次，一个老家的乡亲到京城去拜访他，到了饭点，李勣就留他吃饭。唐朝人爱吃胡饼，宰相桌上也是饼，客人吃饼，嫌弃胡饼边缘不干净，就顺手撕了扔在一边，“裂却饼缘”，李勣见了很生气：“年轻人啊，你应该知道，这块饼包含了农人的多少汗水，田地要犁两遍，土壤肥沃后才能下种，还要灌溉、锄草，精心呵护，年景好才得丰收，辛苦收割，脱粒扬清后，才得到麦粒，还要碾磨成粉，然后才能做成一块饼。你随意撕饼扔掉，太不应该了。在我这里，问题还不大，如果当今皇帝看见你这样，非砍了你头不可！”可见，唐朝初期，一些深明大义的睿智统治者是率先垂范提倡节俭的，这为唐朝的发展开了一个好头。
北宋名臣范仲淹，不仅政绩卓著，而且“以清苦俭约著于世”，言传身教，范家子孙都严格遵守节俭的家风。《曲洧旧闻》中记载了个小故事，说是范仲淹的儿子范纯仁官居宰相后，一次请晁姓朋友吃饭，饭局过后，晁姓朋友不经意间感慨：“啊，范丞相家的家风终于有所改变了！”别人追问他何出此言。他回答：“盐豉棋子，而上有肉两簇，岂非变家风乎？”——以前范丞相家吃饭，就是米饭上盖着发酵豆豉佐餐，这次去他家吃饭，豆豉上加了两片肉了，这难道不是改变家风了吗？听得大家哈哈大笑，当然，笑声中充满了深深的敬意。
另一个北宋名臣王安石的饮食，同样节俭，他“饮食粗恶，一无所择”，即便位居高官后，依然是厨师做什么他就吃什么，而且最有意思的是，他吃饭时只夹最靠近他饭碗边的菜肴，搛了什么就是什么，他这吃饭习惯同他的大名一样，成为千古佳话。
清朝初年的顺治、康熙皇帝也是饮食节俭的好模范，康熙皇帝在颁发全国的《圣谕十六条》中有五条都涉及要求各级各地官员“尚节俭，惜财用”，禁止奢侈浪费、大吃大喝。他是这么要求官员的，自己也是这么做的。康熙皇帝平时都是“粗食软蔬”“不喜厚味”，吃东西清清爽爽，适可而止，而且，不是重要庆典，他的餐桌上，绝不放酒具。由此，宫中的饮食开支大大减少，“先是光禄寺（掌管皇宫饮食吃喝的机构）供应宫中用度，每年用银七十万两有余；朕（康熙自称）渐次节省，不使滥溢，一年止需七万两余”。开销一下子减少了90%！可见，康熙皇帝提倡饮食节俭的效果立竿见影，同时也说明了之前的吃喝浪费是何等触目惊心！
康熙皇帝推崇饮食节俭不仅营造了康熙朝励精图治、欣欣向荣的吏治和社会氛围，奠定了清朝兴盛的根基，同时，他自己也饮食得法，养生有方，在位61年，安享尊荣。
历史需要常常回看，历史上的大吃大喝之风给当时造成了不同程度的负面影响，而推崇节俭的社会氛围则会促使吏治清明、社会和谐。
（摘自《文史博览》）
皇帝一天的饮食开销， 价值北京城里的一套大房
话说三国时期的吴主孙皓，在历史上之所以被定格为暴虐之君，除了残暴执政外，跟他狂吃海喝无节制、常常在酒席上找大臣们的茬有关。《资治通鉴》卷八十记载：“吴主每宴群臣，咸令沉醉。”醉就醉了罢，他还借酒做文章，“置黄门郎十人为司过，宴罢之后，各奏其缺失”，于是，无论是酒醉吐真言，还是酒醉说胡话，只要有说孙皓壞话的，一律治罪，“大者即加刑戮，小者记录为罪，或剥人面，或凿人眼”，手段相当残忍，于是，“上下离心，莫为尽力”，吴国迅速灭亡。
唐朝初期，统治阶层以隋朝灭亡为镜鉴，尚能做到励精图治，勤俭节约，但是随着国力渐强，经济繁荣，唐代中期后，从上到下的风气有所改变，到唐玄宗时期，奢靡吃喝之风盛行，尤其是天宝年间更是无以复加，《明皇杂录》中记载，天宝中期，公主们为了向唐玄宗表示忠心，纷纷争着做好吃的送给皇帝，“水路珍馐数千，一盘之贵，盖中人十家之产”，且不说数千道名贵菜肴，唐玄宗能否吃得完、要花多少钱？光是一个盘子就耗费10个中产之家的财产。
宋人叶梦得的《石林燕语》中说北宋名臣寇准的酒量好，个性张扬，常常大摆筵席，其宴会上光用大蜡烛就得30多根，还有歌舞助兴，“必盛张乐，尤喜《柘枝舞》，用二十四人，每舞连数盏方毕”——这成为他为政的一个瑕疵，常因此而受到朝野批评。
明代的吃喝情形在《万历野获编》中可窥其一斑，书中说万历皇帝一天的饮食开销，价值北京城里的一套大房，“常见一中贵卖一大第，止供上（万历皇帝）饔飧一日之需”，让负责办理皇帝御膳的大太监们都愁眉不展。怎么办呢？太监就伙同权力机构——吏部、兵部卖官鬻爵，“居间之所得半充牙盘进献”——太监们将灰色收入的一半用来打理皇帝的吃喝，如果有稍微正直清廉的官员敢于不同太监们合谋运作的话，肯定得挪位子，甚至有性命之忧，所以，当时人说：“真可慨也夫！”上行下效，万历年间从官场到民间，奢靡吃喝之风一时盛行。由此看来，史学家们认为貌似繁盛的万历时期实乃明朝灭亡的一个起始点，是有其道理的。
历史总有类似之处。清朝的吃喝风应该说也是从号称的“乾隆盛世”开始的，乾隆皇帝几次“千叟宴”在历史上留下了热闹的印记，虽然也有那么点尊老讲礼的因素在内，但更多的是满足乾隆皇帝的自大心理和虚荣心，目前笔者还没有见到过关于乾隆时期“千叟宴”前前后后的确切开销数字，揣想之下，定然不是个小数目，当然，这些都由当时的国库支出。此风一开，整个盛世王朝一片歌舞升平，酒气醺醺，所以那个时代出个大贪官和珅也就不足为怪了。
再说几句晚清官场的吃喝。晚清重臣翁同龢的侄儿翁曾翰的日记显示，他在京城为官时，几乎日日要赴宴，招饮、作陪、接场、预祝、补祝、公请、团拜，等等，名目繁多，应接不暇，往往一天喝几场，甚至熬夜喝酒，造成他的头痛、体虚等病因。他常常想戒酒，但是当时京城官场吃喝成风，身在江湖不由自己，最后身体不堪重负，41岁就积疾而亡。翁曾翰还只是一个没有太大实权的文学侍从京官，那些身居要职、手握大权的晚清官员耗费在吃喝上的时间精力更是可想而知。
范丞相家家风变了， “豆豉上加了两片肉了”
历史上，也有很多严防奢侈吃喝、提倡饮食节俭的好例子。
唐朝初期有一个宰相叫李勣，他不仅功勋卓著，有功于大唐，而且为人低调、非常节俭。一次，一个老家的乡亲到京城去拜访他，到了饭点，李勣就留他吃饭。唐朝人爱吃胡饼，宰相桌上也是饼，客人吃饼，嫌弃胡饼边缘不干净，就顺手撕了扔在一边，“裂却饼缘”，李勣见了很生气：“年轻人啊，你应该知道，这块饼包含了农人的多少汗水，田地要犁两遍，土壤肥沃后才能下种，还要灌溉、锄草，精心呵护，年景好才得丰收，辛苦收割，脱粒扬清后，才得到麦粒，还要碾磨成粉，然后才能做成一块饼。你随意撕饼扔掉，太不应该了。在我这里，问题还不大，如果当今皇帝看见你这样，非砍了你头不可！”可见，唐朝初期，一些深明大义的睿智统治者是率先垂范提倡节俭的，这为唐朝的发展开了一个好头。
北宋名臣范仲淹，不仅政绩卓著，而且“以清苦俭约著于世”，言传身教，范家子孙都严格遵守节俭的家风。《曲洧旧闻》中记载了个小故事，说是范仲淹的儿子范纯仁官居宰相后，一次请晁姓朋友吃饭，饭局过后，晁姓朋友不经意间感慨：“啊，范丞相家的家风终于有所改变了！”别人追问他何出此言。他回答：“盐豉棋子，而上有肉两簇，岂非变家风乎？”——以前范丞相家吃饭，就是米饭上盖着发酵豆豉佐餐，这次去他家吃饭，豆豉上加了两片肉了，这难道不是改变家风了吗？听得大家哈哈大笑，当然，笑声中充满了深深的敬意。
另一个北宋名臣王安石的饮食，同样节俭，他“饮食粗恶，一无所择”，即便位居高官后，依然是厨师做什么他就吃什么，而且最有意思的是，他吃饭时只夹最靠近他饭碗边的菜肴，搛了什么就是什么，他这吃饭习惯同他的大名一样，成为千古佳话。
清朝初年的顺治、康熙皇帝也是饮食节俭的好模范，康熙皇帝在颁发全国的《圣谕十六条》中有五条都涉及要求各级各地官员“尚节俭，惜财用”，禁止奢侈浪费、大吃大喝。他是这么要求官员的，自己也是这么做的。康熙皇帝平时都是“粗食软蔬”“不喜厚味”，吃东西清清爽爽，适可而止，而且，不是重要庆典，他的餐桌上，绝不放酒具。由此，宫中的饮食开支大大减少，“先是光禄寺（掌管皇宫饮食吃喝的机构）供应宫中用度，每年用银七十万两有余；朕（康熙自称）渐次节省，不使滥溢，一年止需七万两余”。开销一下子减少了90%！可见，康熙皇帝提倡饮食节俭的效果立竿见影，同时也说明了之前的吃喝浪费是何等触目惊心！
康熙皇帝推崇饮食节俭不仅营造了康熙朝励精图治、欣欣向荣的吏治和社会氛围，奠定了清朝兴盛的根基，同时，他自己也饮食得法，养生有方，在位61年，安享尊荣。
历史需要常常回看，历史上的大吃大喝之风给当时造成了不同程度的负面影响，而推崇节俭的社会氛围则会促使吏治清明、社会和谐。
（摘自《文史博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