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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我进入上海师范大学中文系读书。当时，作为回城知青要想在社会上找到好工作不易，读大学是改变命运的一次机会。那个年代社会上迎来了文学的春天，“伤痕文学”、“朦胧诗”、“反思文学”、“改革文学”方兴未艾，热闹得很。我入大学时年龄已偏大，自知唯有搞文学创作才有可能尽快地出成绩，也私下写点小说、诗歌，但又没获得发表的机会。于是，听从好友魏威的劝说，改写文学评论，早年的一点微薄的文学修养，总算有了用武之地。第一次公开发表文章，是1982年底对杨显惠成名作《野马滩》的小说评论。当年，能在读书期间发表文章的人不多，然而，我的志向也不全在写小说评论上，而是对电影研究和国外现代派文学艺术的兴趣十分浓厚。我的本科毕业论文选题最后定在“小说多元结构和小说整体叙述观”上，我从中外现代小说的立体、复调、多元结构现象着手，分析出小说叙事视角与小说叙事观点的整体一致性，以及小说作者和小说读者的结构同谋关系。写完交导师看，老师也不懂，建议我改题。于是不得不改成《现代小说结构从现象到本质的变化》这样浅显的论题，直到1986年才在林建法当时编的《当代文艺探索》上发表。正如当年《萌芽》的理论编辑曾小逸说的，他读过我这篇文章说，你写得太早，这样的学术观点三年以后，才会有人接受。果然。
又如，上世纪八十年代，我发表王安忆《小城之恋》与《伤心咖啡馆》之比较的文章。我写《劳伦斯与中国当代文学》（是为当年复旦大学刘宪之他们首次在国内成立“劳伦斯研究会”，我是此研究会会员而作），以及，我有关电影“声画对位”、“电影视觉高潮”和“电影意识流表演艺术”等等的学术研究在当时还算比较前沿。
回忆那个年代，我一心追求学术观点创新的热情和社会上的文学讨论热点多少有些错位和脱节。
读大学期间感觉这种错位和脱节，最严重的一次是有关针对所谓的“现代陈世美”现象的“声讨”。也就是路遥《人生》小说里的恋爱故事——我们有个同学考上大学后，喜新厌旧，把在工厂里谈的前女友甩了，于是前女友告到学校。学校便组织全中文系的师生召开讨论会，试图建立所谓的“道德法庭”。整个讨论会，学校的老师发言基本上都站在前女友一边，我实在听不下去，于是要求发言：我认为老师们谈的都是旧道德，连“五四”文学“妇女解放”思想的觉悟都没有。何谓两性关系的道德，中外文学都早就告诉我们，我爱你，所以和你发生关系，这就是道德；我不爱你，还和你发生关系，这就不道德。在两性关系上要建立“法庭”也必须遵循这样的法理。前提在是否双方自愿，如果是双方自愿，那性爱的快乐也是对等的。哪有事后算账的道理，何况爱情原本就只是给予而不是索取。生活现实中妇女社会地位再低，依然不能使女性对自己的性行为不负责任，甚至还要借用旧道德习惯势力来追究对方，这就不道德了，这样的“道德法庭”不建也罢；建立了反而是对当今女性精神成长独立的侮辱。我的发言使会场一时变得鸦雀无声，会议的组织者只能就此宣布散会。当时上师大校报的编辑希望我把会上的发言整理成文字发表，被我断然拒绝。幸好当时没有被“发表”所诱惑，不然，难逃“反资产阶级自由化”之劫。那个年代大学里谈恋爱都被禁，我的这番言论自然显得十分“过激”，中文系老师在学生面前也很没面子，于是，中文系决定让知名教授针对我的发言再开一次学生讲座，以肃清我的“流毒”了事。
我之所以提起此事，无非想说明那个年代虽然被称为“思想解放”，但，真正的思想还远远没有得到解放。根深蒂固的旧有文化习俗还时刻影响着我们，学术研究的不自由，其实就是文化思想的不自由。那个年代中国的大学教育没什么“自由”，至今依然如此。
大学毕业后，我的第一个职业是中学教师，我对教书的工作挺喜欢的，下乡插队时就当过几年小学民办老师。当年的一些语文教学心得，在我前两年被聘为华中师大《语文教学与研究》杂志的顾问后，才写进《有关语文的事》一文和《文学的读解和写作》，发表在该刊物和《文学教育》上。
中学语文教书共三年半。第一年教的是初中二年级，并兼任班主任。我上课的方式相对“轻松”一些，尤其对初二语文教材“说明文”的知识要点领会较深。“说明文”虽然看似“枯燥”，但行文的内在逻辑清晰，是语文写作的基础，也是语文分析解读的基础。所谓文无定法，千变万化，但万变毕竟不离其宗。“说明文”就是“宗”，“说明文”学不好，“议论文”更学不好，“议论文”比“说明文”还要多一个“论证”过程。语文作为基础学科的理由就是应用的广泛性，考试其实考的就是“应用”。由此，我遇到《蜘蛛》这样的好教材，那就精讲细讲，尽量讲深讲透。《蜘蛛》，采用的是文学的手法来写，这篇课文全面介绍蜘蛛，重点介绍了织网的蜘蛛，但是最后一小段他还介绍不织网的蜘蛛，就那么一小段。那么这一小段划分部分的时候，校长在边上听课，我问他分几段，他就不知道了，他就分错。我随后就说，织网和不织网的蜘蛛是不能够“合并同类项”的，所以，全文首先是要从此切开为两部分。前一部分虽然是从蜘蛛织网捕食的“易、难、险”三个方面，层次清晰地、详细介绍织网的蜘蛛，后一部分只是简略地写还有不织网的蜘蛛，但这两部分的关系虽有文字多寡差别，却不是“大与小的概念差别”，而是对等的“概念”。我们学习语文也必须牢牢掌握了科学的缜密的解读思维方法。语文也是要教出智慧来才行。作为一个语文老师。每天都在讲中心思想，但就没有一个能讲明白，中心思想从哪里来的？“中心思想”也就是每一个“自然段落大意的加减乘除”。我教学生阅读分析现代文就是这样来教。重要的是先看清楚每一个“自然段落”之间的“逻辑关联词”，顺着这样的逻辑思维，带给我们对文章的一种整体性思考。我曾经教记叙文，两个礼拜我就不用讲课了，我就让学生自己把文章的中心思想概括出来。那么，你概括好了，其实，你也就理解文章了。很简单，然后，我再教一种检验中心思想的方法：你概括得到底对还是不对，也很简单，就是能涵盖每个自然段落的，它肯定是准确的；如果不能涵盖，你也许就错了，你自己再检查一遍，这跟做数学题没什么区别。每个学生，你自己看，自己学，也不用我来多教……其实，我自己的学习印象中，小学四年级的四则运算应用题，是语文和数学结合得最紧密的那类教材。把那个学好了，那么可能我们的语文水平、数学水平，就会进入到抽象思维的“思考”中，对事物的判断，我们会越来越准确。这个是我们语文教学唯一要解决的，如果不从语言思维上来训练，这个准确判断就很难建立。遇到《孟姜女》这样的课文，我则尽可能少讲，仅用“悲欢离合”四字，来概括中国民间故事的大体情节结构。而我出的语文考试题目，就在我上课时讲过的，没讲过的不考。所以，我要求学生做“听课笔记”比布置“回家作业”重要。起初，有一些学生不太适应，没有做过，也不会做“听课笔记”。我说不就是小学里的“听写”吗？我讲什么，你记什么就行。我上一堂课，也就讲半堂课的时间。能坚持把这些讲课内容记下来就行。因为我上课时最重要的是讲“学习方法”，有了“学习方法”，学生才能由此进入“独立思考”的阶段，进而举一反三将“学习方法”变成“学习能力”。我“教”的目的，是为了以后，我不用“再教”。 我上的最“出格”的语文课，是有一次区教育局的“督导”由校长们陪着一起来“听课”。这样隆重的“听课”不知是因为什么，且要求两堂课连上。我选了王鲁彦的《听潮》。正、副校长，教导主任，年级组长陪着督导一起坐在我的教室里，好严肃、好威风。
第一堂课开始，我在黑板上写下课文名后，就简单地布置学生默读一遍课文。于是，课堂上没有了声音。我观察校长和督导坐立不安的样子，心里暗笑：你们要听我的课，可不是那么简单的，不要以为认识汉字就自然能听懂。十五分钟时间过去之后，我又布置学生齐声朗读了一遍课文。在学生的朗读过程中，我把学生读错的词汇加上拼音写在黑板上，等学生朗读后再纠正了一下。第一节课就到点了。第二节课开始，我首先提问学生们，读完课文后有没有读出什么疑问？学生们回答没有。我说你们没有，我有，比如其中一句“停止了一切思维和情绪”，通吗？停止了一切思维，通的；停止了一切情绪，有点不通。为什么？“一个动词管不住两个宾语。”学生们回答。于是我边问学生用哪个词更合适一些，边在黑板上写下“思绪”。“思绪”这个词虽然也是思维和情绪的意思，但在动宾搭配上用法却并不完全一致。又如，教材中有一处关于“云汀”的注解，为“水边空地”。我问学生对照原文这个注解有无疑问？学生不置可否。我说原文用“不断地蠕动”来修饰“云汀”这个词，说明这里用不动的“水边空地”来解释“云汀”显然有误，我以为这个“汀”指的是“汀线”，也就是海水与陆地接壤，形成了云状的“汀线”，这样的解释才能和前面“不断地蠕动”的修饰对应起来。整个这堂课，我并没有自己来“串讲”课文内容，仅仅是由浅入深地提了几个问题。当我最后提问学生为什么作者在写了“观”潮之后，却又不强调“观”，相反却突出了“听”潮；理由究竟是什么？仅仅是为了写作上的别出心裁？我说不是的，作者写了“观”潮，享受到了自然的美；而作者在写“听”潮时，强调的是陪伴着妻子坐在房中，我也“心满意足”了，享受到了人生的美。由此，作者在《听潮》中真正要表达的整体意思是自然的美和人生的美的“相得益彰”。当我把“相得益彰”这四个字写在黑板上、就此结束下课时，回头发现只有副校长一个人点了点头。其他的听课者几乎没什么反应，我想他们也许比我的学生还听不明白。因为，我所讲的意思，在课文里并没有确实的文句表达出来。但我却坚信，作为一个语文老师就是要将潜藏在文字背后的思想内容教出来，而那些已经用文字明确表达出来的思想内容，还用得着我们重复教吗？
课后，教育局的语文督导和我交换意见，虽然，对我的教学没敢提出异议，但却强调了“课文中的错误完全可以不教”的意思。我没立即反驳，但心里却想着与其有时间和这样的同事、领导争论，还不如趁早自己离开教学的岗位。我的教学思想、方法如果无法在我的授课中体现，我也就失去了当老师的必要。
在我从教的年代里，许多语文老师喜欢教的是文章的“文采”，而非文章的“义理”。而恰恰“文采”是越教越繁复，越教越“糊涂”，只有教会了“义理”，学生才能纲举目张，化繁为简。如今的所谓“一课一练”就是繁复语文教学的典型，老师、学生一起违背“独立思考”原则。
而我面临的实际教学难点，恰恰又不全在“课堂”内，而在“课堂”外。
一方面是面对各异的学生，你要牢记你首先是“老师”，其次才是“语文”或“数学”。“老师”的“尊严”其实往往不在“专业知识”而在于你能否主动降格为“孩子王”。所谓“师道尊严”最主要的就是要避免简单、粗暴的家长式“管、卡、压”。这样真正甘当“孩子王”的“师道尊严”是我下乡当民办老师时就体会到的。
记得有一次去一男学生家家访：他父母都是医生，说他孩子有“多动症”，正在吃药。我说你们千万不要给他吃药了，只要让他每天坚持听一刻钟新闻广播就好。初二的学生正在身体发育期，每天牛奶面包的，不动才不正常。我当班主任的那个班级，我每星期四下午的自习课，就会带学生到操场上或打球或自由活动。学生的精力充沛，不发泄在“课堂”外，就会发泄到“课堂”内。“课堂”内调皮捣乱的大都是此类精力旺盛的男学生。我班里有一个“小黑皮”，副科老师总来向我“告状”。于是，我去家访，他父母没文化，老师一家访就打孩子一顿。我知道一般性的说教不会起作用。于是，当着他父母面，我对此学生说：学生、家长、老师，我们约法三章。你们家境如此贫困，父母将来是要靠你学习努力，考上好的中专技校，尽快工作来改变的。你家的文化程度你是最高，道理你应该懂。这次，我不让父母打你，但下次我来家访，一定让你父母狠狠打你，我多来一次，就多打你一遍。我家访的目的就是你学生不给老师添“麻烦”，我自然也不会给家长添“麻烦”。他父母及此学生可能也是第一次碰到我这样“直截了当”且有些“另类”的老师。此次家访效果明显。以后，此学生考上邮电技校，在路上见到我，要帮我装“电话”。
那时，家里装“电话”很难。说明他一直记得有我这样的“另类”老师。
另一方面，因为，我的这种教学方法，未必就能得到“同行”的认同。别的语文老师也在教同样的教材、同样的年级，且教龄比你长，经验比你丰富，还有可能是年级组长，学期考试题目也不由你出，你怎么办？
的确，我第一学期的这种教学方法，在“同行”中有了些议论：认为我可以教“好学生”，不能教“差学生”。我也深知其中的利害关系，能作出的让步是大考的试题任由“同行”出。
原以为教书的工作会比较单纯，其实一点不单纯，我虽知只要在社会中“生活”难免要同“魔鬼”打交道，必须学会“妥协”。但，我不喜欢“同行”间的“低级竞争”。我尤其不喜欢“同行”间产生的“利益纠葛”。那个年代虽然我的工资才60元，学校每到寒暑假都要组织学生补课，一堂课5元钱。我一次也没参加过。我可以写文章来赚“稿费”，但靠教书向学生收钱，我可做不到。
第二年，我开始教高二，全校一共就两个班，我一个人教，自然矛盾少了，也可以按我自己的方式来教了。可能一方面是“同行”中的议论在起作用，而另一方面的原因则是我已打算调换工作，听过我上课后唯一点头的副校长升为正校长，他提出的条件就是：你自己不要去教育局申请，你自己去也没用，你来教高二。上一年，我们学校，大学没考上一个；现在我负责，你认真教，考上一个，我校长帮你去申请。我当然只能同意，高二语文教学的难点在议论文，而在我来说，对议论文文体把握更熟。议论文无非是“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思维过程。于是就此我设计了如何提出问题的大致“公式”：也就是提出问题首先是要有“前提”！有针对性的现象作为问题，然后是提出问题的目的性和意义。这个提出问题的“前提”找到了，分析问题的角度、方法事实上也就很容易找到，无非是根据产生问题的现象，举例来分析，而最好的是能举出一正一反的两方面例子来论证。论证越充分，解决问题的方法越简单，只要紧扣提出问题的目的性和意义就行。我教的分析议论文的学习方法是和议论文写作的方法完全一致的。如此举一反三的训练，学生的议论文分析、写作能力必然有所提高。高二一年教下来，两个班变成了一个理科班。我保证可考上五个。延续至高三毕业，结果我班里大学考上了九个。我总算完成了教学任务，也基本结束了我的中学教书生涯。 记得大学毕业时，同学高忠的留言是“出门了，换双鞋吧”。中学教书的经历，也就是我换的第一双“鞋”。幸好那个年代的“应试”教育还没有如今这样“残酷”，也幸好还能遇见一位能听懂我上课的校长不是用简单粗暴的“管、卡、压”手段来领导我。不然，我换的这第一双“鞋”，就会“千疮百孔”或者“鱼死网破”。
尽管，作为一个师范毕业生，同时也有把“教”改为“学”的“雄心”，但我却没有丝毫可能在当时乃至今天的现实社会环境中来“实践”它。大学留不下我，中学同样留不下我；不是我的“不幸”，而是大学的、中学的，乃至教育事业的“不幸”。“人格独立”是我在社会生活中的“底线”，“精神自由”则是我主动“选择”的结果。
由于校长主动帮我去申请调动，半年后我顺利调到上海戏剧家协会工作，先在资料室。似乎是怕我不安心，领导告诉我上海戏剧家协会的资料室曾先后出过戏剧名家蒋星煜、夏写时等人。其实，我挺安心的。一方面是资料室书籍、杂志多，由我来选择“订货”，这样的事，对别人可能会觉得“繁琐”，但对我却是“老鼠跌进米缸”，我的阅读“欲望”（在大学读书四年时就每年换一本借书卡）有了彻底“满足”的机会，而且还不用自己“掏腰包”。更何况当年的文联中除了上海作家协会资料室外，数上海戏剧家协会的资料室最完整、最齐全。至今，我很怀念那个坐落在巨鹿路675号花园里的资料室，因为，那里有许多古籍图书，大部头的“线装本”。可惜的是后来作家协会房屋改造，而上海戏剧家协会的领导竟然会毫不珍惜地“放弃”了。上海戏剧家协会的资料室，数代同僚们的心血，文革中都没被“破坏”、文革后又精心“恢复”起来的上海戏剧家协会的资料室就如此可怜地不复存在了。之前的宣传部门领导、文联的领导、以及上海戏剧家协会的领导，他们都是“读书人”，懂得资料的整理、分类的长期建设对学术研究的重要性。之后的大都是“官员”，都不是“读书人”，所以，无法体会“资料室”的重要性。而我当时也因为实在忍受不了这样的“愚蠢”的“官员”的领导，在这之前已调换到《文学报》当记者了。事后听说此事，我一直想如果当时我还在上海戏剧家协会工作，我又不免会使“矛盾冲突”激化到“鱼死网破”？
我刚到上海戏剧家协会时，还在巨鹿路675号202室上班，除了负责“资料室”，记得那两年，剧协的外事活动很多，主要是日本戏剧友人来访的多，尤其是日本戏剧学校学生团体来参观，其实也是旅游。我时常被派去“跑腿”接待。那个年代日本人的“腰包”虽鼓，但远远比不上如今的中国游客。他们不会来这里“扫货”，而是来旅游闻名天下的“苏州、杭州”。有点钱的日本戏剧友人吃个“大螃蟹”。那时上海宾馆的“大螃蟹”一百元一个。最忙的是有一个月，接待了十几批。最可笑的一次，是来了一个专门研究中国戏曲的日本“研究生”，让我陪着“看戏”，那天不巧，打不着“的”，我只好用自行车后座“带”他到剧院。机关事业单位如此频繁的外事接待，其实为的是积累“外汇”指标，似乎是“外汇”指标可以返回“兑换券”，而当时购买“进口免税商品”，必须用这种“兑换券”，单单人民币买不了。所以“兑换券”比人民币值钱。社会上最早的“黄牛”大都在各大涉外宾馆门口倒卖“兑换券”。而这在我看来，也就是中国人步入“全民经商”的前兆。
两年后剧协搬到了延安西路238号。剧协下面有两个“承包制”的“影视公司”，先是包给“外人”做，好像没挣到“钱”；后来，我也被允许“承包”，于是，“承包”了半年，拍了一部企业“资料片”。突然，上面政策变了。我也只能退出。1989年，无所作为的我决定“结婚”，妻子是同一单位同事。于是，利用空余时间，自己在家里“打家具”。我的木工活还算专业。整整一套家具做得像模像样，设计也很“新颖”。结婚一年，生了一个女儿。两年后单位分配了一室一厅的新公房，也算完成了人世中的一件大事。当然日常生活中的甜酸苦辣滋味，不是我此刻所要写的，故暂且省略了。
剧协我干了八年，后面几年，我又加上了负责剧协办公室的日常工作。领导找我谈话，问我打算怎么做？我说，办公室的工作也就“上传下达、左右协调”八个字。该领导听我这么回答，自然放心了。当年我们剧协的同仁，基本是大学毕业生，在戏剧方面的大型活动搞得很多。我们组织过“剧本朗读会”、“京剧文物展”等等。记得最大的活动是主办华东六省一市的“戏剧年会”。参会者二百多人，且来自华东六省各方。由于，平时我对“小兄弟们”放得“开”，所以，用兵一时，分配任务明确，“小兄弟们”各司其职，年会开得很圆满。而我自己也觉得很轻松。晚上小麻将照打不误。
我人不笨，所以，一些文化公司，也希望我兼职帮他们策划一些文化“包装”的活动。我也的确去兼职过。最有可能赚“大钱”的是做“拍卖公司”。当年上海文化单位唯一一张“拍卖公司”执照就在手上，也已经和日本回来的一位投资人谈妥。营业额的百分之三十归公司，另外，他再发公司四人每人每月3000元工资。结果，公司正式法人没敢签字，黄了。投资人后来只能另外做，第一年的营业额是一千几百万。
我所经历的“全民经商”大潮，也就转瞬间失去了“与时俱进”的机会。现在仔细想来，恐怕这也还是我以后人生太平坦途的“幸运”转折点。“自由”和“独立”一旦失去，花多少钱也是买不回来的。
1996年，我转到《文学报》，当记者。总算“回归”文学。而文学之所以会一直成为我内心生活的最重要部分，最初是缘于那个本该系统学习文化知识、却不得不被迫下乡插队的年代。而恰巧，那个年代越是文化思想禁锢，越是刺激了我文学阅读的愿望。那个年代，我们不分中外古今，只是如饥似渴地读着；久而久之，这样的文学阅读极大地充实和丰富了我的内心生活世界。由此，也不知不觉地拉大了内心生活与现实生活的反差距离。但同时却也加深了我对生活苦难、人生困境、情感恩仇的独立思考。
当然，我深深体会到走在社会生活的“路”上，要找到一双适合自己脚的“鞋”并不容易。
应该说，当记者比较适合我的为人处世喜欢交朋友、讲江湖义气的“性格”，尤其是我下乡插队时就有走南闯北的经历和经验。
当评论家时，最好的状态是与作家们保持“不认识”的距离。而当记者却必须反过来做，必须和作家们“交朋友”。所以，当记者的两年间，我集中关注的是全国的“新生代作家”。写过许多“新生代作家”的专访，在文坛上产生不小的影响。正是这批“新生代作家”的成长和文学成就，也给我带来了文坛上的好“名声”。比如，当年我写过的广西“三剑客”鬼子、东西、李冯，陕西的红柯，河南的李洱，江苏的荆歌等等，如今已都是文坛的著名作家。
印象中比较深的是有一年到河南南阳采访“二月河”，当年他的“康、乾、雍”三帝历史小说可谓文坛“一绝”，我回来后写出“其人、其书、好一个谜”一文在《文学报》发表后，被全国多家刊物转载，后来，我又将此文发到新加坡《联合早报》上，在东南亚也曾旋起一阵“‘二月河’热”。二月河本人看了此文也马上写信来，说没想到我会写得那么动情。
我当记者胆量最大的一事是当年文化体制改革，把传统的京、昆戏曲说成“高雅艺术”，而把“话剧”排在走“市场”的行列；我本是剧协的人，于是找到当时的剧协主席杜宣老采访，我说从理论上说“话剧”才是“高雅艺术”，你不给钱不要紧，但也不能降低“话剧”“高雅艺术”的品味。此话也只有您老出来说说。杜宣老一口答应。于是，我写出交给报社。报社的一位领导可能觉得此说明显与上面的意思不同，甚至怀疑不是杜宣老说的，于是打电话到杜宣老家询问。杜宣老说这话是我说的，怎么啦。当记者有时要敢于冒点风险，说“真”话。
当记者也有郁闷之处，就是领导要求你改稿。有一次领导要求我改稿，而且是往原稿的反方向改。我没想通，于是我提出你们自己改，不要用我的名字。仔细想想领导碰到我这样固执的部下，的确也有些头疼吧！
文学即人学，做人始终是第一要务。文学批评于我一直就既是一种工作，为稻粱谋；也是一个业余的爱好，为躲避现实政治社会生活矛盾纷争，为保持内心的自由和丰富。人生的“负负得正”是数学思维，“正正得负”是哲学思维，“正负平衡”才是文学思维。因为热爱文学，并深刻理解所有文学的主题不外乎“精神的叛逆和灵魂的皈依”。回顾几十年以来，我的为人、处事及行文个性，其实就一直在我最喜欢的唐诗“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此二句中。
（责任编辑：李璐）
又如，上世纪八十年代，我发表王安忆《小城之恋》与《伤心咖啡馆》之比较的文章。我写《劳伦斯与中国当代文学》（是为当年复旦大学刘宪之他们首次在国内成立“劳伦斯研究会”，我是此研究会会员而作），以及，我有关电影“声画对位”、“电影视觉高潮”和“电影意识流表演艺术”等等的学术研究在当时还算比较前沿。
回忆那个年代，我一心追求学术观点创新的热情和社会上的文学讨论热点多少有些错位和脱节。
读大学期间感觉这种错位和脱节，最严重的一次是有关针对所谓的“现代陈世美”现象的“声讨”。也就是路遥《人生》小说里的恋爱故事——我们有个同学考上大学后，喜新厌旧，把在工厂里谈的前女友甩了，于是前女友告到学校。学校便组织全中文系的师生召开讨论会，试图建立所谓的“道德法庭”。整个讨论会，学校的老师发言基本上都站在前女友一边，我实在听不下去，于是要求发言：我认为老师们谈的都是旧道德，连“五四”文学“妇女解放”思想的觉悟都没有。何谓两性关系的道德，中外文学都早就告诉我们，我爱你，所以和你发生关系，这就是道德；我不爱你，还和你发生关系，这就不道德。在两性关系上要建立“法庭”也必须遵循这样的法理。前提在是否双方自愿，如果是双方自愿，那性爱的快乐也是对等的。哪有事后算账的道理，何况爱情原本就只是给予而不是索取。生活现实中妇女社会地位再低，依然不能使女性对自己的性行为不负责任，甚至还要借用旧道德习惯势力来追究对方，这就不道德了，这样的“道德法庭”不建也罢；建立了反而是对当今女性精神成长独立的侮辱。我的发言使会场一时变得鸦雀无声，会议的组织者只能就此宣布散会。当时上师大校报的编辑希望我把会上的发言整理成文字发表，被我断然拒绝。幸好当时没有被“发表”所诱惑，不然，难逃“反资产阶级自由化”之劫。那个年代大学里谈恋爱都被禁，我的这番言论自然显得十分“过激”，中文系老师在学生面前也很没面子，于是，中文系决定让知名教授针对我的发言再开一次学生讲座，以肃清我的“流毒”了事。
我之所以提起此事，无非想说明那个年代虽然被称为“思想解放”，但，真正的思想还远远没有得到解放。根深蒂固的旧有文化习俗还时刻影响着我们，学术研究的不自由，其实就是文化思想的不自由。那个年代中国的大学教育没什么“自由”，至今依然如此。
大学毕业后，我的第一个职业是中学教师，我对教书的工作挺喜欢的，下乡插队时就当过几年小学民办老师。当年的一些语文教学心得，在我前两年被聘为华中师大《语文教学与研究》杂志的顾问后，才写进《有关语文的事》一文和《文学的读解和写作》，发表在该刊物和《文学教育》上。
中学语文教书共三年半。第一年教的是初中二年级，并兼任班主任。我上课的方式相对“轻松”一些，尤其对初二语文教材“说明文”的知识要点领会较深。“说明文”虽然看似“枯燥”，但行文的内在逻辑清晰，是语文写作的基础，也是语文分析解读的基础。所谓文无定法，千变万化，但万变毕竟不离其宗。“说明文”就是“宗”，“说明文”学不好，“议论文”更学不好，“议论文”比“说明文”还要多一个“论证”过程。语文作为基础学科的理由就是应用的广泛性，考试其实考的就是“应用”。由此，我遇到《蜘蛛》这样的好教材，那就精讲细讲，尽量讲深讲透。《蜘蛛》，采用的是文学的手法来写，这篇课文全面介绍蜘蛛，重点介绍了织网的蜘蛛，但是最后一小段他还介绍不织网的蜘蛛，就那么一小段。那么这一小段划分部分的时候，校长在边上听课，我问他分几段，他就不知道了，他就分错。我随后就说，织网和不织网的蜘蛛是不能够“合并同类项”的，所以，全文首先是要从此切开为两部分。前一部分虽然是从蜘蛛织网捕食的“易、难、险”三个方面，层次清晰地、详细介绍织网的蜘蛛，后一部分只是简略地写还有不织网的蜘蛛，但这两部分的关系虽有文字多寡差别，却不是“大与小的概念差别”，而是对等的“概念”。我们学习语文也必须牢牢掌握了科学的缜密的解读思维方法。语文也是要教出智慧来才行。作为一个语文老师。每天都在讲中心思想，但就没有一个能讲明白，中心思想从哪里来的？“中心思想”也就是每一个“自然段落大意的加减乘除”。我教学生阅读分析现代文就是这样来教。重要的是先看清楚每一个“自然段落”之间的“逻辑关联词”，顺着这样的逻辑思维，带给我们对文章的一种整体性思考。我曾经教记叙文，两个礼拜我就不用讲课了，我就让学生自己把文章的中心思想概括出来。那么，你概括好了，其实，你也就理解文章了。很简单，然后，我再教一种检验中心思想的方法：你概括得到底对还是不对，也很简单，就是能涵盖每个自然段落的，它肯定是准确的；如果不能涵盖，你也许就错了，你自己再检查一遍，这跟做数学题没什么区别。每个学生，你自己看，自己学，也不用我来多教……其实，我自己的学习印象中，小学四年级的四则运算应用题，是语文和数学结合得最紧密的那类教材。把那个学好了，那么可能我们的语文水平、数学水平，就会进入到抽象思维的“思考”中，对事物的判断，我们会越来越准确。这个是我们语文教学唯一要解决的，如果不从语言思维上来训练，这个准确判断就很难建立。遇到《孟姜女》这样的课文，我则尽可能少讲，仅用“悲欢离合”四字，来概括中国民间故事的大体情节结构。而我出的语文考试题目，就在我上课时讲过的，没讲过的不考。所以，我要求学生做“听课笔记”比布置“回家作业”重要。起初，有一些学生不太适应，没有做过，也不会做“听课笔记”。我说不就是小学里的“听写”吗？我讲什么，你记什么就行。我上一堂课，也就讲半堂课的时间。能坚持把这些讲课内容记下来就行。因为我上课时最重要的是讲“学习方法”，有了“学习方法”，学生才能由此进入“独立思考”的阶段，进而举一反三将“学习方法”变成“学习能力”。我“教”的目的，是为了以后，我不用“再教”。 我上的最“出格”的语文课，是有一次区教育局的“督导”由校长们陪着一起来“听课”。这样隆重的“听课”不知是因为什么，且要求两堂课连上。我选了王鲁彦的《听潮》。正、副校长，教导主任，年级组长陪着督导一起坐在我的教室里，好严肃、好威风。
第一堂课开始，我在黑板上写下课文名后，就简单地布置学生默读一遍课文。于是，课堂上没有了声音。我观察校长和督导坐立不安的样子，心里暗笑：你们要听我的课，可不是那么简单的，不要以为认识汉字就自然能听懂。十五分钟时间过去之后，我又布置学生齐声朗读了一遍课文。在学生的朗读过程中，我把学生读错的词汇加上拼音写在黑板上，等学生朗读后再纠正了一下。第一节课就到点了。第二节课开始，我首先提问学生们，读完课文后有没有读出什么疑问？学生们回答没有。我说你们没有，我有，比如其中一句“停止了一切思维和情绪”，通吗？停止了一切思维，通的；停止了一切情绪，有点不通。为什么？“一个动词管不住两个宾语。”学生们回答。于是我边问学生用哪个词更合适一些，边在黑板上写下“思绪”。“思绪”这个词虽然也是思维和情绪的意思，但在动宾搭配上用法却并不完全一致。又如，教材中有一处关于“云汀”的注解，为“水边空地”。我问学生对照原文这个注解有无疑问？学生不置可否。我说原文用“不断地蠕动”来修饰“云汀”这个词，说明这里用不动的“水边空地”来解释“云汀”显然有误，我以为这个“汀”指的是“汀线”，也就是海水与陆地接壤，形成了云状的“汀线”，这样的解释才能和前面“不断地蠕动”的修饰对应起来。整个这堂课，我并没有自己来“串讲”课文内容，仅仅是由浅入深地提了几个问题。当我最后提问学生为什么作者在写了“观”潮之后，却又不强调“观”，相反却突出了“听”潮；理由究竟是什么？仅仅是为了写作上的别出心裁？我说不是的，作者写了“观”潮，享受到了自然的美；而作者在写“听”潮时，强调的是陪伴着妻子坐在房中，我也“心满意足”了，享受到了人生的美。由此，作者在《听潮》中真正要表达的整体意思是自然的美和人生的美的“相得益彰”。当我把“相得益彰”这四个字写在黑板上、就此结束下课时，回头发现只有副校长一个人点了点头。其他的听课者几乎没什么反应，我想他们也许比我的学生还听不明白。因为，我所讲的意思，在课文里并没有确实的文句表达出来。但我却坚信，作为一个语文老师就是要将潜藏在文字背后的思想内容教出来，而那些已经用文字明确表达出来的思想内容，还用得着我们重复教吗？
课后，教育局的语文督导和我交换意见，虽然，对我的教学没敢提出异议，但却强调了“课文中的错误完全可以不教”的意思。我没立即反驳，但心里却想着与其有时间和这样的同事、领导争论，还不如趁早自己离开教学的岗位。我的教学思想、方法如果无法在我的授课中体现，我也就失去了当老师的必要。
在我从教的年代里，许多语文老师喜欢教的是文章的“文采”，而非文章的“义理”。而恰恰“文采”是越教越繁复，越教越“糊涂”，只有教会了“义理”，学生才能纲举目张，化繁为简。如今的所谓“一课一练”就是繁复语文教学的典型，老师、学生一起违背“独立思考”原则。
而我面临的实际教学难点，恰恰又不全在“课堂”内，而在“课堂”外。
一方面是面对各异的学生，你要牢记你首先是“老师”，其次才是“语文”或“数学”。“老师”的“尊严”其实往往不在“专业知识”而在于你能否主动降格为“孩子王”。所谓“师道尊严”最主要的就是要避免简单、粗暴的家长式“管、卡、压”。这样真正甘当“孩子王”的“师道尊严”是我下乡当民办老师时就体会到的。
记得有一次去一男学生家家访：他父母都是医生，说他孩子有“多动症”，正在吃药。我说你们千万不要给他吃药了，只要让他每天坚持听一刻钟新闻广播就好。初二的学生正在身体发育期，每天牛奶面包的，不动才不正常。我当班主任的那个班级，我每星期四下午的自习课，就会带学生到操场上或打球或自由活动。学生的精力充沛，不发泄在“课堂”外，就会发泄到“课堂”内。“课堂”内调皮捣乱的大都是此类精力旺盛的男学生。我班里有一个“小黑皮”，副科老师总来向我“告状”。于是，我去家访，他父母没文化，老师一家访就打孩子一顿。我知道一般性的说教不会起作用。于是，当着他父母面，我对此学生说：学生、家长、老师，我们约法三章。你们家境如此贫困，父母将来是要靠你学习努力，考上好的中专技校，尽快工作来改变的。你家的文化程度你是最高，道理你应该懂。这次，我不让父母打你，但下次我来家访，一定让你父母狠狠打你，我多来一次，就多打你一遍。我家访的目的就是你学生不给老师添“麻烦”，我自然也不会给家长添“麻烦”。他父母及此学生可能也是第一次碰到我这样“直截了当”且有些“另类”的老师。此次家访效果明显。以后，此学生考上邮电技校，在路上见到我，要帮我装“电话”。
那时，家里装“电话”很难。说明他一直记得有我这样的“另类”老师。
另一方面，因为，我的这种教学方法，未必就能得到“同行”的认同。别的语文老师也在教同样的教材、同样的年级，且教龄比你长，经验比你丰富，还有可能是年级组长，学期考试题目也不由你出，你怎么办？
的确，我第一学期的这种教学方法，在“同行”中有了些议论：认为我可以教“好学生”，不能教“差学生”。我也深知其中的利害关系，能作出的让步是大考的试题任由“同行”出。
原以为教书的工作会比较单纯，其实一点不单纯，我虽知只要在社会中“生活”难免要同“魔鬼”打交道，必须学会“妥协”。但，我不喜欢“同行”间的“低级竞争”。我尤其不喜欢“同行”间产生的“利益纠葛”。那个年代虽然我的工资才60元，学校每到寒暑假都要组织学生补课，一堂课5元钱。我一次也没参加过。我可以写文章来赚“稿费”，但靠教书向学生收钱，我可做不到。
第二年，我开始教高二，全校一共就两个班，我一个人教，自然矛盾少了，也可以按我自己的方式来教了。可能一方面是“同行”中的议论在起作用，而另一方面的原因则是我已打算调换工作，听过我上课后唯一点头的副校长升为正校长，他提出的条件就是：你自己不要去教育局申请，你自己去也没用，你来教高二。上一年，我们学校，大学没考上一个；现在我负责，你认真教，考上一个，我校长帮你去申请。我当然只能同意，高二语文教学的难点在议论文，而在我来说，对议论文文体把握更熟。议论文无非是“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思维过程。于是就此我设计了如何提出问题的大致“公式”：也就是提出问题首先是要有“前提”！有针对性的现象作为问题，然后是提出问题的目的性和意义。这个提出问题的“前提”找到了，分析问题的角度、方法事实上也就很容易找到，无非是根据产生问题的现象，举例来分析，而最好的是能举出一正一反的两方面例子来论证。论证越充分，解决问题的方法越简单，只要紧扣提出问题的目的性和意义就行。我教的分析议论文的学习方法是和议论文写作的方法完全一致的。如此举一反三的训练，学生的议论文分析、写作能力必然有所提高。高二一年教下来，两个班变成了一个理科班。我保证可考上五个。延续至高三毕业，结果我班里大学考上了九个。我总算完成了教学任务，也基本结束了我的中学教书生涯。 记得大学毕业时，同学高忠的留言是“出门了，换双鞋吧”。中学教书的经历，也就是我换的第一双“鞋”。幸好那个年代的“应试”教育还没有如今这样“残酷”，也幸好还能遇见一位能听懂我上课的校长不是用简单粗暴的“管、卡、压”手段来领导我。不然，我换的这第一双“鞋”，就会“千疮百孔”或者“鱼死网破”。
尽管，作为一个师范毕业生，同时也有把“教”改为“学”的“雄心”，但我却没有丝毫可能在当时乃至今天的现实社会环境中来“实践”它。大学留不下我，中学同样留不下我；不是我的“不幸”，而是大学的、中学的，乃至教育事业的“不幸”。“人格独立”是我在社会生活中的“底线”，“精神自由”则是我主动“选择”的结果。
由于校长主动帮我去申请调动，半年后我顺利调到上海戏剧家协会工作，先在资料室。似乎是怕我不安心，领导告诉我上海戏剧家协会的资料室曾先后出过戏剧名家蒋星煜、夏写时等人。其实，我挺安心的。一方面是资料室书籍、杂志多，由我来选择“订货”，这样的事，对别人可能会觉得“繁琐”，但对我却是“老鼠跌进米缸”，我的阅读“欲望”（在大学读书四年时就每年换一本借书卡）有了彻底“满足”的机会，而且还不用自己“掏腰包”。更何况当年的文联中除了上海作家协会资料室外，数上海戏剧家协会的资料室最完整、最齐全。至今，我很怀念那个坐落在巨鹿路675号花园里的资料室，因为，那里有许多古籍图书，大部头的“线装本”。可惜的是后来作家协会房屋改造，而上海戏剧家协会的领导竟然会毫不珍惜地“放弃”了。上海戏剧家协会的资料室，数代同僚们的心血，文革中都没被“破坏”、文革后又精心“恢复”起来的上海戏剧家协会的资料室就如此可怜地不复存在了。之前的宣传部门领导、文联的领导、以及上海戏剧家协会的领导，他们都是“读书人”，懂得资料的整理、分类的长期建设对学术研究的重要性。之后的大都是“官员”，都不是“读书人”，所以，无法体会“资料室”的重要性。而我当时也因为实在忍受不了这样的“愚蠢”的“官员”的领导，在这之前已调换到《文学报》当记者了。事后听说此事，我一直想如果当时我还在上海戏剧家协会工作，我又不免会使“矛盾冲突”激化到“鱼死网破”？
我刚到上海戏剧家协会时，还在巨鹿路675号202室上班，除了负责“资料室”，记得那两年，剧协的外事活动很多，主要是日本戏剧友人来访的多，尤其是日本戏剧学校学生团体来参观，其实也是旅游。我时常被派去“跑腿”接待。那个年代日本人的“腰包”虽鼓，但远远比不上如今的中国游客。他们不会来这里“扫货”，而是来旅游闻名天下的“苏州、杭州”。有点钱的日本戏剧友人吃个“大螃蟹”。那时上海宾馆的“大螃蟹”一百元一个。最忙的是有一个月，接待了十几批。最可笑的一次，是来了一个专门研究中国戏曲的日本“研究生”，让我陪着“看戏”，那天不巧，打不着“的”，我只好用自行车后座“带”他到剧院。机关事业单位如此频繁的外事接待，其实为的是积累“外汇”指标，似乎是“外汇”指标可以返回“兑换券”，而当时购买“进口免税商品”，必须用这种“兑换券”，单单人民币买不了。所以“兑换券”比人民币值钱。社会上最早的“黄牛”大都在各大涉外宾馆门口倒卖“兑换券”。而这在我看来，也就是中国人步入“全民经商”的前兆。
两年后剧协搬到了延安西路238号。剧协下面有两个“承包制”的“影视公司”，先是包给“外人”做，好像没挣到“钱”；后来，我也被允许“承包”，于是，“承包”了半年，拍了一部企业“资料片”。突然，上面政策变了。我也只能退出。1989年，无所作为的我决定“结婚”，妻子是同一单位同事。于是，利用空余时间，自己在家里“打家具”。我的木工活还算专业。整整一套家具做得像模像样，设计也很“新颖”。结婚一年，生了一个女儿。两年后单位分配了一室一厅的新公房，也算完成了人世中的一件大事。当然日常生活中的甜酸苦辣滋味，不是我此刻所要写的，故暂且省略了。
剧协我干了八年，后面几年，我又加上了负责剧协办公室的日常工作。领导找我谈话，问我打算怎么做？我说，办公室的工作也就“上传下达、左右协调”八个字。该领导听我这么回答，自然放心了。当年我们剧协的同仁，基本是大学毕业生，在戏剧方面的大型活动搞得很多。我们组织过“剧本朗读会”、“京剧文物展”等等。记得最大的活动是主办华东六省一市的“戏剧年会”。参会者二百多人，且来自华东六省各方。由于，平时我对“小兄弟们”放得“开”，所以，用兵一时，分配任务明确，“小兄弟们”各司其职，年会开得很圆满。而我自己也觉得很轻松。晚上小麻将照打不误。
我人不笨，所以，一些文化公司，也希望我兼职帮他们策划一些文化“包装”的活动。我也的确去兼职过。最有可能赚“大钱”的是做“拍卖公司”。当年上海文化单位唯一一张“拍卖公司”执照就在手上，也已经和日本回来的一位投资人谈妥。营业额的百分之三十归公司，另外，他再发公司四人每人每月3000元工资。结果，公司正式法人没敢签字，黄了。投资人后来只能另外做，第一年的营业额是一千几百万。
我所经历的“全民经商”大潮，也就转瞬间失去了“与时俱进”的机会。现在仔细想来，恐怕这也还是我以后人生太平坦途的“幸运”转折点。“自由”和“独立”一旦失去，花多少钱也是买不回来的。
1996年，我转到《文学报》，当记者。总算“回归”文学。而文学之所以会一直成为我内心生活的最重要部分，最初是缘于那个本该系统学习文化知识、却不得不被迫下乡插队的年代。而恰巧，那个年代越是文化思想禁锢，越是刺激了我文学阅读的愿望。那个年代，我们不分中外古今，只是如饥似渴地读着；久而久之，这样的文学阅读极大地充实和丰富了我的内心生活世界。由此，也不知不觉地拉大了内心生活与现实生活的反差距离。但同时却也加深了我对生活苦难、人生困境、情感恩仇的独立思考。
当然，我深深体会到走在社会生活的“路”上，要找到一双适合自己脚的“鞋”并不容易。
应该说，当记者比较适合我的为人处世喜欢交朋友、讲江湖义气的“性格”，尤其是我下乡插队时就有走南闯北的经历和经验。
当评论家时，最好的状态是与作家们保持“不认识”的距离。而当记者却必须反过来做，必须和作家们“交朋友”。所以，当记者的两年间，我集中关注的是全国的“新生代作家”。写过许多“新生代作家”的专访，在文坛上产生不小的影响。正是这批“新生代作家”的成长和文学成就，也给我带来了文坛上的好“名声”。比如，当年我写过的广西“三剑客”鬼子、东西、李冯，陕西的红柯，河南的李洱，江苏的荆歌等等，如今已都是文坛的著名作家。
印象中比较深的是有一年到河南南阳采访“二月河”，当年他的“康、乾、雍”三帝历史小说可谓文坛“一绝”，我回来后写出“其人、其书、好一个谜”一文在《文学报》发表后，被全国多家刊物转载，后来，我又将此文发到新加坡《联合早报》上，在东南亚也曾旋起一阵“‘二月河’热”。二月河本人看了此文也马上写信来，说没想到我会写得那么动情。
我当记者胆量最大的一事是当年文化体制改革，把传统的京、昆戏曲说成“高雅艺术”，而把“话剧”排在走“市场”的行列；我本是剧协的人，于是找到当时的剧协主席杜宣老采访，我说从理论上说“话剧”才是“高雅艺术”，你不给钱不要紧，但也不能降低“话剧”“高雅艺术”的品味。此话也只有您老出来说说。杜宣老一口答应。于是，我写出交给报社。报社的一位领导可能觉得此说明显与上面的意思不同，甚至怀疑不是杜宣老说的，于是打电话到杜宣老家询问。杜宣老说这话是我说的，怎么啦。当记者有时要敢于冒点风险，说“真”话。
当记者也有郁闷之处，就是领导要求你改稿。有一次领导要求我改稿，而且是往原稿的反方向改。我没想通，于是我提出你们自己改，不要用我的名字。仔细想想领导碰到我这样固执的部下，的确也有些头疼吧！
文学即人学，做人始终是第一要务。文学批评于我一直就既是一种工作，为稻粱谋；也是一个业余的爱好，为躲避现实政治社会生活矛盾纷争，为保持内心的自由和丰富。人生的“负负得正”是数学思维，“正正得负”是哲学思维，“正负平衡”才是文学思维。因为热爱文学，并深刻理解所有文学的主题不外乎“精神的叛逆和灵魂的皈依”。回顾几十年以来，我的为人、处事及行文个性，其实就一直在我最喜欢的唐诗“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此二句中。
（责任编辑：李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