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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宫廷工艺的审美品格来自于帝王有意识地建构。尤其是在雍正、乾隆两朝，皇帝对于宫廷工艺的干预更是不遗余力。早在雍正五年（1727年），雍正皇帝就曾指出：“朕看从前造办处所造的活计，好的虽少，还是内廷恭造式样，近来虽其巧妙，大有外造之气。尔等再做时不要失其内廷恭造之式”。所谓“恭造式样”很难用几个词语来简单界定，也很难用几件作品全部代表;作为一个理想范式，它具有相当丰富的内涵，在不同时期、不同工艺门类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但无论如何，这四个字是宫廷工艺的底色和线索，也是认识宫廷工艺的一把“钥匙”。器座作为当中的一部分同样如此。那么，当年关于宫廷器座的做与改有哪些有趣的例子？不妨来看看宫廷档案的记载。
钦点之制样：“准做”“雅些”
从档案记载看，在皇帝划定活计内容后，从设计阶段开始，即不断提出要求，审查方案。其中一个重要的环节是确定“样”，包括平面的画样及立体的木样、合牌样等，以画样最为普遍。
画样还可以从经典器物图谱中取材，像乾隆八年（1743年）十一月七日为白玉仙人及白玉马进行烤色做旧过程中，乾隆特别指定要“照《考古图》内颜色烧造”，并配文雅座，同时为另一件碧玉虎“配楠木胎漆座，做旧、做矮，束腰文雅些”“座上面刻隶字‘宣和御玩’，底面刻篆字‘伯时珍藏”’。
画样之外，也有制木样的实例。如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十月十日热河带来一件“磁（瓷）凉枕，配得木座样”，呈览后照样准做，但“托泥要憨厚些”。另一次皇帝在看了为一块重48斤的青白玉籽料配做的木座样后，却改变主意，吩咐“不必配座”。类似的记录，似乎更凸显了制“样”的意义。还有制作合牌样的，如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十二月初六日为“青金双友盖罐”另配木座，即做得“合牌座样呈览”。
钦点之实物样：“甚好”“照做”
如果制“样”还不足以说明问题，有时还会将实物发交承制机构参考，据载，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保存于景德镇窑厂内的各种样器就达8400多件。
雍正四年（1726年）正月初七日，皇帝指出一件白玉石子的茜红牙座“做法甚好，若做座子可照此样做”，几天后，便命人“照先交的茜红象牙座子的样式做法一样”为一块雄黄和寿山石异兽配做木座子。
皇帝会随时将自己认可的器座式样当成样板推广。比如乾隆十年（1745年）二月二十三日传旨将一件哥窑双耳大碗的木座作为标准，“外边有此样碗配座，照此碗座配做”。又在看到一件白玉秋叶香盘的紫檀木天然秋叶座后，指出：“此香盘上座子甚文，着交造办处看样，凡有交出的活计内有好些的古玩，照此座子样式酌量配做。”
钦点之工匠、机构：“办”
为了提高质量，在一些关键环节，还往往指定某工匠或某一机构承担。像雍正十年（1732年）四月十一日给红玛瑙缸式水盛及天鸡式压纸更换座子，就指明要交给牙匠施天章。“牙作”为做碧玉鹦鹉蟠桃盘等五个座子而买办的象牙、双料胭脂、酸梅、牛筋叶等材料也都由他领走。
乾隆年间供职造办处的旗籍镶嵌匠人常存也曾受命为一件紫檀木画汉纹样圆座掐做银丝纹饰。而宫廷画家余省则多次承担为器座设计花纹的工作。更值得注意的是，连西洋画家郎世宁都参与到器座的设计中了。乾隆十八年（1753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档案记载他曾“按西洋样款起稿”，为金胎珐琅钟表四件、金胎珐琅盒四件配做座子四件。他还曾为一件象牙仙工葡萄陈设所配的绿牙座进行着色，交出的成品为“茜绿色红牙座”。
而涉及到在座上刻字、嵌金银丝，档案中多记载交“启祥宫”“如意馆”办，如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汉玉璧一件（随紫檀木圭座，上三十二字，宝二方，乾隆圆宝一方）”“着交启祥宫改做银片字、金片宝，其三星亦做银片，线金丝做”。而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六月初三日青白玉菊花罐紫檀木座一件、汉玉双螭耳杯紫檀木座一件，记为“交如意馆照座底刻字本文嵌银片字、金宝”。如意馆设立于乾隆元年（1736年），是隶属于造办处的一个机构，因作坊设在启祥宫，故常以之为代称。如意馆都是技艺精湛者，像刻字、嵌宝这类一般匠人难以完成的工作，自然要交与他们。钦点之修改：“着收拾”“细致”
除了严格掌控整个制造过程外，皇帝还会按照自己的想法不断修改已有作品，从而向心目中的“恭造式样”靠拢。档案中对此相关记录很多，大致可分为几种情况：
其一，改做是为了满足功能需求。如雍正六年（1728年）二月初七日记碧玉苓（灵）芝花插“头重，座子不稳，着收拾”。
其二，皇帝只是笼统地指出座子“不好”“俗气”，要求往“细致”“秀气”“文雅”“古朴”的方向“收拾”。如雍正元年（1723年）十二月二十四日记六朝镶金银牺牛笔插的紫檀木座“不好”“着另换秀气些的紫檀木座子”。
而在大多数情况下，皇帝会提出关于材质、款式等方面的具体要求。更详细的例子，如乾隆八年（1743年）十一月十四日记一件蜜蜡佛手的紫檀木桐叶座子“不好”，要“将枝子并菊花俱各去了，將老梗如改做得改做一番，叶算一腿，如改做不得往秀气里收什。其桐叶再往薄里做，其叶上应做虫吃糟破之处做天然虫吃糟破”，可谓不厌其烦。
至于换下的座子，部分会再配新的器物，也有一些会交给有关各作坊作材料，还有的会留作赏赐用。
让陈设与环境和谐
宫中为工艺品，特别是大量古玩配座，根本原因是为了使陈设与家具及室内环境取得和谐的效果。在档案中可以看到为“养心殿西暖阁陈设玉器、磁（瓷）器、青绿古铜等古玩俱各配座”、为“九洲清晏楼梯格子上古玩陆续俱各配座”等集中为某处宫室陈设配座的记载。还有责成“牙作”将圆明园内“所有旧架座陆续查出”“收拾茜色”的相关记录，涉及的器物一次可多至数十件。
此外，底座还是具有鲜明宫廷特色的多宝格、百什件内器物的常规配置，往往留有等级、题铭、收藏地点等相关鉴藏信息，这也是清官器座最值得我们关注之处。
其中最常见的是为器物评定的等次。像乾隆十八年（1753）十二月初三日交来1 1件瓷器，“着配座，得时头等刻甲字、二等刻乙字”，就是很典型的例子。有时座子被更换后，其上的信息也会进行修改。如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十二月初六日将一件刻甲字的紫檀木座刮去字，“磨熟刻诗”。
还有一些器座是为了满足特殊的陈设要求，如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十一月十二日传旨，为盛放象牙小船的金漆鸡式盒与白玉兔式盒“配凹面烧饼座”“得时摆年节团圆桌”。
正因为器座是与陈设环境相适应的，我们也找到了一些有趣的记载。如乾隆十年（1745年）年四月二十八日的一条：在为玉龙秋耳炉、汉玉八卦扛（杠）头瓶、青玉扛头瓶配座时，皇帝的要求竟然是：“将龙秋耳炉配糙紫檀木盖、座，其扛头瓶亦配糙些木座”，得时“在香山看地方陈设”。原本宫廷工艺予人的印象总是不计工本地求精求细，而类似记载却有助于我们破除这种刻板印象，从而更为深刻地理解清官器座文化。（注：本文作者系故宫博物院器物部副研究员。）
故宫博物院藏清代碧玉洗座（清宫旧藏）。该座上部为一内部掏空的锁形小座，扣合在下方的圆形托盘上，通体镂雕精细的卷草纹，锁面中央镂雕寿字，两侧纹饰对称;下部由圆形托盘与六只兽吞足构成，中部插接一个固定结构的小圆盘，盘心刻一团寿纹。料色有极强的稳定感，雕琢极精又无繁缛雕砌之弊。此件曾被溥仪抵押给盐业银行，1954年又回到故宫。
故宫博物院藏雍正款天蓝釉带紫釉座钵缸及铁锈釉座（清宫旧藏）。全器上部为钵，敛口、圆唇、斜弧腹，钵通体施天蓝釉，釉面有细碎开片。下部为一随形座，座通体施紫黑色釉，釉色仿紫檀木色，效果逼真。座外底施白釉，署青花篆体“大清雍正年制”六字三行款。
钦点之制样：“准做”“雅些”
从档案记载看，在皇帝划定活计内容后，从设计阶段开始，即不断提出要求，审查方案。其中一个重要的环节是确定“样”，包括平面的画样及立体的木样、合牌样等，以画样最为普遍。
画样还可以从经典器物图谱中取材，像乾隆八年（1743年）十一月七日为白玉仙人及白玉马进行烤色做旧过程中，乾隆特别指定要“照《考古图》内颜色烧造”，并配文雅座，同时为另一件碧玉虎“配楠木胎漆座，做旧、做矮，束腰文雅些”“座上面刻隶字‘宣和御玩’，底面刻篆字‘伯时珍藏”’。
画样之外，也有制木样的实例。如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十月十日热河带来一件“磁（瓷）凉枕，配得木座样”，呈览后照样准做，但“托泥要憨厚些”。另一次皇帝在看了为一块重48斤的青白玉籽料配做的木座样后，却改变主意，吩咐“不必配座”。类似的记录，似乎更凸显了制“样”的意义。还有制作合牌样的，如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十二月初六日为“青金双友盖罐”另配木座，即做得“合牌座样呈览”。
钦点之实物样：“甚好”“照做”
如果制“样”还不足以说明问题，有时还会将实物发交承制机构参考，据载，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保存于景德镇窑厂内的各种样器就达8400多件。
雍正四年（1726年）正月初七日，皇帝指出一件白玉石子的茜红牙座“做法甚好，若做座子可照此样做”，几天后，便命人“照先交的茜红象牙座子的样式做法一样”为一块雄黄和寿山石异兽配做木座子。
皇帝会随时将自己认可的器座式样当成样板推广。比如乾隆十年（1745年）二月二十三日传旨将一件哥窑双耳大碗的木座作为标准，“外边有此样碗配座，照此碗座配做”。又在看到一件白玉秋叶香盘的紫檀木天然秋叶座后，指出：“此香盘上座子甚文，着交造办处看样，凡有交出的活计内有好些的古玩，照此座子样式酌量配做。”
钦点之工匠、机构：“办”
为了提高质量，在一些关键环节，还往往指定某工匠或某一机构承担。像雍正十年（1732年）四月十一日给红玛瑙缸式水盛及天鸡式压纸更换座子，就指明要交给牙匠施天章。“牙作”为做碧玉鹦鹉蟠桃盘等五个座子而买办的象牙、双料胭脂、酸梅、牛筋叶等材料也都由他领走。
乾隆年间供职造办处的旗籍镶嵌匠人常存也曾受命为一件紫檀木画汉纹样圆座掐做银丝纹饰。而宫廷画家余省则多次承担为器座设计花纹的工作。更值得注意的是，连西洋画家郎世宁都参与到器座的设计中了。乾隆十八年（1753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档案记载他曾“按西洋样款起稿”，为金胎珐琅钟表四件、金胎珐琅盒四件配做座子四件。他还曾为一件象牙仙工葡萄陈设所配的绿牙座进行着色，交出的成品为“茜绿色红牙座”。
而涉及到在座上刻字、嵌金银丝，档案中多记载交“启祥宫”“如意馆”办，如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汉玉璧一件（随紫檀木圭座，上三十二字，宝二方，乾隆圆宝一方）”“着交启祥宫改做银片字、金片宝，其三星亦做银片，线金丝做”。而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六月初三日青白玉菊花罐紫檀木座一件、汉玉双螭耳杯紫檀木座一件，记为“交如意馆照座底刻字本文嵌银片字、金宝”。如意馆设立于乾隆元年（1736年），是隶属于造办处的一个机构，因作坊设在启祥宫，故常以之为代称。如意馆都是技艺精湛者，像刻字、嵌宝这类一般匠人难以完成的工作，自然要交与他们。钦点之修改：“着收拾”“细致”
除了严格掌控整个制造过程外，皇帝还会按照自己的想法不断修改已有作品，从而向心目中的“恭造式样”靠拢。档案中对此相关记录很多，大致可分为几种情况：
其一，改做是为了满足功能需求。如雍正六年（1728年）二月初七日记碧玉苓（灵）芝花插“头重，座子不稳，着收拾”。
其二，皇帝只是笼统地指出座子“不好”“俗气”，要求往“细致”“秀气”“文雅”“古朴”的方向“收拾”。如雍正元年（1723年）十二月二十四日记六朝镶金银牺牛笔插的紫檀木座“不好”“着另换秀气些的紫檀木座子”。
而在大多数情况下，皇帝会提出关于材质、款式等方面的具体要求。更详细的例子，如乾隆八年（1743年）十一月十四日记一件蜜蜡佛手的紫檀木桐叶座子“不好”，要“将枝子并菊花俱各去了，將老梗如改做得改做一番，叶算一腿，如改做不得往秀气里收什。其桐叶再往薄里做，其叶上应做虫吃糟破之处做天然虫吃糟破”，可谓不厌其烦。
至于换下的座子，部分会再配新的器物，也有一些会交给有关各作坊作材料，还有的会留作赏赐用。
让陈设与环境和谐
宫中为工艺品，特别是大量古玩配座，根本原因是为了使陈设与家具及室内环境取得和谐的效果。在档案中可以看到为“养心殿西暖阁陈设玉器、磁（瓷）器、青绿古铜等古玩俱各配座”、为“九洲清晏楼梯格子上古玩陆续俱各配座”等集中为某处宫室陈设配座的记载。还有责成“牙作”将圆明园内“所有旧架座陆续查出”“收拾茜色”的相关记录，涉及的器物一次可多至数十件。
此外，底座还是具有鲜明宫廷特色的多宝格、百什件内器物的常规配置，往往留有等级、题铭、收藏地点等相关鉴藏信息，这也是清官器座最值得我们关注之处。
其中最常见的是为器物评定的等次。像乾隆十八年（1753）十二月初三日交来1 1件瓷器，“着配座，得时头等刻甲字、二等刻乙字”，就是很典型的例子。有时座子被更换后，其上的信息也会进行修改。如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十二月初六日将一件刻甲字的紫檀木座刮去字，“磨熟刻诗”。
还有一些器座是为了满足特殊的陈设要求，如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十一月十二日传旨，为盛放象牙小船的金漆鸡式盒与白玉兔式盒“配凹面烧饼座”“得时摆年节团圆桌”。
正因为器座是与陈设环境相适应的，我们也找到了一些有趣的记载。如乾隆十年（1745年）年四月二十八日的一条：在为玉龙秋耳炉、汉玉八卦扛（杠）头瓶、青玉扛头瓶配座时，皇帝的要求竟然是：“将龙秋耳炉配糙紫檀木盖、座，其扛头瓶亦配糙些木座”，得时“在香山看地方陈设”。原本宫廷工艺予人的印象总是不计工本地求精求细，而类似记载却有助于我们破除这种刻板印象，从而更为深刻地理解清官器座文化。（注：本文作者系故宫博物院器物部副研究员。）
故宫博物院藏清代碧玉洗座（清宫旧藏）。该座上部为一内部掏空的锁形小座，扣合在下方的圆形托盘上，通体镂雕精细的卷草纹，锁面中央镂雕寿字，两侧纹饰对称;下部由圆形托盘与六只兽吞足构成，中部插接一个固定结构的小圆盘，盘心刻一团寿纹。料色有极强的稳定感，雕琢极精又无繁缛雕砌之弊。此件曾被溥仪抵押给盐业银行，1954年又回到故宫。
故宫博物院藏雍正款天蓝釉带紫釉座钵缸及铁锈釉座（清宫旧藏）。全器上部为钵，敛口、圆唇、斜弧腹，钵通体施天蓝釉，釉面有细碎开片。下部为一随形座，座通体施紫黑色釉，釉色仿紫檀木色，效果逼真。座外底施白釉，署青花篆体“大清雍正年制”六字三行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