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笛鸣响，车门摔上，门铃大作，铁门一顿哐啷，侄女儿小梅一家就上了门。每年差不多都是这个时候，她从乡下老家赶来我家拜年。我喜欢小梅，她小时候学跳舞，后来当上舞蹈老师，嫁了一个我不认识的人，去市里过好日子了。我每年也就见她这么一回。
　　鞋子在门口排列整齐，大小3双。跟10年前迥然不同，鞋底丝毫没有沾泥，鞋面放着光。礼物则一袋袋整齐倚在墙根下。
　　侄孙儿径直走向鱼缸观察了一会儿，断定没有危险，就要把手伸进去。大人们忧虑关爱参半地喝住：“看看就好了。”每年，我照旧要问一次：“他几岁了？”今年是3岁。已经足够成熟，不是去年那张生人勿近的脸。小眼睛眨着，在茶几和鱼缸之间穿梭自如，自给自足。
　　侄女婿和父亲喝茶。他照例梳着向后的油头，大衣敞着，衬衫衣领下是工工整整的领带结，从毛衣的圆领口强硬地露出来，想必是官场上某种特定的服饰礼仪。侄女婿如今是地级市某局的办公室主任，少年得志，踌躇满志，哪天升到省里去也不一定。谁都看好他，他伯父就在省里有个一官半职。
　　和父亲说了几句话，侄女婿突然掉转头来，半对着空中问道：“对象找了啊冒？”“房子买起了啊冒？”倒像我是他的侄女。我记得了，这就像每年的一个仪式，我们通过这套问题确认彼此的身份和地位。他摇了下头，显然对我很失望。声音突然又高亢起来：“你在外面，一年怕要弄个二三十万吧？”去年他说的数字是10万，这未免也太抬举我。我不敢看他，惶恐地摇头：“那不可能。”“那种地方，总要有二三十万才过得下去吧。”他下了一个出人意表的结论。
　　见我没应声，他果断地把注意力转移到我们家的房子上来，前后上下地睃了一遍，由衷叹道：“房子真不在大，大了难搞卫生。像你们这样的，最好。我们那个房子，卫生搞一天只怕都搞不完。”父亲哎哎地点头，满是笑意。
　　我再不敢看他们，转向小梅。她端坐着，一面听，一面眼盯着孩子，比她丈夫显得还要高些。她儿子真奇特，竟爱嗑瓜子，已经自己抓了一把摊在桌上，又扯了两联纸巾，对折，备在一旁。嗑完一颗瓜子，便把壳铺在纸巾上。
　　没过多久，侄女婿开着他局里的车，载着一家人，又回乡下去了。新加满的茶，还是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