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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物质之丰富与获食之轻易，直至出现“全球同吃一种汉堡包”的商业奇迹，堪称宏大景观。没有科学研究表明现代人比古代人吃得更多，但从可支配食物数量、想像力和浪费的程度等诸多方面来看，人类餐桌正上演越来越疯狂的戏码。
许多人类学家和历史学家都注意到现代饮食所体现的不寻常行为。英国剑桥大学考古系教授马丁·琼斯在专著《宴飨的故事》中写道：“今天，进餐者们跨越了整个地球，固着一个巨大的营火分享食物。”
刀叉挥舞间，对食物的尊重淡漠了，看似越来越丰富的食物，带来无尽烦恼。
因为要满足对反季节菜的需要，人们搭起了大棚。大棚温室蔬菜极易在高温高湿环境下生病，必须大剂量使用除菌剂和农药。又因为要远距离运输，西红柿尚青时就要摘下。运到了目的地，如果还没变红，又要用药催熟。
天长日久，“慢性中毒”，同时造成价格上涨和能源消耗。石嫣反问，“这是健康的吃法吗?是不是要考虑节制消费欲望呢?”
28岁的石嫣，是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生、“小毛驴市民农园”管理者之一。她经常以西红柿的例子“启发”来访的城里人：做上帝是要付出代价的。
“我们甚至教育消费者，告诫大家，消费者不是上帝。你之所以相信你是上帝，因为你过去被忽悠了。”温铁军向记者递来一个狡黠的笑容，语气却如一贯的不容置疑，“所有这些过去的概念，在我们这儿，都要受到冲击。”
身为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研究院院长，温铁军说的“我们”，指的正是学院与海淀区农林委联合创办的产学研基地“小毛驴市民农园”。
“不是在什么季节想吃什么都可以的，不是有钱就什么都买得到的。”国内较早从事“有机种植”配送的成都郫县安德镇安龙村农户“牵头人”高清蓉同样不厌其烦地对人们重复着这样的观点。她对食客的贪婪感到困惑：“到底要健康还是要口感好呢?”
安龙村对有意订菜的消费者只有一个要求，就是一定要来农村看看种菜的过程。一次也没有来过的，将被取消订菜资格。农民们相信，消费者之所以提出种种无理要求，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被蒙蔽了，无知所以无畏。“冬天的辣椒是怎么种出来的?一旦他们知道了，哪怕再想吃，也不会去吃了。你不来看，永远也解释不明白”。
即便是不可言说的“冬天的辣椒”的秘密，高清蓉认为，也并非是农民成心给城里人“下毒”。“为什么现在有大棚?不是农民的需要，更多的是消费者需要，大家觉得有市场才种，而不是农民为自己吃那一点点去建大棚。如果说我们都了解自然，顺应自然，哪一季节有什么吃什么，那就安全得多。”
从城里人的角度，上海市民徐俊深感“浪费”是疯狂生产的幕后黑手。在城市餐饮需求中，有一大部分过剩，却逼迫农民以拉低食物安全标准为代价，满足包含浪费在内的量的增产。难的是，这一大部分“过剩”和人们脑中的一些“水分”同步，水分不挤掉，浪费无休止。
吃什么你就是什么
记者与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研究院教授周立的谈话，从一壶茶开始。
“高山茶，我从福建农村‘淘’来的，无污染。”周立抖开一个普通食品袋，大方地抓出一撮，放人电水壶。
他温和地说，食物不仅仅是食物，还是人类感到幸福的最主要和最重要的源头。
在学术上，周立旗帜鲜明地反对消费主义。他原本研究农村金融，2007年赴美考察CSA农场后回来，研究方向和生活理念都为之一变，著有《粮食战争》一书。
“我看过资料，1910年，全美消费者消费食品的支出有40％归生产者农民所有，50％归贸易市场所有，10％是农业器械、化肥、种子等的消耗性支出。到了1997年，农民获得收益的份额跌到8％，2006年是5％。根据测算，到2020年，农民只能获得3％。”
这一过程中的“拐点”出现在上世纪60年代，化肥、农药的革命引发农业和社会体系的革命，为提高产量，食品走上了工业化道路。一方面带来功不可没的量的增长，另一方面带来质的下降，并对环境造成不可逆转的片源污染。
在那之后，美国七成农场破产。
生产者蒙受损失，同时工厂化的食物给人造成越来越多的困扰。
“意大利人发现，他们到快餐店吃饭，就像汽车到加油站加油一样机械无趣，因而发起了‘慢餐运动’。西谚有云：You arewhat you eat。吃什么你就是什么。人们开始担忧，食物改变的除了人的体质，是否还包括人的性灵?谁也不愿意像机器一样活着。”周立说。
中国的GSA并非“舶来品
万物相克相生。在工业化几乎挤扁传统农业的同时，随着环保思潮的涌起，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几个经济程度较高的发达国家纷纷找寻市场外的选择。
1971年的日本，加工和进口食品越来越多，而本地新鲜的农产品却越来越少，一群家庭主妇开始关心化肥和农药对于食物的污染，主动寻找有机农产品的生产者并与他们达成协议，规定生产者按照有机方式生产，这群家庭主妇则预先支付高于一般农产品价格的货款，这种方式叫做"Teikei”(日文“提携”)，是共识或一起合作的意思。Teikei最初的宣传口号是“在蔬菜上看到农夫的脸”。
1986年，美国马萨诸塞州建立了北美第一个CSA(社区支援农业)农场，其核心理念是建立生产者和消费者的直接联系，减少中间环节，让消费者了解生产者，同时双方共担农业生产中的风险。如今美国已经有近3900家农场采用这种模式。
此后，CSA在欧洲、美洲、澳洲及亚洲广泛开展，于2005年以后进入中国。
根据四川农业大学硕士研究生鞠海鹰相关研究中所作的不完全统计，2005年初广西柳州市的三个以寻找美食为主的年轻人开办的“土生良品展览馆”是我国CSA的雏形。2006年初，四川旨在保护成都饮用水水源的民间组织——成都河流研究会在成都安龙村的可持续农业示范项目开始，项目组建“绿色消费者联盟”，倡导可持续消费和城乡互助理念，项目的重点是注重培训村民的环保意识和能力，保护成都饮用水水源地——走马河。
同样在2006年，河北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在定州翟城开始的乡村教育也有类似的CSA模式，后因故关闭，一部分有志于乡村建设的青年农科人员各奔前程，其中的黄志友、严晓辉等人成为后来北京“小毛驴”的筹备主力。
2007年，云南昆明的绿耕城乡合作促进中心在镇东平寨和昆明之间开展城乡合作项目，推动“城乡合作，公平贸易，共创生态文明与可持续生计”行动计划，旨在改善村民生计，为城市消费者直接提供绿色健康的农副产品，免除中间环节、互惠互利。
2008年，广州关注“人身心健康和土地健康”的非营利性组织“沃土工坊”开展CSA项目，寻求健康、和谐的社会发展方式。
2007年，北京国仁城乡合作社成立，于2009年4月在北京国仁城乡合作社开展“小毛驴市民农园健康农业”实习生项目，成立了“小毛驴农场”。在美国EarthriseFarm农场实习过CSA项目的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生石嫣，和黄志友、严晓辉一起，尝试走一条将城乡经济互动、CSA人员培训与乡村政策研究结合于一体的新路径。
同一年，在中国长江三角地区、浙江莫干山、江苏吴中、上海崇明岛等地陆续兴起自然农业和有机种植农场。
一个重要特点是，国内许多关注环境、关注城乡的非政府组织(NGO)或多或少都开始涉及到CSA，它们或以教育、或以保护河流土地、或以探索可持续农业、或以寻求和谐的城乡关系等为侧重点，涉及到CSA的实践与探索。
不过，温铁军对CSA另有高论。他不认为中国的CSA是所谓“舶来品”。他言简意赅地概括为：“打鬼借助钟馗”。
“中国人自己有6000年—7000年的农业文明传统，是循环经济，生态环保型经济。最近30年在中国农村产生的污染严重的农业模式，和六七千年的农业文明相比，只是短暂的一瞬。”
“我相信中国人有足够的智慧明白自己应该生产什么，应该吃什么。”
许多人类学家和历史学家都注意到现代饮食所体现的不寻常行为。英国剑桥大学考古系教授马丁·琼斯在专著《宴飨的故事》中写道：“今天，进餐者们跨越了整个地球，固着一个巨大的营火分享食物。”
刀叉挥舞间，对食物的尊重淡漠了，看似越来越丰富的食物，带来无尽烦恼。
因为要满足对反季节菜的需要，人们搭起了大棚。大棚温室蔬菜极易在高温高湿环境下生病，必须大剂量使用除菌剂和农药。又因为要远距离运输，西红柿尚青时就要摘下。运到了目的地，如果还没变红，又要用药催熟。
天长日久，“慢性中毒”，同时造成价格上涨和能源消耗。石嫣反问，“这是健康的吃法吗?是不是要考虑节制消费欲望呢?”
28岁的石嫣，是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生、“小毛驴市民农园”管理者之一。她经常以西红柿的例子“启发”来访的城里人：做上帝是要付出代价的。
“我们甚至教育消费者，告诫大家，消费者不是上帝。你之所以相信你是上帝，因为你过去被忽悠了。”温铁军向记者递来一个狡黠的笑容，语气却如一贯的不容置疑，“所有这些过去的概念，在我们这儿，都要受到冲击。”
身为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研究院院长，温铁军说的“我们”，指的正是学院与海淀区农林委联合创办的产学研基地“小毛驴市民农园”。
“不是在什么季节想吃什么都可以的，不是有钱就什么都买得到的。”国内较早从事“有机种植”配送的成都郫县安德镇安龙村农户“牵头人”高清蓉同样不厌其烦地对人们重复着这样的观点。她对食客的贪婪感到困惑：“到底要健康还是要口感好呢?”
安龙村对有意订菜的消费者只有一个要求，就是一定要来农村看看种菜的过程。一次也没有来过的，将被取消订菜资格。农民们相信，消费者之所以提出种种无理要求，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被蒙蔽了，无知所以无畏。“冬天的辣椒是怎么种出来的?一旦他们知道了，哪怕再想吃，也不会去吃了。你不来看，永远也解释不明白”。
即便是不可言说的“冬天的辣椒”的秘密，高清蓉认为，也并非是农民成心给城里人“下毒”。“为什么现在有大棚?不是农民的需要，更多的是消费者需要，大家觉得有市场才种，而不是农民为自己吃那一点点去建大棚。如果说我们都了解自然，顺应自然，哪一季节有什么吃什么，那就安全得多。”
从城里人的角度，上海市民徐俊深感“浪费”是疯狂生产的幕后黑手。在城市餐饮需求中，有一大部分过剩，却逼迫农民以拉低食物安全标准为代价，满足包含浪费在内的量的增产。难的是，这一大部分“过剩”和人们脑中的一些“水分”同步，水分不挤掉，浪费无休止。
吃什么你就是什么
记者与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研究院教授周立的谈话，从一壶茶开始。
“高山茶，我从福建农村‘淘’来的，无污染。”周立抖开一个普通食品袋，大方地抓出一撮，放人电水壶。
他温和地说，食物不仅仅是食物，还是人类感到幸福的最主要和最重要的源头。
在学术上，周立旗帜鲜明地反对消费主义。他原本研究农村金融，2007年赴美考察CSA农场后回来，研究方向和生活理念都为之一变，著有《粮食战争》一书。
“我看过资料，1910年，全美消费者消费食品的支出有40％归生产者农民所有，50％归贸易市场所有，10％是农业器械、化肥、种子等的消耗性支出。到了1997年，农民获得收益的份额跌到8％，2006年是5％。根据测算，到2020年，农民只能获得3％。”
这一过程中的“拐点”出现在上世纪60年代，化肥、农药的革命引发农业和社会体系的革命，为提高产量，食品走上了工业化道路。一方面带来功不可没的量的增长，另一方面带来质的下降，并对环境造成不可逆转的片源污染。
在那之后，美国七成农场破产。
生产者蒙受损失，同时工厂化的食物给人造成越来越多的困扰。
“意大利人发现，他们到快餐店吃饭，就像汽车到加油站加油一样机械无趣，因而发起了‘慢餐运动’。西谚有云：You arewhat you eat。吃什么你就是什么。人们开始担忧，食物改变的除了人的体质，是否还包括人的性灵?谁也不愿意像机器一样活着。”周立说。
中国的GSA并非“舶来品
万物相克相生。在工业化几乎挤扁传统农业的同时，随着环保思潮的涌起，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几个经济程度较高的发达国家纷纷找寻市场外的选择。
1971年的日本，加工和进口食品越来越多，而本地新鲜的农产品却越来越少，一群家庭主妇开始关心化肥和农药对于食物的污染，主动寻找有机农产品的生产者并与他们达成协议，规定生产者按照有机方式生产，这群家庭主妇则预先支付高于一般农产品价格的货款，这种方式叫做"Teikei”(日文“提携”)，是共识或一起合作的意思。Teikei最初的宣传口号是“在蔬菜上看到农夫的脸”。
1986年，美国马萨诸塞州建立了北美第一个CSA(社区支援农业)农场，其核心理念是建立生产者和消费者的直接联系，减少中间环节，让消费者了解生产者，同时双方共担农业生产中的风险。如今美国已经有近3900家农场采用这种模式。
此后，CSA在欧洲、美洲、澳洲及亚洲广泛开展，于2005年以后进入中国。
根据四川农业大学硕士研究生鞠海鹰相关研究中所作的不完全统计，2005年初广西柳州市的三个以寻找美食为主的年轻人开办的“土生良品展览馆”是我国CSA的雏形。2006年初，四川旨在保护成都饮用水水源的民间组织——成都河流研究会在成都安龙村的可持续农业示范项目开始，项目组建“绿色消费者联盟”，倡导可持续消费和城乡互助理念，项目的重点是注重培训村民的环保意识和能力，保护成都饮用水水源地——走马河。
同样在2006年，河北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在定州翟城开始的乡村教育也有类似的CSA模式，后因故关闭，一部分有志于乡村建设的青年农科人员各奔前程，其中的黄志友、严晓辉等人成为后来北京“小毛驴”的筹备主力。
2007年，云南昆明的绿耕城乡合作促进中心在镇东平寨和昆明之间开展城乡合作项目，推动“城乡合作，公平贸易，共创生态文明与可持续生计”行动计划，旨在改善村民生计，为城市消费者直接提供绿色健康的农副产品，免除中间环节、互惠互利。
2008年，广州关注“人身心健康和土地健康”的非营利性组织“沃土工坊”开展CSA项目，寻求健康、和谐的社会发展方式。
2007年，北京国仁城乡合作社成立，于2009年4月在北京国仁城乡合作社开展“小毛驴市民农园健康农业”实习生项目，成立了“小毛驴农场”。在美国EarthriseFarm农场实习过CSA项目的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生石嫣，和黄志友、严晓辉一起，尝试走一条将城乡经济互动、CSA人员培训与乡村政策研究结合于一体的新路径。
同一年，在中国长江三角地区、浙江莫干山、江苏吴中、上海崇明岛等地陆续兴起自然农业和有机种植农场。
一个重要特点是，国内许多关注环境、关注城乡的非政府组织(NGO)或多或少都开始涉及到CSA，它们或以教育、或以保护河流土地、或以探索可持续农业、或以寻求和谐的城乡关系等为侧重点，涉及到CSA的实践与探索。
不过，温铁军对CSA另有高论。他不认为中国的CSA是所谓“舶来品”。他言简意赅地概括为：“打鬼借助钟馗”。
“中国人自己有6000年—7000年的农业文明传统，是循环经济，生态环保型经济。最近30年在中国农村产生的污染严重的农业模式，和六七千年的农业文明相比，只是短暂的一瞬。”
“我相信中国人有足够的智慧明白自己应该生产什么，应该吃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