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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制度的“二重结构”使得政府完全可以按照垄断性原则设计满足自身效用函数的产权结构：对银行产权的掌控经历了由控制偏好逐步向效率偏好转型，效用函数具有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这使得中国银行业治理制度具有二元特征，治理制度的二元特征是国有银行和股份制银行绩效存在显著差别的根本原因。在GCP框架中，治理制度是核心；从长期看，GCP框架的三个要素存在动态的相互影响关系，效率的变化通过制度外溢对治理制度产生改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