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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何来老师，您好。最近您刚刚出版了《何来自选集》，一些读者朋友对您的这部自选集很感兴趣，所以想请您谈一谈对于这部自选集的看法。一般来说，作为作者的个人自选集，入选的文章都会带有作者鲜明的个人特色，那么请问何老师在选取文章时有没有自己的一些考虑呢？
何来：这部自选集是对自己文学生涯的一次认真的“回头看”。我从发表处女作到现在，已经有六十多个年头了。这六十年间，时代风云际会中草色烟光的投影，作者情感心象跌宕起伏的轨迹，对诗歌艺术的实践和探索，都是读者所关注的，所感兴趣的，应该在自选集里得到清晰的、有重点的呈现。但是，在漫长的生活途程和创作道路上，不可能没有任何杂质和违心的产品。一些应酬性的、应时性的、应景性的和艺术上粗糙的诗文，就应该舍弃。否则，不符合自己价值体系的东西就会扩散，造成鱼龙混杂、良莠不分的现象，自选集的思想内容和艺术质量就无法保证了。这次为了出自选集，我花了两三年时间，把以前发表（或出版）过的东西统统看了一遍，甚至有的反复琢磨、反复斟酌；有的还作了一点无伤作品原始风貌的技术上的修润。从全部作品中，选了大约三分之二稍多，作为自选集的篇目。选择的标准，主要是考虑自选集的文学性、历史性、艺术性及其社会效果。应该使之对研究文学发展的历史和现状、对研究作者个人创作道路和成就、对学习诗歌艺术创作的技巧，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编者：在这套书里，请问您自己最喜欢或最得意的作品是哪些？能否谈一下这些作品的创作初衷和过程呢？
何来：《何来自选集》是我从六十多年所发表作品中精选出来的，但真正满意的作品很少。早年的《烽火台抒情》《我的大学》，后来的《什么在锯着灵魂》（即《爱的磔刑》）《先驱者最后的信息》以及姐妹篇《牛头骨》《侏儒酒吧》《丧父》三首长诗和哲理诗《未彻之悟》等篇什，被收入的选本较多，受到的评论和读者的口碑较好。有的诗，发表四五十年了，还被人们记着、谈论着、选录着，不能不说是对作者最好的奖赏。这些诗的写作都是有感而发，细说起来话就长了，但无一不是对现实生活观察、体验、感受和领悟的诗意表现。文学离不开生活，这是颠仆不破的真理。关键在于对生活是否有深入的观察、切身的体验、独特的感受和领悟。譬如《烽火台抒情》就不可能呆在大学校园里冥思苦想写出来。那是困难时期，我们离开学校，远赴河西走廊祁连山下、古长城边一个叫新河驿的荒滩上从事艰苦的农业劳动，白天拉着犁在风沙中耕种，晚上在简陋的草铺上就着昏暗的蜡烛写成的。那时，每人一天只吃几两豆饼炒面，却要抵御狂暴的风沙和祁连山冰冷刺骨的雪水。人的信念却是坚定的，人是乐观的。人的信念和精神，如果离开了艰苦奋斗、舍弃和付出，就无从谈起。离开新河驿时，我们看到自己耕种的荒滩上长出绿油油的小麦、胖墩墩的豌豆，豪情油然而生。《烽火台抒情》的产生实际上是自然而然的。从生活中找例子，来图解某种理念，并不是文学意义上的生活。
编者：《何来自选集》第二卷中的组诗《爱的磔刑》，被誉为“当代西绪福斯的灵魂剖白”，“历史与生命的悲剧”，在当代大型组诗创作中“罕有与之相匹”，您能对这样的评论简单谈一下自己的看法吗？
何来：《爱的磔刑》是读者比较广泛、评论比较多、评价也比较高的。这部诗，以前苏联已故女诗人阿赫玛托娃的悲剧人生为主体，涉猎到生与死、善与恶、人生与命运、荣耀与耻辱、个人与祖国等等人们长久关切、追询和拷问而永无止境和结论的话题。在艺术上，又采取了一个死去的苏联诗人与一个尚且活着的中国诗人“交谈”这种超越时空的、超验的表现形式和散点式的总体结构；作为一部系列组诗，规模较大，悲剧气氛笼罩全诗，构思也比较新颖。这在诗歌创作上是不多见的。至于是否“罕有与之相匹”云云，只是个别诗评家的一家之言，只作参考即可。
编者：《何来自选集》的第四卷是散文，其中有一篇是关于您在《飞天》杂志任编辑时的回忆，那么这段经历对您的写作有哪些影响呢？
何来：在编诗的过程中，免不了要不断地读诗，不断地和年轻的诗人交流，和诗歌爱好者接触，在批评与反批评中，在创作与编辑的实践中，在加深对现实生活的理解和认识的同时，不断地思考种种关于诗的问题，成天沉浸在诗的氛围之中，深化和丰富对诗歌的理解。这样，便一次一次迎来心血的来潮，屡屡为生活的激情和创作的欲望所驱使，动心动脑动手，写出这样那样的诗文，不经意中草草度过了将近二十年的创作旺盛期。为此，我衷心感谢编辑工作。我也十分热爱生活和诗，但我不敢说“我会不断超越自己”这样的话。写诗是一种无法预见和规划的精神活动，不是想“搞上去”就可以“搞上去”的。激情和灵感的天敌就是心气的浮躁。一定要时时保持心灵的静肃，保持对浮躁之风的警惕，否则，就会无形中失去许多。
编者：能简要回顾一下您自己的创作历程吗？
何来：文学创作的路和人生的路一样，往往是坎坷不平的，不是一帆风顺的。因为它不但会受到自身各种因素的制约，而且要受到大环境的制约。而这些都是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我的创作道路大体有三个阶段。上大学前，是启蒙阶段，产生了对文学的兴趣、爱好和向往，也模仿模仿，但不成熟。在自选集第四卷的一条附录里，我只保留了一首上初中时发表在上海《少年文艺》上的习作，十分稚拙，但也十分可爱。大学时期算是准备阶段。文学知识的积累，观察能力和领悟能力的提高，表达能力和表达技巧的锻炼；在有生活体验和感受时，也学着试验试验。自选集收录在最前面的“远年的风”一辑里的诗，就是这阶段的实例。其中，《烽火臺抒情》在1961年第五期《诗刊》发表后，曾在1962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春节文艺晚会上朗诵，收入全国《1949—1979诗选》《与史同在/当代中国新诗选》《新中国文学精品文库＼诗歌卷》等重要选本；《我的大学》1962年10月在《诗刊》发表，后来也选入《中国新文学大系·诗歌卷》等选本。虽然也是“学”，但已经不是模仿了，有了可喜的闪光点。大学毕业后紧接着是文化大革命，我有大约十年的沉寂，想了许多，一时理不出个头绪来，甚至陷入某种迷思。在大环境的影响下，费了好大劲，写了一部以红一军、红二军、红四军会宁大会师为题材的长篇叙事诗，有数千行；其中一部分也在报刊上发表了。但这么大的部头，既没有亲身的或类似的体验和感受，亦无法注入自己的什么思想和精神，只靠有限资料编织故事，怎么能创作出合格的文学作品呢？编自选集时也就只好舍弃了。应该说，这是一段弯路，是走上正路的必由之径。到了上世纪80年代以后，我的文学创作才进入了发展期，逐渐显现出成熟的色泽，产生了一些读者喜欢、自己也比较自信的作品。这段时间遇到的最大问题，是关于诗歌的现代化的理解和实践问题。一些人认为诗歌的现代化，就是从西方引进诗歌理论和技巧，甚至西方诗歌里的意象和辞藻。于是，一波接着一波，不断捧出西方文学大师，连带着一些专属某位大师的意象便流行起来，模仿的模仿，翻炒的翻炒，一时之间翻译腔大行其道，散文化处处皆是，误以为这就是现代化。我也多多少少受了点影响，但我很快就警觉起来了。一个民族诗歌现代化的土壤怎么会是别的国家呢？诗歌语言是民族语言的精华，如果没有了韵律和节奏，没有了制约，只有放纵，还可以称为诗的语言吗？我坚持了自己的想法。后来邵宁宁教授写了篇论文《中国诗歌的本土现代性与<侏儒酒吧>》，我的坚持和探索得到了认同和支持。自选集里收录的，大部分也是这一阶段的作品。不过，也可以看出，随着时代的发展，自己的文学思想和创作风格也“与时俱进”，发生着显著的变化。其轨迹是可寻的，是可以勾勒的。 编者：如果用一个词来形容您自己，您会用哪个词？
何来：真诚。我一向认为，真诚是做人做学问做诗的第一要旨。做人不可以是一个“巧伪人”，不讲诚信。在当前风气浮躁、严重泡沫化的情况下，“文学是老实人的事业”这句话显得尤为重要。这话永远是对的，特别是对诗人和诗。作者的人格应该在作品里得到印证。所以，做诗也不能“为赋新词强说愁”。现在，不少“文学理论”看上去很尖新，也搬弄一些新的概念和词汇，夸夸其谈，但还是不得要领。其实，文学艺术的要旨，离开了“真善美”三个字，仍然是说不清楚的。真善美，“真”是第一位的。没有“真”也就很难有“善”和“美”。说假话，为了赶时髦一个劲在那里堆砌流行的意象，是要不得的。
编者：请问您对现在的年轻诗歌爱好者有什么建议吗？
何来：我曾经被称为“校园诗人”、“青年作者”。曾几何时，现在已经被称为“老前辈”、“老家伙”，似乎“三十年的媳妇熬成了婆”，有点发言权了。如果是这样，那我该向年轻诗歌爱好者朋友说点什么呢？诗歌是属于青年的，更确切地说，是属于一颗颗年轻的心的。青年人思想敏捷，感情丰富，想象力活跃，表现欲强烈，这是他们的优势。他们的短板是阅历尚浅，学养不足，对生活观察、领悟的力道以及艺术技巧方面还缺乏锻炼。如果你可以确认自己有文学方面的天赋的话，就需要在写作的同时经常自省，经常自问，经常充电，不断磨练、丰富、提高自己。文学水平的高下，是由人的综合素质决定的，不能靠短时间或某一方面的努力去解决问题。“坚持意味着一切”。但是，一定不要盲目地坚持，而要自觉地坚持。什么是自觉？就是以自己树立的价值体系为标准，先搞明白，什么是对的，什么是不对的，效果不好，再决定坚持什么，抛弃什么。戒浮，戒躁，戒抄，戒炒，戒猫腻，戒不择手段地沽名钓誉，使文学艺术领域成为阳光、干净、生机盎然的神圣之地。这样，天长日久，在主客观各方面因素的影響下，就会不断产生前进的动力，达到自身和客观条件许可的高度。
编者：自选集第四卷您选的全部是散文。您能谈谈自己的散文创作吗？
何来：散文写作是一个作者的基本功，不论你写诗、写小说、写任何体裁的作品，都离不开写散文的基本功。散文对任何一个作者都是相当重要的，因为它更贴近作者的生活和心灵，更直接，更可以显示作者的艺术功力，起码是文字功力。我的散文，不论写故乡，写亲人，写师长，写景物，或者叙述一件事情，都是用自己的思想感情加以关照的。所表达的，是自己的立场、观点和情感。有的读者更喜欢我的散文，说散文更少阅读的障碍，感到亲切。这是有道理的。另外，我也写到几位有名的人物，如像陈涌、赵荫堂、牛汉等，写到某些事情，读读这些篇章，可能还多多少少对了解现代文学史有一点参考价值。一些散文写的是普通人和普通事，但折射出来的却是时代的风云。而这些散文，一直没有集结印行，这次就把它们作为自选集的单独一卷出版了。如果它们和我的诗能相映成辉，相得益彰，那就太好了，达到了我的期待。
编者：农历新年就要到了，先祝何老师新年快乐，也非常感谢您接受我们的访谈，您有什么新年寄语送给我们的读者朋友吗？
何来：谢谢朋友们的祝福！也祝大家新年愉快，事业精进，诗如泉涌！
（《何来自选集》（四卷本）2017年10月由作家出版社出版）
何来：这部自选集是对自己文学生涯的一次认真的“回头看”。我从发表处女作到现在，已经有六十多个年头了。这六十年间，时代风云际会中草色烟光的投影，作者情感心象跌宕起伏的轨迹，对诗歌艺术的实践和探索，都是读者所关注的，所感兴趣的，应该在自选集里得到清晰的、有重点的呈现。但是，在漫长的生活途程和创作道路上，不可能没有任何杂质和违心的产品。一些应酬性的、应时性的、应景性的和艺术上粗糙的诗文，就应该舍弃。否则，不符合自己价值体系的东西就会扩散，造成鱼龙混杂、良莠不分的现象，自选集的思想内容和艺术质量就无法保证了。这次为了出自选集，我花了两三年时间，把以前发表（或出版）过的东西统统看了一遍，甚至有的反复琢磨、反复斟酌；有的还作了一点无伤作品原始风貌的技术上的修润。从全部作品中，选了大约三分之二稍多，作为自选集的篇目。选择的标准，主要是考虑自选集的文学性、历史性、艺术性及其社会效果。应该使之对研究文学发展的历史和现状、对研究作者个人创作道路和成就、对学习诗歌艺术创作的技巧，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编者：在这套书里，请问您自己最喜欢或最得意的作品是哪些？能否谈一下这些作品的创作初衷和过程呢？
何来：《何来自选集》是我从六十多年所发表作品中精选出来的，但真正满意的作品很少。早年的《烽火台抒情》《我的大学》，后来的《什么在锯着灵魂》（即《爱的磔刑》）《先驱者最后的信息》以及姐妹篇《牛头骨》《侏儒酒吧》《丧父》三首长诗和哲理诗《未彻之悟》等篇什，被收入的选本较多，受到的评论和读者的口碑较好。有的诗，发表四五十年了，还被人们记着、谈论着、选录着，不能不说是对作者最好的奖赏。这些诗的写作都是有感而发，细说起来话就长了，但无一不是对现实生活观察、体验、感受和领悟的诗意表现。文学离不开生活，这是颠仆不破的真理。关键在于对生活是否有深入的观察、切身的体验、独特的感受和领悟。譬如《烽火台抒情》就不可能呆在大学校园里冥思苦想写出来。那是困难时期，我们离开学校，远赴河西走廊祁连山下、古长城边一个叫新河驿的荒滩上从事艰苦的农业劳动，白天拉着犁在风沙中耕种，晚上在简陋的草铺上就着昏暗的蜡烛写成的。那时，每人一天只吃几两豆饼炒面，却要抵御狂暴的风沙和祁连山冰冷刺骨的雪水。人的信念却是坚定的，人是乐观的。人的信念和精神，如果离开了艰苦奋斗、舍弃和付出，就无从谈起。离开新河驿时，我们看到自己耕种的荒滩上长出绿油油的小麦、胖墩墩的豌豆，豪情油然而生。《烽火台抒情》的产生实际上是自然而然的。从生活中找例子，来图解某种理念，并不是文学意义上的生活。
编者：《何来自选集》第二卷中的组诗《爱的磔刑》，被誉为“当代西绪福斯的灵魂剖白”，“历史与生命的悲剧”，在当代大型组诗创作中“罕有与之相匹”，您能对这样的评论简单谈一下自己的看法吗？
何来：《爱的磔刑》是读者比较广泛、评论比较多、评价也比较高的。这部诗，以前苏联已故女诗人阿赫玛托娃的悲剧人生为主体，涉猎到生与死、善与恶、人生与命运、荣耀与耻辱、个人与祖国等等人们长久关切、追询和拷问而永无止境和结论的话题。在艺术上，又采取了一个死去的苏联诗人与一个尚且活着的中国诗人“交谈”这种超越时空的、超验的表现形式和散点式的总体结构；作为一部系列组诗，规模较大，悲剧气氛笼罩全诗，构思也比较新颖。这在诗歌创作上是不多见的。至于是否“罕有与之相匹”云云，只是个别诗评家的一家之言，只作参考即可。
编者：《何来自选集》的第四卷是散文，其中有一篇是关于您在《飞天》杂志任编辑时的回忆，那么这段经历对您的写作有哪些影响呢？
何来：在编诗的过程中，免不了要不断地读诗，不断地和年轻的诗人交流，和诗歌爱好者接触，在批评与反批评中，在创作与编辑的实践中，在加深对现实生活的理解和认识的同时，不断地思考种种关于诗的问题，成天沉浸在诗的氛围之中，深化和丰富对诗歌的理解。这样，便一次一次迎来心血的来潮，屡屡为生活的激情和创作的欲望所驱使，动心动脑动手，写出这样那样的诗文，不经意中草草度过了将近二十年的创作旺盛期。为此，我衷心感谢编辑工作。我也十分热爱生活和诗，但我不敢说“我会不断超越自己”这样的话。写诗是一种无法预见和规划的精神活动，不是想“搞上去”就可以“搞上去”的。激情和灵感的天敌就是心气的浮躁。一定要时时保持心灵的静肃，保持对浮躁之风的警惕，否则，就会无形中失去许多。
编者：能简要回顾一下您自己的创作历程吗？
何来：文学创作的路和人生的路一样，往往是坎坷不平的，不是一帆风顺的。因为它不但会受到自身各种因素的制约，而且要受到大环境的制约。而这些都是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我的创作道路大体有三个阶段。上大学前，是启蒙阶段，产生了对文学的兴趣、爱好和向往，也模仿模仿，但不成熟。在自选集第四卷的一条附录里，我只保留了一首上初中时发表在上海《少年文艺》上的习作，十分稚拙，但也十分可爱。大学时期算是准备阶段。文学知识的积累，观察能力和领悟能力的提高，表达能力和表达技巧的锻炼；在有生活体验和感受时，也学着试验试验。自选集收录在最前面的“远年的风”一辑里的诗，就是这阶段的实例。其中，《烽火臺抒情》在1961年第五期《诗刊》发表后，曾在1962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春节文艺晚会上朗诵，收入全国《1949—1979诗选》《与史同在/当代中国新诗选》《新中国文学精品文库＼诗歌卷》等重要选本；《我的大学》1962年10月在《诗刊》发表，后来也选入《中国新文学大系·诗歌卷》等选本。虽然也是“学”，但已经不是模仿了，有了可喜的闪光点。大学毕业后紧接着是文化大革命，我有大约十年的沉寂，想了许多，一时理不出个头绪来，甚至陷入某种迷思。在大环境的影响下，费了好大劲，写了一部以红一军、红二军、红四军会宁大会师为题材的长篇叙事诗，有数千行；其中一部分也在报刊上发表了。但这么大的部头，既没有亲身的或类似的体验和感受，亦无法注入自己的什么思想和精神，只靠有限资料编织故事，怎么能创作出合格的文学作品呢？编自选集时也就只好舍弃了。应该说，这是一段弯路，是走上正路的必由之径。到了上世纪80年代以后，我的文学创作才进入了发展期，逐渐显现出成熟的色泽，产生了一些读者喜欢、自己也比较自信的作品。这段时间遇到的最大问题，是关于诗歌的现代化的理解和实践问题。一些人认为诗歌的现代化，就是从西方引进诗歌理论和技巧，甚至西方诗歌里的意象和辞藻。于是，一波接着一波，不断捧出西方文学大师，连带着一些专属某位大师的意象便流行起来，模仿的模仿，翻炒的翻炒，一时之间翻译腔大行其道，散文化处处皆是，误以为这就是现代化。我也多多少少受了点影响，但我很快就警觉起来了。一个民族诗歌现代化的土壤怎么会是别的国家呢？诗歌语言是民族语言的精华，如果没有了韵律和节奏，没有了制约，只有放纵，还可以称为诗的语言吗？我坚持了自己的想法。后来邵宁宁教授写了篇论文《中国诗歌的本土现代性与<侏儒酒吧>》，我的坚持和探索得到了认同和支持。自选集里收录的，大部分也是这一阶段的作品。不过，也可以看出，随着时代的发展，自己的文学思想和创作风格也“与时俱进”，发生着显著的变化。其轨迹是可寻的，是可以勾勒的。 编者：如果用一个词来形容您自己，您会用哪个词？
何来：真诚。我一向认为，真诚是做人做学问做诗的第一要旨。做人不可以是一个“巧伪人”，不讲诚信。在当前风气浮躁、严重泡沫化的情况下，“文学是老实人的事业”这句话显得尤为重要。这话永远是对的，特别是对诗人和诗。作者的人格应该在作品里得到印证。所以，做诗也不能“为赋新词强说愁”。现在，不少“文学理论”看上去很尖新，也搬弄一些新的概念和词汇，夸夸其谈，但还是不得要领。其实，文学艺术的要旨，离开了“真善美”三个字，仍然是说不清楚的。真善美，“真”是第一位的。没有“真”也就很难有“善”和“美”。说假话，为了赶时髦一个劲在那里堆砌流行的意象，是要不得的。
编者：请问您对现在的年轻诗歌爱好者有什么建议吗？
何来：我曾经被称为“校园诗人”、“青年作者”。曾几何时，现在已经被称为“老前辈”、“老家伙”，似乎“三十年的媳妇熬成了婆”，有点发言权了。如果是这样，那我该向年轻诗歌爱好者朋友说点什么呢？诗歌是属于青年的，更确切地说，是属于一颗颗年轻的心的。青年人思想敏捷，感情丰富，想象力活跃，表现欲强烈，这是他们的优势。他们的短板是阅历尚浅，学养不足，对生活观察、领悟的力道以及艺术技巧方面还缺乏锻炼。如果你可以确认自己有文学方面的天赋的话，就需要在写作的同时经常自省，经常自问，经常充电，不断磨练、丰富、提高自己。文学水平的高下，是由人的综合素质决定的，不能靠短时间或某一方面的努力去解决问题。“坚持意味着一切”。但是，一定不要盲目地坚持，而要自觉地坚持。什么是自觉？就是以自己树立的价值体系为标准，先搞明白，什么是对的，什么是不对的，效果不好，再决定坚持什么，抛弃什么。戒浮，戒躁，戒抄，戒炒，戒猫腻，戒不择手段地沽名钓誉，使文学艺术领域成为阳光、干净、生机盎然的神圣之地。这样，天长日久，在主客观各方面因素的影響下，就会不断产生前进的动力，达到自身和客观条件许可的高度。
编者：自选集第四卷您选的全部是散文。您能谈谈自己的散文创作吗？
何来：散文写作是一个作者的基本功，不论你写诗、写小说、写任何体裁的作品，都离不开写散文的基本功。散文对任何一个作者都是相当重要的，因为它更贴近作者的生活和心灵，更直接，更可以显示作者的艺术功力，起码是文字功力。我的散文，不论写故乡，写亲人，写师长，写景物，或者叙述一件事情，都是用自己的思想感情加以关照的。所表达的，是自己的立场、观点和情感。有的读者更喜欢我的散文，说散文更少阅读的障碍，感到亲切。这是有道理的。另外，我也写到几位有名的人物，如像陈涌、赵荫堂、牛汉等，写到某些事情，读读这些篇章，可能还多多少少对了解现代文学史有一点参考价值。一些散文写的是普通人和普通事，但折射出来的却是时代的风云。而这些散文，一直没有集结印行，这次就把它们作为自选集的单独一卷出版了。如果它们和我的诗能相映成辉，相得益彰，那就太好了，达到了我的期待。
编者：农历新年就要到了，先祝何老师新年快乐，也非常感谢您接受我们的访谈，您有什么新年寄语送给我们的读者朋友吗？
何来：谢谢朋友们的祝福！也祝大家新年愉快，事业精进，诗如泉涌！
（《何来自选集》（四卷本）2017年10月由作家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