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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师兄又摊上大事儿了！这回可不是名震江湖的“瘦肉精”作怪，也不是猪肉价格火箭式暴涨，而是数万头猪莫名其妙的死了，且上演了一出“死猪的奇幻漂流记”，搅和的上下游都不得安宁，甚至惊动了全国人民。连采访全国两会的记者，都拿“死猪江葬是因付不起火葬费”为由头，向民政部部长发问丧殡葬服务改革一事。
据上海市政府通报，从3月8日以来，上海方面打捞起的死猪总计上万头。且根据上海方面提供的17个耳标指向，死猪来源为浙江嘉兴。嘉兴当地曾报道去冬今春死猪现象特别严重，嘉兴某镇最近平均每天就有300多头死猪。镇上一工作人员透露，“以前50斤以上的死猪都是上餐桌的”，因去年加大打击力度，没人收购病死猪，所以就扔江里了。
猪投黄浦江，不禁让人担心起水质问题来。按照常识来讲，不管猪是咋死的，既然被扔在水里，自然会因腐烂成为污染源，对江水造成一定的污染。可是，上万头死猪浩浩荡荡排队漂流而下，居然未影响到黄浦江的水质，上海政府仍称水质符合饮用标准，则也太过魔幻了吧。
一开始是几十头，然后是几百头，当10164头来自各地的死猪，从黄浦江上游的河道中被陆续捞出时，上海松江区泖港镇居民颇感无奈。
问题才刚浮出水面。乱象背后，上海周边的水系污染、河道管理的政出多门、跨界污染的协调乏力，都已是旧病沉疴。
“死猪最后都去了上海，区别是这次是漂下去，以前是‘坐车’。”嘉兴一名养猪户指着死猪肚皮，告诉记者。
直到最近两年，河道里的死猪才渐渐增多。“过去死猪有人收，没人会丢到河里。”嘉兴的多位养猪户不约而同地提起一起轰动嘉兴的收购死猪案。
涉及17名被告人的这桩案件，在嘉兴家喻户晓。在2012年11月的宣判中，领头的3人被判无期徒刑。
这是个典型的猪乡故事。凤桥镇三星村村民董国权等三人合伙开了一家非法屠宰场，开始了死猪收购生意。“他们收的价格很便宜，平均才每斤一元左右。”三星村一位养猪户说，病死的小猪一般不到50斤，大的也不过百来斤。
但这并不妨碍董国权们的生意。嘉兴中院的判决书认定，在短短两年多时间，董国权等人收购、屠宰的死猪竟达到7.7万余头，销售金额达865万余元。这些死猪，大多来自于南湖区凤桥镇、新丰镇等地。“这批人被抓了以后，村里就再没人敢公开收死猪了。”在以供港猪闻名的新丰镇竹林村，57岁的村民郭岳（化名）告诉记者。
但是，扔在河里的死猪多了。在上海松江区，松江的环保人员告诉记者，这次事发，他们从松江事发水域溯源而上，一路巡查至嘉兴平湖水泥厂上游，一路行来，途经航道几乎处处可见死猪的踪影。
在平湖的曹桥街道，一艘打捞船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即使在打捞工作进行了一周后的3月17日，他们一艘小船一天还能打捞二十多头。
“这两年每年这个时候都要集中捞猪。”在嘉兴新丰镇竹林村，一位负责打捞的村民说。原本在河道中捕鱼的渔民纷纷转行，干起“捞猪”工作。
一起事涉威胁上海饮用水安全的突发公共事件，或将渐渐淡去，但围绕事件的种种质疑仍在继续发酵：死猪漂浮水源上，如何确保水质达标？在环境突发事件面前，除了看到生产和管理能力的落后与粗疏之外，还应追问为什么区域间的沟通联动如此之难。
“要是没有微博曝光死猪事件，政府部门是否会刻意瞒报？”
事发后，很多人都不敢再吃猪肉，网民笑谈：“沙逼北京，猪投上海！”中国的食品安全是个大笑话，但是中国人全部都很淡定。因为现在有肉吃就不错了，虽然是病死猪，但毕竟有肉吃了。听老人讲，以前穷的时候，就连病死猪也吃不上。小时候，很少能吃到肉，因为那个时候统购统销，山芋都不够吃，更别说养猪了。邻近村庄有个杀猪佬老牛，有时候，不知从哪里偷偷拿点死猪肉来卖，天麻麻亮，老牛来了，在院子里喊：“同志们啦，有猪肉卖啊！”家家户户就像过节一样，起来买肉，小孩子都在睡觉，还不知道，到了中午，肉烧起来了，小孩子们欢天喜地到处跑，到处宣传自己家里有肉吃了。
大规模死猪漂流乃是公共卫生事件，可两地政府的淡定却让人看不懂。浙江极力否认死猪源于疫病，而是声称被冻死的，却又未拿出可靠证据来，以至沦为网友的笑柄，“浙江的猪都冻死了，东北的猪活得还好吗？”至于上海方面，明明处于下游，乃是此次事件的受害者，却没有向浙江申张环境污染赔偿的动作，反倒一味拿水质合格做挡箭牌。既然水质都没问题，那还急着打捞干嘛，何不让其顺流入海，成为鱼儿的腹中之物。
当然，“死猪奇幻漂流”事件也有正面看点。数万头死猪都被扔进江里，而未进入到民众的胃里，可称是一个小小的进步。
不过，大规模死猪漂流毕竟不是好现象，不仅污染水质，亦会造成社会恐慌，需要从源头予以治理。除了依靠市场化优胜劣汰，提高养殖规模门槛，走规范化养猪道路外，还需给死猪找一条出路。要么采取政府补贴回收销毁，彻底断绝污染源。要么采取深加工方式，将死猪开发利用变废为宝，做成食品以外的其它商品。
这次耸动海内外舆情的死猪漂浮事件，再一次提醒我们反省在治理环境方面，急需建立省市区联动机制，以便针对突发事件快速反应，平息负面社会影响，防止污染扩大。
据上海市政府通报，从3月8日以来，上海方面打捞起的死猪总计上万头。且根据上海方面提供的17个耳标指向，死猪来源为浙江嘉兴。嘉兴当地曾报道去冬今春死猪现象特别严重，嘉兴某镇最近平均每天就有300多头死猪。镇上一工作人员透露，“以前50斤以上的死猪都是上餐桌的”，因去年加大打击力度，没人收购病死猪，所以就扔江里了。
猪投黄浦江，不禁让人担心起水质问题来。按照常识来讲，不管猪是咋死的，既然被扔在水里，自然会因腐烂成为污染源，对江水造成一定的污染。可是，上万头死猪浩浩荡荡排队漂流而下，居然未影响到黄浦江的水质，上海政府仍称水质符合饮用标准，则也太过魔幻了吧。
一开始是几十头，然后是几百头，当10164头来自各地的死猪，从黄浦江上游的河道中被陆续捞出时，上海松江区泖港镇居民颇感无奈。
问题才刚浮出水面。乱象背后，上海周边的水系污染、河道管理的政出多门、跨界污染的协调乏力，都已是旧病沉疴。
“死猪最后都去了上海，区别是这次是漂下去，以前是‘坐车’。”嘉兴一名养猪户指着死猪肚皮，告诉记者。
直到最近两年，河道里的死猪才渐渐增多。“过去死猪有人收，没人会丢到河里。”嘉兴的多位养猪户不约而同地提起一起轰动嘉兴的收购死猪案。
涉及17名被告人的这桩案件，在嘉兴家喻户晓。在2012年11月的宣判中，领头的3人被判无期徒刑。
这是个典型的猪乡故事。凤桥镇三星村村民董国权等三人合伙开了一家非法屠宰场，开始了死猪收购生意。“他们收的价格很便宜，平均才每斤一元左右。”三星村一位养猪户说，病死的小猪一般不到50斤，大的也不过百来斤。
但这并不妨碍董国权们的生意。嘉兴中院的判决书认定，在短短两年多时间，董国权等人收购、屠宰的死猪竟达到7.7万余头，销售金额达865万余元。这些死猪，大多来自于南湖区凤桥镇、新丰镇等地。“这批人被抓了以后，村里就再没人敢公开收死猪了。”在以供港猪闻名的新丰镇竹林村，57岁的村民郭岳（化名）告诉记者。
但是，扔在河里的死猪多了。在上海松江区，松江的环保人员告诉记者，这次事发，他们从松江事发水域溯源而上，一路巡查至嘉兴平湖水泥厂上游，一路行来，途经航道几乎处处可见死猪的踪影。
在平湖的曹桥街道，一艘打捞船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即使在打捞工作进行了一周后的3月17日，他们一艘小船一天还能打捞二十多头。
“这两年每年这个时候都要集中捞猪。”在嘉兴新丰镇竹林村，一位负责打捞的村民说。原本在河道中捕鱼的渔民纷纷转行，干起“捞猪”工作。
一起事涉威胁上海饮用水安全的突发公共事件，或将渐渐淡去，但围绕事件的种种质疑仍在继续发酵：死猪漂浮水源上，如何确保水质达标？在环境突发事件面前，除了看到生产和管理能力的落后与粗疏之外，还应追问为什么区域间的沟通联动如此之难。
“要是没有微博曝光死猪事件，政府部门是否会刻意瞒报？”
事发后，很多人都不敢再吃猪肉，网民笑谈：“沙逼北京，猪投上海！”中国的食品安全是个大笑话，但是中国人全部都很淡定。因为现在有肉吃就不错了，虽然是病死猪，但毕竟有肉吃了。听老人讲，以前穷的时候，就连病死猪也吃不上。小时候，很少能吃到肉，因为那个时候统购统销，山芋都不够吃，更别说养猪了。邻近村庄有个杀猪佬老牛，有时候，不知从哪里偷偷拿点死猪肉来卖，天麻麻亮，老牛来了，在院子里喊：“同志们啦，有猪肉卖啊！”家家户户就像过节一样，起来买肉，小孩子都在睡觉，还不知道，到了中午，肉烧起来了，小孩子们欢天喜地到处跑，到处宣传自己家里有肉吃了。
大规模死猪漂流乃是公共卫生事件，可两地政府的淡定却让人看不懂。浙江极力否认死猪源于疫病，而是声称被冻死的，却又未拿出可靠证据来，以至沦为网友的笑柄，“浙江的猪都冻死了，东北的猪活得还好吗？”至于上海方面，明明处于下游，乃是此次事件的受害者，却没有向浙江申张环境污染赔偿的动作，反倒一味拿水质合格做挡箭牌。既然水质都没问题，那还急着打捞干嘛，何不让其顺流入海，成为鱼儿的腹中之物。
当然，“死猪奇幻漂流”事件也有正面看点。数万头死猪都被扔进江里，而未进入到民众的胃里，可称是一个小小的进步。
不过，大规模死猪漂流毕竟不是好现象，不仅污染水质，亦会造成社会恐慌，需要从源头予以治理。除了依靠市场化优胜劣汰，提高养殖规模门槛，走规范化养猪道路外，还需给死猪找一条出路。要么采取政府补贴回收销毁，彻底断绝污染源。要么采取深加工方式，将死猪开发利用变废为宝，做成食品以外的其它商品。
这次耸动海内外舆情的死猪漂浮事件，再一次提醒我们反省在治理环境方面，急需建立省市区联动机制，以便针对突发事件快速反应，平息负面社会影响，防止污染扩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