取消了酒税，价格下降，需求增加，这是有利于商家的好事，缘何红酒和啤酒商家反应迥异呢？
　　香港政府收入盈余逾千亿元，“全民派糖”之余，在新公布的财政预算案中，更决定实施免收葡萄酒、啤酒及其他非烈酒类饮品的税项（统称红酒税）。
　　在此之前，上任香港财长唐英年已经将红酒税减半。唐英年本人酷爱红酒，私藏甚丰，早年接受媒体采访曾说，红酒税是令他最感棘手的一个问题：如果减税，就会有人说他想痛饮低税红酒；若加税，同样有人会指责他想让自己的收藏升值。真可谓左右为难。
　　完全取消红酒税，终于在新一任财政司长曾俊华手中得以落实。香港政府虽然是借“库房水浸”的机会顺势取消红酒税，实际上，也是审时度势之举。此前香港酒税相对周边偏高，妨碍了它发展成为区域性甚至是世界性的红酒交易中心。而内地随着经济高速发展，红酒销量增长迅猛，潜在市场能力不可估量。取消这项税收，惠及销售、仓存、拍卖、酒店、展览、物流等行业。有人估计，虽然取消酒税直接减少了数亿元收入，但由于减税对多个行业的促进作用，可使香港每年总收益增加50亿港元。
　　消息传来，有意思的是不同人士的不同反应：香港本地葡萄酒商极力赞扬政府这一举措，认为这将利于香港成为红酒交易中心；而香港本地啤酒商却对此持强烈反对态度，认为应该维持原税率不变。按道理，取消了酒税，价格下降，需求增加，这是有利于商家的好事，缘何红酒和啤酒商家反应迥异呢？
　　道理其实一点也不复杂：香港原先的红酒和啤酒税率并不一致。去年政府财政预算案里，曾经把红酒税率从80％减为40％，啤酒则从40％减为20％，相同的削减幅度，是考虑和照顾到红酒和啤酒经营商存在的竞争关系。从经济学原理分析，两者存在替代关系。如今两者的课税同样一笔勾销，显得喝紅酒更为合算，亦即等同于红酒相对啤酒降价，自然会使得原来一部分喝惯啤酒的人改喝红酒。啤酒价格下降的确会带来销量上升，但是否能够抵消改喝红酒的数量亏损尚不得而知。对红酒商家而言则有两大利好，一是绝对的价格下降带来销量增加，二是相对啤酒价格的下降所带来的额外销量。正因为如此，免收酒税没有带来皆大欢喜，居然还有酒商强烈反对，也就不难理解了。
　　社会各界对于酒类征税争论不断。有人认为酒精终究不是好东西，对社会无益。尤其是一些医生谆谆告诫，酒价过低，酗酒人数上升，与酒相关的一些疾病发病率会提高，由于酗酒引发的交通事故也会随之上升，两者都会导致社会的医疗开支水涨船高。因此政府应该为市民健康着想，对酒类课税。英国就有研究报告指出，课税导致酒价上升，民众饮酒量下跌一成，醉酒驾驶比率下跌百分之七，因肝硬化死亡的国民也减少近一半。
　　一些传统的经济学家认同过量吸烟和饮酒有害健康的观点，认为可以通过征税进行约束。当然，如同一则笑话所说，有一个持某种观点的经济学家，就必然存在另外一个意见相左的经济学家。同样有经济学家认为，人是理性的，能够预料饮酒带来的后果。究竟是喝酒带来的享受重要，还是避免潜在的疾病威胁更重要，一个人很难替其他人进行选择。现实生活中，对某人说“如果你从此不喝酒，以后患肝硬化疾病的几率就会减少三成，这是多么合算啊”之类的话，的确是煞风景的。一些经济学家认为，对酒类过度课税，是损害个人自由的行为，不利于资源要素的合理流动。
　　无论如何，香港政府这次取消红酒税，显示出当地政府为了打造相关行业中心、促进区域经济繁荣的决心。如果有一天，随着内地城市经济发展，酒类消费继续攀升，在酒类经营上也采取类似宽松政策，而香港依然保持较高税率，就会陷于被动。因此这次香港政府取消红酒税，也可视作是在地区性竞争压力之下欲拔头筹的一次出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