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内容提要充分认识社会企业功能及其带来的理论突破，不仅具有理论价值，亦有助于适时制定政策法规，加快其规范有序的发展。而这正是迅速崛起、现在却面临经济下行压力的中国迫切需要的。从世界各地的实践看，社会企业可以在贫困治理、就业创业、社会性服务供给、社会经济发展、弱势群体关怀等诸多方面广泛发挥社会治理与包容性发展功能。社会企业兴起对诸多理论形成了明显突破，其中涉及公共治理、经济发展、扶贫助困，以及金融和企业理论等众多领域。缺乏对此深入理解，是中国社会企业发展缓慢的重要原因。当前，中国促进社会企业充分发展，必须厘清一些基本问题，以便研究制定相关政策法规。
关键词社会企业社会治理包容性发展社会性服务社会经济
〔中图分类号〕C913.7；F120.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447-662X（2015）10-0097-07
一、社会企业的核心要义及中国加快其
发展的紧迫性作为一种旨在解决社会问题的创新型社会组织形式，社会企业继承了追求利润最大化企业（PMB）和传统非营利组织（NPO）的部分特征，形成了自己的综合优势，因而作为促进社会治理和包容性发展的新生力量在全球范围不断兴起，尽管目前它在中国还处于起步发展阶段。在英文中，社会企业对应着宽窄程度不同的三个词，即2006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孟加拉国经济学教授尤努斯（Muhammad Yunus）严格界定的social business，欧美国家常用、界定非常宽泛的social enterprise，以及欧洲国家主要用来指为残障人士或者在劳动力市场上处于弱势地位者提供工作机会的social firm。Social firm的口径最窄，酷似中国的福利企业；social enterprise最为宽泛，包括营利性和非营利性两种类型；social business同样包括两种，如果撇开那种定义为贫穷人或其他弱势群体拥有的营利性企业不说，它与非营利性social enterprise的主要区别在于：收入主要来源于持续性经营收入、盈余不能用于分红。综合起来，就一般意义而言，社会企业即旨在解决社会问题，而非经济利益至上，按照追求利润最大化企业（PMB）的市场化模式运营，能够以经营性收入抵补成本，并且盈余不能用于分红或者仅作有限分红，可以实现持续发展的新型社会组织形式。
社会企业的核心要义与综合优势，可以通过与传统社会三大部门的比较体现出来。由于社会企业是NPO与PMB相交融的产物，因而具有独特的优
*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包容性发展视角下加快我国老龄服务业分类协同发展研究”（14AGL02）；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包容性发展视角下构建江苏多层次养老保障与服务体系研究”（14SZB030）；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项目“包容性发展理论与江苏战略研究”（2011ZDAXM008）
势。首先，社会企业与NPO的本质区别在于其主要收入来源于自主运营的持续性收入，而非难以持续的外部捐赠或资助，因而，社会企业是社会性资源的可持续而非一次性运用方式。其次，社会企业与PMB的最大区别在于追求社会价值，而非经济利益至上，尽管它也需要获得持续性经营收入来抵补经营成本；而且，社会企业不是资本支配劳动型组织，而是利害相关者民主管理型组织，因而，它不仅不追求利润最大化，而且盈余不能用于分红，或者仅作有限分红；由于淡化了资本在社会企业中的地位，因而发展社会企业有助于减小日趋严重的贫富悬殊状况。最后，相较于追求公共效益的政府组织，社会企业主要致力于解决社会问题而非所有公共问题，但它按照市场化模式运营，有助于更加高效地解决社会问题。
面临严峻国内外形势的中国正迈向经济新常态，加快社会企业发展有助于应对经济下行带来的社会经济问题。一方面，崛起中国引起了一些国家的不安和担心，他们处心积虑地通过各种方式影响甚至破坏中国发展的和平国际环境，而且前些年美日欧三大经济体连接不断爆发的危机性事件带来了全球经济不振，其影响至今尚存。所有这些都影响着中国持续快速发展的外部市场环境。另一方面，中国开启了全面深化改革新时代，但面临的经济下行压力越来越大，社会问题势必更加突出，特别是相当多制造行业产能过剩造成投资乏力、经济发展速度下降而凸显的就业、贫困以及养老、医疗等社会问题。社会企业作为社会经济（Social Economy）新形态，可以在新常态下发挥积极的社会治理与包容性发展功能。
然而，社会企业概念引入中国时间较晚，社会各界对其缺乏全面深入认识，因而社会企业在中国发展还处于起步阶段，不仅发展还不充分，而且规范性亦有待提高。在此背景下，立足中国全面深化改革的新时期、新常态，放眼全球，系统总结社会企业兴起而发挥的积极功能以及其带来的理论突破与创新，不仅具有极其重要的理论价值，而且对中国尽早研究制定相关政策法规，加快社会企业规范有序发展，进而发挥其积极的社会治理与包容性发展功能，有效应对严峻国际国内形势下而出现的社会经济问题，都有着积极的现实意义。
2015年第10期
社会企业的积极功能、理论突破与中国纠偏
二、社会企业：社会治理与包容性发展的新生力量
社会企业在全球日渐兴起的关键原因在于其广泛而独特的社会治理与包容性发展功能。治理区别于管理的地方主要在于其强调多元参与、共同努力，社会企业兴起本身就是对市场失灵、政府失灵、志愿失灵以及契约失灵而造成全球社会问题不断增多的一种理性回应，因而社会企业天生就是社会治理的重要力量。包容性发展（Inclusive Development），作为一种遵循社会经济规律、更加注重社会公平的新型发展理念与战略模式，主张发展人人有责、机会均等，重视社会经济协同共进、利益分配充分共享，是破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不协调、不平衡和不可持续问题的重要战略模式。高传胜：《论包容性发展的中国要义》，《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11年第5期。社会企业通过市场化方式持续解决社会问题，其充分发展将有助于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增进社会公平，因而是实现包容性发展的重要途径。综合世界各地的具体实践，社会企业的社会治理与包容性发展功能主要体现在： 1.扶贫助困的新创想。传统的扶贫助困主要采取无偿的单向投入方式，这种被动“输血式”做法经常会遇到“养懒汉”“搭便车”等道德风险（Moral hazard）问题，而采取社会企业方式，不仅可以有效规避有劳动能力者的“败德行为”，并且能够实现社会资源的循环利用，并提高利用效率。尤努斯创立的格莱珉银行（Grameen Bank），作为一个严格意义上的社会企业，通过向穷人（97%是女性）甚至是乞丐，提供无抵押、无担保的小额信贷（Micro-credit），帮助其自谋生计、发挥与生俱来的潜能与创造力，使孟加拉国几乎遍及每个村庄的800多万穷人受益，是世界范围内将社会企业的贫困治理理论与实践完美结合起来的典范。[孟]M·尤努斯、[美]韦伯：《企业的未来：构建社会企业的创想》，杨励轩译，中信出版社，2011年，第IX页。正因为如此，该模式已经被复制到世界各地，尽管其中有的地方由于未能掌握其核心要义和运行机理而造成效果不甚理想，更何况，有的小额信贷还是营利性的。
2.创业、就业和实现自我价值的新舞台。一方面，社会企业由于对盈利性要求不像营利性企业（PMB）那么高，因而可以有更多的投资机会与发展空间，有助于更多的人进行创业、就业和实现自我价值；另一方面，不同于传统NPO更多地依靠无薪酬的志愿者，社会企业要为工作人员支付正常甚至更具吸引力的劳动报酬，因此，相对而言，社会企业是更为有利的创业、就业和实现自我价值的舞台，其中包括社会流浪乞讨者。比如，英国伦敦的《The Big Issue》杂志通过让无家可归的街头流浪乞讨人员来贩卖杂志。社会企业“另眼看伦敦”（Unseen Tours）则把那些对伦敦大街小巷了若指掌的流浪人员转变成城市另类导游，让他们发挥自身价值、实现自食其力，重获生活主导权。《另眼看伦敦——带给你不一样的旅程》，参见http：//dsi.britishcouncil.org.cn/zh/case2010/20130130/1117.shtml。
3.社会性服务供给的新路径。解决看病难、上学难、养老难、买房难等社会问题，不仅要充分发挥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和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的双重作用，还需积极利用社会力量，全面发挥社会企业的积极功能。因为社会企业的社会使命与非营利性特征等因素，决定了以该方式提供的社会性服务能够更好地适应中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与需求层次，台湾、香港、福州等地区便有这方面的经验。比如台湾的长庚医院，“不以营利为目的”，走平民化路线，主要服务中低阶层百姓，而其“企业化管理”方式，不仅解决了台湾医疗服务领域之前存在的服务态度差、“红包文化”、效率低下、价格昂贵等诸多问题，而且提升了医院效率、增加医院收益，改写了台湾医疗服务事业的历史，进而成为台湾最受老百姓欢迎的医院。《勤劳朴实，深耕生根》，参见https：//www.cgmh.org.tw/cgmh/about/about_01.htm。倡导建立“没有围墙养老院”的福州金太阳老年综合服务中心（Golden Sun Elder Center），则是以社会企业模式运营的居家养老服务组织，经过其多年不断探索，目前它已呈现出跨区域复制扩张的生命力。中国福建省福州市金太阳老年综合服务中心，参见http：//www.968885.org/； 金太阳老年综合服务中心：没有围墙的养老院，参见http：//www.britishcouncil.cn/programmes/society/social-entrepreneurs/case-studies/golden-sun。
4.社会投资和社会经济发展的新形态。传统的社会投资主要依靠政府，传统的社会经济形式主要是NPO，社会企业的兴起则将改变这一状况。由于对盈利性要求不高，因而社会企业可以在经济利润率达不到市场投资的期望要求、政府投资尚未覆盖到的社会领域，找到投资机会与发展空间，进而促进社会经济协调发展。在此方面，国际上已经有不少成功案例与有益探索。比如，英格兰较为偏远的阿尔斯通（Alston）地区，已经建成名符其实的“社会企业村”，在一个近千户、2000余人的小村里，每60户人家就有一个社会企业，其具体形式有面包合作社、残障者就业培训中心、社区居民合资经营的小商店，以及闲置火车站改造成的博物馆，等等；再如德国威斯巴登（Wiesbaden）2010年开始建设“社会企业城”，不仅直击城市中区域间发展不平衡这一紧迫的社会问题，还带动不少城市的后续探索，如日本福冈、意大利皮斯托亚等等。其运营机理即由城市中特定区域内的各种公私机构，组建有机协调的正式网络，通过社会企业理念与方式促进社会公正。Christine K. Volkmann
关键词社会企业社会治理包容性发展社会性服务社会经济
〔中图分类号〕C913.7；F120.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447-662X（2015）10-0097-07
一、社会企业的核心要义及中国加快其
发展的紧迫性作为一种旨在解决社会问题的创新型社会组织形式，社会企业继承了追求利润最大化企业（PMB）和传统非营利组织（NPO）的部分特征，形成了自己的综合优势，因而作为促进社会治理和包容性发展的新生力量在全球范围不断兴起，尽管目前它在中国还处于起步发展阶段。在英文中，社会企业对应着宽窄程度不同的三个词，即2006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孟加拉国经济学教授尤努斯（Muhammad Yunus）严格界定的social business，欧美国家常用、界定非常宽泛的social enterprise，以及欧洲国家主要用来指为残障人士或者在劳动力市场上处于弱势地位者提供工作机会的social firm。Social firm的口径最窄，酷似中国的福利企业；social enterprise最为宽泛，包括营利性和非营利性两种类型；social business同样包括两种，如果撇开那种定义为贫穷人或其他弱势群体拥有的营利性企业不说，它与非营利性social enterprise的主要区别在于：收入主要来源于持续性经营收入、盈余不能用于分红。综合起来，就一般意义而言，社会企业即旨在解决社会问题，而非经济利益至上，按照追求利润最大化企业（PMB）的市场化模式运营，能够以经营性收入抵补成本，并且盈余不能用于分红或者仅作有限分红，可以实现持续发展的新型社会组织形式。
社会企业的核心要义与综合优势，可以通过与传统社会三大部门的比较体现出来。由于社会企业是NPO与PMB相交融的产物，因而具有独特的优
*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包容性发展视角下加快我国老龄服务业分类协同发展研究”（14AGL02）；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包容性发展视角下构建江苏多层次养老保障与服务体系研究”（14SZB030）；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项目“包容性发展理论与江苏战略研究”（2011ZDAXM008）
势。首先，社会企业与NPO的本质区别在于其主要收入来源于自主运营的持续性收入，而非难以持续的外部捐赠或资助，因而，社会企业是社会性资源的可持续而非一次性运用方式。其次，社会企业与PMB的最大区别在于追求社会价值，而非经济利益至上，尽管它也需要获得持续性经营收入来抵补经营成本；而且，社会企业不是资本支配劳动型组织，而是利害相关者民主管理型组织，因而，它不仅不追求利润最大化，而且盈余不能用于分红，或者仅作有限分红；由于淡化了资本在社会企业中的地位，因而发展社会企业有助于减小日趋严重的贫富悬殊状况。最后，相较于追求公共效益的政府组织，社会企业主要致力于解决社会问题而非所有公共问题，但它按照市场化模式运营，有助于更加高效地解决社会问题。
面临严峻国内外形势的中国正迈向经济新常态，加快社会企业发展有助于应对经济下行带来的社会经济问题。一方面，崛起中国引起了一些国家的不安和担心，他们处心积虑地通过各种方式影响甚至破坏中国发展的和平国际环境，而且前些年美日欧三大经济体连接不断爆发的危机性事件带来了全球经济不振，其影响至今尚存。所有这些都影响着中国持续快速发展的外部市场环境。另一方面，中国开启了全面深化改革新时代，但面临的经济下行压力越来越大，社会问题势必更加突出，特别是相当多制造行业产能过剩造成投资乏力、经济发展速度下降而凸显的就业、贫困以及养老、医疗等社会问题。社会企业作为社会经济（Social Economy）新形态，可以在新常态下发挥积极的社会治理与包容性发展功能。
然而，社会企业概念引入中国时间较晚，社会各界对其缺乏全面深入认识，因而社会企业在中国发展还处于起步阶段，不仅发展还不充分，而且规范性亦有待提高。在此背景下，立足中国全面深化改革的新时期、新常态，放眼全球，系统总结社会企业兴起而发挥的积极功能以及其带来的理论突破与创新，不仅具有极其重要的理论价值，而且对中国尽早研究制定相关政策法规，加快社会企业规范有序发展，进而发挥其积极的社会治理与包容性发展功能，有效应对严峻国际国内形势下而出现的社会经济问题，都有着积极的现实意义。
2015年第10期
社会企业的积极功能、理论突破与中国纠偏
二、社会企业：社会治理与包容性发展的新生力量
社会企业在全球日渐兴起的关键原因在于其广泛而独特的社会治理与包容性发展功能。治理区别于管理的地方主要在于其强调多元参与、共同努力，社会企业兴起本身就是对市场失灵、政府失灵、志愿失灵以及契约失灵而造成全球社会问题不断增多的一种理性回应，因而社会企业天生就是社会治理的重要力量。包容性发展（Inclusive Development），作为一种遵循社会经济规律、更加注重社会公平的新型发展理念与战略模式，主张发展人人有责、机会均等，重视社会经济协同共进、利益分配充分共享，是破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不协调、不平衡和不可持续问题的重要战略模式。高传胜：《论包容性发展的中国要义》，《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11年第5期。社会企业通过市场化方式持续解决社会问题，其充分发展将有助于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增进社会公平，因而是实现包容性发展的重要途径。综合世界各地的具体实践，社会企业的社会治理与包容性发展功能主要体现在： 1.扶贫助困的新创想。传统的扶贫助困主要采取无偿的单向投入方式，这种被动“输血式”做法经常会遇到“养懒汉”“搭便车”等道德风险（Moral hazard）问题，而采取社会企业方式，不仅可以有效规避有劳动能力者的“败德行为”，并且能够实现社会资源的循环利用，并提高利用效率。尤努斯创立的格莱珉银行（Grameen Bank），作为一个严格意义上的社会企业，通过向穷人（97%是女性）甚至是乞丐，提供无抵押、无担保的小额信贷（Micro-credit），帮助其自谋生计、发挥与生俱来的潜能与创造力，使孟加拉国几乎遍及每个村庄的800多万穷人受益，是世界范围内将社会企业的贫困治理理论与实践完美结合起来的典范。[孟]M·尤努斯、[美]韦伯：《企业的未来：构建社会企业的创想》，杨励轩译，中信出版社，2011年，第IX页。正因为如此，该模式已经被复制到世界各地，尽管其中有的地方由于未能掌握其核心要义和运行机理而造成效果不甚理想，更何况，有的小额信贷还是营利性的。
2.创业、就业和实现自我价值的新舞台。一方面，社会企业由于对盈利性要求不像营利性企业（PMB）那么高，因而可以有更多的投资机会与发展空间，有助于更多的人进行创业、就业和实现自我价值；另一方面，不同于传统NPO更多地依靠无薪酬的志愿者，社会企业要为工作人员支付正常甚至更具吸引力的劳动报酬，因此，相对而言，社会企业是更为有利的创业、就业和实现自我价值的舞台，其中包括社会流浪乞讨者。比如，英国伦敦的《The Big Issue》杂志通过让无家可归的街头流浪乞讨人员来贩卖杂志。社会企业“另眼看伦敦”（Unseen Tours）则把那些对伦敦大街小巷了若指掌的流浪人员转变成城市另类导游，让他们发挥自身价值、实现自食其力，重获生活主导权。《另眼看伦敦——带给你不一样的旅程》，参见http：//dsi.britishcouncil.org.cn/zh/case2010/20130130/1117.shtml。
3.社会性服务供给的新路径。解决看病难、上学难、养老难、买房难等社会问题，不仅要充分发挥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和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的双重作用，还需积极利用社会力量，全面发挥社会企业的积极功能。因为社会企业的社会使命与非营利性特征等因素，决定了以该方式提供的社会性服务能够更好地适应中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与需求层次，台湾、香港、福州等地区便有这方面的经验。比如台湾的长庚医院，“不以营利为目的”，走平民化路线，主要服务中低阶层百姓，而其“企业化管理”方式，不仅解决了台湾医疗服务领域之前存在的服务态度差、“红包文化”、效率低下、价格昂贵等诸多问题，而且提升了医院效率、增加医院收益，改写了台湾医疗服务事业的历史，进而成为台湾最受老百姓欢迎的医院。《勤劳朴实，深耕生根》，参见https：//www.cgmh.org.tw/cgmh/about/about_01.htm。倡导建立“没有围墙养老院”的福州金太阳老年综合服务中心（Golden Sun Elder Center），则是以社会企业模式运营的居家养老服务组织，经过其多年不断探索，目前它已呈现出跨区域复制扩张的生命力。中国福建省福州市金太阳老年综合服务中心，参见http：//www.968885.org/； 金太阳老年综合服务中心：没有围墙的养老院，参见http：//www.britishcouncil.cn/programmes/society/social-entrepreneurs/case-studies/golden-sun。
4.社会投资和社会经济发展的新形态。传统的社会投资主要依靠政府，传统的社会经济形式主要是NPO，社会企业的兴起则将改变这一状况。由于对盈利性要求不高，因而社会企业可以在经济利润率达不到市场投资的期望要求、政府投资尚未覆盖到的社会领域，找到投资机会与发展空间，进而促进社会经济协调发展。在此方面，国际上已经有不少成功案例与有益探索。比如，英格兰较为偏远的阿尔斯通（Alston）地区，已经建成名符其实的“社会企业村”，在一个近千户、2000余人的小村里，每60户人家就有一个社会企业，其具体形式有面包合作社、残障者就业培训中心、社区居民合资经营的小商店，以及闲置火车站改造成的博物馆，等等；再如德国威斯巴登（Wiesbaden）2010年开始建设“社会企业城”，不仅直击城市中区域间发展不平衡这一紧迫的社会问题，还带动不少城市的后续探索，如日本福冈、意大利皮斯托亚等等。其运营机理即由城市中特定区域内的各种公私机构，组建有机协调的正式网络，通过社会企业理念与方式促进社会公正。Christine K. Volkman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