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人的问题”贵为文学之本，但在实际的文学发展和研究历程中，仍被诸多思潮与论争遮蔽。城市文学“人物形象”的讨论，让城市文学直面生命现实，重新聚焦人物形象典型化问题。1980年代以来“人”在城市文学中被悬置，人们讨论“城市文学”时经常以现代性的想象取代了对“人的处境”的关切，“文学中的城市”使得人从城市空间中脱离。重构文学作品中活跃的边缘人物，从诗性文化等地域性角度出发，可为城市文学“人物形象”归位及其典型化创造新的可能。
关键词： 1980年代;城市文学;人物形象;重叙
1980年代以来随着城市化的发展，中国城市文学逐渐成为了文学书写和研究的热点。短时间内各种概念、流派纷纷涌现。可是，在喧嚣不已的作家和评论界，很多人似乎遗忘了文学的本体——“人”。历次有关城市文学的讨论，评论家都在“人”的问题上呈现出游移，甚至背离。这折射了文学研究独立性的式微。由于强势经济话语占据支配地位，直接后果是以“物”逐“人”——文学文本概念化，人物形象碎片化，甚至被物语遮蔽。与此对应，文学作品中“人物形象”陷入了典型化困难的窘境——很多作品中出现的边缘人物没有被发掘出来，失去了典型化的机会。实际上，它们急需在文学史中被重新关照。在我看来，无论城市社会文化内涵如何更迭，城市的故事一定是由人演绎的，人物是文学跃动的灵魂。重构人物形象、让文学作品中的边缘人物及其地域特色得到呈现，全面而深入地回到“文学是人学”的母题，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一、城市文学“人物形象”塑造的困境
随着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文化研究进入中国，带动了文学研究范式的转换。正如刘象愚对乔纳森·卡勒的评断：“不是追问整个文学的‘逻各斯’定义，而是范文因素（屬性的或程式的）可能使人们将某种文本视为文学。”[1] 这种文学研究范式的转换应着和1990年肇始的中国城市文学研究的转向，具体表现在用城市空间承载人们对现代化的想象。可称之为“理论先行”。“理论先行”导致1990年代中后期城市文学研究跳脱了以往研究者对城市文学内部问题的探究，单纯整合城市化进程及其理论打造，在此基础上寻找文学创作的新的可能。这种转轭背后是文学创作与文学理论之关系的颠倒。过去，城市文学创作是文学理论的土壤;如今，在社会现实的变化中，空降的“理论”却可以引领文学文本的生成。本质上，这就是理论逼退“人”。事实上，“理论先行”从两个方面导致“人物形象”消失：一为作家创作上，二是在文学文本的阐释上。前者表现为大量作品中有“人物”无“典型”;后者表现为以理裁人，使“典型人物”进入了哈哈镜，变形失据。细说如次。
1. “典型人物”缺席。1980年代以来中国城市文学存在人物形象之发现的困难。回到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端，可以看到城市文学中有两部清晰而强劲的人物形象谱系：其一，以市民阶层为代表的主流人群，从出生和成长都发生在城市空间，人物性格具有鲜活的城市韵味。如老舍的“北京人”系列、沈从文笔下 “阉寺性”的知识分子、张爱玲公寓生活中的饮食男女，都是城市胡同、街头里下生活的演绎者;同属此类的还有城市新兴人群，如新感觉派打造的“都市新兴人类”、茅盾笔下早期民族资本家的形象等。其二为现代城市文学作品中的边缘人。“边缘人”在城市中以寄居、流动的方式存在，郁达夫笔下的“零余者”，丁玲、老舍笔下蜷缩在小房间、白房子里的“妓女”;最早进城的农民工春桃（许地山《春桃》）和骆驼祥子（老舍《骆驼祥子》）等。这类人以边缘化的方式存在，往往能够勾连城乡、两性区隔的自然或社会环境，颇有文学书写的价值。文学创作如此，现代文学关于人物形象的研究也是这样，如胡尹强的《鲁迅的觉醒者与郁达夫的零余人》（《江海学刊》1999年第2期）、刘传霞《论现代文学叙述中妓女形象谱系与话语模式》（《妇女研究论丛》，2008年第1期）……
再看1990年代，批评界对人物形象的肯定大多停留在乡土文学的创作中。如高晓声笔下转型期的农民形象陈焕生，陈忠实《白鹿原》中的白嘉轩、鹿子霖等。这些人物在中国文学的人物谱系中轮廓分明、性格独立，在历史与当下的纵横轴的考量中都具备典型化的可能。但是，城市文学中的人物形象，其“典型性”却一直存疑。贺仲明认为：“现实题材很容易产生‘文学新人形象’，像上世纪如50年代的梁生宝、70年代的乔光朴、80年代的高加林等。但在近三十年的现实小说中，何曾出现过一个让我们过目不忘的、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2] 同样，陈思和也认为近期中国城市文学创作中人物形象存在“典范化”的困难。[3] 坦白地说，近20年来中国城市文学作品中“经典人物”不再可能。原因至少有两点：其一，城市文化中的经济话语与消费欲望封杀了人物形象多样性的可能，审美性同质化让人物堕入疲沓与虚空。经济话语强势输入人物形象的塑造，造成观念大于形象的后果，人物形象的多元性被破坏。这个问题在80年代初的改革文学中体现为改革者形象的机械化和脸谱化。比如，1980年代改革小说《新星》中的李向南、《乔厂长上任记》中的乔厂长，就存在这样的问题。李向南、乔厂长等作为注释改革开放的典型人物，作家预设的主题就是企业经济活动，这样就很容易遮蔽人物的丰富性。尽管这些人物可能在改革文学谱系中具有典型性，但是，放在城市文学人物这个更大的谱系中，其形象难免尴尬。由于经济话语从人物活动的背景转换为文学的前景，文学作品中的人物遽然成为80年代初四个现代化运动的执行人，其符码形象必然就是单薄的。“改革”这一强势话语容易遮蔽了人物在空间中的呈现，由于个别人物的生存层面与以往农村人物不一样，城市空间就很难成为承载人物命运的舞台。其二，经济话语让人物形象异化。在张欣的《浮华背后》、慕容雪村的《天堂向左，深圳往右》、张梅的《破碎的激情》、郑小琼的打工诗歌，刘西鸿的《你不可以改变我》等作家作品中，人物形象被动、单薄、刻板。正如张清华所说：“‘广州’也许比北京和其他城市更加稀薄……所描写的大都是职场白领的商界生存景观。这些人物也许非常接近现实中的真实，但作为经验主体却不无‘空心’色彩，内涵显得不足。”[4] 打工诗人郑小琼笔下无数生活在底层的打工者，工业时代的搅拌机，将人的身心与钢铁、塑料、铝块一起搅拌，呈现在读者眼前的是血肉沸腾、钢花四溅、粉尘弥漫的场景。人成为生产线上的人口，跟牲口一样——工业生产线的程序化使得人的身体随之机械化、程序化。这就是马克思批判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带来的全面异化。如此一来，城市文学“睹物不见人”也就丝毫不奇怪了。 城市空间被经济与消费欲望占据，使得作家在处理城市人物形象时难免坠入扁平化与空心化。这种创作倾向的背后，是作家很难让自己以某一审美距离从作品中超拔，再自然地灌注人物形象。譬如，90年代邱华栋、徐则臣等作家的作品经常呈现作家与其笔下的人物纠缠在一起的现象。这就使得读者在阅读作品时经常有T.S艾略特般的“荒原”感：普遍空虚与幻灭俨然成为人物的普遍特征。这种千人一面的人物，蝼蚁般生存在令人“瞠目结舌的、类似于肿瘤繁殖的速度在扩展与膨胀”[5]的城市空间，被动地接受物像化宿命。人物形象角色化明显，个性化阙如，精神病患者、持证人、娼妓、幽闭症病人、窥视狂、嗜恋金钱者等，都是现成却抽象的，读者对这类人物的认知反而陷入了扁平、空洞的状态。没有亚里士多德的“这一个”，也就是没有“这一类”人物。罗钢说：“这种物化使活生生的历史现实机械化、僵硬化，人们对物（商品）的追求窒息了他们对现实和未来的思考。她们面对的现实不再是生动的历史过程，而是物的巨大累积……它使人丧失了创造性和行动能力，只能消极地‘静观’（contemplation）。物、事实、法则的力量压倒了人的主体性。”[6] 城市经济法则的暴力占据了作家的头脑，让作家们的想象力枯萎。此时，作家们笔端不再是鲜活的人，不能够呈现人性的复杂和多变，只专注于物像交换。作家创造的形象都是物欲法则施虐，全无人心挣扎。1980年代以来城市文学中人物形象的塑造缺乏个性化，千人一面，万众一类，作者无法透过经济话语理解人，让人物演绎这个时代千奇百怪的生活。可以说，城市文学中人物形象陷入了典范化危机。
2. 作家和文化批评家们对文化的探讨成为人物典型化失落的另一诱因。纵观二十年来的文坛和文学批评界，不难发现“典型人物”乏善可陈，即人物典范化乏力。文化压倒文学想必是重要缘由。由于文学研究禁锢于文化研究的径路，强调作品及其作品中人物的文化阐释，使得文学的表现力降格。在文学中人物形象有待典范化的情况下，批评家经常以文学作品注释各种纷至沓来文化热，人物自然成了文化的注脚。“现代性”及其文化的主导立场，限制了城市文学创作与文学研究阐释对中国城市文学中人物形象进行角色化想象的可能。最为典型的佐证是：女性问题的兴起，使得女性形象的文学批评建构转向“城市”与“女性关系”的互动阐释，更为重要的工作，即作品中女性形象的阐释却滑向文化隐喻。具体的事件是1994年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召开。本次大会强劲地带动了女性意识。相对应的，在城市文学创作和批评中，人们对现代城市女性形象的重构，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作家对女性与城市之关系的认知;二是女性形象在城市空间中如何被书写。
对于女性与城市的关系，王安忆说：“人类走进水泥机器的世界，只需少量智慧就能生存的世界，女人在这样的世界有了发挥的余地。女人的柔韧性让他们更容易适应的世界。女人比在农业社会更容易适应于城市。城市与女人水乳交融的合二如一。”[7] 在城市空间，女性更容易超越性别的局限，获得更多的自由，展现多重可能。之后，关于女性与城市关系的问题的讨论，基本围绕王安忆这个观点展开。戴锦华在肯定王安忆所说的女性与城市之盟约关系后指出：“都市确乎给女人提供了一个恰当的文化舞台，使女作家们得以在其中展露女性文化经验、性别创伤并再度反观自身。”[8]卢桢在研究城市女性诗歌创作时肯定“女性对城市的代码的亲近是天然的”[9]空间成为女性问题的核心。
女性与城市的空间契合，造成了文学书写格局的变化。区别于乡土文学男性形象的主角地位，女性形象开始代言城市话语。在张欣、王安忆、殷慧芬、池莉等人的作品中，男性话语体系松动了，女性成为城市的书写者与被书写者。但是，在女性形象与女性书写的研究性文献中，对女性的文学再现仍旧没有脱离 “消费文化”“欲望书写”。女性作为城市的同盟者，本应成为城市文学人物典范化的对象，然而，消费文化、城市空间文化却窃据了主角地位。米卡·娜娃、陈惠芬、乔以钢等人的观点具有代表性。陈惠芬主张：“女性很大程度成了人们追寻现代性的途径或试金石。”[10] 在女性如何承载和表现“现代性”这个问题上，乔以钢断言：“‘现代性’作为当代思想文化叙述之一种，一定程度上是被女作家的物质和想象的‘在场’意义清晰地标示出来的。”[11]关于城市空间中女性形象如何承载城市现代想象的问题，都离不开与“物的想象”相关的“消费文化”和“欲望话语”。陈惠芬最先挑明了女性与都市消费文化的关系：“在现代上海，她们不仅身体力行地参与了都市文化的生产，籍天时地利之便，大规模地介入到了现代上海的消费和大众文化的发展中，见证了资本主义象征经济的形成，她们的形象、行为举止和日益增长的影响力也成为社会文化想象/协商的来源与动力。”[12] 张凌江认为女性书写充斥大量的物的符号：“这些描写或细腻，或堆砌，或精心，或随意，以各种形式彰显了女性文学活动与消费文化的密切关系，表征了一种新的审美生成。”[13]吴子林在反思当下“身体写作”时毫不留情地指出，“身体写作”附和的是“消费主义的时代”[14]。
王安忆的《长恨歌》兼具了作家对人物的忽略和文化阐释偏移人物典范化的塑造。在这部作品中，她以人来隐喻城市的创作意图非常明晰：“我是在直接写城市的故事，但这个女人是这个城市的影子。” [15]《长恨歌》就是以“人物”比况城市文化空间作品。在《长恨歌》的接受史里以“淮海路、梅家坞、公寓、弄堂、闺阁”为代表的空间话语，成为了批评家解读文本最喜欢截取的细节。南帆说：“王安忆的城市不仅仅是一个宏伟的景观，不仅仅是一些方形、柱形、锥形以及球形建筑物在地表上的聚合;同时，王安忆潜入城市的纵深，用文字提供了一个个城市局部的速写。”[16]小说的灵魂人物王琦瑶与这些空间共建了一个城市肖像。 王晓明在解读王安忆的创作转变时，抓住了王安忆创作空间，从《长恨歌》的“淮海路”到《富萍》的“梅家桥”。空间变换取代了对人物形象的时间线叙事。无论是南帆还是王晓明都把“王琦瑶”置于空间转换中，都没有正面打量“王琦瑶”这个人物。至多从文化阐释的角度，把王琦瑶当作一个支点，撬动整座城市空间。徐秀明指出，王安忆以人喻城的敘事风格，让小说的形式阻碍了“人”的落实。无“人”之“城”虚空化。由于人物虚空化，“城”变得“隔膜”起来，人物形象变得苍白：“这些精彩的段落汇聚起来描绘的城市背景，却始终模糊难辨、游离不定，与主人公的情感变化命运起伏几乎毫不相干;……主人公王琦瑶始终是个有神无形、莫名其妙的木头美人。”[17] 一旦作家和评论家为城市女性形象设定经济和消费主义的话语，“人物”就会消失，也就是说，理论预设将会瓦解女性与城市的天然关系，从而使得人物典型化再无可能。 二、城市文学中人物典型化的可能
前面探究了90年代以来城市文学人物形象典型化的困境。考虑到“文学是人学”这个经典母题，跳脱过往经济话语和文化热浪，重构人物形象势所必然。1980年代以来，也有不少作家们扎根于城市，发力于人物形象塑造，文学作品中走出了像来双扬（《生活秀》）、庄之蝶（《废都》）、画儿韩（《寻访画儿韩》）等人物。作家们从地狱特色出发渲染了北方政治——伦理和南方诗性——生活两种类型。同时，“边缘人物”在城市文学中的凸显，使得过去不登大雅之堂的人物有了典型化的可能。
1. 城市文学中地域特色与人物形象。
可以说，地域文化是中国文学的基因，哪怕在文学事业低谷时期地域性都有顽强表现。打造苏州小巷人生的陆文夫及其笔下的徐文霞、讲述《上海早晨》的周而复及其上海民族资本家都是其中的典型。1990年代以来，城市市民的地域化书写越发清晰。《生活秀》中的来双扬、林希笔下的“天津闲人”、陈丹燕笔下上海的 “金枝玉叶”等，地域性特征与人物形象完好融为一体。可以说，地域文化规避了现代性对人物形象的单向度塑造带来的审美疲沓感，为人物形象典型化创造了契机。1990年代以来城市文学地域性着色的人物形象，大致有这样几类：（1）本土诗性文化渗透人物形象。中国传统诗性文化有两种资源：一是北方诗性文化，以“政治—伦理”为原则，另一种是江南文化，以“审美—诗性”为精神[18]。这使得北方城市文学与江南城市形态迥然有别，两种诗性文化的地域特色渗透在文学人物形象的塑造当中。如北京、天津、西安、哈尔滨的文学中城市人的塑造，具有重伦理道德的特征，如《烟壶》（邓友梅）、《如意》（刘心武），其中的人物，无论是落魄的贵族还是民间义士、平民，都能看到在上层大传统与民间小传统融合中塑造出来的人间仁爱与义气。赵园表示，北京文学注重的也是“传统社会的人情信诧而非现代社会中的商业契约和赤裸裸的利益原则。……传统道德于义、利之辨，这使得孜孜以逐利的商业活动不能不在道德上处于窘迫境地。而上述道德传统确也造成重义（信义，信誉）轻利的诗意文化”[19]。此外，从贾平凹的《废都》、迟子建的《白雪乌鸦》到殊娟的《摇曳的教堂》，无论是与城市现代性相悖的精神返乡，还是乱世传奇中人性的坚守，都可以看到北方诗性文化的政治——伦理气息，具体展现为沉重、内敛。
相比北方城市文学人物形象的沉重与内敛，江南诗性文化对人物形象的塑造就显得灵巧和隽永。无论是王安忆书写的上海，还是陆文夫和范小青笔下的苏州，都善于运用微观镜头替代宏大的历史叙事。这正是江南诗性文化“高度重视个体审美需要的诗性智慧，发之于外则成为一种不离人间烟火的诗意日常生活方式”[20]，用心捕捉个人审美生活的点滴，远多于家国兴盛衰败。这种弱政治、执着于微观人生的文学书写，正是江南诗性文化远离政治—伦理、趋近个人情趣和自由的体现。概言之，江南烟雨中的人物形象是精雕细刻的结果。
（2）城市地域性的多元渗透，打造不同城市的人物形象
上海文学对上海人的塑造最为成熟。上海人的形象可以在时空折叠中展现N种打开方式。首先，在历史的钩沉中，展现上海人自带的传奇特质。在程乃姗《上海FASHION》、陈丹燕上海传奇三部曲、王安忆的《天香》中人物的历史痕迹，让上海人在时间层面上具有了厚重感。维持这种特质，以讲究、甚至略带奢靡的方式，游走上流与沦落底层。其次，上海市民微观人生的雕琢。淮海路的标准市民王安忆，在弄堂里悄无声息地叙述人生常态，其笔下的“笑明明”“妹头”，与金宇澄《繁花》中不动声色的上海市民“沪生、小毛、阿宝”、滕肖澜《美丽的日子》中的卫老太。而上海“下只角”的人们是近些年来上海人在文学想象中新生形象，意味着人物塑造空间的拓展。从夏商的《东岸纪事》到张怡微的《你所不知道的夜晚》，都在展示上海中心与郊区人物的两相对望。最后，与上海“土著”对应的是源源不断输入的新上海人，后者在觊觎、篡改，甚至占有这座城市的密码。从扬州乡下来的“富萍”（王安忆《富萍》）、江西女人“姚红”（藤肖澜《美丽的日子》）到《东岸纪事》中的崴葳，她们穿梭在上海，为魔性城市注入了新的元素。质言之，上海人物形象的多重书写，让我们看到了城市文学人物形象典型化的可能。
在人物塑造典型化问题上，中国近三十年城市文学的地域性为人物形象的多元化提供了可能。遗憾的是，这种可能并没有被充分地发掘出来。比如，江浙两地有着成熟的作家队伍和创作环境，但在城市文学创作中，六朝古都之南京与自古繁华的杭州都没有被作家们形诸笔端，典型人物也付之阙如。南京文学中除了叶兆言的散文集《南京人》以外，再也没有打上南京地域特征的人物形象出现了。杭州一带，经济富庶，网络文学发展迅速，但缺少对江浙地域文化的深度开掘。对于诞生了白娘子形象的杭州而言，確实是一种不大不小的遗憾。
2.中国城市文学中的边缘人物
“边缘人物”是1990年代以来中国城市文学中的现象级存在。他们的“出场”丰富了当代文学中的人物形象的宝库。事实上，中国现代文学在关注都市人群时，已经有一些边缘人群的出现。郁达夫抒情小说笔下游荡城市边缘的零余者，冰心《超人》中封闭在楼上的何彬，还有沈从文用边缘人心态书写都市人群，不一而足。1980年代以来城市文学中比较明晰的边缘人物形象，如娼妓、流氓、城市游荡者等，作为城市的“他者”，初步崭露典范形象。重要的是，他们与主流人群不一样，具有非常特别的“个体性经验”。这种个体性经验能够叙说城市“现代性”的张力，以多样化姿态对“权力”进行反拨。从霍达的《红尘》、苏童的《红粉》、王安忆的《我爱比尔》、乔叶的《底片》、魏微的《大佬郑的女人》等作品中的女性形象，可以略窥这类人物形象的一斑，领会无痛叙事演绎出来的城市现代性危机。
王朔笔下的顽主、夏商笔下的崴葳、王安忆《长恨歌》中的长脚等游荡在城市的流氓、游荡者丰富了当代城市文学的人物谱系。在人物形象的文学表现上，边缘人物总体上具有迷茫的青春气质。从北京王朔的顽主、到上海文学中流氓形象，在青春迷茫的罪与罚中探究新一代成长与裂变的轨迹。与妓女形象的稳定性不同，城市的流氓形象具有摇摆性和成长性。这类形象具有叛逆的青春气息，同时也有遭遇了末路尴尬。在边缘与主流的和解与妥协中，流氓形象印证了城市文化的征服性。最后，如果说娼妓形象和流氓形象在都市人物谱系中具有历史生成性，兼具被动与迷茫，能真正理解“边缘性”现代内涵的是一些具有亚文化特征的人群。夹缝中的诗意栖居，性倒错的“被”病态的人群和另类生活方式的选择等，这类人在丰富城市文学的同时确立了边缘文化的反现代性内涵。 结 论
文学界在切问创作与评论的关系时经常歧见纷纭。譬如，刘阳认为：“不取消理论的理解世界的权利，不淡化其思辨性能，只是用文学的语言创造性操作，比如叙事与个案等让理论建构保持开放性，避免成为独断的，理论还是理论，却融入文学的思想方式而活起来。”[21] 笔者赞同这一论断。的确，对文学的理解不能封闭，理论自有其开新的理由，但我始终相信文学即人学，是对人的命运和意义世界的形象化展示。城市文学生死攸关的问题“城”，不是纯然与人无涉的“空间”;城市文学也不是各种“文化”，而是灵肉合一的“人”。人的生活面向、性格维度，以及人的形象散发出来的时代光辉。基于此，作家和评论家需要警惕的是，在理论翻新中不要遮蔽“人的问题”。人物形象的典范化应该是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最为永久的话题。当下语境中，笔者主张文学创作和文学评论作为知识生产形式，应该充分吸纳历史地域的特色，把丰富的传统通过典型人物演绎出来。
[注释]
[1][美]乔纳森·卡勒：《文学理论入门》，李平译，译林出版社2008年版，第3页。
[2] 贺仲明：《我们什么时候开始远离现实》，《长江文艺》，2019年12期。
[3] 陈思和认为都市文学“典范化”人物塑造困难的原因主要是：首先，不同于以往清晰、完整的人物形象，大都市背景下“人物形象生命形态的不完整性导致了破碎化的人物表现方法”。其次，新都市人的精神破碎導致家庭伦理的解构。详见：陈思和：《都市文学中人性探索的两个维度》，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5期。
[4] 张清华：《城市书写：在困境中展开》，《山花》，2011年第3期。
[5] 邱华栋：《手上星光》，华文出版社2001年版，第2页。
[6] 罗钢：《探索消费的斯芬克斯之谜》，罗钢、王中忱主编：《消费文化读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7页。
[7]王安忆：《疲惫的都市人》，中国文联出版社2008年版，第118—120页。
[8] 戴锦华：《涉渡之舟——新时期中国女性写作与女性文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75页。
[9] 卢桢：《论都市视野中的女性诗歌》，《文艺争鸣》，2007年12期。
[10][12] 陈惠芬：《性别视角与上海都市文化研究》，《社会科学》，2012年第9期。
[11] 乔以钢：《中国当代女性文学的文化探析》，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52页。
[13] 张凌江：《物化：消费文化语境中女性写作的新症候》，《文艺研究》，2006年第5期。
[14] 吴子林：《女性主义视野中的“身体写作”》，《西南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5期。
[15]齐红、林舟：《王安忆访谈》，《作家》，1995年第10期。
[16] 南帆：《城市的肖像——读王安忆的长恨歌》，《小说评论》，1998年第1期。
[17] 徐秀明：《文化冲突与叙事错位——由《长恨歌》谈王安忆的小说美学及其创作转向》，《学术月刊》，2017年第7期。
[18][20] 刘士林等著：《风泉清听——江南文化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7页、第8页。
[19] 赵园：《京味小说中的北京商业文化建筑文化》，《中国文学研究》，1988年第4期。
[21]刘阳：《从“理论地做文学”到“文学地做理论”》，《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16年第4期。
本文系“杭州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成果”（Z20JC064）、“杭州师范大学教育学院省优势特色学科培育项目成果”（18JYXK043）、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文艺批评研究院”资助项目（Z20180031）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杭州师范大学教育学院
关键词： 1980年代;城市文学;人物形象;重叙
1980年代以来随着城市化的发展，中国城市文学逐渐成为了文学书写和研究的热点。短时间内各种概念、流派纷纷涌现。可是，在喧嚣不已的作家和评论界，很多人似乎遗忘了文学的本体——“人”。历次有关城市文学的讨论，评论家都在“人”的问题上呈现出游移，甚至背离。这折射了文学研究独立性的式微。由于强势经济话语占据支配地位，直接后果是以“物”逐“人”——文学文本概念化，人物形象碎片化，甚至被物语遮蔽。与此对应，文学作品中“人物形象”陷入了典型化困难的窘境——很多作品中出现的边缘人物没有被发掘出来，失去了典型化的机会。实际上，它们急需在文学史中被重新关照。在我看来，无论城市社会文化内涵如何更迭，城市的故事一定是由人演绎的，人物是文学跃动的灵魂。重构人物形象、让文学作品中的边缘人物及其地域特色得到呈现，全面而深入地回到“文学是人学”的母题，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一、城市文学“人物形象”塑造的困境
随着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文化研究进入中国，带动了文学研究范式的转换。正如刘象愚对乔纳森·卡勒的评断：“不是追问整个文学的‘逻各斯’定义，而是范文因素（屬性的或程式的）可能使人们将某种文本视为文学。”[1] 这种文学研究范式的转换应着和1990年肇始的中国城市文学研究的转向，具体表现在用城市空间承载人们对现代化的想象。可称之为“理论先行”。“理论先行”导致1990年代中后期城市文学研究跳脱了以往研究者对城市文学内部问题的探究，单纯整合城市化进程及其理论打造，在此基础上寻找文学创作的新的可能。这种转轭背后是文学创作与文学理论之关系的颠倒。过去，城市文学创作是文学理论的土壤;如今，在社会现实的变化中，空降的“理论”却可以引领文学文本的生成。本质上，这就是理论逼退“人”。事实上，“理论先行”从两个方面导致“人物形象”消失：一为作家创作上，二是在文学文本的阐释上。前者表现为大量作品中有“人物”无“典型”;后者表现为以理裁人，使“典型人物”进入了哈哈镜，变形失据。细说如次。
1. “典型人物”缺席。1980年代以来中国城市文学存在人物形象之发现的困难。回到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端，可以看到城市文学中有两部清晰而强劲的人物形象谱系：其一，以市民阶层为代表的主流人群，从出生和成长都发生在城市空间，人物性格具有鲜活的城市韵味。如老舍的“北京人”系列、沈从文笔下 “阉寺性”的知识分子、张爱玲公寓生活中的饮食男女，都是城市胡同、街头里下生活的演绎者;同属此类的还有城市新兴人群，如新感觉派打造的“都市新兴人类”、茅盾笔下早期民族资本家的形象等。其二为现代城市文学作品中的边缘人。“边缘人”在城市中以寄居、流动的方式存在，郁达夫笔下的“零余者”，丁玲、老舍笔下蜷缩在小房间、白房子里的“妓女”;最早进城的农民工春桃（许地山《春桃》）和骆驼祥子（老舍《骆驼祥子》）等。这类人以边缘化的方式存在，往往能够勾连城乡、两性区隔的自然或社会环境，颇有文学书写的价值。文学创作如此，现代文学关于人物形象的研究也是这样，如胡尹强的《鲁迅的觉醒者与郁达夫的零余人》（《江海学刊》1999年第2期）、刘传霞《论现代文学叙述中妓女形象谱系与话语模式》（《妇女研究论丛》，2008年第1期）……
再看1990年代，批评界对人物形象的肯定大多停留在乡土文学的创作中。如高晓声笔下转型期的农民形象陈焕生，陈忠实《白鹿原》中的白嘉轩、鹿子霖等。这些人物在中国文学的人物谱系中轮廓分明、性格独立，在历史与当下的纵横轴的考量中都具备典型化的可能。但是，城市文学中的人物形象，其“典型性”却一直存疑。贺仲明认为：“现实题材很容易产生‘文学新人形象’，像上世纪如50年代的梁生宝、70年代的乔光朴、80年代的高加林等。但在近三十年的现实小说中，何曾出现过一个让我们过目不忘的、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2] 同样，陈思和也认为近期中国城市文学创作中人物形象存在“典范化”的困难。[3] 坦白地说，近20年来中国城市文学作品中“经典人物”不再可能。原因至少有两点：其一，城市文化中的经济话语与消费欲望封杀了人物形象多样性的可能，审美性同质化让人物堕入疲沓与虚空。经济话语强势输入人物形象的塑造，造成观念大于形象的后果，人物形象的多元性被破坏。这个问题在80年代初的改革文学中体现为改革者形象的机械化和脸谱化。比如，1980年代改革小说《新星》中的李向南、《乔厂长上任记》中的乔厂长，就存在这样的问题。李向南、乔厂长等作为注释改革开放的典型人物，作家预设的主题就是企业经济活动，这样就很容易遮蔽人物的丰富性。尽管这些人物可能在改革文学谱系中具有典型性，但是，放在城市文学人物这个更大的谱系中，其形象难免尴尬。由于经济话语从人物活动的背景转换为文学的前景，文学作品中的人物遽然成为80年代初四个现代化运动的执行人，其符码形象必然就是单薄的。“改革”这一强势话语容易遮蔽了人物在空间中的呈现，由于个别人物的生存层面与以往农村人物不一样，城市空间就很难成为承载人物命运的舞台。其二，经济话语让人物形象异化。在张欣的《浮华背后》、慕容雪村的《天堂向左，深圳往右》、张梅的《破碎的激情》、郑小琼的打工诗歌，刘西鸿的《你不可以改变我》等作家作品中，人物形象被动、单薄、刻板。正如张清华所说：“‘广州’也许比北京和其他城市更加稀薄……所描写的大都是职场白领的商界生存景观。这些人物也许非常接近现实中的真实，但作为经验主体却不无‘空心’色彩，内涵显得不足。”[4] 打工诗人郑小琼笔下无数生活在底层的打工者，工业时代的搅拌机，将人的身心与钢铁、塑料、铝块一起搅拌，呈现在读者眼前的是血肉沸腾、钢花四溅、粉尘弥漫的场景。人成为生产线上的人口，跟牲口一样——工业生产线的程序化使得人的身体随之机械化、程序化。这就是马克思批判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带来的全面异化。如此一来，城市文学“睹物不见人”也就丝毫不奇怪了。 城市空间被经济与消费欲望占据，使得作家在处理城市人物形象时难免坠入扁平化与空心化。这种创作倾向的背后，是作家很难让自己以某一审美距离从作品中超拔，再自然地灌注人物形象。譬如，90年代邱华栋、徐则臣等作家的作品经常呈现作家与其笔下的人物纠缠在一起的现象。这就使得读者在阅读作品时经常有T.S艾略特般的“荒原”感：普遍空虚与幻灭俨然成为人物的普遍特征。这种千人一面的人物，蝼蚁般生存在令人“瞠目结舌的、类似于肿瘤繁殖的速度在扩展与膨胀”[5]的城市空间，被动地接受物像化宿命。人物形象角色化明显，个性化阙如，精神病患者、持证人、娼妓、幽闭症病人、窥视狂、嗜恋金钱者等，都是现成却抽象的，读者对这类人物的认知反而陷入了扁平、空洞的状态。没有亚里士多德的“这一个”，也就是没有“这一类”人物。罗钢说：“这种物化使活生生的历史现实机械化、僵硬化，人们对物（商品）的追求窒息了他们对现实和未来的思考。她们面对的现实不再是生动的历史过程，而是物的巨大累积……它使人丧失了创造性和行动能力，只能消极地‘静观’（contemplation）。物、事实、法则的力量压倒了人的主体性。”[6] 城市经济法则的暴力占据了作家的头脑，让作家们的想象力枯萎。此时，作家们笔端不再是鲜活的人，不能够呈现人性的复杂和多变，只专注于物像交换。作家创造的形象都是物欲法则施虐，全无人心挣扎。1980年代以来城市文学中人物形象的塑造缺乏个性化，千人一面，万众一类，作者无法透过经济话语理解人，让人物演绎这个时代千奇百怪的生活。可以说，城市文学中人物形象陷入了典范化危机。
2. 作家和文化批评家们对文化的探讨成为人物典型化失落的另一诱因。纵观二十年来的文坛和文学批评界，不难发现“典型人物”乏善可陈，即人物典范化乏力。文化压倒文学想必是重要缘由。由于文学研究禁锢于文化研究的径路，强调作品及其作品中人物的文化阐释，使得文学的表现力降格。在文学中人物形象有待典范化的情况下，批评家经常以文学作品注释各种纷至沓来文化热，人物自然成了文化的注脚。“现代性”及其文化的主导立场，限制了城市文学创作与文学研究阐释对中国城市文学中人物形象进行角色化想象的可能。最为典型的佐证是：女性问题的兴起，使得女性形象的文学批评建构转向“城市”与“女性关系”的互动阐释，更为重要的工作，即作品中女性形象的阐释却滑向文化隐喻。具体的事件是1994年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召开。本次大会强劲地带动了女性意识。相对应的，在城市文学创作和批评中，人们对现代城市女性形象的重构，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作家对女性与城市之关系的认知;二是女性形象在城市空间中如何被书写。
对于女性与城市的关系，王安忆说：“人类走进水泥机器的世界，只需少量智慧就能生存的世界，女人在这样的世界有了发挥的余地。女人的柔韧性让他们更容易适应的世界。女人比在农业社会更容易适应于城市。城市与女人水乳交融的合二如一。”[7] 在城市空间，女性更容易超越性别的局限，获得更多的自由，展现多重可能。之后，关于女性与城市关系的问题的讨论，基本围绕王安忆这个观点展开。戴锦华在肯定王安忆所说的女性与城市之盟约关系后指出：“都市确乎给女人提供了一个恰当的文化舞台，使女作家们得以在其中展露女性文化经验、性别创伤并再度反观自身。”[8]卢桢在研究城市女性诗歌创作时肯定“女性对城市的代码的亲近是天然的”[9]空间成为女性问题的核心。
女性与城市的空间契合，造成了文学书写格局的变化。区别于乡土文学男性形象的主角地位，女性形象开始代言城市话语。在张欣、王安忆、殷慧芬、池莉等人的作品中，男性话语体系松动了，女性成为城市的书写者与被书写者。但是，在女性形象与女性书写的研究性文献中，对女性的文学再现仍旧没有脱离 “消费文化”“欲望书写”。女性作为城市的同盟者，本应成为城市文学人物典范化的对象，然而，消费文化、城市空间文化却窃据了主角地位。米卡·娜娃、陈惠芬、乔以钢等人的观点具有代表性。陈惠芬主张：“女性很大程度成了人们追寻现代性的途径或试金石。”[10] 在女性如何承载和表现“现代性”这个问题上，乔以钢断言：“‘现代性’作为当代思想文化叙述之一种，一定程度上是被女作家的物质和想象的‘在场’意义清晰地标示出来的。”[11]关于城市空间中女性形象如何承载城市现代想象的问题，都离不开与“物的想象”相关的“消费文化”和“欲望话语”。陈惠芬最先挑明了女性与都市消费文化的关系：“在现代上海，她们不仅身体力行地参与了都市文化的生产，籍天时地利之便，大规模地介入到了现代上海的消费和大众文化的发展中，见证了资本主义象征经济的形成，她们的形象、行为举止和日益增长的影响力也成为社会文化想象/协商的来源与动力。”[12] 张凌江认为女性书写充斥大量的物的符号：“这些描写或细腻，或堆砌，或精心，或随意，以各种形式彰显了女性文学活动与消费文化的密切关系，表征了一种新的审美生成。”[13]吴子林在反思当下“身体写作”时毫不留情地指出，“身体写作”附和的是“消费主义的时代”[14]。
王安忆的《长恨歌》兼具了作家对人物的忽略和文化阐释偏移人物典范化的塑造。在这部作品中，她以人来隐喻城市的创作意图非常明晰：“我是在直接写城市的故事，但这个女人是这个城市的影子。” [15]《长恨歌》就是以“人物”比况城市文化空间作品。在《长恨歌》的接受史里以“淮海路、梅家坞、公寓、弄堂、闺阁”为代表的空间话语，成为了批评家解读文本最喜欢截取的细节。南帆说：“王安忆的城市不仅仅是一个宏伟的景观，不仅仅是一些方形、柱形、锥形以及球形建筑物在地表上的聚合;同时，王安忆潜入城市的纵深，用文字提供了一个个城市局部的速写。”[16]小说的灵魂人物王琦瑶与这些空间共建了一个城市肖像。 王晓明在解读王安忆的创作转变时，抓住了王安忆创作空间，从《长恨歌》的“淮海路”到《富萍》的“梅家桥”。空间变换取代了对人物形象的时间线叙事。无论是南帆还是王晓明都把“王琦瑶”置于空间转换中，都没有正面打量“王琦瑶”这个人物。至多从文化阐释的角度，把王琦瑶当作一个支点，撬动整座城市空间。徐秀明指出，王安忆以人喻城的敘事风格，让小说的形式阻碍了“人”的落实。无“人”之“城”虚空化。由于人物虚空化，“城”变得“隔膜”起来，人物形象变得苍白：“这些精彩的段落汇聚起来描绘的城市背景，却始终模糊难辨、游离不定，与主人公的情感变化命运起伏几乎毫不相干;……主人公王琦瑶始终是个有神无形、莫名其妙的木头美人。”[17] 一旦作家和评论家为城市女性形象设定经济和消费主义的话语，“人物”就会消失，也就是说，理论预设将会瓦解女性与城市的天然关系，从而使得人物典型化再无可能。 二、城市文学中人物典型化的可能
前面探究了90年代以来城市文学人物形象典型化的困境。考虑到“文学是人学”这个经典母题，跳脱过往经济话语和文化热浪，重构人物形象势所必然。1980年代以来，也有不少作家们扎根于城市，发力于人物形象塑造，文学作品中走出了像来双扬（《生活秀》）、庄之蝶（《废都》）、画儿韩（《寻访画儿韩》）等人物。作家们从地狱特色出发渲染了北方政治——伦理和南方诗性——生活两种类型。同时，“边缘人物”在城市文学中的凸显，使得过去不登大雅之堂的人物有了典型化的可能。
1. 城市文学中地域特色与人物形象。
可以说，地域文化是中国文学的基因，哪怕在文学事业低谷时期地域性都有顽强表现。打造苏州小巷人生的陆文夫及其笔下的徐文霞、讲述《上海早晨》的周而复及其上海民族资本家都是其中的典型。1990年代以来，城市市民的地域化书写越发清晰。《生活秀》中的来双扬、林希笔下的“天津闲人”、陈丹燕笔下上海的 “金枝玉叶”等，地域性特征与人物形象完好融为一体。可以说，地域文化规避了现代性对人物形象的单向度塑造带来的审美疲沓感，为人物形象典型化创造了契机。1990年代以来城市文学地域性着色的人物形象，大致有这样几类：（1）本土诗性文化渗透人物形象。中国传统诗性文化有两种资源：一是北方诗性文化，以“政治—伦理”为原则，另一种是江南文化，以“审美—诗性”为精神[18]。这使得北方城市文学与江南城市形态迥然有别，两种诗性文化的地域特色渗透在文学人物形象的塑造当中。如北京、天津、西安、哈尔滨的文学中城市人的塑造，具有重伦理道德的特征，如《烟壶》（邓友梅）、《如意》（刘心武），其中的人物，无论是落魄的贵族还是民间义士、平民，都能看到在上层大传统与民间小传统融合中塑造出来的人间仁爱与义气。赵园表示，北京文学注重的也是“传统社会的人情信诧而非现代社会中的商业契约和赤裸裸的利益原则。……传统道德于义、利之辨，这使得孜孜以逐利的商业活动不能不在道德上处于窘迫境地。而上述道德传统确也造成重义（信义，信誉）轻利的诗意文化”[19]。此外，从贾平凹的《废都》、迟子建的《白雪乌鸦》到殊娟的《摇曳的教堂》，无论是与城市现代性相悖的精神返乡，还是乱世传奇中人性的坚守，都可以看到北方诗性文化的政治——伦理气息，具体展现为沉重、内敛。
相比北方城市文学人物形象的沉重与内敛，江南诗性文化对人物形象的塑造就显得灵巧和隽永。无论是王安忆书写的上海，还是陆文夫和范小青笔下的苏州，都善于运用微观镜头替代宏大的历史叙事。这正是江南诗性文化“高度重视个体审美需要的诗性智慧，发之于外则成为一种不离人间烟火的诗意日常生活方式”[20]，用心捕捉个人审美生活的点滴，远多于家国兴盛衰败。这种弱政治、执着于微观人生的文学书写，正是江南诗性文化远离政治—伦理、趋近个人情趣和自由的体现。概言之，江南烟雨中的人物形象是精雕细刻的结果。
（2）城市地域性的多元渗透，打造不同城市的人物形象
上海文学对上海人的塑造最为成熟。上海人的形象可以在时空折叠中展现N种打开方式。首先，在历史的钩沉中，展现上海人自带的传奇特质。在程乃姗《上海FASHION》、陈丹燕上海传奇三部曲、王安忆的《天香》中人物的历史痕迹，让上海人在时间层面上具有了厚重感。维持这种特质，以讲究、甚至略带奢靡的方式，游走上流与沦落底层。其次，上海市民微观人生的雕琢。淮海路的标准市民王安忆，在弄堂里悄无声息地叙述人生常态，其笔下的“笑明明”“妹头”，与金宇澄《繁花》中不动声色的上海市民“沪生、小毛、阿宝”、滕肖澜《美丽的日子》中的卫老太。而上海“下只角”的人们是近些年来上海人在文学想象中新生形象，意味着人物塑造空间的拓展。从夏商的《东岸纪事》到张怡微的《你所不知道的夜晚》，都在展示上海中心与郊区人物的两相对望。最后，与上海“土著”对应的是源源不断输入的新上海人，后者在觊觎、篡改，甚至占有这座城市的密码。从扬州乡下来的“富萍”（王安忆《富萍》）、江西女人“姚红”（藤肖澜《美丽的日子》）到《东岸纪事》中的崴葳，她们穿梭在上海，为魔性城市注入了新的元素。质言之，上海人物形象的多重书写，让我们看到了城市文学人物形象典型化的可能。
在人物塑造典型化问题上，中国近三十年城市文学的地域性为人物形象的多元化提供了可能。遗憾的是，这种可能并没有被充分地发掘出来。比如，江浙两地有着成熟的作家队伍和创作环境，但在城市文学创作中，六朝古都之南京与自古繁华的杭州都没有被作家们形诸笔端，典型人物也付之阙如。南京文学中除了叶兆言的散文集《南京人》以外，再也没有打上南京地域特征的人物形象出现了。杭州一带，经济富庶，网络文学发展迅速，但缺少对江浙地域文化的深度开掘。对于诞生了白娘子形象的杭州而言，確实是一种不大不小的遗憾。
2.中国城市文学中的边缘人物
“边缘人物”是1990年代以来中国城市文学中的现象级存在。他们的“出场”丰富了当代文学中的人物形象的宝库。事实上，中国现代文学在关注都市人群时，已经有一些边缘人群的出现。郁达夫抒情小说笔下游荡城市边缘的零余者，冰心《超人》中封闭在楼上的何彬，还有沈从文用边缘人心态书写都市人群，不一而足。1980年代以来城市文学中比较明晰的边缘人物形象，如娼妓、流氓、城市游荡者等，作为城市的“他者”，初步崭露典范形象。重要的是，他们与主流人群不一样，具有非常特别的“个体性经验”。这种个体性经验能够叙说城市“现代性”的张力，以多样化姿态对“权力”进行反拨。从霍达的《红尘》、苏童的《红粉》、王安忆的《我爱比尔》、乔叶的《底片》、魏微的《大佬郑的女人》等作品中的女性形象，可以略窥这类人物形象的一斑，领会无痛叙事演绎出来的城市现代性危机。
王朔笔下的顽主、夏商笔下的崴葳、王安忆《长恨歌》中的长脚等游荡在城市的流氓、游荡者丰富了当代城市文学的人物谱系。在人物形象的文学表现上，边缘人物总体上具有迷茫的青春气质。从北京王朔的顽主、到上海文学中流氓形象，在青春迷茫的罪与罚中探究新一代成长与裂变的轨迹。与妓女形象的稳定性不同，城市的流氓形象具有摇摆性和成长性。这类形象具有叛逆的青春气息，同时也有遭遇了末路尴尬。在边缘与主流的和解与妥协中，流氓形象印证了城市文化的征服性。最后，如果说娼妓形象和流氓形象在都市人物谱系中具有历史生成性，兼具被动与迷茫，能真正理解“边缘性”现代内涵的是一些具有亚文化特征的人群。夹缝中的诗意栖居，性倒错的“被”病态的人群和另类生活方式的选择等，这类人在丰富城市文学的同时确立了边缘文化的反现代性内涵。 结 论
文学界在切问创作与评论的关系时经常歧见纷纭。譬如，刘阳认为：“不取消理论的理解世界的权利，不淡化其思辨性能，只是用文学的语言创造性操作，比如叙事与个案等让理论建构保持开放性，避免成为独断的，理论还是理论，却融入文学的思想方式而活起来。”[21] 笔者赞同这一论断。的确，对文学的理解不能封闭，理论自有其开新的理由，但我始终相信文学即人学，是对人的命运和意义世界的形象化展示。城市文学生死攸关的问题“城”，不是纯然与人无涉的“空间”;城市文学也不是各种“文化”，而是灵肉合一的“人”。人的生活面向、性格维度，以及人的形象散发出来的时代光辉。基于此，作家和评论家需要警惕的是，在理论翻新中不要遮蔽“人的问题”。人物形象的典范化应该是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最为永久的话题。当下语境中，笔者主张文学创作和文学评论作为知识生产形式，应该充分吸纳历史地域的特色，把丰富的传统通过典型人物演绎出来。
[注释]
[1][美]乔纳森·卡勒：《文学理论入门》，李平译，译林出版社2008年版，第3页。
[2] 贺仲明：《我们什么时候开始远离现实》，《长江文艺》，2019年12期。
[3] 陈思和认为都市文学“典范化”人物塑造困难的原因主要是：首先，不同于以往清晰、完整的人物形象，大都市背景下“人物形象生命形态的不完整性导致了破碎化的人物表现方法”。其次，新都市人的精神破碎導致家庭伦理的解构。详见：陈思和：《都市文学中人性探索的两个维度》，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5期。
[4] 张清华：《城市书写：在困境中展开》，《山花》，2011年第3期。
[5] 邱华栋：《手上星光》，华文出版社2001年版，第2页。
[6] 罗钢：《探索消费的斯芬克斯之谜》，罗钢、王中忱主编：《消费文化读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7页。
[7]王安忆：《疲惫的都市人》，中国文联出版社2008年版，第118—120页。
[8] 戴锦华：《涉渡之舟——新时期中国女性写作与女性文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75页。
[9] 卢桢：《论都市视野中的女性诗歌》，《文艺争鸣》，2007年12期。
[10][12] 陈惠芬：《性别视角与上海都市文化研究》，《社会科学》，2012年第9期。
[11] 乔以钢：《中国当代女性文学的文化探析》，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52页。
[13] 张凌江：《物化：消费文化语境中女性写作的新症候》，《文艺研究》，2006年第5期。
[14] 吴子林：《女性主义视野中的“身体写作”》，《西南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5期。
[15]齐红、林舟：《王安忆访谈》，《作家》，1995年第10期。
[16] 南帆：《城市的肖像——读王安忆的长恨歌》，《小说评论》，1998年第1期。
[17] 徐秀明：《文化冲突与叙事错位——由《长恨歌》谈王安忆的小说美学及其创作转向》，《学术月刊》，2017年第7期。
[18][20] 刘士林等著：《风泉清听——江南文化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7页、第8页。
[19] 赵园：《京味小说中的北京商业文化建筑文化》，《中国文学研究》，1988年第4期。
[21]刘阳：《从“理论地做文学”到“文学地做理论”》，《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16年第4期。
本文系“杭州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成果”（Z20JC064）、“杭州师范大学教育学院省优势特色学科培育项目成果”（18JYXK043）、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文艺批评研究院”资助项目（Z20180031）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杭州师范大学教育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