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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当代中国已进入一个城市主导的经济发展新周期。领导力是领导者解决问题、处理问题的综合能力。对标全球城市，上海超大型城市社会治理领导力建设面临许多新情况新问题，要求摆脱传统领导的惯性思维，拓展政治领导力、战略领导力、跨界领导力、融合领导力、平台领导力、项目领导力。
[关键词]城市治理；领导力；超大型城市
[中图分类号] C912.8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928X（2017）11-0041-03
领导力是指领导干部解决问题、处理问题时必备的知识、才能、精神、观念、气质、性格品质等各种能力、要素的综合运用和显现。在今年的全国“两会”上，习近平同志在参加上海代表团讨论时提出：“上海要在深化自由贸易试验区改革上有新作为、在推进科技创新中心建设上有新作为、在推进社会治理创新上有新作为、在全面从严治党上有新作为！”这是习近平同志对上海贯彻落实“四个全面”战略的殷切期望，同时对加强和提升領导干部领导力提出了新的要求。
“明者因时而变，知者随事而制。”按照国家对上海的战略定位和要求，上海要成为卓越的全球城市，走出一条符合超大城市特点和规律的社会治理新路子，就要求具备与参与全球竞争相匹配的全球领导力。对标全球城市，上海超大型城市社会治理领导力建设面临许多新情况。
（一）面临战略布局重大调整，如何加强顶层设计？上海超大型城市发展承担国家参与全球竞争合作和服务“一带一路”等国家战略的重大责任和使命，至2040年将建成为卓越的全球城市，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科技创新中心和文化大都市。然而，上海的发展已面临人口规模、土地资源、生态环境和城市安全等多因素底线约束，随着城市开放度提升、全球连通性增强、城市人口大规模流动，外部性影响加大、多元文化冲突。这就要求必须加强顶层设计，坚持创新发展理念，转变发展模式，走出一条中国特色、时代特征、上海特点的发展之路，为上海深度融入全球城市网络打开更广阔的空间。
（二）面临跨行业、跨区域、跨所有制大整合，如何适应扁平化管理要求？随着上海城市经济成分日益多元，大量商务楼宇、工业园区、非公经济实体的兴起以及居民择业就业形式的灵活多样，城市管理顽症和短板治理任务艰巨。据统计，上海常住人口2425万，非户籍常住人口996万，占比超过40%。目前已有各种类型的非公有制企业34.6万多家，从业人员800多万。人口的大量导入，新兴领域的快速发展，使城市的资源环境与公共服务承载压力持续增大。社会治理要从传统的垂直管理转向扁平化管理，更多应用社会化的方式，借助更多的社会力量，实现跨行业、跨区域、跨所有制的领导，加强资源整合，拓展治理空间，进一步深化现代城市治理内涵。
（三）面临城乡间、体制内外的深度融合，如何实现统筹发展？随着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上海的产业已从传统的工业转为以服务经济为主，第三产业增加值占全市生产总值的比重已经达到68%。中心城区边界不断向外拓展，城郊接合部出现大型镇和大型居住社区。据统计，全市已建、在建、规划的大型居住区45个，平均规划人口3.3万，城市形态日趋分离和多样。经济转型引发了基层治理生态的深刻变革，导致治理资源加速向城市集聚，单纯依靠行政隶属关系开展党建工作的格局已经被打破，社会治理要坚持系统思维，推进城乡间、体制内外的融合，构建开放的、统筹发展的城市治理新格局。
（四）面临智慧城市的快速发展，如何搭建多元共治平台？未来30年信息技术将发生更加深刻的变化，互联网带来的强大的数据功能及其共享性、即时性、平面性、低成本性等独有特性，同超大型城市社会治理的多元性、复杂性及其精细化、高品质要求有机结合，使其更具有便捷性、开放性、科学性。要求社会治理充分运用新手段、新技术，建立网格化、可视化的治理平台，占领信息传播制高点，创建更为丰富的多元共治合作载体，广泛吸纳各种社会力量，加强社会协同治理。
（五）面临超大型城市精细化治理要求，如何激发社会创新活力？上海作为一座超大型城市，社会治理任务十分艰巨繁重，既有流动人口服务管理、区域化协同治理、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城市基本设施建设管理、基层组织建设等方面的经常性问题，也有长期以来基层条块分割，政策碎片、部门利益问题突出，发展不均衡等情况。要求社会治理加强统筹协调，激发社会活力，发挥各种社会力量的作用，调动社会积极因素，真正形成一元主导、多方参与的合作共治格局，破解社会治理难题。
（六）面临全面从严治党新要求，如何加强城市基层党建创新社会治理？随着市场经济发展和社会结构转变，在许多新兴领域出现了规模小、变动快、党员人数少，甚或没有党员的“两新”组织，党建工作不断出现“空白点”。要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大力推广复制类似“金领驿站”“白领e家”等新兴领域党建工作阵地作为党联系社会的“纽结点”，实现党的组织和党的工作全覆盖，探索一条超大型城市基层党建引领社会治理的新路子。
当代中国已进入一个以城市为主导的经济发展新周期。城市作为中国改革进一步深化的排头兵、区域经济发展的“引擎”和链接全球经济网络的结点，肩负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使命。未来超大型城市治理，要求进一步拓展和创新领导力，更好适应服务型政府建设，摆脱传统领导的惯性思维，更多转向自主性和开放性战略，促进超大型城市的治理发展。创新超大型城市社会治理亟待拓展六种领导力：
（一）政治领导力。政治领导是上海超大型城市走出一条中国特色、时代特征、上海特点发展之路的根本保证。党的领导必须始终贯穿于城市治理的各个环节、整个过程。
政治领导力，既包括党的领导方式及其体制架构、运作模式必须与之相适应，也包括领导者个体素质，必须具有很强的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在深化改革新形势下，要使党的领导适应社会治理现代化的要求，必须着力提高政治领导力。从政治属性看，社会治理体系是在党的政治领导和政策推动下治理社会的一系列制度和程序，其本质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的集中体现。从治理结构看，社会治理体系主要包含经济治理、政治治理、文化治理、社会治理、生态治理和党的建设六大体系，且这六大体系是有机统一、相互协调、整体联动的运行系统。增强政治领导力的重点是明确和理顺相互间的内在关系，提高自身的政治素养和政治定力。 （二）战略领导力。战略的实质是谋划和决策，即选择做什么和不做什么，所谓“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正是对战略领导力的生动描述。
战略领导力首先体现在战略决策上，未来上海城市性质的核心是全球城市，城市发展任务、群众需求、组织形态、利益关系都在发生变化与调整。由于无法对未来做出精确的预测，领导者在进行战略决策时经常面对高度不确定性的外部环境，要敢于承担风险，克服阻力，领导者对城市发展愿景和方向、战略目标、实现途径、资源调配等方面做出谋划和决策的能力，决定了城市治理可以达到的精细化水平和战略目标的实现。“千军易得，一将难求”，战略性人才的选拔使用是战略领导力的重要基础。战略领导力还体现在对城市生态环境的应变能力，组织调整和变革能力以及为战略提供所需的管理职能和资源保障能力，这是战略领导力的重要保障。
（三）跨界领导力。即跨越不同领域的界别限制，包括城鄉间、体制内外，不同区域、不同所有制、不同行业等通过沟通、影响、共享，重新建立共识与认同感，未来领导者需要具备突破各种界限的能力。
超大型城市治理是政府、市场、社会各方协调与群众自治紧密联系、相互交融的有机体。城市基层治理顶层设计迫切需要具有“跨界”领导力进行统盘考虑，增强各项工作的关联性、系统性、可行性。一方面，经济转型带来了城市新布局、城市新形态，各类跨部门、跨地区、跨所有制的经济主体不断出现；另一方面，基层治理生态的深刻变革，导致了治理资源加速向城市集聚，并呈现弥散性的分布格局，城乡差别明显。跨界领导要求同时辐射组织内、组织间和组织外，既可以跨越办公室的物理隔阂、不同阶层之间的权力隔阂以及不同背景带来的文化隔阂，也可以跨越不同组织、不同主体之间的隔阂，打破体制屏障，淡化城乡差别、行政区划界限，充分调动社会各界积极力量，为城市治理打造一个无缝衔接的界面，并以嵌入式的制度优势融入各类经济组织、社会组织，与政府、社会、市场实现良性循环，多元共治。
（四）融合领导力。领导者凭借融合的智慧与理念，超越自身的文化界限，以开放和包容的心态，充分吸纳各种积极要素，发挥类似主持人或乐队指挥的作用，融合领导力具有鲜明的“团队领导”特色，使各主体的能力都发挥到极致。
上海作为超大型城市，其基层社会结构已经社区制、区域化，组织结构也向多元化方向发展，并形成了大量新型的经济组织、社会组织和民间组织，对城市社会治理领导力提出了新的要求。上海要在推进社会治理创新上有新作为，走出一条超大型城市治理的新路，运用融合领导力，依托党在城市严密的基层组织体系，把市、区、街道、社区四级基层党组织融合起来，把街道、驻区单位与新兴领域的党建工作融合起来，打破城乡隔阂、体制羁绊，全面构建“以区域化党建为引领、以社区党建为基础、以行业党建为特色、以单位党建为结点”的城市基层党建新格局，并进而形成城市基层党建引领下的社会治理体系。
（五）平台领导力。所谓平台化模式，就是去掉中间层，把整个组织变成根据业务需要成立的自由团队。如果将传统的组织形态理解为“火车模式”，靠领头者的能力，那么平台领导力是“动车模式”，靠每节车厢共同驱动。
上海要在2020年基本建成四个中心和现代化国际大都市，一方面，根据城市发展中信息化建设应适度先行的原则，智慧城市建设各主要板块都将对标国际先进水平设置目标和任务，城市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水平显著提升；另一方面，随着上海创新创业环境的完善，与信息技术紧密结合的创客群体兴起，“平台+个人”的工作模式将成为一种时尚。互联网时代，网络平台已经成为了一个新的基础设施。要求领导干部适应网络管理，顺应网络时代，这是考量党的执政能力的重要维度。这同时对领导力的拓展提出了一个不可选择的命题，即如何依托并运用微博、微信、微视频、移动客户端等手机媒体和社交网络，加强平台领导力建设。作为技术支持，平台领导力不仅改变了传统领导模式，由“一点对多点”的单向性转向“多点式对多点式”多向性，而且摆脱了时空上的约束，任何领导者与被领导者在任何地点任何时间，都可以与其他任何人进行任何形态信息的沟通交流。这是一种全新的领导模式。
（六）项目领导力。项目领导力旨在领导者以自己无形的人格魅力更有效地领导项目团队，既要按照项目管理要求，高效精准完成任务，又要锻炼团队成员的技能，激发大家的工作热情和创造力，并充分享受工作的成就感，在工作中超越和实现自我，实现成员个体的成长。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同志在参加上海代表团审议时强调，走出一条符合超大城市特点和规律的社会治理新路子，是关系上海发展的大问题，城市管理应该像绣花一样精细。上海作为一座超大型城市，同时也是全国改革开放的前沿，大量的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如何解决？显然，目前的项目化更注重目标任务的完成，而缺乏强有力的领导力的渗透。项目领导力要求领导者以自己的人格魅力，带领项目团队既确保任务的完成，又注重团队建设，把与任务相关的社会成员组合进项目团队，既充分尊重人民的首创精神突出人民主体，又坚持依法治理与以德治理相结合，培育团队成员的公益意识、志愿精神，提高自治能力，使其成为项目的管理者，进而促进各类经济组织、社会组织与政府、社会、市场实现良性循环，从根本上解决当前基层治理面临的困境。
综上所述，领导力是领导者解决问题处理问题各种能力的综合运用。领导者的决断力、创新力、协调力、影响力以及应对危机等各种能力，构成领导力的要素。上海在超大型城市发展和社会治理的过程中，要在新的制度框架和组织平台上进一步拓展领导力，实现领导力再造，为城市的精细化管理提供强有力的政治组织保障和领导力支持。
作者单位：中共上海市浦东新区区委党校
责任编辑：周奕韵
[关键词]城市治理；领导力；超大型城市
[中图分类号] C912.8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928X（2017）11-0041-03
领导力是指领导干部解决问题、处理问题时必备的知识、才能、精神、观念、气质、性格品质等各种能力、要素的综合运用和显现。在今年的全国“两会”上，习近平同志在参加上海代表团讨论时提出：“上海要在深化自由贸易试验区改革上有新作为、在推进科技创新中心建设上有新作为、在推进社会治理创新上有新作为、在全面从严治党上有新作为！”这是习近平同志对上海贯彻落实“四个全面”战略的殷切期望，同时对加强和提升領导干部领导力提出了新的要求。
“明者因时而变，知者随事而制。”按照国家对上海的战略定位和要求，上海要成为卓越的全球城市，走出一条符合超大城市特点和规律的社会治理新路子，就要求具备与参与全球竞争相匹配的全球领导力。对标全球城市，上海超大型城市社会治理领导力建设面临许多新情况。
（一）面临战略布局重大调整，如何加强顶层设计？上海超大型城市发展承担国家参与全球竞争合作和服务“一带一路”等国家战略的重大责任和使命，至2040年将建成为卓越的全球城市，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科技创新中心和文化大都市。然而，上海的发展已面临人口规模、土地资源、生态环境和城市安全等多因素底线约束，随着城市开放度提升、全球连通性增强、城市人口大规模流动，外部性影响加大、多元文化冲突。这就要求必须加强顶层设计，坚持创新发展理念，转变发展模式，走出一条中国特色、时代特征、上海特点的发展之路，为上海深度融入全球城市网络打开更广阔的空间。
（二）面临跨行业、跨区域、跨所有制大整合，如何适应扁平化管理要求？随着上海城市经济成分日益多元，大量商务楼宇、工业园区、非公经济实体的兴起以及居民择业就业形式的灵活多样，城市管理顽症和短板治理任务艰巨。据统计，上海常住人口2425万，非户籍常住人口996万，占比超过40%。目前已有各种类型的非公有制企业34.6万多家，从业人员800多万。人口的大量导入，新兴领域的快速发展，使城市的资源环境与公共服务承载压力持续增大。社会治理要从传统的垂直管理转向扁平化管理，更多应用社会化的方式，借助更多的社会力量，实现跨行业、跨区域、跨所有制的领导，加强资源整合，拓展治理空间，进一步深化现代城市治理内涵。
（三）面临城乡间、体制内外的深度融合，如何实现统筹发展？随着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上海的产业已从传统的工业转为以服务经济为主，第三产业增加值占全市生产总值的比重已经达到68%。中心城区边界不断向外拓展，城郊接合部出现大型镇和大型居住社区。据统计，全市已建、在建、规划的大型居住区45个，平均规划人口3.3万，城市形态日趋分离和多样。经济转型引发了基层治理生态的深刻变革，导致治理资源加速向城市集聚，单纯依靠行政隶属关系开展党建工作的格局已经被打破，社会治理要坚持系统思维，推进城乡间、体制内外的融合，构建开放的、统筹发展的城市治理新格局。
（四）面临智慧城市的快速发展，如何搭建多元共治平台？未来30年信息技术将发生更加深刻的变化，互联网带来的强大的数据功能及其共享性、即时性、平面性、低成本性等独有特性，同超大型城市社会治理的多元性、复杂性及其精细化、高品质要求有机结合，使其更具有便捷性、开放性、科学性。要求社会治理充分运用新手段、新技术，建立网格化、可视化的治理平台，占领信息传播制高点，创建更为丰富的多元共治合作载体，广泛吸纳各种社会力量，加强社会协同治理。
（五）面临超大型城市精细化治理要求，如何激发社会创新活力？上海作为一座超大型城市，社会治理任务十分艰巨繁重，既有流动人口服务管理、区域化协同治理、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城市基本设施建设管理、基层组织建设等方面的经常性问题，也有长期以来基层条块分割，政策碎片、部门利益问题突出，发展不均衡等情况。要求社会治理加强统筹协调，激发社会活力，发挥各种社会力量的作用，调动社会积极因素，真正形成一元主导、多方参与的合作共治格局，破解社会治理难题。
（六）面临全面从严治党新要求，如何加强城市基层党建创新社会治理？随着市场经济发展和社会结构转变，在许多新兴领域出现了规模小、变动快、党员人数少，甚或没有党员的“两新”组织，党建工作不断出现“空白点”。要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大力推广复制类似“金领驿站”“白领e家”等新兴领域党建工作阵地作为党联系社会的“纽结点”，实现党的组织和党的工作全覆盖，探索一条超大型城市基层党建引领社会治理的新路子。
当代中国已进入一个以城市为主导的经济发展新周期。城市作为中国改革进一步深化的排头兵、区域经济发展的“引擎”和链接全球经济网络的结点，肩负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使命。未来超大型城市治理，要求进一步拓展和创新领导力，更好适应服务型政府建设，摆脱传统领导的惯性思维，更多转向自主性和开放性战略，促进超大型城市的治理发展。创新超大型城市社会治理亟待拓展六种领导力：
（一）政治领导力。政治领导是上海超大型城市走出一条中国特色、时代特征、上海特点发展之路的根本保证。党的领导必须始终贯穿于城市治理的各个环节、整个过程。
政治领导力，既包括党的领导方式及其体制架构、运作模式必须与之相适应，也包括领导者个体素质，必须具有很强的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在深化改革新形势下，要使党的领导适应社会治理现代化的要求，必须着力提高政治领导力。从政治属性看，社会治理体系是在党的政治领导和政策推动下治理社会的一系列制度和程序，其本质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的集中体现。从治理结构看，社会治理体系主要包含经济治理、政治治理、文化治理、社会治理、生态治理和党的建设六大体系，且这六大体系是有机统一、相互协调、整体联动的运行系统。增强政治领导力的重点是明确和理顺相互间的内在关系，提高自身的政治素养和政治定力。 （二）战略领导力。战略的实质是谋划和决策，即选择做什么和不做什么，所谓“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正是对战略领导力的生动描述。
战略领导力首先体现在战略决策上，未来上海城市性质的核心是全球城市，城市发展任务、群众需求、组织形态、利益关系都在发生变化与调整。由于无法对未来做出精确的预测，领导者在进行战略决策时经常面对高度不确定性的外部环境，要敢于承担风险，克服阻力，领导者对城市发展愿景和方向、战略目标、实现途径、资源调配等方面做出谋划和决策的能力，决定了城市治理可以达到的精细化水平和战略目标的实现。“千军易得，一将难求”，战略性人才的选拔使用是战略领导力的重要基础。战略领导力还体现在对城市生态环境的应变能力，组织调整和变革能力以及为战略提供所需的管理职能和资源保障能力，这是战略领导力的重要保障。
（三）跨界领导力。即跨越不同领域的界别限制，包括城鄉间、体制内外，不同区域、不同所有制、不同行业等通过沟通、影响、共享，重新建立共识与认同感，未来领导者需要具备突破各种界限的能力。
超大型城市治理是政府、市场、社会各方协调与群众自治紧密联系、相互交融的有机体。城市基层治理顶层设计迫切需要具有“跨界”领导力进行统盘考虑，增强各项工作的关联性、系统性、可行性。一方面，经济转型带来了城市新布局、城市新形态，各类跨部门、跨地区、跨所有制的经济主体不断出现；另一方面，基层治理生态的深刻变革，导致了治理资源加速向城市集聚，并呈现弥散性的分布格局，城乡差别明显。跨界领导要求同时辐射组织内、组织间和组织外，既可以跨越办公室的物理隔阂、不同阶层之间的权力隔阂以及不同背景带来的文化隔阂，也可以跨越不同组织、不同主体之间的隔阂，打破体制屏障，淡化城乡差别、行政区划界限，充分调动社会各界积极力量，为城市治理打造一个无缝衔接的界面，并以嵌入式的制度优势融入各类经济组织、社会组织，与政府、社会、市场实现良性循环，多元共治。
（四）融合领导力。领导者凭借融合的智慧与理念，超越自身的文化界限，以开放和包容的心态，充分吸纳各种积极要素，发挥类似主持人或乐队指挥的作用，融合领导力具有鲜明的“团队领导”特色，使各主体的能力都发挥到极致。
上海作为超大型城市，其基层社会结构已经社区制、区域化，组织结构也向多元化方向发展，并形成了大量新型的经济组织、社会组织和民间组织，对城市社会治理领导力提出了新的要求。上海要在推进社会治理创新上有新作为，走出一条超大型城市治理的新路，运用融合领导力，依托党在城市严密的基层组织体系，把市、区、街道、社区四级基层党组织融合起来，把街道、驻区单位与新兴领域的党建工作融合起来，打破城乡隔阂、体制羁绊，全面构建“以区域化党建为引领、以社区党建为基础、以行业党建为特色、以单位党建为结点”的城市基层党建新格局，并进而形成城市基层党建引领下的社会治理体系。
（五）平台领导力。所谓平台化模式，就是去掉中间层，把整个组织变成根据业务需要成立的自由团队。如果将传统的组织形态理解为“火车模式”，靠领头者的能力，那么平台领导力是“动车模式”，靠每节车厢共同驱动。
上海要在2020年基本建成四个中心和现代化国际大都市，一方面，根据城市发展中信息化建设应适度先行的原则，智慧城市建设各主要板块都将对标国际先进水平设置目标和任务，城市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水平显著提升；另一方面，随着上海创新创业环境的完善，与信息技术紧密结合的创客群体兴起，“平台+个人”的工作模式将成为一种时尚。互联网时代，网络平台已经成为了一个新的基础设施。要求领导干部适应网络管理，顺应网络时代，这是考量党的执政能力的重要维度。这同时对领导力的拓展提出了一个不可选择的命题，即如何依托并运用微博、微信、微视频、移动客户端等手机媒体和社交网络，加强平台领导力建设。作为技术支持，平台领导力不仅改变了传统领导模式，由“一点对多点”的单向性转向“多点式对多点式”多向性，而且摆脱了时空上的约束，任何领导者与被领导者在任何地点任何时间，都可以与其他任何人进行任何形态信息的沟通交流。这是一种全新的领导模式。
（六）项目领导力。项目领导力旨在领导者以自己无形的人格魅力更有效地领导项目团队，既要按照项目管理要求，高效精准完成任务，又要锻炼团队成员的技能，激发大家的工作热情和创造力，并充分享受工作的成就感，在工作中超越和实现自我，实现成员个体的成长。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同志在参加上海代表团审议时强调，走出一条符合超大城市特点和规律的社会治理新路子，是关系上海发展的大问题，城市管理应该像绣花一样精细。上海作为一座超大型城市，同时也是全国改革开放的前沿，大量的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如何解决？显然，目前的项目化更注重目标任务的完成，而缺乏强有力的领导力的渗透。项目领导力要求领导者以自己的人格魅力，带领项目团队既确保任务的完成，又注重团队建设，把与任务相关的社会成员组合进项目团队，既充分尊重人民的首创精神突出人民主体，又坚持依法治理与以德治理相结合，培育团队成员的公益意识、志愿精神，提高自治能力，使其成为项目的管理者，进而促进各类经济组织、社会组织与政府、社会、市场实现良性循环，从根本上解决当前基层治理面临的困境。
综上所述，领导力是领导者解决问题处理问题各种能力的综合运用。领导者的决断力、创新力、协调力、影响力以及应对危机等各种能力，构成领导力的要素。上海在超大型城市发展和社会治理的过程中，要在新的制度框架和组织平台上进一步拓展领导力，实现领导力再造，为城市的精细化管理提供强有力的政治组织保障和领导力支持。
作者单位：中共上海市浦东新区区委党校
责任编辑：周奕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