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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上纪念馆三楼，墙上迎面出现了奥斯维辛二号集中营—比克瑙的大门。你步步向前，大门越来越近，忽然一阵火车轰鸣，伴随尖锐的汽笛声，视频带你缓缓进入这座二战期间震惊世界的灭绝营，仿佛渐渐进入了人类的噩夢。
去年5月开始，上海犹太难民纪念馆与波兰奥斯维辛集中营国家博物馆合作，首次在中国举办奥斯维辛集中营展。用文字、图片、视频、实物复制品，向观者讲述了最为臭名昭著的集中营最为黑暗的历史。
视频里传来低沉的解说：“对于现代世界而言，‘奥斯维辛’就是大屠杀、种族灭绝、反人类和恐怖行为的代名词，是人类苦难与牺牲的象征。数量如此众多的人在这么一个小地方，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被杀害，在世界历史上绝无仅有。奥斯维辛的土地就是一个巨大的犹太人的坟墓，同时也是波兰人和吉卜赛人的国家公墓。”
展览的前言写下了布展的目的：纪念，是为了永不忘记。
逝水如斯，历史上，又有多少不该忘却的纪念，如流水般不舍昼夜地逝去？
毁灭的前奏：反犹主义
站在上海犹太难民纪念馆的三楼楼梯口，一抬头，就看见一幅垂挂而下的巨幅囚犯人像。他冷峻的目光和俊俏的脸庞直逼眼前，投射在墙上的视频却提醒你，这不是一段罗曼史，而是黑暗史。
上世纪三十年代，欧洲风云变幻。“1933年1月30日，阿道夫·希特勒就任德国总理。3月，希特勒取得了独裁统治权，将德国变为一个极权主义国家。”展览把屠杀归因于希特勒的成见、纳粹的残暴、德国的痼疾，并指出，纳粹的权力核心，实质上就是实行国家恐怖，包括限制公民自由、国家全面控制人民生活、持续的信仰灌输以及对政治对手实行武力攻击等。
希特勒的理论基础是用种族本源来判断人的价值，他宣称，犹太人和共产党人是致使德国在一战中战败的罪魁祸首，他鼓吹只有消灭犹太人和共产党人，德国才能重新统治欧洲。
为此纳粹德国颁布了反犹太法，在1935年11月14日颁布的《德意志帝国公民法》第一章节里规定：“祖父母中有一个或者两个都是纯犹太血统的混血犹太人也视为犹太人……犹太人不能成为德意志帝国的公民，无权在政治事务中投票，也不能担任公共职位。禁止犹太人和德国公民或者和关联血统的人发生婚外性行为。”
希特勒发动了一系列针对犹太人的迫害，迫害使数十万名犹太人移居国外，成千上万的犹太人被关进隔离区，饥饿、疾病和恐怖行动，导致犹太隔离区内的死亡率居高不下。
集中营是纳粹政治恐怖的重要组成部分，起初用于关押纳粹的政治对手，而后用于关押犹太人和吉卜赛人。在二战爆发前，集中营是一个惩罚性和预防性场所，而后被用于屠杀来自欧洲占领区的平民。1933年至1945年之间，纳粹德国建立了由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纳粹党）党卫军管理的死亡营体系，其中不仅有关押犯人的集中营，还有大屠杀犹太人的灭绝营。
奥斯维辛集中营便是最大的德国纳粹集中营，其独特之处在于结合了两种功能：其一，集中营—二战期间囚禁、牢狱和杀害各种族囚犯；其二，犹太人灭绝营—1942年以后，大规模屠杀犹太人。
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建立
1939年9月1日，第二次世界大战正式爆发，其标志便是德国对波兰发动武装战争。德国和当时的苏联签订《苏德互不侵犯条约》，以一纸协议瓜分波兰。随着囚犯数量急剧增加，纳粹党卫军在波兰建立了一个集中营，用于关押普通政府和被德国吞并的波兰领土上俘获的波兰人。
“对于当代人而言，奥斯维辛就是大屠杀的象征，大规模屠杀犹太民族的象征。其实，在第一批犹太人被送进毒气室之前，已经有成千上万的波兰人和苏联战俘死在那里。”在展览中，我们看到，1940年6月14日，第一批728名波兰政治犯从塔尔努夫被送进奥斯维辛集中营。很快，听到“奥斯维辛”这个词，波兰人民就会恐惧不已—它成了德国暴行的代名词。
1941年，纳粹提出了针对犹太人的“最终解决方案”，即彻底消灭犹太人。同年夏天，由警察部队和纳粹党卫军组成的特别行动队，在东欧发起了对犹太人的大规模屠杀。
然而当时东欧的集中营无法承担如此规模的大屠杀任务，1942年1月20日，在万湖会议上，纳粹首领就如何消灭居住在欧洲的1100多万犹太人达成了共识，他们把屠杀犹太人的灭绝中心选在波兰奥斯维辛，不仅因为交通便利，还因为这座小城与外界隔绝，隐蔽性好。
奥斯维辛集中营隶属于德国党卫军经济行政总局，1940年-1944年，纳粹德国先后建立了40多个附属营，起初建在小城奥斯维辛附近，后来甚至扩张到捷克。纳粹党卫军在集中营内建造了毒气室，每天可屠杀数千人，尸体被投入焚尸炉或用柴火焚烧。
1942年初，纳粹开始把犹太人从欧洲各个被占领地区驱逐至奥斯维辛集中营。纳粹欺骗犹太人说，将把他们送到东部地区定居，甚至承诺为他们提供工作和住所。为了让犹太人相信，纳粹还允许他们携带行李箱。
数以万计的犹太人相信了。在这场史无前例的大屠杀中，受害者被屠杀仅仅是因为他们无法与荷枪实弹的强大敌人相抗衡吗？汉娜·阿伦特却认为，残暴统治下的受害者在走向死亡的路上，可能，丧失了部分人性。
“男女老少被不宜载人的货运列车送往集中营，车上没有水。简陋的大货车上也没有任何卫生和供暖设施。路途有时长达一个星期，半路上经常有人死亡。”成千上万的犹太人，像绵羊一样进入屠宰场。
死亡集中营
奥斯维辛一号集中营（主营）有28座类似军队营房的两层砖房，每座砖房关押700-1100名囚犯。1941年—1942年，奥斯维辛二号—比克瑙集中营建在沼泽地上，占地136公顷，有350座简陋的营房，卫生条件更为恶劣。1941年—1944年，纳粹建立了奥斯维辛三号—莫诺维茨集中营，剥削囚犯的劳力。1944年下半年，比克瑙集中营关押了9万多名不同种族的囚犯，其中绝大多数是犹太人。 1942年4月起，党卫军医生开始筛选运送到集中营的犹太人。“火车刚到站，他们就把妇女儿童和男人分开。随后，每个人要从党卫军医生面前经过，他们从中挑选年轻力壮的人关进集中营，其余的人都被送进毒气室杀害。”从1944年春天起，为简化屠杀流程，火车将犯人直接送到奥斯维辛二号集中营内的平台，直接通向焚尸炉。犹太人的财物则被送到特别的仓库进行分类，经过消毒、整理、标价后运往德国。
每个囚犯都有一个身份号码，身着条纹囚服，沦为没有生命的物体，成为劳作至死的工具。集中营实施残忍与粗暴的恐怖政策，迫使大批的囚犯服从管理。囚犯们随时面临失去生命的危险。“恐怖活动意在摧毁囚犯的人性，消灭他们的人格，使他们顺从纳粹党卫军的统治。”展览写道。
处决犯人是集中营恐怖体制的“常规项目”。展览告诉人们，成千上万名囚犯被纳粹以毒气室、枪决、绞刑或毒液注射所杀害。医学实验，是另外一个恐怖“项目”，其中绝育实验最臭名昭著。“纳粹意图以一种有效的方法，让男性和女性失去生育能力，从而达到消灭整个社会或种族群体的目的。实验对象几乎全是犹太人，大部分受害者都死于实验或受到永久性身体伤害。”在纳粹党卫军医生中，尤以约瑟夫·门格勒为最。他对犹太和吉卜赛儿童进行各种测试和实验，对双胞胎以及侏儒等遗传基因变异者特别感兴趣。
1944年8月，集中营头目开始逐步转移囚犯并销毁证据。1945年1月27日早晨，乌克兰第一方面军第六十集团军第一编队抵达奥斯维辛。当天下午，苏联侦察队到达比克瑙集中营，解放奥斯维辛。
奥斯维辛集中营展显示：至少有110万人在奥斯维辛集中营被杀害，其中九成以上是犹太人。卢彦名说，这个数字仍不确定，遇难人数大概在110万—150万之间。110万这个数字，被放大投射在奥斯维辛集中营展览馆的地板上，每个人都会路过。
上海犹太难民
在上海犹太难民纪念馆的一面墙上，写着当代著名犹太文学家、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埃利·威塞尔（Elie Wiesel）的一句话：The past is in the present ， but the future is still in our hands.（过去包含于现在，但未来仍掌握在我们手中。）
这段人类历史中的“黑暗时刻”注定由这个纪念馆承载，在二战屠犹背景之下，中国上海犹太难民纪念馆是唯一一个以“拯救”为主题的大屠杀纪念馆。上海犹太难民纪念馆馆长、上海虹口区外事办主任陈俭告诉我，“要了解我们纪念馆，必须要从欧洲史开始了解。”
1933年-1941年，希特勒上台之后，近三万犹太难民来到上海避难，聚居于虹口。在不少欧美国家向犹太难民紧闭国门之时，时任中国驻奥地利维也纳总领事的何凤山却向数千名犹太人发放了赴上海的签证。1939年，在上海的嘉道理家族还为难民子弟建立了嘉道理学校，犹太儿童可在此学习数学、英文、地理、希伯来文等知识。日本占领上海之后，于1943年2月18日在上海虹口划分“无国籍难民限定居住区”，严格限制犹太难民的出入。直至1945年日本投降，犹太难民才陆续离开上海，投奔“自由”的国度。
当年来沪避难的犹太人，不乏名人。M·布鲁门萨尔，于1926年1月3日出生在德国柏林近郊。13岁时随父母逃离德国，在上海舟山路59号居住，以卖面包为生。1947年，战争结束后的第三年，他作为难民被安置到美國。1973年，作为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代表团成员第一次重返上海。1979年，又以卡特政府财政部长的身份，领衔与中方达成互相解冻资产的协议。如今，他出任柏林犹太博物馆馆长一职。他也为此次奥斯维辛集中营展贡献了一份力量。
上海犹太难民纪念馆的建筑，原本被称为“摩西会堂”。在1930—1940年代，既是上海最大的犹太人社团的常设地点，也是犹太复国青年组织“贝塔”总部的所在地，一度成为上海犹太人重要的精神支柱。盖瑞·马自达的婚礼，就是在此举行的。1939年，18岁的马自达与一家人来上海避难，1948年4月前往美国。如今92岁的马自达已回访上海多次，他记得摩西教堂的婚礼，也记得在上海避难时认识的中国姑娘，甚至想通过媒体，找到那位中国女孩。
2006年，上海虹口区政府决定修缮会堂旧址，建立犹太难民纪念馆。2008年，犹太难民纪念馆全面对外开放，当年便接待了一万多人次游客，绝大部分是外国人。如今，已经有76个国家的游客到访过。
为什么要纪念这段黑暗历史？
在参观完展览之后，人们会感受到，大屠杀不仅仅是一个犹太人“不能遗忘”的问题，它甚至依然在每个人的生活中。
英国社会学家、哲学家齐格蒙·鲍曼认为，大屠杀并非历史正常发展过程中的断裂，也不是文明化社会体内生长的毒瘤。他认为，连整个计划本身也是扭曲的现代科学精神的映射。我们目睹的一切只不过是社会工程一个庞大的工作计划……看到这段话，不禁打一个寒战—大屠杀并不是现代文明的对立面，它本就是现代社会自身的另一面。
去年5月开始，上海犹太难民纪念馆与波兰奥斯维辛集中营国家博物馆合作，首次在中国举办奥斯维辛集中营展。用文字、图片、视频、实物复制品，向观者讲述了最为臭名昭著的集中营最为黑暗的历史。
视频里传来低沉的解说：“对于现代世界而言，‘奥斯维辛’就是大屠杀、种族灭绝、反人类和恐怖行为的代名词，是人类苦难与牺牲的象征。数量如此众多的人在这么一个小地方，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被杀害，在世界历史上绝无仅有。奥斯维辛的土地就是一个巨大的犹太人的坟墓，同时也是波兰人和吉卜赛人的国家公墓。”
展览的前言写下了布展的目的：纪念，是为了永不忘记。
逝水如斯，历史上，又有多少不该忘却的纪念，如流水般不舍昼夜地逝去？
毁灭的前奏：反犹主义
站在上海犹太难民纪念馆的三楼楼梯口，一抬头，就看见一幅垂挂而下的巨幅囚犯人像。他冷峻的目光和俊俏的脸庞直逼眼前，投射在墙上的视频却提醒你，这不是一段罗曼史，而是黑暗史。
上世纪三十年代，欧洲风云变幻。“1933年1月30日，阿道夫·希特勒就任德国总理。3月，希特勒取得了独裁统治权，将德国变为一个极权主义国家。”展览把屠杀归因于希特勒的成见、纳粹的残暴、德国的痼疾，并指出，纳粹的权力核心，实质上就是实行国家恐怖，包括限制公民自由、国家全面控制人民生活、持续的信仰灌输以及对政治对手实行武力攻击等。
希特勒的理论基础是用种族本源来判断人的价值，他宣称，犹太人和共产党人是致使德国在一战中战败的罪魁祸首，他鼓吹只有消灭犹太人和共产党人，德国才能重新统治欧洲。
为此纳粹德国颁布了反犹太法，在1935年11月14日颁布的《德意志帝国公民法》第一章节里规定：“祖父母中有一个或者两个都是纯犹太血统的混血犹太人也视为犹太人……犹太人不能成为德意志帝国的公民，无权在政治事务中投票，也不能担任公共职位。禁止犹太人和德国公民或者和关联血统的人发生婚外性行为。”
希特勒发动了一系列针对犹太人的迫害，迫害使数十万名犹太人移居国外，成千上万的犹太人被关进隔离区，饥饿、疾病和恐怖行动，导致犹太隔离区内的死亡率居高不下。
集中营是纳粹政治恐怖的重要组成部分，起初用于关押纳粹的政治对手，而后用于关押犹太人和吉卜赛人。在二战爆发前，集中营是一个惩罚性和预防性场所，而后被用于屠杀来自欧洲占领区的平民。1933年至1945年之间，纳粹德国建立了由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纳粹党）党卫军管理的死亡营体系，其中不仅有关押犯人的集中营，还有大屠杀犹太人的灭绝营。
奥斯维辛集中营便是最大的德国纳粹集中营，其独特之处在于结合了两种功能：其一，集中营—二战期间囚禁、牢狱和杀害各种族囚犯；其二，犹太人灭绝营—1942年以后，大规模屠杀犹太人。
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建立
1939年9月1日，第二次世界大战正式爆发，其标志便是德国对波兰发动武装战争。德国和当时的苏联签订《苏德互不侵犯条约》，以一纸协议瓜分波兰。随着囚犯数量急剧增加，纳粹党卫军在波兰建立了一个集中营，用于关押普通政府和被德国吞并的波兰领土上俘获的波兰人。
“对于当代人而言，奥斯维辛就是大屠杀的象征，大规模屠杀犹太民族的象征。其实，在第一批犹太人被送进毒气室之前，已经有成千上万的波兰人和苏联战俘死在那里。”在展览中，我们看到，1940年6月14日，第一批728名波兰政治犯从塔尔努夫被送进奥斯维辛集中营。很快，听到“奥斯维辛”这个词，波兰人民就会恐惧不已—它成了德国暴行的代名词。
1941年，纳粹提出了针对犹太人的“最终解决方案”，即彻底消灭犹太人。同年夏天，由警察部队和纳粹党卫军组成的特别行动队，在东欧发起了对犹太人的大规模屠杀。
然而当时东欧的集中营无法承担如此规模的大屠杀任务，1942年1月20日，在万湖会议上，纳粹首领就如何消灭居住在欧洲的1100多万犹太人达成了共识，他们把屠杀犹太人的灭绝中心选在波兰奥斯维辛，不仅因为交通便利，还因为这座小城与外界隔绝，隐蔽性好。
奥斯维辛集中营隶属于德国党卫军经济行政总局，1940年-1944年，纳粹德国先后建立了40多个附属营，起初建在小城奥斯维辛附近，后来甚至扩张到捷克。纳粹党卫军在集中营内建造了毒气室，每天可屠杀数千人，尸体被投入焚尸炉或用柴火焚烧。
1942年初，纳粹开始把犹太人从欧洲各个被占领地区驱逐至奥斯维辛集中营。纳粹欺骗犹太人说，将把他们送到东部地区定居，甚至承诺为他们提供工作和住所。为了让犹太人相信，纳粹还允许他们携带行李箱。
数以万计的犹太人相信了。在这场史无前例的大屠杀中，受害者被屠杀仅仅是因为他们无法与荷枪实弹的强大敌人相抗衡吗？汉娜·阿伦特却认为，残暴统治下的受害者在走向死亡的路上，可能，丧失了部分人性。
“男女老少被不宜载人的货运列车送往集中营，车上没有水。简陋的大货车上也没有任何卫生和供暖设施。路途有时长达一个星期，半路上经常有人死亡。”成千上万的犹太人，像绵羊一样进入屠宰场。
死亡集中营
奥斯维辛一号集中营（主营）有28座类似军队营房的两层砖房，每座砖房关押700-1100名囚犯。1941年—1942年，奥斯维辛二号—比克瑙集中营建在沼泽地上，占地136公顷，有350座简陋的营房，卫生条件更为恶劣。1941年—1944年，纳粹建立了奥斯维辛三号—莫诺维茨集中营，剥削囚犯的劳力。1944年下半年，比克瑙集中营关押了9万多名不同种族的囚犯，其中绝大多数是犹太人。 1942年4月起，党卫军医生开始筛选运送到集中营的犹太人。“火车刚到站，他们就把妇女儿童和男人分开。随后，每个人要从党卫军医生面前经过，他们从中挑选年轻力壮的人关进集中营，其余的人都被送进毒气室杀害。”从1944年春天起，为简化屠杀流程，火车将犯人直接送到奥斯维辛二号集中营内的平台，直接通向焚尸炉。犹太人的财物则被送到特别的仓库进行分类，经过消毒、整理、标价后运往德国。
每个囚犯都有一个身份号码，身着条纹囚服，沦为没有生命的物体，成为劳作至死的工具。集中营实施残忍与粗暴的恐怖政策，迫使大批的囚犯服从管理。囚犯们随时面临失去生命的危险。“恐怖活动意在摧毁囚犯的人性，消灭他们的人格，使他们顺从纳粹党卫军的统治。”展览写道。
处决犯人是集中营恐怖体制的“常规项目”。展览告诉人们，成千上万名囚犯被纳粹以毒气室、枪决、绞刑或毒液注射所杀害。医学实验，是另外一个恐怖“项目”，其中绝育实验最臭名昭著。“纳粹意图以一种有效的方法，让男性和女性失去生育能力，从而达到消灭整个社会或种族群体的目的。实验对象几乎全是犹太人，大部分受害者都死于实验或受到永久性身体伤害。”在纳粹党卫军医生中，尤以约瑟夫·门格勒为最。他对犹太和吉卜赛儿童进行各种测试和实验，对双胞胎以及侏儒等遗传基因变异者特别感兴趣。
1944年8月，集中营头目开始逐步转移囚犯并销毁证据。1945年1月27日早晨，乌克兰第一方面军第六十集团军第一编队抵达奥斯维辛。当天下午，苏联侦察队到达比克瑙集中营，解放奥斯维辛。
奥斯维辛集中营展显示：至少有110万人在奥斯维辛集中营被杀害，其中九成以上是犹太人。卢彦名说，这个数字仍不确定，遇难人数大概在110万—150万之间。110万这个数字，被放大投射在奥斯维辛集中营展览馆的地板上，每个人都会路过。
上海犹太难民
在上海犹太难民纪念馆的一面墙上，写着当代著名犹太文学家、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埃利·威塞尔（Elie Wiesel）的一句话：The past is in the present ， but the future is still in our hands.（过去包含于现在，但未来仍掌握在我们手中。）
这段人类历史中的“黑暗时刻”注定由这个纪念馆承载，在二战屠犹背景之下，中国上海犹太难民纪念馆是唯一一个以“拯救”为主题的大屠杀纪念馆。上海犹太难民纪念馆馆长、上海虹口区外事办主任陈俭告诉我，“要了解我们纪念馆，必须要从欧洲史开始了解。”
1933年-1941年，希特勒上台之后，近三万犹太难民来到上海避难，聚居于虹口。在不少欧美国家向犹太难民紧闭国门之时，时任中国驻奥地利维也纳总领事的何凤山却向数千名犹太人发放了赴上海的签证。1939年，在上海的嘉道理家族还为难民子弟建立了嘉道理学校，犹太儿童可在此学习数学、英文、地理、希伯来文等知识。日本占领上海之后，于1943年2月18日在上海虹口划分“无国籍难民限定居住区”，严格限制犹太难民的出入。直至1945年日本投降，犹太难民才陆续离开上海，投奔“自由”的国度。
当年来沪避难的犹太人，不乏名人。M·布鲁门萨尔，于1926年1月3日出生在德国柏林近郊。13岁时随父母逃离德国，在上海舟山路59号居住，以卖面包为生。1947年，战争结束后的第三年，他作为难民被安置到美國。1973年，作为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代表团成员第一次重返上海。1979年，又以卡特政府财政部长的身份，领衔与中方达成互相解冻资产的协议。如今，他出任柏林犹太博物馆馆长一职。他也为此次奥斯维辛集中营展贡献了一份力量。
上海犹太难民纪念馆的建筑，原本被称为“摩西会堂”。在1930—1940年代，既是上海最大的犹太人社团的常设地点，也是犹太复国青年组织“贝塔”总部的所在地，一度成为上海犹太人重要的精神支柱。盖瑞·马自达的婚礼，就是在此举行的。1939年，18岁的马自达与一家人来上海避难，1948年4月前往美国。如今92岁的马自达已回访上海多次，他记得摩西教堂的婚礼，也记得在上海避难时认识的中国姑娘，甚至想通过媒体，找到那位中国女孩。
2006年，上海虹口区政府决定修缮会堂旧址，建立犹太难民纪念馆。2008年，犹太难民纪念馆全面对外开放，当年便接待了一万多人次游客，绝大部分是外国人。如今，已经有76个国家的游客到访过。
为什么要纪念这段黑暗历史？
在参观完展览之后，人们会感受到，大屠杀不仅仅是一个犹太人“不能遗忘”的问题，它甚至依然在每个人的生活中。
英国社会学家、哲学家齐格蒙·鲍曼认为，大屠杀并非历史正常发展过程中的断裂，也不是文明化社会体内生长的毒瘤。他认为，连整个计划本身也是扭曲的现代科学精神的映射。我们目睹的一切只不过是社会工程一个庞大的工作计划……看到这段话，不禁打一个寒战—大屠杀并不是现代文明的对立面，它本就是现代社会自身的另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