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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92年，拿破仑大军进逼莱茵兰地区，科隆选帝侯国的统治者波恩大主教闻风逃往维也纳，科隆选帝侯国宣告灭亡，作为主教宫廷所在地的波恩随即丧失了国都地位。
也是在1792年，波恩还失去了它有史以来最著名的市民——路德维希·凡·贝多芬。22岁的年轻音乐家决计离开家乡去维也纳发展，一辈子没再回来。波恩的损失恰好成了维也纳的收获，贝多芬在维也纳生活的35年里创作了《英雄》《命运》《田园》《合唱》交响曲等大量不朽的音乐作品，维也纳能赢得“音乐之都”的美名，“乐圣”功不可没。
贝多芬将在2020年12月迎来250周年诞辰。维也纳为此准备好了一系列纪念活动，波恩也是一样，早在2019年12月16日贝多芬249岁生日时就已正式开启一整年的庆典活动，名为“BTHVN2020”。“泯然众城”三十年的波恩期待着借贝多芬250岁生日派对重返欧洲文化版图。
音乐之声
我忘不了年轻时初次聆听贝多芬时经历的震撼。那是1984年，我还是一个中学生，有一天晚上向同学借来一盒列宁格勒交响乐团演奏贝多芬第五交响曲的录音磁带，我关了灯，按下播放键，《命运》动机于无声处响起，像划破黑夜的闪电。1993年暑假，第一次到欧洲旅行，我特意把波恩和维也纳编织进行程，波恩的贝多芬故居、维也纳的贝多芬之墓都是我的朝圣地。二十几年一晃而过，贝多芬音乐如今听得少了，却始终留在记忆里。在最近这趟欧游中，贝多芬诞生250年的契机令我萌生重访波恩和维也纳的念头，我想从一个乐迷的角度打量两座城市的变化，重新认识贝多芬其人其乐。
波恩的贝多芬故居外观上与二十几年前一样，有着淡粉色外墙，内庭被刷成朴素的灰白色。然而内部陈设全改变了，不再按照历史叙述来安排参观顺序，策展概念改为主题式的：有一个房间讲述贝多芬青少年时期在波恩的交游，而另一面墙上涂满了他那个年代的人们对他的种种评价——“相貌丑”“满脸雀斑”“脾气坏”“悭吝钱财”“说话口音重”，不乏偏见和不解，却真实还原了“乐圣”作为“人”的一面。工作人员告诉我，为迎接贝多芬诞辰250年，故居关闭整修半年后才重新开放，全新的展览方式更符合现代人的兴趣。三楼是首次开放，其中一个房间被认为很可能就是250年前贝多芬出生的地方，只见屋里空空荡荡，硕大的镜子让参观者照见自己。
有一个临街的房间里摆了一架钢琴，“维也纳1826”的铭文告诉我，它是贝多芬一生中使用过的最后一件乐器，让人想象近两百年前曾经触击过琴键的手指和共鸣箱曾经发出的音响。如今它从维也纳来到波恩，相当于从贝多芬的终点回到原点，安静地待在这栋老房子里。只可惜当年还没有录音技术，让人无缘听到“乐圣”本人的演奏效果。
有幸在贝多芬故居听一场贝多芬作品钢琴独奏音乐会可能是波恩之行的最佳節目。在由地面层房间改造成的小礼堂里，匈牙利钢琴家Peter Kocsky先后在两架贝多芬时代的“新式钢琴”（所谓Fortepiano，构造与音效不同于古钢琴）上弹了三支曲子，它们都是未编号的贝多芬作品。无编号作品意味着不是世人皆知的名作，还带着作曲家早期的风格，青涩而动人，让我想到他的波恩岁月。两架很有历史感的钢琴分别是1824年维也纳Conrad Graf制造和1817年伦敦Thomas Broadwood制造的，音质比现代钢琴轻柔。两架钢琴的发声原理不同，前者的槌子从上往下击弦，后者是从下往上击弦。
与二十几年前相比，在波恩寻找贝多芬的足迹变得很容易。闲逛时，经常会遇到醒目的黄色小信息亭，按下按钮，可以透过小窗看“西洋镜”——介绍“贝多芬之路”沿途景点的短视频。其中一处是圣雷米吉乌斯教堂，有贝多芬受洗时用的圣水器，十岁的贝多芬在教堂管风琴上练过手。不远处是旧日的选帝侯宫，现为波恩大学校园的一部分，贝多芬14岁进入宫廷管弦乐队演奏中提琴。18世纪末的波恩是一个文化气氛浓厚的城市，欧洲最早的步行街就诞生在这里，今天依然适合闲逛。
波恩虽小，在它的老城街道上走过的名人却有不少。比如年轻的卡尔·马克思，1835年他17岁时来波恩大学读书，那是半个世纪前贝多芬担任宫廷乐师、受到人文主义启蒙思想熏陶的地方。根据传记记载，马克思向往哲学和文学，他父亲却执意要他读实用的法律，于是马克思加入了课余诗社，同所有时代的文学青年—样喜欢标新立异。
驴子在波恩城外的风景名胜七峰山（Siebengebirge）曾经是重要的运输工具，因为这里有一座百年历史的采石场。我乘坐1883年通车的、德国最古老的登山缆车上山，这条“龙岩铁路”（Drachenfelsbahn）如今从蒸汽机车驱动进化成电力驱动，七峰山的毛驴已从全盛时期的六七十只减少到十只左右。七峰山是文人墨客喜欢的地方，拜伦两度游历，写下了赞颂龙岩古堡废墟的诗篇，有“龙岩雄踞，古堡峙立，怒视着莱茵曲折洪流”的句子。在山上俯瞰波恩，只见莱茵河穿过城边蜿蜒而去，我想起年轻时反复阅读的罗曼·罗兰的小说《约翰·克里斯朵夫》，傅雷把开篇第一句“江声浩荡”翻译得太好了，这部以一位虚构的19世纪德国作曲家为主角的长篇小说里有着贝多芬的影子。青少年时代的贝多芬一定也曾登临此山俯瞰莱茵河和波恩小城，在他的音乐里似乎听到浩荡的江水声。
爱乐之城
贝多芬当年从波恩去往维也纳的旅程中，水远山长，相当于从莱茵河流域穿越到多瑙河畔。而我从科隆一波恩机场飞到维也纳国际机场，只要一个半小时。
相比西德前首都的“小而美”，奥地利首都让人的感官“轰”地一下被打开，无论从哪方面看，维也纳都是一座国际城市，满眼所见皆是恢宏不凡的帝都气象。尽管它一百多年前就已终结哈布斯堡皇族帝都的身份，但近年来得益于欧盟东扩，毗邻中东欧的维也纳重新获得来自东边的人员与文化输入，为这旧日多民族帝国的地理心脏注入新鲜活力。走在19世纪时拆除旧城墙改建而成的环城大道上，不时可以听见路人说着英语和各种东欧语言，老字号咖啡馆里依然顾客满堂，难以分辨哪些是维也纳人、哪些是游客，餐厅菜单上总有几样匈牙利或捷克风味菜，日本寿司、中式炒面和传统烤肠一样成了普通的街头快餐。
另外，维也纳古典乐派留下的丰厚遗产依然传承至今，莫扎特、贝多芬、舒伯特、勃拉姆斯和小约翰·施特劳斯的名字与形象到处可见。在维也纳，每天晚上都有大约一万名听众在著名的维也纳国家歌剧院（Wiener Staatsoper）、“金色大厅”（Musikverein）、维也纳音乐厅（Wiener Konzerthaus）、人民歌剧院（Volksoper）及其他众多剧场、音乐厅现场聆听高水准的古典音乐，每年都有超过一万五千场音乐会活动。这两个数字很惊人。恐怕世界上没有哪个城市能在古典音乐的流行程度上与维也纳相比，“音乐之都”的名号不是随便得来的。
维也纳之于古典音乐，正如好莱坞之于电影，大音乐家在维也纳就像好莱坞明星一样被大众膜拜。好莱坞的“星光大道”上嵌着两千多位已故和在世的影视明星的名字，“金色大厅”周边的人行道上也有一个维也纳版本的“星光大道”，闪耀其中的名字是威尔第、马勒、卡拉扬等古典音乐界的巨星。“金色大厅”的正式名称是“音乐家协会大厅”，它被认为是世界上最美、音效最好的音乐厅之一，建筑内部金碧辉煌，世界顶级管弦乐队、指挥家和独奏家是其中的常客。每年元旦，维也纳爱乐都照例会以约翰·施特劳斯父子及其同时代维也纳作曲家的輕音乐作品为内容，在“金色大厅”举办新年音乐会，吸引了全球数百万名电视观众观看直播。2020年，“金色大厅”将迎来建成150周年纪念日。
在这座建筑的背面有一个别致的商家，其位置恰好在“金色大厅”隔壁的室内乐小演出厅勃拉姆斯厅（也叫“金色小厅”）舞台下方——维也纳老牌钢琴贝森朵夫（Bosendorfer）门店沙龙。每年仅生产500架的贝森朵夫钢琴，每一架都是精致而贵重的艺术品，是“钢琴中的法拉利”。在一道道的制作工序中，要经过120位工匠的巧手，琴身主要以云杉木制成，取材于树龄在二百岁以上、一百多米高的优质云杉，仅晾干这一步骤就需五年时间。我知道著名钢琴家安德拉斯·席夫偏爱贝森朵夫，以前在北京和韦尔比耶看他演出，他都指定用贝森朵夫钢琴。销售专家Vladimir Bulzan告诉我，不仅席夫，连李斯特、鲁宾斯坦也都是贝森朵夫的拥趸，此外，这个钢琴品牌让人意想不到的客户还包括迈克尔·杰克逊和史蒂夫·乔布斯。 维也纳的很多事物都能迂回地跟贝多芬沾上边儿。李斯特作为车尔尼的弟子，可以说是贝多芬的再传子弟，因为贝多芬是车尔尼的钢琴教师;而鲁宾斯坦又是李斯特的隔代子弟。于是，这条有趣的音乐家谱系与贝森朵夫产生了联系。Vladimir说，这要归因于贝森朵夫钢琴所特有的“维也纳音质”。于是我问他，“维也纳音质”这个说法很耳熟，可究竟什么才是“维也纳音质”呢？
為了示范，Vladimir先后在两架不同型号的贝森朵夫钢琴上为我弹奏了同一首曲子做对比，作曲者正是19世纪皇家指定钢琴制造商路德维希·贝森朵夫本人。经典的Imperial型号听起来低音饱满，给人温暖的感觉，原来这就是“维也纳音质”。改良版的Vienna Concert型号高低音更均衡一些，目前用于音乐会演出比较多。Vladimir解释说，“维也纳音质”也许不够完美，它适合小型室内沙龙的演出环境，不太适合大音乐厅，但优点是富于歌唱性。
他进一步用钢琴来比拟维也纳的城市特性：“就好比维也纳人的脾性，绝不是那种一上来就会跟你热情拥抱的外向型，只有当你以自己的优秀赢得他的尊敬、与他的文化产生联结之后，他才会把你当朋友。在这一点上，维也纳跟纽约、柏林不太一样。”
也就是说，维也纳不是那么随随便便“接地气”的一个地方，但它并不虚伪，更不排外，它的高雅需要你去懂得和欣赏，它不肯轻易俯就。Vladimir本人不是土生土长的维也纳人，他来自罗马尼亚，却在维也纳的顶级艺术殿堂“金色大厅”从事一份推广经典“维也纳音质”的工作，我想他对这个城市的“脾气”一定深有体会。
正如从前的维也纳像磁石一般吸引了来自波恩的贝多芬，今天它仍在吸引来自世界各地的音乐家选择维也纳作为他们工作和生活的基地。旅奥俄侨小提琴家阿列克谢·伊古德斯曼（Alexey Igudesman）是一位典型的“新维也纳人”，他住的公寓离国家歌剧院只有几步之遥，位置太好，以至于他的好友、钢琴家王羽佳来维也纳演出时经常不住酒店，而住他家。伊古德斯曼先生指给我看客厅里的一张沙发，说那是王羽佳喝多了以后的专用榻位。
维也纳给了伊古德斯曼这样的“新维也纳人”一个家。与他不同，维也纳给了贝多芬几十个家。据说贝多芬在维也纳住过的地方不下四十处，我到过北郊十九区的海利根施塔特小镇，那是贝多芬写下著名的“海利根施塔特遗嘱”、《英雄交响曲》草稿、《暴风雨奏鸣曲》和《田园交响曲》的地方，有四处他的故居。其中一个颇有乡居风格的平房院落被改造成贝多芬博物馆，互动式的装置相当有趣。有一个装置，摇动手柄就会播放出《暴风雨奏鸣曲》第三乐章。或依次抽出某个装置内嵌的四幅乡村风景画，《田园交响曲》的各个乐章便随之响起。海利根施塔特在17、18世纪时是一个Spa疗养地，贝多芬耳聋且患有胃病，一度以为耳病是胃病引起的，饮用这里含硫酸盐的水可以治耳病。贝多芬在海利根施塔特留下一些逸事传说，有关他的怪癖和暴躁脾气，比如对饭菜不满时会愤怒地向厨师扔鸡蛋、午夜弹琴吵得邻居无法睡觉、为保持清醒用木桶往自己身上舀水冲凉以至于水漫得到处都是，诸如此类。但所有这些跟《暴风雨奏鸣曲》和《田园交响曲》的创作成果比起来都算不了什么。
回忆起三十年前对维也纳的第一印象，伊古德斯曼说：“灰暗、沉闷，和现在很不一样，那时还没有摆脱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阴影。如今维也纳的新一代比上一代人热情开朗了许多——当然，餐厅、咖啡馆的服务员除外。”说到这里，他笑了：“有一种说法，维也纳咖啡厅的侍者会被特意培训成冷冰冰的样子，据说这样才更显得有维也纳特色。其实这种故意冷冷的态度也挺有个性的，对吧？”这让我想起Vladimir说过的维也纳人“不会冲过来主动拥抱你”的性格。
作为维也纳的外来者，伊古德斯曼很能体会贝多芬对维也纳的感受。贝多芬用他独特的艺术震撼了维也纳乐坛，其结果是维也纳接纳了他这个闯入者。当57岁的贝多芬于1827年3月29日去世时，维也纳人以对待伟人和巨星的方式为他举行葬礼，当时有两万人参加，几乎是整个维也纳10%的人口。从某种意义上说，贝多芬是音乐界最早的自由职业者，他不从某个固定的王公贵族那儿领取俸禄、提供服务，而是反过来，维也纳最富有的三位贵族鲁道夫公爵、洛布科维奇亲王和金斯基亲王愿意每年付给他4，000弗洛林作为生活费，无须任何回报，只为了让他能同意留在维也纳生活。当贝多芬一度动念移居伦敦时，他的“金主”们立刻追加报酬挽留他，让他放弃离开维也纳的计划。 理性地看，贝多芬年轻时从波恩去维也纳发展，实在是选择了一条合乎隋理的“职业道路”。波恩之于贝多芬，类似于萨尔茨堡之于莫扎特，两人都在羽翼渐丰之时以最快的速度离开家乡投奔维也纳这个更广阔的天地。波恩和萨尔茨堡还有一个相似之处，即在莫扎特和贝多芬的年代，这两个由教会统治的独立小王国都面临崩溃，政治上的重要性消失后，经济上也无法继续给艺术家提供优质的生活保障。而18世纪中后期，作为神圣罗马帝国首都的维也纳，在利奥波德二世在位期间城市建设发展得很好，文化空气也相对自由。维也纳能够从萨尔茨堡引进莫扎特，从波恩引进贝多芬，后来又从汉堡引进勃拉姆斯，都跟这个城市的包容度与活力有很大关系。
在乐迷的想象中，二百年前古典音乐鼎盛时期的维也纳人是无上幸福的，市民走在街上就有机会遇见莫扎特、贝多芬和舒伯特，甚至和他们打招呼：“沃尔夫冈！”“路德維希！”“弗朗兹！”这真不可思议。当然，那时的维也纳人享受不到现代人的各种生活便利，比如便捷的维也纳公交系统和适于骑行的城市街道。伊古德斯曼说，他在维也纳生活的一大乐趣就是骑车去逛农贸市场，“维也纳未必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城市，但对我们这些音乐人来说，它始终是一个让人有‘家’的感觉、特别乐意‘回去’的地方”。
2020年，遇见“乐圣”
波恩贝多芬音乐节
波恩每年九月都固定举办为期三周的贝多芬音乐节，担纲主要演出任务的波恩交响乐团前身就是少年贝多芬曾作为中提琴演奏员的选帝侯宫廷乐队。今年适逢贝多芬250年节庆，九月的波恩贝多芬音乐节将变成“特别加长版”，上演80场音乐会，由瓦格纳的曾孙女担任艺术指导，邀请拜罗伊特歌剧节乐团来音乐节开幕式上演奏贝多芬全套九部交响曲。
bthvn2020.de/en
贝多芬的维也纳
为庆祝贝多芬250岁生日，维也纳旅游局把今年定为“维也纳2020音乐之都”主题年，推出一个智能手机语音应用程序“贝多芬的维也纳”，乐迷可以在App上听到关于贝多芬的互动广播和他的音乐作品，包括许多不为人知的贝多芬逸事。奥地利国家图书馆在其豪华大厅内布置了名为“贝多芬：人间世界和神灵火花”的展览，展品除了贝多芬的书信外，还有珍贵的手稿。
musik2020.wien.info
Collegium Leoninum酒店
波恩Collegium Leoninum酒店的前身是修道院，本身是一座值得一看的哥特式建筑。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期曾充作战地医院，2000年被改造成老年公寓兼酒店，多重历史和身份令它十分别致。贝多芬的母亲就葬在离酒店不远的公墓，她死于1787年7月17日，当时贝多芬不到17岁。碑上刻了一句贝多芬谈及母亲的话：“对于我，她是天底下最好、最有爱的妈妈，也是我最好的朋友。”19世纪德国作曲家舒曼和夫人克拉拉也葬在同一座墓园里。
leoninum-bonn.de/en
Ludwig Van餐厅
维也纳六区的Ludwig Van餐厅用了贝多芬的名字“路德维希凡”，大有来头：餐厅楼上是贝多芬在维也纳的几十处旧居之一，他1822—1823年在此生活，现在这里是私人住宅，不对外开放。如果餐厅主人Oliver Jauk同意的话，他会带客人悄悄地上楼看神秘的贝多芬故居门牌。六道菜店制菜单值得尝试，装在罐头盒里的淡水鱼前菜很别致。推荐搭配以贝多芬名字冠名的店酒，红、白葡萄酒的产地都是维也纳本地。
ludwigvan.wie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