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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6年的一天，19岁的邵逸夫与三哥邵仁枚，扛着放映机，提着装影片的箱子，穿越马六甲的一片森林，准备给林区工人放电影。因常年无人行走，小路已被带刺的灌木和杂草阻塞得不见缝隙，锋利的草叶很快划伤手背、小腿，汗水一流过伤口，就是一阵钻心的疼。走在前面的邵逸夫，拿一把尖刀砍开棘刺前行，邵仁枚扛着放映机跟在后边。
正当兄弟俩小心翼翼地前行时，邵仁枚突觉脑后一阵冷风刮来，他回头一看，一头花斑豹正张开血盆大口逼近……只听得“砰、砰”几声枪响，他们睁眼一看，花斑豹已应声倒下。原来，林业工人见兄弟俩迟迟未到，就请几位土著猎人前去迎接，及时相救。
到南洋乡村放映影片，是邵逸夫电影生涯的重要时段。上世纪20年代末，邵逸夫和邵仁枚组织了六组流动放映车，装上放映机、银幕、桌椅、帐幕等，到新加坡、马来西亚的城镇、乡村巡回放映。彼时，南洋诸多小镇有很多华人，平日里没有娱乐消遣的去处。邵氏兄弟的流动放映车来了，他们便蜂拥而来，享受着流动电影的带来的乐趣。
兄弟同心闯南洋
早在上海求学时，邵逸夫得以常出入娱乐场所，渐渐痴迷于戏剧与电影。可以说，邵逸夫十六岁时，就已正式接触电影，让他“触电”的人，正是大哥邵仁杰。
邵仁杰最初在上海一家中法振业银行担任法律部经理，后与朋友联合收购了一家小剧院，以演出文明戏为主。慢慢地，随着无声电影的出现，尤其是卓别林的喜剧电影出现后，看戏的观众越来越少。到1923年，邵家在上海的所有家产，只剩下一幢房子和一个剧院了。
眼看生意难做，邵仁杰萌发了拍电影的想法。他召集三个弟弟，商定卖掉住宅，搬进戏院，集资1万大洋，以原来的演员为班底，购买了一台电影摄影机，成立电影公司。
1925年6月14日，上海闸北横滨路上鞭炮齐鸣，邵仁杰创办的“天一影片公司”挂牌成立，正式闯入尚属草创时期的中国电影业。涉足电影业后，邵氏兄弟开始自封雅号：大哥仁杰，号醉翁；二哥仁棣，号邨人；三哥仁枚，号山客；六弟仁楞，号逸夫——四兄弟的别号均出自陶渊明的田园诗篇。
公司成立之初，可谓清一色的家族班底 ：醉翁是制片兼导演，邨人擅长编剧，仁枚善搞发行，邵逸夫摄影。当时，邵逸夫的工作比较琐碎，打扫卫生、管理道具、跑腿打杂等。有时，为了借一件道具，他要跑上几十公里，有时还会挨骂。
凭着商人直觉，邵醉翁把观众群定为一般市民。他认为市民虽有三教九流之分，可有一点是共通的：大家对传统文化与道德的依恋及对视听娱乐的追求是不可更改的，应采取立足“本土化”的制片路线，大力拍摄宣传“劝人为善、仗义行侠、忠孝节义”等旧道德、旧观念为主的影片。事实证明，这个判断很正确，公司成立不到半年，以《立地成佛》《女侠李飞飞》《忠孝节义》三部影片，在上海站稳脚跟。其中，《立地成佛》投资2000大洋，票房高达1万大洋。为迎合观众，邵醉翁又及时把正流行于江浙一带、根据民间故事改编而成的弹词《梁祝痛史》改编成电影，搬上银幕。影片很快引起火爆。
正当邵氏兄弟准备大展拳脚，一场意外的争夺战悄然逼近——六家上海电影公司共同组成“六合影片营业公司”，专门针对天一围追封杀。这是一场凶狠的逼迫，为了避开“六合”锋芒，邵醉翁决意到海外开拓市场，首选华人华侨聚居较多的南洋一带。
巡回乡村放电影
1928年3月的一天，春雨如织，黄浦江边的外滩码头，一艘旧式客轮汽笛长嘶。船梯上，老管家正指挥搬运工把笨重的箱子往客轮上搬，一边提醒着：“小心点，别磕坏了！”不用问，箱子里装的都是天一公司的影片——邵仁枚即将远赴加坡。
初到新加坡，浙江口音的邵仁枚被来自广东、福建的新加坡华人拒之门外，幸得一位孔姓同乡的帮助，他带去的几部影片才很快得以放映，不久便大受欢迎，一时爆棚。邵仁枚很快忙得不可开交，便给上海发电报，希望六弟邵逸夫来当帮手。这一年，19岁的邵逸夫刚刚中学毕业，收到消息，他毅然决定放弃学业，奔赴新加坡。
初到新加坡，邵逸夫立即投入工作。每天拂晓时分，兄弟俩就开始准备。邵仁枚清扫场地，检查放映机，搭好帆布帐篷；邵逸夫则拿着海报，拎着浆糊桶，走街串巷到处张贴。等忙完这些，太阳才升起。兄弟俩便开始了早场放映。
那时的放映设备还很落后，要用手工一格格地摇片子，一场电影放下来，放映人都累得腰酸手痛。放完最后一场电影，送走最后一批观众时，通常已是子夜时分，兄弟俩接着拆卸帐篷，收拾放映机，赶到下一处地方，稍稍休息一会儿，紧接着开始新的放映准备……
邵逸夫年纪虽小，但脑子很灵活，他发现农村地区因为交通不便，人们很少有机会进城看电影，就和三哥商量把远离大城市的小城镇和乡村作为突破口。邵仁枚也想，既然新加坡大戏院都在上映美国电影，小戏院被“六合”控制，何不走“农村路线”？
说干就干，兄弟俩肩扛手提，把影片背到了周边的小镇。说是“开拓”，无非是兄弟俩带着一架破旧的无声放映机，在举目无亲的南洋乡镇巡回放映。在那一阵，异国的乡间小路上，天天都有这样的场景：一辆老爷罗厘车（马车）上，放满了放映机、片子、银幕、凳子，邵仁枚和邵逸夫兄弟就坐在马车上，一路颠簸前进，穿梭在小镇街巷、乡村、园林乃至矿场。
时间一长，邵逸夫发现，新加坡很多农村没有戏院，有的连像样的放映场都找不到。参考外国马戏团，邵逸夫提出提出，租一块空地搭帆布帐篷来放电影，还可以搬移。没多久，他们买来一辆小型旧货车，改装成一部流动放映车，过起了吉普赛式的“流浪”生活。
邵逸夫还了解到，马来亚（马来西亚西部土地的旧称）的很多小镇和农村也很少看到电影。没多久，兄弟俩决定把电影送到那里去。白天，兄弟俩驾着放映车，顶着烈日，冒着风雨，穿梭于马来群岛的各市镇、乡村、园林、矿场，饱受颠簸 之苦。路不好走时，他们就像苦力一样，亲自扛着沉重的电影机和影片拷贝徒步跋涉。
这是一个辛苦的选择。马来亚终年炎热多雨，蝇虫肆虐，每逢大雨，道路泥泞难行。更要命的是蚊虫叮咬，奇痒无比。为免于蚊虫叮咬，兄弟俩会穿上长衣长裤。有一回，天气闷热无比，邵逸夫因连日劳累，加上衣服不透气，竟晕倒在放映场上。之后，邵逸夫只好坚持一天两次冷水浴，又用万金油涂抹全身，放映电影的足迹遍及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大小乡镇村庄。 银幕唤起思乡情
邵氏兄弟所到的乡镇村庄，聚居者多为华人。他们放映的电影，唤起了华侨的思乡情。
当时新加坡属于英属海峡殖民地，苏伊士运河开通后，这里成为船只航行于亚欧之间的重要停泊港口。随着橡胶业发展，新加坡经济得到飞速发展。1860年，新加坡人口为80792人，其中华人占61.9%。据1935年中国太平洋学会调查，因“经济压迫”而出洋者占69.95%。
那个时候下南洋的人，既有对未来充满希望的人，也有在家乡故土呆不下去的人。当时，大量华人涌入东南亚，一方面，他们在侨居国从事商业活动，负责管理海外贸易。这些人也多为当地政府所倚重，暹罗王室就曾表示，“如果没有华侨，宫廷什么买卖也做不成”。还有相当一部分华人从事手工业，烤面包师、裁缝、鞋匠、金匠、银匠、雕刻师、锁匠、画家、泥水匠、织工，几乎无所不包，从事农业、园艺和渔业的华侨人数也很多。
在文娱生活贫乏的南洋一带，因忙于生计，这些华人鲜少为了看一场电影专门跑到城里。据说，他们主要的消遣娱乐项目，就是起源于中国的皮影戏。马来西亚华人企业家张晓卿说：“华人对自己的历史、文化有着不可割舍的依恋和认同，‘文化母国’、‘文化民族’在海外华人身上的印记是一种永不磨灭的身份，更是生活创业的精神源泉、依托和动力。”
邵氏兄弟的这种“流动影院”形式，大受南洋华人的欢迎；加之影片以中国传统文化为主，宣扬家庭伦理道德，更对华侨口味，因而所到之处人山人海，观者如潮。尤其是那些早年就到南洋创业的华侨，他们远在异国他乡，看到《梁祝痛史》这样的古装片，勾起了内心深处的思乡情绪。
因为电影，邵氏兄弟很快与各地村民建立了感情。已故的宁波教师金时荣曾记录了一个故事：有一次，邵逸夫与三哥仁枚到马来西亚怡保一个橡胶村庄放映电影，原定下午两点到达，但因为汽车抛锚，加上天下大雨，他们到晚上7点才抵达。兄弟俩正忐忑不安地进村时，没想到村民早已在大雨中等候多时，一看到他们进村，便抢着递上毛巾，还端来凉茶，有的人甚至忙不迭地帮着兄弟俩卸下放映设备。
据说，直到十几年后，那动人的场面，仍令邵逸夫念念不忘。这段“乡村罗厘之旅”，不仅使天一基本摆脱了六合围剿带来的窘境，而且意外占领了南洋的农村电影市场。若干年后，这段日子依然鲜活于邵逸夫的回忆中，他曾动情地说：“在那样的生活中，我学到了许多东西，这些东西让我一辈子受益。如果我不经历这一段生活，不会有今天。现在的年青人，心很高，学问也很深，但是不能够吃苦，是一大缺陷。”
告别“流动放映车”
1929年到1933年，美国的经济危机引发世界性经济萧条，新加坡和马来西亚也受到冲击，失业工人布满街头，看电影的人自然大大减少，邵氏机构同样面临抉择。此时，邵逸夫建议拍摄有声电影，说：“现在大家都困难，舍不得拍有声电影，我们正好乘虚而入，捷足先登。”当时，西方已出现有声电影，邵逸夫首先坐船去了美国。
在美国，邵逸夫购置了大批器材设备，再回到新加坡。请不起专家，他就自己研究，同时继续拍无声片。在与粤剧表演艺术家薛觉先的合作下，邵逸夫拍出了中国第一部粤语电影《白金龙》，很快轰动一方。据说有一次在泰国放映时，观众硬是把留声机砸开，要看看是不是有人藏在里面，为此，邵逸夫每次放电影都要派专人保护留声机。这部电影让邵氏机构转危为安，仅在广州放映的票房收入就是全部拍摄成本的60倍。
邵逸夫成名后，有人曾问，为何改名“逸夫”，邵逸夫笑答：“意在安安逸逸度过一生。”事实上，自从邵逸夫走上电影创业路后，一路坎坷。到新加坡的那一年，他在几个月间很快跑遍了新加坡和马来亚的大小乡镇农村。就在这一年，邵逸夫给自己取了一个很特别的英文名字：Run Run Shaw，中文意思就是“跑来跑去”。
“跑来跑去”的邵逸夫，最终在异地的乡村电影市场跑出了一个“邵氏电影王国”。就在兄弟俩盘算这如何打开南洋城市电影市场时，上海的电影市场发生了重大变化。当时，武侠神怪片渐渐为人们厌弃，“六合”自顾不暇，在南洋地区也失去往日的威慑作用。
当南洋影院重新把目光转向天一公司时，邵逸夫婉言谢绝了，他坚持在新加坡附近的乡镇放映。正当兄弟俩准备打入城市影院阵地时，邵氏兄弟遇到了马来亚第二大城市槟城的首富王竞成。据说，王竞成正是看中邵氏兄弟那种不屈不挠的“流动放映车”精神，这才决定出手相助。在王竞成帮助下，邵氏兄弟不惜重金租下了新加坡的“华英戏院”，租期一周，放映《孙行者大战金钱豹》。仅一天工夫，一周的门票全部预定完毕。
第一轮一周放映结束后，邵氏兄弟决定延长租期，又增加10天放映时间，还增加了影片《珍珠塔》《女侠李飞飞》等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影片。那些传统的故事，几乎让整个新加坡轰动了。
随着事业的红火，邵氏兄弟在南洋的知名度、社会地位日益高涨，因而有机会频频参加社交活动，接触社会名流。后来，邵氏兄弟结识了新加坡大富豪黄文达、黄平福兄弟俩。在黄氏兄弟的支持下，邵氏兄弟得以接管新加坡三大娱乐场之一的新世界游乐场。仅用了一年，新世界游乐场的年收入竟超过黄氏兄弟数年的收入。最终，邵氏兄弟收购了新世界游乐场。
1930年，邵逸夫与邵仁枚正式成立“邵氏兄弟公司”，从而彻底结束吉普赛大篷车似的流浪生活。有了自己的电影院线，邵逸夫仍然不放弃农村这块阵地，城市、农村齐头并进。
据资料记载，1934年，邵氏兄弟公司（南洋）已拥有40多家戏院；到1937年，邵氏在新加坡、马来西亚、婆罗洲等东南亚各地已拥有110多家电影院；到1939年，邵逸夫返回上海探望大哥时，邵氏在南洋已拥有139家电影院，9家设有舞台、剧场的超大型游乐场。
自此，邵氏电影几乎雄霸东南亚影业市场。
正当兄弟俩小心翼翼地前行时，邵仁枚突觉脑后一阵冷风刮来，他回头一看，一头花斑豹正张开血盆大口逼近……只听得“砰、砰”几声枪响，他们睁眼一看，花斑豹已应声倒下。原来，林业工人见兄弟俩迟迟未到，就请几位土著猎人前去迎接，及时相救。
到南洋乡村放映影片，是邵逸夫电影生涯的重要时段。上世纪20年代末，邵逸夫和邵仁枚组织了六组流动放映车，装上放映机、银幕、桌椅、帐幕等，到新加坡、马来西亚的城镇、乡村巡回放映。彼时，南洋诸多小镇有很多华人，平日里没有娱乐消遣的去处。邵氏兄弟的流动放映车来了，他们便蜂拥而来，享受着流动电影的带来的乐趣。
兄弟同心闯南洋
早在上海求学时，邵逸夫得以常出入娱乐场所，渐渐痴迷于戏剧与电影。可以说，邵逸夫十六岁时，就已正式接触电影，让他“触电”的人，正是大哥邵仁杰。
邵仁杰最初在上海一家中法振业银行担任法律部经理，后与朋友联合收购了一家小剧院，以演出文明戏为主。慢慢地，随着无声电影的出现，尤其是卓别林的喜剧电影出现后，看戏的观众越来越少。到1923年，邵家在上海的所有家产，只剩下一幢房子和一个剧院了。
眼看生意难做，邵仁杰萌发了拍电影的想法。他召集三个弟弟，商定卖掉住宅，搬进戏院，集资1万大洋，以原来的演员为班底，购买了一台电影摄影机，成立电影公司。
1925年6月14日，上海闸北横滨路上鞭炮齐鸣，邵仁杰创办的“天一影片公司”挂牌成立，正式闯入尚属草创时期的中国电影业。涉足电影业后，邵氏兄弟开始自封雅号：大哥仁杰，号醉翁；二哥仁棣，号邨人；三哥仁枚，号山客；六弟仁楞，号逸夫——四兄弟的别号均出自陶渊明的田园诗篇。
公司成立之初，可谓清一色的家族班底 ：醉翁是制片兼导演，邨人擅长编剧，仁枚善搞发行，邵逸夫摄影。当时，邵逸夫的工作比较琐碎，打扫卫生、管理道具、跑腿打杂等。有时，为了借一件道具，他要跑上几十公里，有时还会挨骂。
凭着商人直觉，邵醉翁把观众群定为一般市民。他认为市民虽有三教九流之分，可有一点是共通的：大家对传统文化与道德的依恋及对视听娱乐的追求是不可更改的，应采取立足“本土化”的制片路线，大力拍摄宣传“劝人为善、仗义行侠、忠孝节义”等旧道德、旧观念为主的影片。事实证明，这个判断很正确，公司成立不到半年，以《立地成佛》《女侠李飞飞》《忠孝节义》三部影片，在上海站稳脚跟。其中，《立地成佛》投资2000大洋，票房高达1万大洋。为迎合观众，邵醉翁又及时把正流行于江浙一带、根据民间故事改编而成的弹词《梁祝痛史》改编成电影，搬上银幕。影片很快引起火爆。
正当邵氏兄弟准备大展拳脚，一场意外的争夺战悄然逼近——六家上海电影公司共同组成“六合影片营业公司”，专门针对天一围追封杀。这是一场凶狠的逼迫，为了避开“六合”锋芒，邵醉翁决意到海外开拓市场，首选华人华侨聚居较多的南洋一带。
巡回乡村放电影
1928年3月的一天，春雨如织，黄浦江边的外滩码头，一艘旧式客轮汽笛长嘶。船梯上，老管家正指挥搬运工把笨重的箱子往客轮上搬，一边提醒着：“小心点，别磕坏了！”不用问，箱子里装的都是天一公司的影片——邵仁枚即将远赴加坡。
初到新加坡，浙江口音的邵仁枚被来自广东、福建的新加坡华人拒之门外，幸得一位孔姓同乡的帮助，他带去的几部影片才很快得以放映，不久便大受欢迎，一时爆棚。邵仁枚很快忙得不可开交，便给上海发电报，希望六弟邵逸夫来当帮手。这一年，19岁的邵逸夫刚刚中学毕业，收到消息，他毅然决定放弃学业，奔赴新加坡。
初到新加坡，邵逸夫立即投入工作。每天拂晓时分，兄弟俩就开始准备。邵仁枚清扫场地，检查放映机，搭好帆布帐篷；邵逸夫则拿着海报，拎着浆糊桶，走街串巷到处张贴。等忙完这些，太阳才升起。兄弟俩便开始了早场放映。
那时的放映设备还很落后，要用手工一格格地摇片子，一场电影放下来，放映人都累得腰酸手痛。放完最后一场电影，送走最后一批观众时，通常已是子夜时分，兄弟俩接着拆卸帐篷，收拾放映机，赶到下一处地方，稍稍休息一会儿，紧接着开始新的放映准备……
邵逸夫年纪虽小，但脑子很灵活，他发现农村地区因为交通不便，人们很少有机会进城看电影，就和三哥商量把远离大城市的小城镇和乡村作为突破口。邵仁枚也想，既然新加坡大戏院都在上映美国电影，小戏院被“六合”控制，何不走“农村路线”？
说干就干，兄弟俩肩扛手提，把影片背到了周边的小镇。说是“开拓”，无非是兄弟俩带着一架破旧的无声放映机，在举目无亲的南洋乡镇巡回放映。在那一阵，异国的乡间小路上，天天都有这样的场景：一辆老爷罗厘车（马车）上，放满了放映机、片子、银幕、凳子，邵仁枚和邵逸夫兄弟就坐在马车上，一路颠簸前进，穿梭在小镇街巷、乡村、园林乃至矿场。
时间一长，邵逸夫发现，新加坡很多农村没有戏院，有的连像样的放映场都找不到。参考外国马戏团，邵逸夫提出提出，租一块空地搭帆布帐篷来放电影，还可以搬移。没多久，他们买来一辆小型旧货车，改装成一部流动放映车，过起了吉普赛式的“流浪”生活。
邵逸夫还了解到，马来亚（马来西亚西部土地的旧称）的很多小镇和农村也很少看到电影。没多久，兄弟俩决定把电影送到那里去。白天，兄弟俩驾着放映车，顶着烈日，冒着风雨，穿梭于马来群岛的各市镇、乡村、园林、矿场，饱受颠簸 之苦。路不好走时，他们就像苦力一样，亲自扛着沉重的电影机和影片拷贝徒步跋涉。
这是一个辛苦的选择。马来亚终年炎热多雨，蝇虫肆虐，每逢大雨，道路泥泞难行。更要命的是蚊虫叮咬，奇痒无比。为免于蚊虫叮咬，兄弟俩会穿上长衣长裤。有一回，天气闷热无比，邵逸夫因连日劳累，加上衣服不透气，竟晕倒在放映场上。之后，邵逸夫只好坚持一天两次冷水浴，又用万金油涂抹全身，放映电影的足迹遍及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大小乡镇村庄。 银幕唤起思乡情
邵氏兄弟所到的乡镇村庄，聚居者多为华人。他们放映的电影，唤起了华侨的思乡情。
当时新加坡属于英属海峡殖民地，苏伊士运河开通后，这里成为船只航行于亚欧之间的重要停泊港口。随着橡胶业发展，新加坡经济得到飞速发展。1860年，新加坡人口为80792人，其中华人占61.9%。据1935年中国太平洋学会调查，因“经济压迫”而出洋者占69.95%。
那个时候下南洋的人，既有对未来充满希望的人，也有在家乡故土呆不下去的人。当时，大量华人涌入东南亚，一方面，他们在侨居国从事商业活动，负责管理海外贸易。这些人也多为当地政府所倚重，暹罗王室就曾表示，“如果没有华侨，宫廷什么买卖也做不成”。还有相当一部分华人从事手工业，烤面包师、裁缝、鞋匠、金匠、银匠、雕刻师、锁匠、画家、泥水匠、织工，几乎无所不包，从事农业、园艺和渔业的华侨人数也很多。
在文娱生活贫乏的南洋一带，因忙于生计，这些华人鲜少为了看一场电影专门跑到城里。据说，他们主要的消遣娱乐项目，就是起源于中国的皮影戏。马来西亚华人企业家张晓卿说：“华人对自己的历史、文化有着不可割舍的依恋和认同，‘文化母国’、‘文化民族’在海外华人身上的印记是一种永不磨灭的身份，更是生活创业的精神源泉、依托和动力。”
邵氏兄弟的这种“流动影院”形式，大受南洋华人的欢迎；加之影片以中国传统文化为主，宣扬家庭伦理道德，更对华侨口味，因而所到之处人山人海，观者如潮。尤其是那些早年就到南洋创业的华侨，他们远在异国他乡，看到《梁祝痛史》这样的古装片，勾起了内心深处的思乡情绪。
因为电影，邵氏兄弟很快与各地村民建立了感情。已故的宁波教师金时荣曾记录了一个故事：有一次，邵逸夫与三哥仁枚到马来西亚怡保一个橡胶村庄放映电影，原定下午两点到达，但因为汽车抛锚，加上天下大雨，他们到晚上7点才抵达。兄弟俩正忐忑不安地进村时，没想到村民早已在大雨中等候多时，一看到他们进村，便抢着递上毛巾，还端来凉茶，有的人甚至忙不迭地帮着兄弟俩卸下放映设备。
据说，直到十几年后，那动人的场面，仍令邵逸夫念念不忘。这段“乡村罗厘之旅”，不仅使天一基本摆脱了六合围剿带来的窘境，而且意外占领了南洋的农村电影市场。若干年后，这段日子依然鲜活于邵逸夫的回忆中，他曾动情地说：“在那样的生活中，我学到了许多东西，这些东西让我一辈子受益。如果我不经历这一段生活，不会有今天。现在的年青人，心很高，学问也很深，但是不能够吃苦，是一大缺陷。”
告别“流动放映车”
1929年到1933年，美国的经济危机引发世界性经济萧条，新加坡和马来西亚也受到冲击，失业工人布满街头，看电影的人自然大大减少，邵氏机构同样面临抉择。此时，邵逸夫建议拍摄有声电影，说：“现在大家都困难，舍不得拍有声电影，我们正好乘虚而入，捷足先登。”当时，西方已出现有声电影，邵逸夫首先坐船去了美国。
在美国，邵逸夫购置了大批器材设备，再回到新加坡。请不起专家，他就自己研究，同时继续拍无声片。在与粤剧表演艺术家薛觉先的合作下，邵逸夫拍出了中国第一部粤语电影《白金龙》，很快轰动一方。据说有一次在泰国放映时，观众硬是把留声机砸开，要看看是不是有人藏在里面，为此，邵逸夫每次放电影都要派专人保护留声机。这部电影让邵氏机构转危为安，仅在广州放映的票房收入就是全部拍摄成本的60倍。
邵逸夫成名后，有人曾问，为何改名“逸夫”，邵逸夫笑答：“意在安安逸逸度过一生。”事实上，自从邵逸夫走上电影创业路后，一路坎坷。到新加坡的那一年，他在几个月间很快跑遍了新加坡和马来亚的大小乡镇农村。就在这一年，邵逸夫给自己取了一个很特别的英文名字：Run Run Shaw，中文意思就是“跑来跑去”。
“跑来跑去”的邵逸夫，最终在异地的乡村电影市场跑出了一个“邵氏电影王国”。就在兄弟俩盘算这如何打开南洋城市电影市场时，上海的电影市场发生了重大变化。当时，武侠神怪片渐渐为人们厌弃，“六合”自顾不暇，在南洋地区也失去往日的威慑作用。
当南洋影院重新把目光转向天一公司时，邵逸夫婉言谢绝了，他坚持在新加坡附近的乡镇放映。正当兄弟俩准备打入城市影院阵地时，邵氏兄弟遇到了马来亚第二大城市槟城的首富王竞成。据说，王竞成正是看中邵氏兄弟那种不屈不挠的“流动放映车”精神，这才决定出手相助。在王竞成帮助下，邵氏兄弟不惜重金租下了新加坡的“华英戏院”，租期一周，放映《孙行者大战金钱豹》。仅一天工夫，一周的门票全部预定完毕。
第一轮一周放映结束后，邵氏兄弟决定延长租期，又增加10天放映时间，还增加了影片《珍珠塔》《女侠李飞飞》等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影片。那些传统的故事，几乎让整个新加坡轰动了。
随着事业的红火，邵氏兄弟在南洋的知名度、社会地位日益高涨，因而有机会频频参加社交活动，接触社会名流。后来，邵氏兄弟结识了新加坡大富豪黄文达、黄平福兄弟俩。在黄氏兄弟的支持下，邵氏兄弟得以接管新加坡三大娱乐场之一的新世界游乐场。仅用了一年，新世界游乐场的年收入竟超过黄氏兄弟数年的收入。最终，邵氏兄弟收购了新世界游乐场。
1930年，邵逸夫与邵仁枚正式成立“邵氏兄弟公司”，从而彻底结束吉普赛大篷车似的流浪生活。有了自己的电影院线，邵逸夫仍然不放弃农村这块阵地，城市、农村齐头并进。
据资料记载，1934年，邵氏兄弟公司（南洋）已拥有40多家戏院；到1937年，邵氏在新加坡、马来西亚、婆罗洲等东南亚各地已拥有110多家电影院；到1939年，邵逸夫返回上海探望大哥时，邵氏在南洋已拥有139家电影院，9家设有舞台、剧场的超大型游乐场。
自此，邵氏电影几乎雄霸东南亚影业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