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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元任（1892-1982），字宣仲，又字宜重。江苏武进（今常州）人，生于天津。中国语言科学的创始人，被称为“中国语言学之父”。他文理兼修，在语言学领域着力最深，在音乐领域也有很深的涉猎。
赵元任会说33种汉语方言，精通英、德、法、日、俄、希腊、拉丁等多门外语，甚至精通这些语言的方言，因此得了个“赵八哥”的绰号。
少年时代，赵元任便开始在日记中玩文字游戏。根据其《早年自传》中的回忆，他学习英文后，将英文字掺杂在汉字中间，在日记中“玩”文字拼音，只有以常州音读这些字才能弄明白他的本意所在。例如，在1906年8月18日日记中他说“余去堂兄科安家t’ei k’o ding no”，常州音近乎“take dinner”（用晚餐）；又“余去看同学石仪的fa-ze”即father（父亲）。不久之后，赵元任又开始使用缩写字，如rivylt即rise very late（起得很晚）。赵元任说，他的日记是给自己看的，其中有太多自造的字和符号，有各种语言和方言的混用。
1920年，美国教育家杜威和英国哲学家罗素来中国讲学，蒋百里、蔡元培等人共同推荐赵元任担任罗素的翻译，其时赵元任已接受清华的聘书，但人还没有回到国内。通过蔡元培等人的努力，清华大学最后决定由赵元任担任罗素的翻译。赵元任回国后，随罗素在全国巡回讲学一年。由于赵元任口齿清晰，知识渊博，每到一地能用方言翻译，因而使当时罗素的讲学比杜威获得更好的效果。从此，赵元任的语言才华得到了公认，他决定将语言学作为终身的主要研究方向。
罗素的演讲涉及心理学、生理学、伦理学、数学、逻辑、物理、教育学、社会学等多个领域，赵元任应对自如。他觉得，生活中的客套话十分难翻译，而翻译学术讲演反倒容易一些。一次担任学术讲演翻译后，他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我按己意大加引申说明……以译员的身份讲，比主讲人更有乐趣，因为译员讲完后才引起听众反应。”
赵元任为罗素当翻译，每到一个地方，他都用当地的方言来翻译。罗素在杭州讲演时，赵元任便以杭州方言来翻译；他在去长沙的途中向湖南人学会了长沙话，等到了长沙，已经能用当地话翻译了。以至于讲演结束后，一个学生跑上来问他：“赵先生贵处是湖南哪一县？”
在清华任教时，赵元任曾表演过口技“全国旅行”：从北京沿京汉路南下，经河北到山西、陕西，出潼关，由河南入两湖、四川、云贵，再从两广绕到江西、福建，进入江苏、浙江、安徽，由山东过渤海湾入东三省，最后入山海关返京。这趟“旅行”，他一口气说了近一个小时，“走”遍大半个中国，每“到”一地，便用当地方言土话介绍名胜古迹和土货特产。
赵元任的妻子杨步伟也会几种方言。赵元任和杨步伟结婚后，他们订了一个日程表，今天说国语，明天说湖南话，后天说上海话……
抗战期间，赵元任夫妇赴美，途经香港。陈寅恪夫人唐贫和次女陈小彭陪赵元任夫妇一起购物，在一家象牙工艺品商店，陈小彭听到赵元任与售货员以标准粤语交谈，但速度没有本地人讲得快，觉得奇怪。后来陈小彭才知道，赵元任并不会粤语，但他是语言学家，可以用拼音将粤语拼出。
在外语方面，赵元任说：“在应用文方面，英文、德文、法文没有问题。至于一般用法，则日本、古希腊、拉丁、俄罗斯等文字都不成问题。”
有一次，赵元任在法国索邦讲演，他用的是纯粹标准国定的法国语音。讲演完毕后，听众对他说：“你法国话说得真好，你的法国话比法国人说得都好！”
到了世界任何地方，当地人都认赵元任作“老乡”。二战结束后，他到法国参加会议。在巴黎车站，他对行李员说巴黎土语，行李员以为他是土生土长的巴黎人，于是感叹道：“你回来了啊，现在可不如从前了，巴黎穷了。”后来，他来到德国柏林，用带柏林口音的德语和当地人聊天。邻居一位老人对他说：“上帝保佑，你躲过了这场灾难，平平安安地回来了。”
赵元任曾和家人一起开车环游欧洲。他总结沿途的国家跟外国人说话的惯例。
一路上法国人和比利时人跟他们说法语；荷兰人因为知道很少有人会说荷兰语，所以跟外国人多半说英语；到了德国说德语；丹麦人和瑞典人则尽量跟外国人说英语。他说：“我们开车从法、荷、比、德近海一带听他们说话所得的印象，并不是过一国换一种语言，我们的感觉非常像坐着长江轮船从上海到四川一路的口音渐渐地变，而不是一国一国地变。”
有一次，赵元任在瑞士的德语区，因为他第二天要开车到马特峰高山上去，所以准备将车送到车行进行一下保养，上上润滑油、检查一下机器。这天晚上他拿了一本词典查了这些机件的德文名称。第二天到了车行，车行的人看他是外国人，反而说起法语了。赵元任说：“那不成，我昨天晚上用的是德文的功，今儿非得用德文才会讲汽车的事情呢！”
赵元任曾编了一个极“好玩儿”的单音故事，以说明语音和文字的相对独立性。故事名为《施氏食狮史》，通篇只有“shi”一个音：“石室诗士施氏，嗜狮，誓食十狮。氏时时适市视狮。十时，适十狮适市。是时，适施氏适市。氏视是十狮，恃矢势，使是十狮逝世。氏拾是十狮尸，适石室。石室湿，氏使侍拭石室。石室拭，氏始试食十狮尸。食时，始识十狮尸，实十石狮尸。试释是事。”此文被收入《大不列颠百科全书》。
赵元任告诉女儿赵新那，自己研究语言学是为了“好玩儿”。赵元任的三女儿叫赵莱痕思媚，据赵新那说，就是“好玩儿”的结果。经常有人问起赵元任为什么给女儿起这么长的名字。原来，赵元任的三女儿小时候叫“Len Sei”，是赵元任根据拼音拼出来的两个音节，但并没有相对应的汉字，上学后按谐音写成“莱痕思媚”。
赵元任的听力很好，辨音能力强。他能够把一个字的发音分几部分分析，从后面的部分念起，将一个字由后向前倒着念。有时他用录音机录下一段这种古怪的发音，然后用能够倒着放的录音机放，听起来就和按正常发音顺序念一段文章差不多。他高兴时喜欢给朋友们表演这种技艺。 20世纪20年代初，白话文运动已成气候，赵元任开始进行汉字拼音化推广。
他编辑灌制了《国语留声机片课本》，胡适为该书作序，称以留声机片教国语没有第二人比元任更适宜，该书最大长处在辨音的正确，如辨声调辨方言等，且书中用语活泼诙谐，可以破除教科书历来的沉闷。
1925年，赵元任夫妇由法国马赛回国，途经香港，看见一家鞋店的白皮鞋很好，于是赵元任用国语对店员说要买两双鞋。因为赵元任有一个习惯，遇到合意的鞋总是买两双。当时，香港通用的语言是英语与广东话，通晓国语者不多。这位店员的国语很差，无论赵元任怎么说店员都不明白。于是，赵元任伸出两根手指，然后指指白皮鞋，意思是要两双。店员看了生气地说：“一双鞋不就是两只吗？还要说什么？”最后赵元任只好买一双皮鞋。他们买完东西出门时，店员用浓重的广东话说：“我建议先生买一套国语录音磁带听听，你的国语太差劲了。”赵元任问道：“谁的国话录音带最好？”店员说：“自然是赵元任的最好了。”这时杨步伟在旁边说：“他就是赵元任啊！”店员愤愤地说：“别开玩笑了，他的国语讲得这么差，怎么能跟赵元任比？”
胡适说赵元任“生性滑稽”，即使做学问也是如此。赵元任在谈到中国语言的五声问题（阴阳上去入），为了便于分辨，发明了一句“荤油炒菜吃”来解说。
1927年，赵元任到江苏一带进行了为期三个月的吴语调查，他不辞劳苦，辗转镇江、丹阳、无锡、宜兴、溧阳等地，记录了大量的当地方言。回到北京后，他将搜集来的材料写成一本《现代吴语研究》。此书出版时，语音符号准备采用国际音标，但当时印刷厂没有字模，他和助手就自己用手写、画，每天工作十小时以上。这本书成为研究吴语和方言的珍贵文献资料，赵元任也成为我国方言调查的鼻祖。
1948年，赵元任在《国语入门》一书中，讲到语尾助词“吧”字，幽默地举例说明它不宜和“王”“鸡”这两个字合用。如问人姓时务必不能说：“你姓王吧？”在请人吃鸡时，更万万不能说：“请你吃鸡吧！”
赵元任根据发音系统和主要现代方言，从《康熙字典》的2万多字中挑选出2000字，作为“通字”，他认为日常的行文用这2000字就够了。他的这本《通字方案》一直不肯轻易脱稿，反复斟酌，思虑再三，一次一次地修改，还征求国内语言学家的意见。1979年赵新那到美国探望父母，年近88岁高龄的赵元任，每天还坚持坐在书桌前研究《通字方案》。
赵元任早年曾和语言专家黎锦熙先生致力于推广普通话。1981年，回到北京的赵元任曾感慨道：“现在教育水平高了，人们的说话受广播、报刊、电视等媒体的影响，出口书面语多，不大爱讲白话了。如现在北京人爱说‘开始’，不说‘起头儿’；把长外衣不叫‘大氅’，而叫‘大衣’。连小孩说话也是文绉绉的，人们的日常生活语言显得缺少生活气息。”
语言学家陈原在回忆文章中写道：“赵元任，赵元任，在我青少年时代，到处都是赵元任的影子。”少年时，陈原就着迷于赵元任翻译的《爱丽丝漫游奇境记》。长大了，想学国语，就通过赵元任的《国语留声片课本》进行学习，后来迷上了音乐，便迷上了赵元任的朋友萧友梅介绍的贝多芬《欢乐颂》，也迷上了赵元任谱曲并亲自演唱的《教我如何不想她》。
《爱丽丝漫游奇境记》的第一个中文译本是由赵元任翻译的，1922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当时赵元任特别强调，这本书“又是一本哲学的和伦理学的参考书”。
1981年5月21日，赵元任应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之邀，回国录制国际音标。录制时，他发了400多种元音、辅音和声调，连非常细微的差别都十分确切，发音、辨音能力与他在20世纪30年代时一样。在座者无不惊讶，非常钦佩。
（摘编《细说民国大文人——那些国学
大师们》，现代出版社2014年版）
赵元任会说33种汉语方言，精通英、德、法、日、俄、希腊、拉丁等多门外语，甚至精通这些语言的方言，因此得了个“赵八哥”的绰号。
少年时代，赵元任便开始在日记中玩文字游戏。根据其《早年自传》中的回忆，他学习英文后，将英文字掺杂在汉字中间，在日记中“玩”文字拼音，只有以常州音读这些字才能弄明白他的本意所在。例如，在1906年8月18日日记中他说“余去堂兄科安家t’ei k’o ding no”，常州音近乎“take dinner”（用晚餐）；又“余去看同学石仪的fa-ze”即father（父亲）。不久之后，赵元任又开始使用缩写字，如rivylt即rise very late（起得很晚）。赵元任说，他的日记是给自己看的，其中有太多自造的字和符号，有各种语言和方言的混用。
1920年，美国教育家杜威和英国哲学家罗素来中国讲学，蒋百里、蔡元培等人共同推荐赵元任担任罗素的翻译，其时赵元任已接受清华的聘书，但人还没有回到国内。通过蔡元培等人的努力，清华大学最后决定由赵元任担任罗素的翻译。赵元任回国后，随罗素在全国巡回讲学一年。由于赵元任口齿清晰，知识渊博，每到一地能用方言翻译，因而使当时罗素的讲学比杜威获得更好的效果。从此，赵元任的语言才华得到了公认，他决定将语言学作为终身的主要研究方向。
罗素的演讲涉及心理学、生理学、伦理学、数学、逻辑、物理、教育学、社会学等多个领域，赵元任应对自如。他觉得，生活中的客套话十分难翻译，而翻译学术讲演反倒容易一些。一次担任学术讲演翻译后，他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我按己意大加引申说明……以译员的身份讲，比主讲人更有乐趣，因为译员讲完后才引起听众反应。”
赵元任为罗素当翻译，每到一个地方，他都用当地的方言来翻译。罗素在杭州讲演时，赵元任便以杭州方言来翻译；他在去长沙的途中向湖南人学会了长沙话，等到了长沙，已经能用当地话翻译了。以至于讲演结束后，一个学生跑上来问他：“赵先生贵处是湖南哪一县？”
在清华任教时，赵元任曾表演过口技“全国旅行”：从北京沿京汉路南下，经河北到山西、陕西，出潼关，由河南入两湖、四川、云贵，再从两广绕到江西、福建，进入江苏、浙江、安徽，由山东过渤海湾入东三省，最后入山海关返京。这趟“旅行”，他一口气说了近一个小时，“走”遍大半个中国，每“到”一地，便用当地方言土话介绍名胜古迹和土货特产。
赵元任的妻子杨步伟也会几种方言。赵元任和杨步伟结婚后，他们订了一个日程表，今天说国语，明天说湖南话，后天说上海话……
抗战期间，赵元任夫妇赴美，途经香港。陈寅恪夫人唐贫和次女陈小彭陪赵元任夫妇一起购物，在一家象牙工艺品商店，陈小彭听到赵元任与售货员以标准粤语交谈，但速度没有本地人讲得快，觉得奇怪。后来陈小彭才知道，赵元任并不会粤语，但他是语言学家，可以用拼音将粤语拼出。
在外语方面，赵元任说：“在应用文方面，英文、德文、法文没有问题。至于一般用法，则日本、古希腊、拉丁、俄罗斯等文字都不成问题。”
有一次，赵元任在法国索邦讲演，他用的是纯粹标准国定的法国语音。讲演完毕后，听众对他说：“你法国话说得真好，你的法国话比法国人说得都好！”
到了世界任何地方，当地人都认赵元任作“老乡”。二战结束后，他到法国参加会议。在巴黎车站，他对行李员说巴黎土语，行李员以为他是土生土长的巴黎人，于是感叹道：“你回来了啊，现在可不如从前了，巴黎穷了。”后来，他来到德国柏林，用带柏林口音的德语和当地人聊天。邻居一位老人对他说：“上帝保佑，你躲过了这场灾难，平平安安地回来了。”
赵元任曾和家人一起开车环游欧洲。他总结沿途的国家跟外国人说话的惯例。
一路上法国人和比利时人跟他们说法语；荷兰人因为知道很少有人会说荷兰语，所以跟外国人多半说英语；到了德国说德语；丹麦人和瑞典人则尽量跟外国人说英语。他说：“我们开车从法、荷、比、德近海一带听他们说话所得的印象，并不是过一国换一种语言，我们的感觉非常像坐着长江轮船从上海到四川一路的口音渐渐地变，而不是一国一国地变。”
有一次，赵元任在瑞士的德语区，因为他第二天要开车到马特峰高山上去，所以准备将车送到车行进行一下保养，上上润滑油、检查一下机器。这天晚上他拿了一本词典查了这些机件的德文名称。第二天到了车行，车行的人看他是外国人，反而说起法语了。赵元任说：“那不成，我昨天晚上用的是德文的功，今儿非得用德文才会讲汽车的事情呢！”
赵元任曾编了一个极“好玩儿”的单音故事，以说明语音和文字的相对独立性。故事名为《施氏食狮史》，通篇只有“shi”一个音：“石室诗士施氏，嗜狮，誓食十狮。氏时时适市视狮。十时，适十狮适市。是时，适施氏适市。氏视是十狮，恃矢势，使是十狮逝世。氏拾是十狮尸，适石室。石室湿，氏使侍拭石室。石室拭，氏始试食十狮尸。食时，始识十狮尸，实十石狮尸。试释是事。”此文被收入《大不列颠百科全书》。
赵元任告诉女儿赵新那，自己研究语言学是为了“好玩儿”。赵元任的三女儿叫赵莱痕思媚，据赵新那说，就是“好玩儿”的结果。经常有人问起赵元任为什么给女儿起这么长的名字。原来，赵元任的三女儿小时候叫“Len Sei”，是赵元任根据拼音拼出来的两个音节，但并没有相对应的汉字，上学后按谐音写成“莱痕思媚”。
赵元任的听力很好，辨音能力强。他能够把一个字的发音分几部分分析，从后面的部分念起，将一个字由后向前倒着念。有时他用录音机录下一段这种古怪的发音，然后用能够倒着放的录音机放，听起来就和按正常发音顺序念一段文章差不多。他高兴时喜欢给朋友们表演这种技艺。 20世纪20年代初，白话文运动已成气候，赵元任开始进行汉字拼音化推广。
他编辑灌制了《国语留声机片课本》，胡适为该书作序，称以留声机片教国语没有第二人比元任更适宜，该书最大长处在辨音的正确，如辨声调辨方言等，且书中用语活泼诙谐，可以破除教科书历来的沉闷。
1925年，赵元任夫妇由法国马赛回国，途经香港，看见一家鞋店的白皮鞋很好，于是赵元任用国语对店员说要买两双鞋。因为赵元任有一个习惯，遇到合意的鞋总是买两双。当时，香港通用的语言是英语与广东话，通晓国语者不多。这位店员的国语很差，无论赵元任怎么说店员都不明白。于是，赵元任伸出两根手指，然后指指白皮鞋，意思是要两双。店员看了生气地说：“一双鞋不就是两只吗？还要说什么？”最后赵元任只好买一双皮鞋。他们买完东西出门时，店员用浓重的广东话说：“我建议先生买一套国语录音磁带听听，你的国语太差劲了。”赵元任问道：“谁的国话录音带最好？”店员说：“自然是赵元任的最好了。”这时杨步伟在旁边说：“他就是赵元任啊！”店员愤愤地说：“别开玩笑了，他的国语讲得这么差，怎么能跟赵元任比？”
胡适说赵元任“生性滑稽”，即使做学问也是如此。赵元任在谈到中国语言的五声问题（阴阳上去入），为了便于分辨，发明了一句“荤油炒菜吃”来解说。
1927年，赵元任到江苏一带进行了为期三个月的吴语调查，他不辞劳苦，辗转镇江、丹阳、无锡、宜兴、溧阳等地，记录了大量的当地方言。回到北京后，他将搜集来的材料写成一本《现代吴语研究》。此书出版时，语音符号准备采用国际音标，但当时印刷厂没有字模，他和助手就自己用手写、画，每天工作十小时以上。这本书成为研究吴语和方言的珍贵文献资料，赵元任也成为我国方言调查的鼻祖。
1948年，赵元任在《国语入门》一书中，讲到语尾助词“吧”字，幽默地举例说明它不宜和“王”“鸡”这两个字合用。如问人姓时务必不能说：“你姓王吧？”在请人吃鸡时，更万万不能说：“请你吃鸡吧！”
赵元任根据发音系统和主要现代方言，从《康熙字典》的2万多字中挑选出2000字，作为“通字”，他认为日常的行文用这2000字就够了。他的这本《通字方案》一直不肯轻易脱稿，反复斟酌，思虑再三，一次一次地修改，还征求国内语言学家的意见。1979年赵新那到美国探望父母，年近88岁高龄的赵元任，每天还坚持坐在书桌前研究《通字方案》。
赵元任早年曾和语言专家黎锦熙先生致力于推广普通话。1981年，回到北京的赵元任曾感慨道：“现在教育水平高了，人们的说话受广播、报刊、电视等媒体的影响，出口书面语多，不大爱讲白话了。如现在北京人爱说‘开始’，不说‘起头儿’；把长外衣不叫‘大氅’，而叫‘大衣’。连小孩说话也是文绉绉的，人们的日常生活语言显得缺少生活气息。”
语言学家陈原在回忆文章中写道：“赵元任，赵元任，在我青少年时代，到处都是赵元任的影子。”少年时，陈原就着迷于赵元任翻译的《爱丽丝漫游奇境记》。长大了，想学国语，就通过赵元任的《国语留声片课本》进行学习，后来迷上了音乐，便迷上了赵元任的朋友萧友梅介绍的贝多芬《欢乐颂》，也迷上了赵元任谱曲并亲自演唱的《教我如何不想她》。
《爱丽丝漫游奇境记》的第一个中文译本是由赵元任翻译的，1922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当时赵元任特别强调，这本书“又是一本哲学的和伦理学的参考书”。
1981年5月21日，赵元任应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之邀，回国录制国际音标。录制时，他发了400多种元音、辅音和声调，连非常细微的差别都十分确切，发音、辨音能力与他在20世纪30年代时一样。在座者无不惊讶，非常钦佩。
（摘编《细说民国大文人——那些国学
大师们》，现代出版社201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