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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能想到，一个腿部残疾、人到中年的农村妇女在被工厂解雇后，靠自学以及专业人士的帮助，竟在法庭上和厂方聘请的专业律师“斗法”，而且屡屡获胜。更令人钦佩的是，两年间，她共为工友们讨回经济补偿金30多万元，成了连专业人士也自愧弗如的“维权大律师”……
被“老赖”工厂扫地出门，
残疾女工靠法律讨回补偿金
陈宜1969年出生于江苏省泗洪县上塘镇，她小时候患了小儿麻痹，且因家庭贫困，小学没毕业就辍学了。虽然身有残疾，但她生性好强，遇事爱较真儿，而且胆子大。21岁那年，陈宜和邻村青年赵正前结婚。赵正前心地善良，对她十分疼爱。第二年，他们的女儿来到人世，虽然日子清贫，但家里并不缺少欢乐。
为了改善家里的经济条件，2005年春节后，陈宜随丈夫来到南京打工。稳定后，他们把女儿接到南京上学。2007年8月，女儿考入南京一所中专学校读书。陈宜和丈夫在同一家食品厂工作，他们的收入除了供女儿上学外，还有一些剩余，陈宜很看重这份工作。
然而，正当陈宜憧憬着以后的美好生活时，2010年10月21日，她接到了厂方下发的劳动终止通知书。厂方解聘她的理由是：合同到期，不再续聘。一夜之间，陈宜成了无业人员，她无法接受这个残酷的现实。和她一样被解聘的还有11名工友。陈宜把工友们召集起来商量对策，她说：“我从报纸上看到过，工厂辞退工人要提前一个月通知，还要有一定的经济补偿，我们没有一个人提前接到过厂方的通知，厂方这样做是不人道的，也是违法的，我们不能任他们欺负！”听了陈宜的话，有的工友赞同，有的却情绪低落地说：“厂方明摆着就是欺负咱们，可咱们凭什么和工厂大老板去斗？还是认命吧！”陈宜对工友的这种态度很生气，掷地有声地说：“你们认命，我不认命！我就不相信这世上没有说理的地方。”
随后的一天，陈宜带着几个工友找到了工厂负责人，就工厂无故解聘她们讨说法。工厂负责人根本没把她们几个女工放在眼里，冷冷地说：“用不用你们是厂里的决定，我也没有办法！”说完，就把她们赶了出来。
从工厂出来，几个工友默然无语，有的还哭了起来。陈宜鼓励她们：“哭有什么用？不是还有法律吗？我们用法律讨回公道！”一个工友附和道：“对，咱们无权无势，但还有法律。陈姐，你就带着我们讨公道吧！”陈宜坚定地说：“好，人多力量大，咱们谁都不要退缩！”
之后，陈宜买来《劳动法》和《劳动合同法》两本小册子，认真研读起来。她文化不高，有些条文看不懂，就跑了多家律师事务所咨询。很快，她不但弄清了维权的途径，还知道厂方应该支付给她和工友们一笔经济补偿金。
有法律撑腰，陈宜和几个工友再次来到厂里，依据《劳动合同法》有关条文，向厂里讨要经济补偿金。没想到工厂负责人不屑地说：“厂里聘有专业律师，你们想打官司，我们奉陪。看谁能耗过谁！”那位负责人的话彻底激发了陈宜的斗志。
2010年11月28日，陈宜和几个工友一起来到江苏省劳动监察大队投诉。工作人员肯定了她们敢于维权的精神，根据属地管辖的原则，建议她们到南京市或江宁区劳动监察部门投诉。
为了写好投诉材料，准确地反映自己的诉求，在好心人的指点下，陈宜来到南京市协作者社区发展中心寻求帮助。法律援助志愿者王瑞海老师接待了她。听了陈宜的情况，王瑞海对她说：“那家食品厂可以和你们解除劳动合同，但要提前一个月通知，并且要多付劳动者一个月的工资。按照工作年限，厂方还要每干满一年多发一个月的工资。你在工厂干了5年，至少可以得到将近1万元的经济补偿。”王瑞海的话让陈宜心里亮堂了许多，很快，她代表工友们向南京市江宁区劳动监察大队递交了投诉材料。
陈宜等人的举动，终于让厂方坐不住了。厂方派人悄悄找到陈宜，承诺给她9000元补偿，让她不要再带头告状了。9000元足够女儿一年的学费了！说陈宜不动心是假的，但她转念一想，自己得到了好处，其他工友怎么办？最终，她拒绝了厂方的请求。
在劳动部门的督促下，食品厂最终同意对陈宜等被解聘的员工进行经济补偿，但他们提出：经济补偿金不按实发工资算，而是要除掉缴纳的保险金后再算。陈宜不同意这个算法，搬出相关法律条文据理力争。面对这个强硬而又有理有据的女人，厂方只得同意根据陈宜的算法进行补偿。2011年春节前，在江宁区劳动监察大队办公室，陈宜和工友们终于战胜了傲慢的厂方，拿到了补偿金。
农家女变身“法律控”，
为工友勇当“维权先锋”
一个乡下来的残疾妇女，靠坚韧和智慧打败了财大气粗的老赖工厂，这个消息很快在当地传开了。南京市江宁区私营企业很多，一些黑心工厂欺负农民工法律观念淡薄，平时任意延长工作时间，克扣工人工资，恶意辞退怀孕女工等。一些不愿受气的农民工听说陈宜讨回公道的事情后，纷纷找上门来，恳求陈宜帮他们讨公道。为了不辜负工友们的信任，陈宜变成了“法律控”，每天都如饥似渴地学习相关法律知识，不懂的地方就找律师求教。
2011年6月23日，一位神情憔悴的年轻男子陪着挺着大肚子的妻子找到陈宜，说他妻子在一家服装厂上班，已有7个月身孕。春节前，他妻子身体不适，到医院看病耽搁了两天，厂方便以违反规定为由，把他妻子辞退了。其实厂方的真实目的是怕他妻子生育后耽误工作，还要多付工资。对于厂方的做法，陈宜非常气愤，《劳动法》明文规定：女工怀孕、哺乳期间，不得任意辞退或变相辞退。这家工厂这样做既不人道，又侵犯了女工的合法权益。她不能袖手旁观。
第二天，陈宜带着那对夫妻到江宁区劳动监察大队投诉。工作人员看到陈宜，疑惑地问：“你的问题不是已经解决了吗？”陈宜笑着说：“我的事情是解决了，可工友受了欺负，我想帮帮他们！”看了陈宜递上来的材料，又听怀孕女工讲了事情的经过，工作人员很是气愤：“这是一桩典型的践踏劳动法的恶性事件，我们一定得管！”
随后，江宁区劳动监察大队向那家服装厂下达了整改通知。厂方对自己的违法事实心知肚明，只好乖乖赔付了那位怀孕女工的经济补偿金。再次成功维权，陈宜深感法律力量的强大，学习法律的劲头更足了。很快，她就拜南京市协作者发展中心资深律师王瑞海为师。在王老师的指导下，陈宜有计划地学习法律知识，尤其是劳动法方面的法律法规。 2011年10月18日，陈宜家里来了10多位农民工，这些农民工在一家塑胶厂上班，厂里不仅经常要求工人加班，还不给加班费，更没有为他们缴纳社会保险。一位叫李东强的农民工带着十几位工友和厂里交涉，没想到厂方态度蛮横，根本不予理睬。为了杀鸡给猴看，厂方采取种种手段强迫李东强等人辞职。“被辞职”后，李东强咽不下这口气，他听说江宁区有位农民工大姐不但自己维权成功，还帮农民工维权，于是就带着工友上门求助。
李东强等人的遭遇，让陈宜想到了自己被工厂解雇的经历，她爽快地接受了李东强等人的求助，并带着他们到江宁区劳动监察大队投诉。在江宁区劳动监察大队的协调下，厂方同意补缴李东强等人的社会保险，补发带薪休假补助金，但双方在经济补偿金、加班费方面有很大争议。劳动监察部门建议李东强等人申请劳动仲裁。
为了写好劳动仲裁申请书，陈宜找到王瑞海老师求教，王老师和志愿者们帮助她制订了应对策略，手把手地教她写好劳动仲裁申请书。接下来，陈宜带着李东强等人向江宁区劳动仲裁处递交了劳动仲裁申请书。2011年11月中旬，他们却接到了劳动仲裁部门的通知：对于李东强等人的仲裁请求不予支持。
讨公道受挫，李东强等人非常沮丧，陈宜安慰他们：“别怕，还有法律为我们撑腰呢！”李东强等人又燃起了希望，决定把这家工厂告上法庭。打官司要有起诉书，在王瑞海老师的帮助下，陈宜又开始学写起诉书。她把起诉书格式、用语、法律术语都搞清楚后，花了三天时间，终于写出了一份正式的起诉书。
2011年11月25日，陈宜和李东强等人来到江宁区人民法院递交了起诉书，法院受理了该案，定好了具体开庭日期。没想到起诉书递交后的第三天，陈宜接到了一个恐吓电话，对方用阴冷的语调恐吓她多为读书的女儿考虑考虑，不要多管闲事。明白了对方的意图，陈宜不卑不亢地说：“我知道你打电话的目的，请你转告厂方，用这种下三滥的手段对付几个可怜的农民工，你们亏不亏心！告诉你们，这件事我不但要管，还要管到底！”对方想不到陈宜这么强硬，威胁了她几句就把电话挂了。
两年为民工讨薪30万，
农家女成了“维权大律师”
放下电话，陈宜还是为女儿的安全担心。李东强等工友得知陈宜的担忧后，和工友轮流在其女儿放学的路上保护她。工友们的举动让陈宜很感动，决定以最大的努力帮他们讨回公道。
就在这时，赵正前对妻子有了不满。陈宜自从离开那家工厂后，一直靠打零工贴补家用，她当过洗碗工，干过保洁员，还看过公厕。但这些工作也因工友们求助太多，干了没多长时间就辞职了。这样，一家人仅靠丈夫每月不到2000元的工资生活，这让赵正前的压力很大，他劝妻子还是面对现实，多为家里想想。对丈夫的难处以及家里的状况，陈宜当然清楚，她内疚地对丈夫说：“家里的事情辛苦你了，面对这么多求助的工友，我怎能拒绝他们呢？我以后会为家里多做些事情，减轻你的负担。”让陈宜欣慰的是，此时女儿坚定地站在她这边，利用空闲时间发传单、跑推销，到饭店当服务员，每月收入1000多元，缓解了家里的经济压力。
2012年2月7日，是法院开庭的日子，陈宜和李东强等十多位委托人一大早就赶到了法院。陈宜以前只在电视里见识过法庭的威严，一想到自己作为公民代理人即将在法庭上慷慨陈词，她既激动又忐忑。为了给陈宜打气，王瑞海老师陪同她出庭。
上午9点，庭审开始，审判长明确法庭纪律后，进入法庭调查环节，由双方当事人及诉讼代理人进行陈述、举证、质证。法庭的威严、肃穆，让陈宜既激动又紧张，王瑞海笑着向她示意，她才镇静下来。轮到陈宜陈述时，她有条不紊，叙事清楚，逻辑性强，连对方律师都暗暗佩服这个对手不一般。
进行到法庭举证阶段，审判长询问陈宜：“委托人自己辞职，为什么要向公司索取补偿金？”陈宜回答道：“因为委托人有过举报公司不遵守劳动法的行为，公司对他们打击报复，采取了任意延长加班时间、克扣工资、不提供必要的劳动保护等手段，逼迫委托人辞职。”审判长接着问：“代理人，你说公司对委托人采取了种种逼迫手段，有何证据？”对此，陈宜早有准备，她把李东强等人保留的工资条、加班通知等证据递交法庭，并请李东强以前的工友到庭作证。由于准备充分，陈宜一方占据了上风。
庭审进行到最后阶段，在宣判前，审判长征询双方当事人是否愿意在合议庭的主持下进行调解，双方均表示同意。经过法官耐心细致的调解，厂方最后同意按李东强等人的要求进行补偿，并签了补偿协议。
第一次上法庭就胜诉，走出法院大门，李东强等人兴奋地将陈宜抬了起来。王瑞海对陈宜竖起大拇指称赞道：“你一个小学没毕业的女人，在法庭上打败了厂方高薪聘请的专业律师，你应该为自己感到骄傲。这是法律的胜利，希望你能坚持下去！”王老师的一席话说得陈宜热泪盈眶。
再次帮工友打赢维权官司，陈宜的名字在当地务工人员中口口相传。此后，每天向她求助的电话响个不停：“大姐，我每天加班累得腰都直不起来，老板不给我工资还不准我请假，你说我该怎么办？”“大姐，我实在待不下去了……”每次接到这样的电话，陈宜总会耐心地给予回复。
2012年6月中旬，一对神情凄苦的老年夫妇找到陈宜哭诉，说他们的女儿被厂方强行辞退，没给一分钱的补偿不说，还羞辱了他们的女儿。他们的女儿一时想不开，就喝农药自杀了。他们想请陈宜想想办法，为他们的女儿讨个公道……
送走那对老夫妇后，陈宜非常难过，让她感到羞愧的是，她的法律知识还很欠缺，对一些事情爱莫能助。只有掌握更多的法律知识，才能帮助更多的农民工。在王瑞海老师的鼓励下，陈宜到南京市协作者发展中心，成了一名法律援助志愿者。她和王瑞海老师等志愿者一起定期为农民工举办维权讲座，向农民工普及劳动法知识。截至2012年10月底，陈宜一共受理了90多名民工10余起劳动纠纷案件，共为他们讨回30多万元的经济补偿金。
虽然未能通过司法考试，陈宜只能以公民代理人的身份上法庭为农民工维权，但她在南京当地许多农民工心中，早已是大家信赖的“维权大律师”。接受采访时陈宜坦言，她会在帮助民工维权的道路上一直走下去，用自己所掌握的法律知识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
〔编辑：刘波〕
被“老赖”工厂扫地出门，
残疾女工靠法律讨回补偿金
陈宜1969年出生于江苏省泗洪县上塘镇，她小时候患了小儿麻痹，且因家庭贫困，小学没毕业就辍学了。虽然身有残疾，但她生性好强，遇事爱较真儿，而且胆子大。21岁那年，陈宜和邻村青年赵正前结婚。赵正前心地善良，对她十分疼爱。第二年，他们的女儿来到人世，虽然日子清贫，但家里并不缺少欢乐。
为了改善家里的经济条件，2005年春节后，陈宜随丈夫来到南京打工。稳定后，他们把女儿接到南京上学。2007年8月，女儿考入南京一所中专学校读书。陈宜和丈夫在同一家食品厂工作，他们的收入除了供女儿上学外，还有一些剩余，陈宜很看重这份工作。
然而，正当陈宜憧憬着以后的美好生活时，2010年10月21日，她接到了厂方下发的劳动终止通知书。厂方解聘她的理由是：合同到期，不再续聘。一夜之间，陈宜成了无业人员，她无法接受这个残酷的现实。和她一样被解聘的还有11名工友。陈宜把工友们召集起来商量对策，她说：“我从报纸上看到过，工厂辞退工人要提前一个月通知，还要有一定的经济补偿，我们没有一个人提前接到过厂方的通知，厂方这样做是不人道的，也是违法的，我们不能任他们欺负！”听了陈宜的话，有的工友赞同，有的却情绪低落地说：“厂方明摆着就是欺负咱们，可咱们凭什么和工厂大老板去斗？还是认命吧！”陈宜对工友的这种态度很生气，掷地有声地说：“你们认命，我不认命！我就不相信这世上没有说理的地方。”
随后的一天，陈宜带着几个工友找到了工厂负责人，就工厂无故解聘她们讨说法。工厂负责人根本没把她们几个女工放在眼里，冷冷地说：“用不用你们是厂里的决定，我也没有办法！”说完，就把她们赶了出来。
从工厂出来，几个工友默然无语，有的还哭了起来。陈宜鼓励她们：“哭有什么用？不是还有法律吗？我们用法律讨回公道！”一个工友附和道：“对，咱们无权无势，但还有法律。陈姐，你就带着我们讨公道吧！”陈宜坚定地说：“好，人多力量大，咱们谁都不要退缩！”
之后，陈宜买来《劳动法》和《劳动合同法》两本小册子，认真研读起来。她文化不高，有些条文看不懂，就跑了多家律师事务所咨询。很快，她不但弄清了维权的途径，还知道厂方应该支付给她和工友们一笔经济补偿金。
有法律撑腰，陈宜和几个工友再次来到厂里，依据《劳动合同法》有关条文，向厂里讨要经济补偿金。没想到工厂负责人不屑地说：“厂里聘有专业律师，你们想打官司，我们奉陪。看谁能耗过谁！”那位负责人的话彻底激发了陈宜的斗志。
2010年11月28日，陈宜和几个工友一起来到江苏省劳动监察大队投诉。工作人员肯定了她们敢于维权的精神，根据属地管辖的原则，建议她们到南京市或江宁区劳动监察部门投诉。
为了写好投诉材料，准确地反映自己的诉求，在好心人的指点下，陈宜来到南京市协作者社区发展中心寻求帮助。法律援助志愿者王瑞海老师接待了她。听了陈宜的情况，王瑞海对她说：“那家食品厂可以和你们解除劳动合同，但要提前一个月通知，并且要多付劳动者一个月的工资。按照工作年限，厂方还要每干满一年多发一个月的工资。你在工厂干了5年，至少可以得到将近1万元的经济补偿。”王瑞海的话让陈宜心里亮堂了许多，很快，她代表工友们向南京市江宁区劳动监察大队递交了投诉材料。
陈宜等人的举动，终于让厂方坐不住了。厂方派人悄悄找到陈宜，承诺给她9000元补偿，让她不要再带头告状了。9000元足够女儿一年的学费了！说陈宜不动心是假的，但她转念一想，自己得到了好处，其他工友怎么办？最终，她拒绝了厂方的请求。
在劳动部门的督促下，食品厂最终同意对陈宜等被解聘的员工进行经济补偿，但他们提出：经济补偿金不按实发工资算，而是要除掉缴纳的保险金后再算。陈宜不同意这个算法，搬出相关法律条文据理力争。面对这个强硬而又有理有据的女人，厂方只得同意根据陈宜的算法进行补偿。2011年春节前，在江宁区劳动监察大队办公室，陈宜和工友们终于战胜了傲慢的厂方，拿到了补偿金。
农家女变身“法律控”，
为工友勇当“维权先锋”
一个乡下来的残疾妇女，靠坚韧和智慧打败了财大气粗的老赖工厂，这个消息很快在当地传开了。南京市江宁区私营企业很多，一些黑心工厂欺负农民工法律观念淡薄，平时任意延长工作时间，克扣工人工资，恶意辞退怀孕女工等。一些不愿受气的农民工听说陈宜讨回公道的事情后，纷纷找上门来，恳求陈宜帮他们讨公道。为了不辜负工友们的信任，陈宜变成了“法律控”，每天都如饥似渴地学习相关法律知识，不懂的地方就找律师求教。
2011年6月23日，一位神情憔悴的年轻男子陪着挺着大肚子的妻子找到陈宜，说他妻子在一家服装厂上班，已有7个月身孕。春节前，他妻子身体不适，到医院看病耽搁了两天，厂方便以违反规定为由，把他妻子辞退了。其实厂方的真实目的是怕他妻子生育后耽误工作，还要多付工资。对于厂方的做法，陈宜非常气愤，《劳动法》明文规定：女工怀孕、哺乳期间，不得任意辞退或变相辞退。这家工厂这样做既不人道，又侵犯了女工的合法权益。她不能袖手旁观。
第二天，陈宜带着那对夫妻到江宁区劳动监察大队投诉。工作人员看到陈宜，疑惑地问：“你的问题不是已经解决了吗？”陈宜笑着说：“我的事情是解决了，可工友受了欺负，我想帮帮他们！”看了陈宜递上来的材料，又听怀孕女工讲了事情的经过，工作人员很是气愤：“这是一桩典型的践踏劳动法的恶性事件，我们一定得管！”
随后，江宁区劳动监察大队向那家服装厂下达了整改通知。厂方对自己的违法事实心知肚明，只好乖乖赔付了那位怀孕女工的经济补偿金。再次成功维权，陈宜深感法律力量的强大，学习法律的劲头更足了。很快，她就拜南京市协作者发展中心资深律师王瑞海为师。在王老师的指导下，陈宜有计划地学习法律知识，尤其是劳动法方面的法律法规。 2011年10月18日，陈宜家里来了10多位农民工，这些农民工在一家塑胶厂上班，厂里不仅经常要求工人加班，还不给加班费，更没有为他们缴纳社会保险。一位叫李东强的农民工带着十几位工友和厂里交涉，没想到厂方态度蛮横，根本不予理睬。为了杀鸡给猴看，厂方采取种种手段强迫李东强等人辞职。“被辞职”后，李东强咽不下这口气，他听说江宁区有位农民工大姐不但自己维权成功，还帮农民工维权，于是就带着工友上门求助。
李东强等人的遭遇，让陈宜想到了自己被工厂解雇的经历，她爽快地接受了李东强等人的求助，并带着他们到江宁区劳动监察大队投诉。在江宁区劳动监察大队的协调下，厂方同意补缴李东强等人的社会保险，补发带薪休假补助金，但双方在经济补偿金、加班费方面有很大争议。劳动监察部门建议李东强等人申请劳动仲裁。
为了写好劳动仲裁申请书，陈宜找到王瑞海老师求教，王老师和志愿者们帮助她制订了应对策略，手把手地教她写好劳动仲裁申请书。接下来，陈宜带着李东强等人向江宁区劳动仲裁处递交了劳动仲裁申请书。2011年11月中旬，他们却接到了劳动仲裁部门的通知：对于李东强等人的仲裁请求不予支持。
讨公道受挫，李东强等人非常沮丧，陈宜安慰他们：“别怕，还有法律为我们撑腰呢！”李东强等人又燃起了希望，决定把这家工厂告上法庭。打官司要有起诉书，在王瑞海老师的帮助下，陈宜又开始学写起诉书。她把起诉书格式、用语、法律术语都搞清楚后，花了三天时间，终于写出了一份正式的起诉书。
2011年11月25日，陈宜和李东强等人来到江宁区人民法院递交了起诉书，法院受理了该案，定好了具体开庭日期。没想到起诉书递交后的第三天，陈宜接到了一个恐吓电话，对方用阴冷的语调恐吓她多为读书的女儿考虑考虑，不要多管闲事。明白了对方的意图，陈宜不卑不亢地说：“我知道你打电话的目的，请你转告厂方，用这种下三滥的手段对付几个可怜的农民工，你们亏不亏心！告诉你们，这件事我不但要管，还要管到底！”对方想不到陈宜这么强硬，威胁了她几句就把电话挂了。
两年为民工讨薪30万，
农家女成了“维权大律师”
放下电话，陈宜还是为女儿的安全担心。李东强等工友得知陈宜的担忧后，和工友轮流在其女儿放学的路上保护她。工友们的举动让陈宜很感动，决定以最大的努力帮他们讨回公道。
就在这时，赵正前对妻子有了不满。陈宜自从离开那家工厂后，一直靠打零工贴补家用，她当过洗碗工，干过保洁员，还看过公厕。但这些工作也因工友们求助太多，干了没多长时间就辞职了。这样，一家人仅靠丈夫每月不到2000元的工资生活，这让赵正前的压力很大，他劝妻子还是面对现实，多为家里想想。对丈夫的难处以及家里的状况，陈宜当然清楚，她内疚地对丈夫说：“家里的事情辛苦你了，面对这么多求助的工友，我怎能拒绝他们呢？我以后会为家里多做些事情，减轻你的负担。”让陈宜欣慰的是，此时女儿坚定地站在她这边，利用空闲时间发传单、跑推销，到饭店当服务员，每月收入1000多元，缓解了家里的经济压力。
2012年2月7日，是法院开庭的日子，陈宜和李东强等十多位委托人一大早就赶到了法院。陈宜以前只在电视里见识过法庭的威严，一想到自己作为公民代理人即将在法庭上慷慨陈词，她既激动又忐忑。为了给陈宜打气，王瑞海老师陪同她出庭。
上午9点，庭审开始，审判长明确法庭纪律后，进入法庭调查环节，由双方当事人及诉讼代理人进行陈述、举证、质证。法庭的威严、肃穆，让陈宜既激动又紧张，王瑞海笑着向她示意，她才镇静下来。轮到陈宜陈述时，她有条不紊，叙事清楚，逻辑性强，连对方律师都暗暗佩服这个对手不一般。
进行到法庭举证阶段，审判长询问陈宜：“委托人自己辞职，为什么要向公司索取补偿金？”陈宜回答道：“因为委托人有过举报公司不遵守劳动法的行为，公司对他们打击报复，采取了任意延长加班时间、克扣工资、不提供必要的劳动保护等手段，逼迫委托人辞职。”审判长接着问：“代理人，你说公司对委托人采取了种种逼迫手段，有何证据？”对此，陈宜早有准备，她把李东强等人保留的工资条、加班通知等证据递交法庭，并请李东强以前的工友到庭作证。由于准备充分，陈宜一方占据了上风。
庭审进行到最后阶段，在宣判前，审判长征询双方当事人是否愿意在合议庭的主持下进行调解，双方均表示同意。经过法官耐心细致的调解，厂方最后同意按李东强等人的要求进行补偿，并签了补偿协议。
第一次上法庭就胜诉，走出法院大门，李东强等人兴奋地将陈宜抬了起来。王瑞海对陈宜竖起大拇指称赞道：“你一个小学没毕业的女人，在法庭上打败了厂方高薪聘请的专业律师，你应该为自己感到骄傲。这是法律的胜利，希望你能坚持下去！”王老师的一席话说得陈宜热泪盈眶。
再次帮工友打赢维权官司，陈宜的名字在当地务工人员中口口相传。此后，每天向她求助的电话响个不停：“大姐，我每天加班累得腰都直不起来，老板不给我工资还不准我请假，你说我该怎么办？”“大姐，我实在待不下去了……”每次接到这样的电话，陈宜总会耐心地给予回复。
2012年6月中旬，一对神情凄苦的老年夫妇找到陈宜哭诉，说他们的女儿被厂方强行辞退，没给一分钱的补偿不说，还羞辱了他们的女儿。他们的女儿一时想不开，就喝农药自杀了。他们想请陈宜想想办法，为他们的女儿讨个公道……
送走那对老夫妇后，陈宜非常难过，让她感到羞愧的是，她的法律知识还很欠缺，对一些事情爱莫能助。只有掌握更多的法律知识，才能帮助更多的农民工。在王瑞海老师的鼓励下，陈宜到南京市协作者发展中心，成了一名法律援助志愿者。她和王瑞海老师等志愿者一起定期为农民工举办维权讲座，向农民工普及劳动法知识。截至2012年10月底，陈宜一共受理了90多名民工10余起劳动纠纷案件，共为他们讨回30多万元的经济补偿金。
虽然未能通过司法考试，陈宜只能以公民代理人的身份上法庭为农民工维权，但她在南京当地许多农民工心中，早已是大家信赖的“维权大律师”。接受采访时陈宜坦言，她会在帮助民工维权的道路上一直走下去，用自己所掌握的法律知识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
〔编辑：刘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