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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是唯一一支进入北京地区新冠肺炎定点医院隔离区内采访的团队
他们将镜头对准了抗击疫情中的医生和患者
北京广播电视台的《生命缘》栏目组，是第一支进入北京地区新冠肺炎定点医院隔离区内采访的团队，也是唯一的一支。一个多月过去了，北京地坛医院、北京急救中心传染科转运组、北京佑安医院、解放军总医院第五医学中心等，都相继有《生命缘》团队的进驻。
2月27日，又有4名记者，奔赴了武汉……
《生命缘》记者有一个共同点：自省，念他。自省是都会说到自己哪里没拍好，念他是由衷推介同事中谁是这方面的高手……本报记者一个多月和《生命缘》不同进驻区域的记者沟通，发现一个有趣又温暖的现象：《生命缘》连成了“铁板”一块，BTV“铁军”的战斗力彰显。
记者们专业之外的情绪状态如何？
进驻北京地坛医院的导演李晓东说起年轻记者：“哭是正常的感情迸发”;
进驻北京佑安医院的90后陈梦圆说，读老妈的信“老泪纵横”：
进驻北京急救中心转运组的储光照，在救护车上号啕大哭、在房间失声痛哭……
但《生命缘》团队又都拥有年轻人的一腔热血，呼必应，召必至。
就是那句话：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1
卫视节目中心副主任
邵晶
继续超越自己
和《生命缘》前线的几路记者沟通多了，会听到他们都提及一个名字一邵晶，《生命缘》策划人、创始人，北京广播电视台卫视节目中心副主任。有提到她处变不惊、统筹安排的，有提到她提炼主题能力超强的，有提到她坚守《生命缘》深度的……再跟邵晶聊，发现她自然又轻柔地称呼《生命缘》的记者为“孩子”。
《生命缘》是国内最早开播的医疗纪实节目，赢得过多项荣誉。所以，邵晶说《生命缘》最大的难题，是怎么超越自己。如今，《生命缘》进驻医院隔离区内采访，最难的又是什么？
除夕，生死一线
邵晶说：“最大的困难，首先要保证一线记者的安全。当初做出这个决定，进入医院隔离区拍摄，是在大年二十八，等于说要让我的同事们，大年三十坚守生死一线。很心疼，也很担心大家的安全。很多孩子都已经回家，他们要从火车上纷纷赶回来，需要很强的使命感和责任感。”
这只是最初“入轨”的难，接下来还有进入轨道之后的运转难。
深度记录，强大策划
“接下来的难点是获得拍摄许可之后，如何在诸多的报道中，发出我们最独特的声音。如何找到独特视角，挖掘独家素材，展现医护人员最不为人所知的故事，这是很难的一件事情。所以，经常要和前方团队进行很周密的沟通，需要前期一个很强的策划能力。和强调时效性的新闻报道不同，《生命缘》前期要有很深度的策划。
“比如，我们做的琦琦一家的故事。琦琦是北京地区最小的新冠肺炎患者，只有9个月。我们不仅拍摄宝宝在医院里受到了很好的照顾，也拍了在外面隔离的琦琦的奶奶、哥哥和姐姐。我们来到了中关村医院的一个酒店隔离点，拍他们是如何度过这段日子。两部分内容表达一个立意：他们更记住了北京非常美的人心。这体现了策划的力量、独特的视角和深度的记录。
“作为唯一进入北京地区新冠肺炎定点医院隔离区拍摄的团队，我特别为他们骄傲，他们是唯一的，他们是最勇敢的！大年三十那段時间，这个病还没有很明确的治疗途径，未知的危险很多，地坛医院也有犹豫和担心，但记者们还是坚持进了隔离区。《生命缘》是第一个，也是唯一的一个。
“还想说记者的责任。作为新闻记者，职业生涯中能遇到大事件，能在现场，能发声，非常有职业荣誉感。作为一个医疗纪实类节目，在遇到这种重大的公共卫生事件时，我们希望记者冲在前边发声，做出正确的舆论引导，告诉公众发生了什么，做一个时代记录者。 “还想说一定一定要注意安全！每个记者背后都是一个家庭，他们也付出了很多。有的记者的孩子非常小，他们也很长时间见不到亲人、孩子。像女记者何倩，当时她拍完一段后血氧都低了，差点儿都被抢救了，但她仍然坚守在岗位上。真的非常非常感谢他们！他们为《生命缘》所付出的，不仅是感情、休息时间，甚至是身体上的代价！”
特别对赴武汉的记者说
目前，制片人李潇带领的武汉团队，已经开始了紧张的工作。李潇说：“我这几天每天从早上7点到晚上12点，一堆要拍摄的东西……非常紧张。”
《生命缘》赴武汉的记者，和《生命缘》有“前缘”。
邵晶说：“去武汉的记者非常让我感动。因为一个月来，《生命缘》进驻了北京各个定点医院，记者可以说基本派光了。但要去武汉时，依然有很多记者写请战书，比如《向前一步》的记者。《向前一步》团队当初就是来自于《生命缘》团队，是一个团队。从制片人、导演到记者，都纷纷请战。最后，是制片人李潇亲自带队，还有一名一直在佑安医院的导演和两名摄像，同赴武汉。武汉依然有危险，做这样的选择，他们非常有担当。
“想对他们说，要发挥《生命缘》在重大时刻发声以及医疗纪录片的特点，不但要做出权威的高度，采访到王辰这样顶级、来自北京的院士，有顶级的拍摄、独特的采访思路和权威的资源，同时要有深度纪录片的思考，独特立意。真的希望能区别于以前所有来自武汉的纪录片，能有最深度的记录。多少年之后回看，能成为一部传世之作。
“最后，我还是希望武汉的记者和所有在北京隔离区蹲守的记者，真的能够注意安全。他们平平安安凯旋，是我最大的心愿！”
2
驻地坛医院
李晓东
没有支援，就没有《生命缘》
上次采访进驻北京地坛医院的导演李晓东，是大年初六。当时，地坛医院一个宿舍上下铺的四兄弟，被称为“地坛F4”。目前，李晓东已经在隔离点进行离开医院后的隔离，整理素材。 李晓东言谈稳健，采访其他医院记者时，他们爱说：“这个您问晓东哥，他是总导演，他都知道。”
李晓东笑：“他们都特别棒。不过，我也曾经把组里导演骂哭过，但大家都是就事儿论事儿，事后还是好‘战友’。”
对于年轻记者的哭，李晓东特别有兄长范儿：“哭这个事情是很正常，每个人都有情绪的高点和低点，情绪波动哭了，是特别能理解的事情。只有经历了一些事情、有了很强烈感受、触及了内心，才会有这样的情感迸发。哭不是坏事儿，只要哭完之后，有成长、有进步。”
那扇玻璃窗
李晓东那一组的故事，已经讲过了（具体参见本报今年第5期9、10版）。补充一个小细节，请看这扇玻璃窗。
这是“地坛F4”宿舍的玻璃窗，这些名字，曾让不少记者眺望——钦佩他们的付出与勇敢。李晓东说：“缘起是因为当时我们四个人在宿舍住，杯子等很难分辨，就用马克笔写上名字。后来，同事就在玻璃上写下了在一线拍摄的日期和人员。那时，大家在医院待了约十天了，既是对拍摄的记录，也想彼此鼓励。”
那些“外援”
《生命缘》播出一个月了，回望，李晓东感概总体“生长”。
“目前的确是一个比较特别的时期，我们节目标题都是——《生命缘》抗击疫情特别报道。其实，从报道第一天开始，我们节目组是很难支撑起这样一个大体量播出的（日播，每天10分钟）。是领导统筹兼顾各个环节，调了很多的主力导演、制片人来支援。比如，《向前一步》的制片人李潇，《暖暖的新家》的制片人王彦等。
“赴武汉的记者，就是李潇带队，另外一个导演赖一锐，这次又回来支援。在去武汉之前，他一直在佑安医院拍摄。”
那些不同
“现在和过去最大的不同：《生命缘》以往要跟踪一个长故事，整个节目组的配置，只有8名导演，这次增强时效性，领导从其他节目组调人进行支援，保证播出。
“最大的差异：制作节奏完全不一样。之前拍纪录片，可能一个故事会跟半年或者一年，最少也是两三个月。这次拍两天，第三天或者第四天就要播出了，给了我们一个很大的挑战。回头看这一个多月的播出，我们会再加把劲儿，争取把节目做得更好。”
3
驻北京急救中心
储光照
我哭我哭，我长我长
2月1日，记者储光照、摄像李继伟，进入北京急救中心传染病转运组“大本营”，一个封闭的二层酒店。“大本营”的所有人，调度、医生、护士、司机、洗消组等，要密切配合，共同找到联动中的“动平衡”。这两个差一轮的本命年小哥，偏“艺术型”，在“大本营”活得情感跌宕、故事不断。
他们镜头捕捉的都是120急救车上、途中的故事;他们看不到痊愈的病人，看到的都是确诊或疑似病人;病人有危重，医护就要紧急救护;病人有情绪，路上有可能突然爆发……而他们呢？完成一次转运后，号啕大哭;转运途中，憋不住尿裤子……
急救车，是负压车
北京市急救中心传染病转运组主要负责各大医院及机场口岸疑似和确诊病患，转运到指定的专科医院及各区定点治疗机构。
这支队伍是由精兵强将紧急集结成立的：负责人彭宏伟、护士长韩长虹、组长孟庆凯、洗消组护士长孟繁斌、临时党支部书记张桂霞……平时，大家都穿一样的衣服——蓝色的手术服，薄薄的一层棉布。电话铃响，调度接到转运指令后，1分钟分配人员車组，5分钟转运人员穿戴防护完毕，出车。5分钟内，隔离服、手套、护目镜、口罩、雨鞋……共11件，必须穿戴整齐，记者还有摄像机防护。
急救车有一般的急救车和负压车，记者跟的是负压车。摄像李继伟说：“上去感觉就跟高原反应一样”。然后，记者全套防护服，急救车闪电车速，镜头还不能抖。怎么办？摄像只能憋气端稳镜头，脸憋得发紫。
我哭他哭
第一次任务，只能一个记者上急救车，摄像去了。年长一轮的储光照，因为担心，躲在屋里哭了一鼻子。
储光照曾转运过一位父亲和9岁儿子、2岁女儿。儿子因为确诊，自己一辆车;父亲和女儿，一辆车。这位父亲上车之后，就一直在说话，不停。
储光照说：“我前10分钟就观察，然后跟摄像做了一个手势，靠近，问他：您夜里也没少哭吧？作为一个父亲，他眼泪哗就下来了！侃侃而谈是因为压力啊！总憋着心理会出问题的。脆弱的时候，谁没哭过？夜深人静的时候谁没有担心过？这位父亲正哭的时候，他老母亲打来电话，他声音马上就变了，一直安慰母亲，说都好。这个男人既有脆弱的一面，也有担当的一面，没有把小家、孩子照顾好，又不想让自己的母亲担心，自责难过，手足无措……”
他们还遇见过抱着10个月大儿子的男子去地坛医院和妻子、母亲一起治疗;也看见因没能照顾好孩子，陷入深深自责泪流满面的父亲……他们显得那么无助、恐慌。一路上，转运人员都是尽最大努力去安抚、鼓励，帮助他们释放压力。
尿裤子了
储光照他们转运那位拖儿带女、突然哭了的父亲到地坛医院后，医院人性安排，他妻子的病房就在隔壁。一家人在这里相见，是什么情景？储光照说，这个男人突然表示，不能见，女儿太小了，如果让她看到妈妈，这一晚上就没法带了。这父亲真是谨慎又担当。
“最揪心的是小妹妹一直喊一个名字，后来一问，是她哥哥的名字，要找哥哥！更心酸的事情是什么？我尿裤子了！实在憋不住了，时间太长了……”
转运组当班工作人员一般提前3小时不吃不喝，直到换班。
茅或医生说，记者遭遇的尴尬，也是他们日常工作的常态，急救转运工作就是这样。
冻蒙了
储光照说尿裤子那一天，会是他人生到闭眼都不会忘记的一天。
“从地坛回来的路上，我在救护车上号啕大哭。不是说自己委屈或是尿裤子，而是见识了那样的悲欢离合。报道不够有深度，是没进现场，当你没有看到的时候，一定触及不到你内心的东西。” 凌晨他们回到“大本营”，要在室外把防护服脱掉，储光照第一个脱。
“隔离服是顺着穿倒着脱，整整10分钟，我还没脱完！两个司机和两个医生监督着我，而且没有人可帮我，他们手都是脏的，我脱到最后一步的时候，死活脱不下来，在天寒地冻中……有个司机，曾是当兵的军人，就跟训练新兵蛋子一样训我：你敢用你的手碰里面一下，你回去就给我收拾东西！终于脱下来了，我快冻僵了。用热水冲了15分钟，我才缓过神来，我觉得我已经快濒临死亡了，那种感觉，浑身发抖。”
储光照实话实说：“自从尿裤子以后，我们的感情特别的好。”
我还要再去拍
之后，储光照离开急救中心，来到医学观察点。镜头对准了隔离点的医护和被隔离人员。
储光照说，那里有人生百态——有拿起电话，瞬间变“大堂经理”腔调的医生，只为让被隔离人员感觉亲切;有统计数据、做起表格，堪比专业会计的医生，只为把基层大数据做到精准;有从武汉“火神山”归来的工人，是那么想看看外面的北京;还有一走到隔离房间窗口，就脱掉防护服的医生，只为让孩子不再受到惊吓;更有想起孩子，默默流泪的医生……储光照感动于这些平凡故事，说等隔离期结束，要陪一个小伙子，完成登长城的梦想。
然而，他还是想念急救中心那“一大家子”，念念不忘：
“我还要再去拍。那个洗消组，清洗消毒太受罪了，大家很难看到。我还要拍胡秀英和屈立江夫妇，他们对专业的坚持，让我肃然起敬……还有一位转运的危重大爷，那么艰难都不改幽默本色……疫情中看到的所有，都让我成长。”
3月2日，储光照又来到一线实验室采访……
4
驻佑安医院
陈梦圆、何倩被警察妈妈“抓包”，新婚没领成结婚证
陈梦圆是个90后姑娘，她会直杵杵地说：“我们尽量少进病房”“我不用尿不湿”“护士最危险”“我没那么勇敢”……总之，她是瞒了轮流上一线的警察父母，进了佑安医院。
2月25日，陈梦圆妈妈看电视上播出的《生命缘》，就算看不清穿隔离服的女儿，可名字在屏幕上“裸奔”呢！一直被瞒着的老妈百感交集，给女儿写了一封信。陈梦圆说，读那封信“老泪纵横”。
陈梦圆犀利、直接，推崇真实、专业。最近，不少医生专家提道，“医生有多重要，我们的护理姐妹们就有多重要。”陈梦圆就聚焦了这一点。
护士风险最大
在大量接诊阶段，医生冲在最前面，护士是助手。在住院治疗阶段呢？
陈梦圆细解：“暴露在病人面前的时间越长，风险越大。有时候，护士一个操作就20分钟、30分钟，在重症病房里，这是一个非常高危的操作。虽然现在防护比非典那时好了，但是还是有风险。其实，医生都会照顾护士，因为主要就是护士在一线执行操作，除了一些很难的抢救以外，基本上在病房还是护士做的比较多一些。医生也会尽量减少去病房，尽量把防护的东西留给护士们。”
医生有专业更有爱
陈梦圆原本就是医疗领域的记者，对ICU相对熟悉。 “ICU医生的水平很高。有一些很有难度的操作，比如说深静脉置管就是在大腿根儿、肉眼不可见的情况下，將一根大概10厘米长的导丝插到病人的静脉里去。看不出来，摸不着，基本上是靠手感。医生穿这种很厚的防护服，两层手套，其实操作艰难，但是他们基本上能够一次成功。专业之外，医生特别有爱，穿隔离服的时候，都不忘看看别人的穿好了没有。梁连春主任每天天还没亮5点多，就到医院。查完房出来，太阳刚刚升起。”
被耽误的新娘
何倩是1992年的，本来选定2020年2月2日结婚领证。
结果呢？何倩从年前开始，一直在拍外围，公交车、地铁、机场、社区等。然后，正月十五进驻佑安医院。证没领成，新人见不上面。2月15日，才收到一束红玫瑰。原来新郎是程序员，在家办公没日没夜，记错日子了！
祝福我们新婚的姑娘！等疫情结束，结婚证和蜜月，通通补上。
【采访后记】
《生命缘》台前幕后的故事特别多，用新闻视角诠释生命的价值和意义，走了一程又一程。邵晶有一句话：“《生命缘》是医心的一个节目，就是治疗心灵的。
“人人心里有个洞”。愿我们和生命的缘分，长长久久。
他们将镜头对准了抗击疫情中的医生和患者
北京广播电视台的《生命缘》栏目组，是第一支进入北京地区新冠肺炎定点医院隔离区内采访的团队，也是唯一的一支。一个多月过去了，北京地坛医院、北京急救中心传染科转运组、北京佑安医院、解放军总医院第五医学中心等，都相继有《生命缘》团队的进驻。
2月27日，又有4名记者，奔赴了武汉……
《生命缘》记者有一个共同点：自省，念他。自省是都会说到自己哪里没拍好，念他是由衷推介同事中谁是这方面的高手……本报记者一个多月和《生命缘》不同进驻区域的记者沟通，发现一个有趣又温暖的现象：《生命缘》连成了“铁板”一块，BTV“铁军”的战斗力彰显。
记者们专业之外的情绪状态如何？
进驻北京地坛医院的导演李晓东说起年轻记者：“哭是正常的感情迸发”;
进驻北京佑安医院的90后陈梦圆说，读老妈的信“老泪纵横”：
进驻北京急救中心转运组的储光照，在救护车上号啕大哭、在房间失声痛哭……
但《生命缘》团队又都拥有年轻人的一腔热血，呼必应，召必至。
就是那句话：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1
卫视节目中心副主任
邵晶
继续超越自己
和《生命缘》前线的几路记者沟通多了，会听到他们都提及一个名字一邵晶，《生命缘》策划人、创始人，北京广播电视台卫视节目中心副主任。有提到她处变不惊、统筹安排的，有提到她提炼主题能力超强的，有提到她坚守《生命缘》深度的……再跟邵晶聊，发现她自然又轻柔地称呼《生命缘》的记者为“孩子”。
《生命缘》是国内最早开播的医疗纪实节目，赢得过多项荣誉。所以，邵晶说《生命缘》最大的难题，是怎么超越自己。如今，《生命缘》进驻医院隔离区内采访，最难的又是什么？
除夕，生死一线
邵晶说：“最大的困难，首先要保证一线记者的安全。当初做出这个决定，进入医院隔离区拍摄，是在大年二十八，等于说要让我的同事们，大年三十坚守生死一线。很心疼，也很担心大家的安全。很多孩子都已经回家，他们要从火车上纷纷赶回来，需要很强的使命感和责任感。”
这只是最初“入轨”的难，接下来还有进入轨道之后的运转难。
深度记录，强大策划
“接下来的难点是获得拍摄许可之后，如何在诸多的报道中，发出我们最独特的声音。如何找到独特视角，挖掘独家素材，展现医护人员最不为人所知的故事，这是很难的一件事情。所以，经常要和前方团队进行很周密的沟通，需要前期一个很强的策划能力。和强调时效性的新闻报道不同，《生命缘》前期要有很深度的策划。
“比如，我们做的琦琦一家的故事。琦琦是北京地区最小的新冠肺炎患者，只有9个月。我们不仅拍摄宝宝在医院里受到了很好的照顾，也拍了在外面隔离的琦琦的奶奶、哥哥和姐姐。我们来到了中关村医院的一个酒店隔离点，拍他们是如何度过这段日子。两部分内容表达一个立意：他们更记住了北京非常美的人心。这体现了策划的力量、独特的视角和深度的记录。
“作为唯一进入北京地区新冠肺炎定点医院隔离区拍摄的团队，我特别为他们骄傲，他们是唯一的，他们是最勇敢的！大年三十那段時间，这个病还没有很明确的治疗途径，未知的危险很多，地坛医院也有犹豫和担心，但记者们还是坚持进了隔离区。《生命缘》是第一个，也是唯一的一个。
“还想说记者的责任。作为新闻记者，职业生涯中能遇到大事件，能在现场，能发声，非常有职业荣誉感。作为一个医疗纪实类节目，在遇到这种重大的公共卫生事件时，我们希望记者冲在前边发声，做出正确的舆论引导，告诉公众发生了什么，做一个时代记录者。 “还想说一定一定要注意安全！每个记者背后都是一个家庭，他们也付出了很多。有的记者的孩子非常小，他们也很长时间见不到亲人、孩子。像女记者何倩，当时她拍完一段后血氧都低了，差点儿都被抢救了，但她仍然坚守在岗位上。真的非常非常感谢他们！他们为《生命缘》所付出的，不仅是感情、休息时间，甚至是身体上的代价！”
特别对赴武汉的记者说
目前，制片人李潇带领的武汉团队，已经开始了紧张的工作。李潇说：“我这几天每天从早上7点到晚上12点，一堆要拍摄的东西……非常紧张。”
《生命缘》赴武汉的记者，和《生命缘》有“前缘”。
邵晶说：“去武汉的记者非常让我感动。因为一个月来，《生命缘》进驻了北京各个定点医院，记者可以说基本派光了。但要去武汉时，依然有很多记者写请战书，比如《向前一步》的记者。《向前一步》团队当初就是来自于《生命缘》团队，是一个团队。从制片人、导演到记者，都纷纷请战。最后，是制片人李潇亲自带队，还有一名一直在佑安医院的导演和两名摄像，同赴武汉。武汉依然有危险，做这样的选择，他们非常有担当。
“想对他们说，要发挥《生命缘》在重大时刻发声以及医疗纪录片的特点，不但要做出权威的高度，采访到王辰这样顶级、来自北京的院士，有顶级的拍摄、独特的采访思路和权威的资源，同时要有深度纪录片的思考，独特立意。真的希望能区别于以前所有来自武汉的纪录片，能有最深度的记录。多少年之后回看，能成为一部传世之作。
“最后，我还是希望武汉的记者和所有在北京隔离区蹲守的记者，真的能够注意安全。他们平平安安凯旋，是我最大的心愿！”
2
驻地坛医院
李晓东
没有支援，就没有《生命缘》
上次采访进驻北京地坛医院的导演李晓东，是大年初六。当时，地坛医院一个宿舍上下铺的四兄弟，被称为“地坛F4”。目前，李晓东已经在隔离点进行离开医院后的隔离，整理素材。 李晓东言谈稳健，采访其他医院记者时，他们爱说：“这个您问晓东哥，他是总导演，他都知道。”
李晓东笑：“他们都特别棒。不过，我也曾经把组里导演骂哭过，但大家都是就事儿论事儿，事后还是好‘战友’。”
对于年轻记者的哭，李晓东特别有兄长范儿：“哭这个事情是很正常，每个人都有情绪的高点和低点，情绪波动哭了，是特别能理解的事情。只有经历了一些事情、有了很强烈感受、触及了内心，才会有这样的情感迸发。哭不是坏事儿，只要哭完之后，有成长、有进步。”
那扇玻璃窗
李晓东那一组的故事，已经讲过了（具体参见本报今年第5期9、10版）。补充一个小细节，请看这扇玻璃窗。
这是“地坛F4”宿舍的玻璃窗，这些名字，曾让不少记者眺望——钦佩他们的付出与勇敢。李晓东说：“缘起是因为当时我们四个人在宿舍住，杯子等很难分辨，就用马克笔写上名字。后来，同事就在玻璃上写下了在一线拍摄的日期和人员。那时，大家在医院待了约十天了，既是对拍摄的记录，也想彼此鼓励。”
那些“外援”
《生命缘》播出一个月了，回望，李晓东感概总体“生长”。
“目前的确是一个比较特别的时期，我们节目标题都是——《生命缘》抗击疫情特别报道。其实，从报道第一天开始，我们节目组是很难支撑起这样一个大体量播出的（日播，每天10分钟）。是领导统筹兼顾各个环节，调了很多的主力导演、制片人来支援。比如，《向前一步》的制片人李潇，《暖暖的新家》的制片人王彦等。
“赴武汉的记者，就是李潇带队，另外一个导演赖一锐，这次又回来支援。在去武汉之前，他一直在佑安医院拍摄。”
那些不同
“现在和过去最大的不同：《生命缘》以往要跟踪一个长故事，整个节目组的配置，只有8名导演，这次增强时效性，领导从其他节目组调人进行支援，保证播出。
“最大的差异：制作节奏完全不一样。之前拍纪录片，可能一个故事会跟半年或者一年，最少也是两三个月。这次拍两天，第三天或者第四天就要播出了，给了我们一个很大的挑战。回头看这一个多月的播出，我们会再加把劲儿，争取把节目做得更好。”
3
驻北京急救中心
储光照
我哭我哭，我长我长
2月1日，记者储光照、摄像李继伟，进入北京急救中心传染病转运组“大本营”，一个封闭的二层酒店。“大本营”的所有人，调度、医生、护士、司机、洗消组等，要密切配合，共同找到联动中的“动平衡”。这两个差一轮的本命年小哥，偏“艺术型”，在“大本营”活得情感跌宕、故事不断。
他们镜头捕捉的都是120急救车上、途中的故事;他们看不到痊愈的病人，看到的都是确诊或疑似病人;病人有危重，医护就要紧急救护;病人有情绪，路上有可能突然爆发……而他们呢？完成一次转运后，号啕大哭;转运途中，憋不住尿裤子……
急救车，是负压车
北京市急救中心传染病转运组主要负责各大医院及机场口岸疑似和确诊病患，转运到指定的专科医院及各区定点治疗机构。
这支队伍是由精兵强将紧急集结成立的：负责人彭宏伟、护士长韩长虹、组长孟庆凯、洗消组护士长孟繁斌、临时党支部书记张桂霞……平时，大家都穿一样的衣服——蓝色的手术服，薄薄的一层棉布。电话铃响，调度接到转运指令后，1分钟分配人员車组，5分钟转运人员穿戴防护完毕，出车。5分钟内，隔离服、手套、护目镜、口罩、雨鞋……共11件，必须穿戴整齐，记者还有摄像机防护。
急救车有一般的急救车和负压车，记者跟的是负压车。摄像李继伟说：“上去感觉就跟高原反应一样”。然后，记者全套防护服，急救车闪电车速，镜头还不能抖。怎么办？摄像只能憋气端稳镜头，脸憋得发紫。
我哭他哭
第一次任务，只能一个记者上急救车，摄像去了。年长一轮的储光照，因为担心，躲在屋里哭了一鼻子。
储光照曾转运过一位父亲和9岁儿子、2岁女儿。儿子因为确诊，自己一辆车;父亲和女儿，一辆车。这位父亲上车之后，就一直在说话，不停。
储光照说：“我前10分钟就观察，然后跟摄像做了一个手势，靠近，问他：您夜里也没少哭吧？作为一个父亲，他眼泪哗就下来了！侃侃而谈是因为压力啊！总憋着心理会出问题的。脆弱的时候，谁没哭过？夜深人静的时候谁没有担心过？这位父亲正哭的时候，他老母亲打来电话，他声音马上就变了，一直安慰母亲，说都好。这个男人既有脆弱的一面，也有担当的一面，没有把小家、孩子照顾好，又不想让自己的母亲担心，自责难过，手足无措……”
他们还遇见过抱着10个月大儿子的男子去地坛医院和妻子、母亲一起治疗;也看见因没能照顾好孩子，陷入深深自责泪流满面的父亲……他们显得那么无助、恐慌。一路上，转运人员都是尽最大努力去安抚、鼓励，帮助他们释放压力。
尿裤子了
储光照他们转运那位拖儿带女、突然哭了的父亲到地坛医院后，医院人性安排，他妻子的病房就在隔壁。一家人在这里相见，是什么情景？储光照说，这个男人突然表示，不能见，女儿太小了，如果让她看到妈妈，这一晚上就没法带了。这父亲真是谨慎又担当。
“最揪心的是小妹妹一直喊一个名字，后来一问，是她哥哥的名字，要找哥哥！更心酸的事情是什么？我尿裤子了！实在憋不住了，时间太长了……”
转运组当班工作人员一般提前3小时不吃不喝，直到换班。
茅或医生说，记者遭遇的尴尬，也是他们日常工作的常态，急救转运工作就是这样。
冻蒙了
储光照说尿裤子那一天，会是他人生到闭眼都不会忘记的一天。
“从地坛回来的路上，我在救护车上号啕大哭。不是说自己委屈或是尿裤子，而是见识了那样的悲欢离合。报道不够有深度，是没进现场，当你没有看到的时候，一定触及不到你内心的东西。” 凌晨他们回到“大本营”，要在室外把防护服脱掉，储光照第一个脱。
“隔离服是顺着穿倒着脱，整整10分钟，我还没脱完！两个司机和两个医生监督着我，而且没有人可帮我，他们手都是脏的，我脱到最后一步的时候，死活脱不下来，在天寒地冻中……有个司机，曾是当兵的军人，就跟训练新兵蛋子一样训我：你敢用你的手碰里面一下，你回去就给我收拾东西！终于脱下来了，我快冻僵了。用热水冲了15分钟，我才缓过神来，我觉得我已经快濒临死亡了，那种感觉，浑身发抖。”
储光照实话实说：“自从尿裤子以后，我们的感情特别的好。”
我还要再去拍
之后，储光照离开急救中心，来到医学观察点。镜头对准了隔离点的医护和被隔离人员。
储光照说，那里有人生百态——有拿起电话，瞬间变“大堂经理”腔调的医生，只为让被隔离人员感觉亲切;有统计数据、做起表格，堪比专业会计的医生，只为把基层大数据做到精准;有从武汉“火神山”归来的工人，是那么想看看外面的北京;还有一走到隔离房间窗口，就脱掉防护服的医生，只为让孩子不再受到惊吓;更有想起孩子，默默流泪的医生……储光照感动于这些平凡故事，说等隔离期结束，要陪一个小伙子，完成登长城的梦想。
然而，他还是想念急救中心那“一大家子”，念念不忘：
“我还要再去拍。那个洗消组，清洗消毒太受罪了，大家很难看到。我还要拍胡秀英和屈立江夫妇，他们对专业的坚持，让我肃然起敬……还有一位转运的危重大爷，那么艰难都不改幽默本色……疫情中看到的所有，都让我成长。”
3月2日，储光照又来到一线实验室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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驻佑安医院
陈梦圆、何倩被警察妈妈“抓包”，新婚没领成结婚证
陈梦圆是个90后姑娘，她会直杵杵地说：“我们尽量少进病房”“我不用尿不湿”“护士最危险”“我没那么勇敢”……总之，她是瞒了轮流上一线的警察父母，进了佑安医院。
2月25日，陈梦圆妈妈看电视上播出的《生命缘》，就算看不清穿隔离服的女儿，可名字在屏幕上“裸奔”呢！一直被瞒着的老妈百感交集，给女儿写了一封信。陈梦圆说，读那封信“老泪纵横”。
陈梦圆犀利、直接，推崇真实、专业。最近，不少医生专家提道，“医生有多重要，我们的护理姐妹们就有多重要。”陈梦圆就聚焦了这一点。
护士风险最大
在大量接诊阶段，医生冲在最前面，护士是助手。在住院治疗阶段呢？
陈梦圆细解：“暴露在病人面前的时间越长，风险越大。有时候，护士一个操作就20分钟、30分钟，在重症病房里，这是一个非常高危的操作。虽然现在防护比非典那时好了，但是还是有风险。其实，医生都会照顾护士，因为主要就是护士在一线执行操作，除了一些很难的抢救以外，基本上在病房还是护士做的比较多一些。医生也会尽量减少去病房，尽量把防护的东西留给护士们。”
医生有专业更有爱
陈梦圆原本就是医疗领域的记者，对ICU相对熟悉。 “ICU医生的水平很高。有一些很有难度的操作，比如说深静脉置管就是在大腿根儿、肉眼不可见的情况下，將一根大概10厘米长的导丝插到病人的静脉里去。看不出来，摸不着，基本上是靠手感。医生穿这种很厚的防护服，两层手套，其实操作艰难，但是他们基本上能够一次成功。专业之外，医生特别有爱，穿隔离服的时候，都不忘看看别人的穿好了没有。梁连春主任每天天还没亮5点多，就到医院。查完房出来，太阳刚刚升起。”
被耽误的新娘
何倩是1992年的，本来选定2020年2月2日结婚领证。
结果呢？何倩从年前开始，一直在拍外围，公交车、地铁、机场、社区等。然后，正月十五进驻佑安医院。证没领成，新人见不上面。2月15日，才收到一束红玫瑰。原来新郎是程序员，在家办公没日没夜，记错日子了！
祝福我们新婚的姑娘！等疫情结束，结婚证和蜜月，通通补上。
【采访后记】
《生命缘》台前幕后的故事特别多，用新闻视角诠释生命的价值和意义，走了一程又一程。邵晶有一句话：“《生命缘》是医心的一个节目，就是治疗心灵的。
“人人心里有个洞”。愿我们和生命的缘分，长长久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