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今天的各方面矛盾如此尖锐，一定是由于某些方面出了问题。这是任何一个严肃的观察者和思考者都必须面对的问题。在我看来，这个最大的问题就是政府职能转型不到位。
　　所谓政府职能转型，就是“大政府变成小政府，全能型政府变成服务型政府”，说起来似乎容易，但三十多年的实践却证明，要真正做到这一点很难。
　　从1982年开始，中国政府经过了几次改革，但那大都是机构的合并，人员的裁减，而非真正意义上的职能转型。相反，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政府的各方面功能都有不断强化的色彩。
　　2012年3月14日，全国“两会”结束的同一天，我在《震海听风录》节目里组织了一场关于公务员问题的电视论坛。参加论坛的有20世纪80年代的改革风云人物温元凯，也有学者和青年代表。这里的背景是：20世纪80年代，公务员下海经商成风；而如今不但公务员不愿下海，就连青年学生也将考公务员作为择业的首选。这一点与二十多年前大多数年轻人将赴深圳、海南闯荡淘金作为首选的情况，形成截然反差。
　　短短二十多年，年轻人的择业取向和价值观发生了如此重大的变化！青年代表在节目中坦承，与其他职业相比，公务员职业稳定、压力小，而且竞争相对比较公平，这足大多数年轻人对公务员职业趋之若鹜的主要原因。
　　说到这里，问题的一部分本质已经开始显现：年轻人，一个社会最具活力和冒险精神的群体，如今却一出校门就向往安逸、没有任何风险的生活；撇开公务员职业可以带来的巨大潜在寻租利益不谈，这也是極为可怕的现象；除了公务员职业的稳定，恐怕这个职业的潜在权力和其他致富前景，也是吸引年轻人的因素之一。
　　但与此同时，人们也没有理由过多责难今天的年轻人。当公务员的稳定和“寻租”空间日益显现的时候，民营企业的生存环境却日益恶化。这也就难怪年轻人在两者之间做出经过深思熟虑的选择了。对此，温元凯尖锐地指出，虽然客观原因可以理解，但一个民族的青年群体若不以财富为追求目标，而是追求稳定，那还是堪忧的。温元凯还表示，西方早年崛起期有三个地方值得今天的中国学习：一是富于冒险精神，二是追求财富，三是具有信仰。
　　事实上，在今天的中国，政府能够介入的地方实在太多了，以至于外资企业一到中国也知道，在中国最重要的就是与政府的关系，没有与政府的良好关系，一个企业要在中国生存，几乎比登天还难。
　　今天的中国，政府角色存在两种截然相反、本质却完全相同的现象，即越位和缺位。
　　所谓越位，是指政府承担了许多本不该由政府承担的功能，其集中表现就是，政府手中拥有极大的审批权力，同时又缺乏足够的监督。一个项目或是一块地，往往一个地方的最高首长一句话就可以决定其去向。在这种情况下，官员的腐败就成为一种历史的必然了。从这个意义上说，如前所述，反腐的关键不在于抓几个贪官，而在于如何最终将政府撤出市场，将政府手中拥有的过大权力收回。
　　而所谓的缺位，则是指政府往往在一些本该由政府承担责任的领域，完全不见踪影。这集中表现存诸如教育、医疗和部分住房的问题上，这些领域本来应是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以保证百姓无论性别、老少、能力大小或健康好坏，都能享受到符合其尊严的服务。然而，在这些领域里，政府角色却严重缺位了，并且将该负的责任全盘推给市场。因此，我们看到教育、医疗和住房成为百姓头上的“三座大山”，中国的改革在这些领域里陷入了全盘市场化，亦即完全意义上的资本主义的境地。
　　必须承认，在这方面，中国的某些一味迷恋市场化的主流经济学家们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摘自邱震海著作《访与思——中国人成熟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