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前有几个月都在采访城中村改造，这是一个任务，在“完成”这个任务的时候，我想到我的朋友全尚水曾经写过的一本关于三农问题的书，心里忽然弥生出一股沉郁之气，久久不能散去，因为从根子上说我们都是来自那一片泥土，最后也都将回到那泥土中去。
　　我一直喜欢看接地气的文字，不是短平快式的，而是写作者至少有几年时间扎在那里的，这样的文字有时叫调查报告，有时叫非虚构或纪实，如果文学色彩重一点又叫报告文学。而但凡讲起这一块，我们总会提到费孝通，他的《乡土中国》是绕不过去的。事实上中国的仁人志士和知识分子从来就没有放弃过对三农问题的探讨和破解，这样的事例举不胜举，这样的文字也是汗牛充栋。而像我这种看点杂书的人，一度喜欢麦天枢的文字，喜欢像《中国农民调查》这样的图书，这样的文字和書可能会有争议，甚至还会遭打压，但他们发出的声音，正如焰火划过夜空，我们能视而不见吗？除非你已经昏昏欲睡。曾有读者说过，读诸如反映农民问题的作品，会让我们的良心不得安宁，我说那么好，这说明我们还有良心，还在忧水忧粮，还在忧土忧民。如果我们的大地上真的是一片“莺歌燕舞”和“马上发财”，那我想这一类的文字就不存在了。
　　作为一名曾经有农村生活的人，我一直在关注这方面的题材。而全尚水则比我要专业和敬业，因为作为一名农民的儿子，当他成为一名记者之后，他没有忘记自己从哪里来，自己应该到哪里去。是的，记者有时仅仅是一种职业，是一个饭碗，是一名记录者，但当他的记录与历史和时代，特别是跟农村和农民发生关系之后，那么这样的记录文字就像长在土地上的庄稼一样，它是具有生长性的，它是能够给庄稼人和全体人民带来福祉的，包括能给这个饭碗添进白米饭和包子的。有时我也会读我十年前、二十年前的一些文字，这就会有一点恍如隔世之感，但一刹那间又会想到这还是在当下，虽然具体的事件、具体的人可能早已尘埃落定或盖棺论定，但这块土地还在，天空还在，人们赖以生存的社会关系和制度还是没有根本的改变。后来我们也知道，每年中央的一号文件，都是农民和农村的问题，也许从政策层面上说，今天的农民和农村，已经不是我在农村生活时的那种样子了。那个时候有一部电影好看，那五里十里外的人都赶来了，现在有的乡村放电影，那看的人可能跟围着看电视的人似的，也就是说变化太大了。所以我以为农村这本大书永远只有开头，有老的开头，有新的开头，但还远远没有到收官结尾阶段，我几个月的工作只能是完成任务，但不能安放我的心灵，也就是说还有很多很多我所不了解的事，还有很多很多的事，他们没有讲给我听，因为我拿着笔记本，拿着录音笔，他们对这样的人，可能并不怎么放心的。
　　也许有的朋友要问，既然写农村和农民这么难，那我们还要不要写了呢？回答当然是要写，但写的姿态可能要放下来，速度也要慢下来，我们现在写稿，总是被后面的鞭子催着，好像以前的一首老乐曲，曲名叫《扬鞭跃马运粮忙》。而且我以为写农村的也不能老是唱颂歌，老是唱颂歌是没有用的。在并不广阔的田野上，我们首先要做一个记录者，这又让我想起我的朋友写农村的书，因为有一种情怀，一种寄托，那是对父老乡亲的一种交待。而在记录之后，我们更应该做一个思索者，一个寻问者，我们手里已经有了现成答案，但我们仍要寻找，寻找解决问题的路径，虽然它有可能是荆棘丛生或根本就是走不通的……这正是我想要发的史记，因为这是来自于田野的史记，乍一看是阳光下的一块阴影，仔细打量则是我们与生俱来的胎记。
　　再扯开去说一点，自1949年以来，我以为凡是能让人记住的文学作品，大约都是写农村的，主人公也都是农民，前三十年以赵树理、柳青和浩然为代表，后三十年以莫言、陈忠实为代表，包括还有余华和贾平凹的一些小说，这中间可能会有一些问题和主义之争，“歌德”和“缺德”之说，以此种文学文本来反观时代社会，便可以知道农民问题仍是中国第一号问题，当然最近几年也出现了一些反映“城镇”生活的纪实作品，诸如写打工者的，写留守者的，写返乡者的，但他们的根仍是姓农的。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我还是为自己能往农村多跑跑而感到高兴，这也是我愿意接诸如此类任务的原因之一，因为我是带着问题去的，我没有答案，我也质疑某种现成答案，我做采访近三十年，大约能分辨真话和假话，有的不真也不假，但都是套话，那是所谓套路很深的人，但是有些东西还是掩饰不了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太知道我的胎记长在哪里了，长在脸上当然人人皆知，但长在自己身上，即使别人不知，自己还会不知吗？也许我可以通过纹身来掩饰，或者干脆“做”掉它，但我的心里仍然留有这样的胎记的，因为这是与生俱来的，这就是我们的农村，这就是我们的田野，这就是我和我的朋友们要继续写下去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