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学会独立思考
2017年1月14日，中国著名语言学家周有光先生在北京辞世，享年112岁（虚岁）。周有光曾出版多部专著，105岁仍保持很大的阅读量；从经济学家到语言学家，他亦能游刃有余。在亲友眼中，他是和蔼有趣的长辈；在邻居眼中，他是平易近人、记性特别好的老头。他那间不过八九平米的小书房，曾被外甥女称为“知识的汪洋大海”。从1906年到2017年，这位大作家沈从文口中知识渊博的“周百科”，给世人留下了一段传奇人生。
周有光在很多回忆中都提及这样一个故事：他在圣约翰大学读书时，学校阅览室的中英文报纸特别多。有一次，周有光在那里看报纸，碰巧一位英国老师也在那里。这位老师把周有光和另外几位学生叫到外面去聊天，问大家平时怎么看报纸。周有光很纳闷老师的这个问题，看报就看报，还要“怎么看”？老师说：“看报有看报的方法。每天看完报纸，要问自己：今天这些消息中，哪一条是最重要的？第二个问题：为什么这一条新闻最重要？最后还要问自己：这条新闻的背景是什么？如果不知道，就去图书馆查书，最容易的办法就是查百科全书。”这一番话让周有光受益颇深，“我后来就按照他这个方法来看报，很快就感觉到进步得非常快，而且把自己的生活和全世界的活动连成一片。”
素材点击
先是经济学家，再是语言学家，最后是思想家，年龄之于周有光，只剩下为他涂抹金色的意义。他的人生没有上下半场，也没有高潮低潮，只有一直向前、不断上扬的征程。
精致的利他主义者
李佩先生去世了，享年99岁。她的一生堪称传奇，做了很多利国利民利社会的大事业。她是“两弹一星”元勋郭永怀的遗孀，被称作“中科院最美的玫瑰”“中关村的明灯”“年轻的老年人”。她和李政道一起帮助中国第一批自费留学生走出国门。当时没有托福、GRE考试，她就自己出题，李政道在美国选录学生。81岁那年，她创办中关村大讲坛，从1998年到2011年，总共办了600多场。她请的主讲人也都是各个领域的“名角儿”，比如黄祖洽、杨乐、饶毅等。
当年，郭永怀、李佩夫妇受钱学森邀请从美国康奈尔大学回国。郭永怀为中国第一颗导弹热核武器的发射忙碌着。1968年12月4日，在试验中发现了一个重要线索后，他在当晚急忙赶到兰州乘飞机回北京，飞机却在西郊机场降落时失事。
据力学所的同事回忆，得知噩耗的李佩极其镇静，几乎没说一句话，克制到令人心痛。郭永怀走后没两年，十几岁的女儿去内蒙古下乡当知青，李佩到合肥中科大继续接受审查和劳动改造。政治的湍流一次次把她卷进旋涡。更大的生活湍流发生在上个世纪90年代，唯一的女儿也病逝了。老人默默收起女儿小时候玩的布娃娃，几天后，她像平常一样又拎着收录机去中国科学院上英语课去了，只是声音沙哑。
当国家授予郭永怀先生“两弹一星”功勋奖章后，李佩托一个到合肥的朋友，把这枚奖章随手装在行李箱里，捐给了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在李佩眼里，没有什么是不能舍弃的。
几年前，她捐给力学所和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各30万。没有任何仪式，就像处理一张水费电费单一样平常。“捐就是捐，要什么仪式。”她说。
而李佩先生客厅里的茶几还是60年前回国时家里的陪嫁。早年从美国带回的手摇计算机、电风扇、小冰箱，捐了。郭永怀走后，写字台、书、唱片，捐了。李佩先生一生教学的英语教案，捐了。汶川大地震，挽救昆曲，为智障幼儿园，她都捐钱。有后辈说她对待名利的样子，就像居里夫人把最大额的英镑当书签，把诺奖的奖杯随意给孩子当玩具。
素材点击
李佩先生的生命如此耀亮，在于她百年的人生，都在为事业奉献，在给予他人无私帮助中度过。这样的人生更加有分量，更加值得大书特书。
“生活就是一种永恒的沉重的努力。”李佩先生的老朋友、中国科学院大学的同事颜基义先生，用米兰·昆德拉的这句名言形容李佩先生。李佩先生见过太多的是是非非、潮起潮落，在她生命丰盈的时候，抛开个人苦难，尽全身心之力投入到伟大的事业当中，造福于国家社会，是一个精致的利他主义者。
人生的至高境界
杨绛先生的一生历经沉浮沧桑，然而她却始终以轻盈的姿态来承担生命的沉重；她居于精神的“高处”，却以“不争”的品格寻“平处”而居；她的文字朴素平实，却又隽永风趣，哀而不伤，满载着“走在人生边上”的智慧、豁达和俏皮。
杨先生《我们仨》一书中这样写道：“我们这个家，很朴素；我们三个人，很单纯。我们与世无求，与人无争，只求相聚在一起，相守在一起，各自做力所能及的事……我们稍有一点快乐，也会变得非常快乐。”在“文革”中，她们一家与世无争，为避免犯错误、惹是非，就离群索居，亲近自然，甚至与颐和园后山的松树交上了朋友。即使钱钟书先生做社科院院长期间，他也不要办公室，不要秘书，深自敛抑，不争出头。《堂吉诃德》的翻译出版，为杨先生带来了极高的社会声誉，各種礼遇接踵而来，西班牙还授予她“智慧国王阿方索十世大十字勋章”。对于这一切，她都淡然受之，然后复归于零。钱先生去世后，杨先生更是返璞归真，谢绝一切荣誉、地位、特殊权利等，心如止水，读书自娱。中国社会科学院授予她荣誉学部委员，她没有接受；英国牛津大学艾克塞特学院（ExeterCollege）推选她为荣誉院士，她也婉拒了……她居住多年的北京三里河寓所，依然是水泥地、白石灰墙，没有经过任何装修，连阳台也没有封闭。有人问她原因，杨先生风趣地回答：“为了坐在屋里能够看到一片蓝天。”
素材点击
不争，不仅是一种知足保和、乐天安命的人生境界，更是一种洞达人生的清明智慧。杨先生的兴趣在读书和学术上，自然要力避一切可能的干扰。她曾说：“细细想来，我这也忍，那也忍，无非为了保持内心的自由、内心的平静。”
“我和谁都不争，和谁争我都不屑。简朴的生活、高贵的灵魂是人生的至高境界。”杨先生如是说。然而，中国先贤却告诉我们，“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这正是对杨先生的传神写照。
像小学生一样崇拜儿子
老舍先生在教育孩子方面，只有两个字：无为！他不看重功课，也没有强迫儿子舒乙学贯中西，子承父业，甚至还希望舒乙长大后当木匠或是车夫。
但是，舒乙却学了理工科，老舍非常高兴，竟然还生出些小得意。因为，当时理工科是建设国家最实用的。那时的人们常说：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每当理工科同学到舒乙家玩时，老舍总会拿把小椅，像一名小学生，安安静静地坐在一旁，听他们讲话。他们说到哪，老舍的眼神就跟到哪，还在小笔记本上恭敬地写写画画。后来，老舍还专门写了一篇文章——《可喜的寂寞》，表达对儿子及其同学的无限崇拜之情。
舒乙大学学的专业是研究如何从木材里提炼酒精。学文的老舍就更不懂了，所以他最崇拜儿子舒乙。
有朋友到老舍家来，他会像小孩子一样不失时机地向朋友炫耀：“我儿子比我强啊！他懂得怎样用木头来造酒，你们说，神不神？”等朋友们要凳子坐的时候，老舍笑呵呵地卖个关子：真不巧，你看我们家的桌椅板凳，全被我儿子劈掉造酒了……
素材点击
作为一名文学泰斗，老舍先生没有架子，虚心向晚辈学习，连他爱炫耀的小缺点，也带有几分孩子般的小情趣。
老舍先生的“无教育”胜似“有教育”，如同一片广袤葱嫩的原野，一群小羊仔在自由自在地啃草，至于小羊仔们喜欢啃草根还是摘草叶，选择三叶草还是婆婆丁，牧羊人不管，那是它们自己的事，只要无毒无害就可以了。结果，舒乙这只小羊仔，在“放养”的自然环境下，在科技兼文艺方面成长为万众瞩目的“领头羊”。
2017年1月14日，中国著名语言学家周有光先生在北京辞世，享年112岁（虚岁）。周有光曾出版多部专著，105岁仍保持很大的阅读量；从经济学家到语言学家，他亦能游刃有余。在亲友眼中，他是和蔼有趣的长辈；在邻居眼中，他是平易近人、记性特别好的老头。他那间不过八九平米的小书房，曾被外甥女称为“知识的汪洋大海”。从1906年到2017年，这位大作家沈从文口中知识渊博的“周百科”，给世人留下了一段传奇人生。
周有光在很多回忆中都提及这样一个故事：他在圣约翰大学读书时，学校阅览室的中英文报纸特别多。有一次，周有光在那里看报纸，碰巧一位英国老师也在那里。这位老师把周有光和另外几位学生叫到外面去聊天，问大家平时怎么看报纸。周有光很纳闷老师的这个问题，看报就看报，还要“怎么看”？老师说：“看报有看报的方法。每天看完报纸，要问自己：今天这些消息中，哪一条是最重要的？第二个问题：为什么这一条新闻最重要？最后还要问自己：这条新闻的背景是什么？如果不知道，就去图书馆查书，最容易的办法就是查百科全书。”这一番话让周有光受益颇深，“我后来就按照他这个方法来看报，很快就感觉到进步得非常快，而且把自己的生活和全世界的活动连成一片。”
素材点击
先是经济学家，再是语言学家，最后是思想家，年龄之于周有光，只剩下为他涂抹金色的意义。他的人生没有上下半场，也没有高潮低潮，只有一直向前、不断上扬的征程。
精致的利他主义者
李佩先生去世了，享年99岁。她的一生堪称传奇，做了很多利国利民利社会的大事业。她是“两弹一星”元勋郭永怀的遗孀，被称作“中科院最美的玫瑰”“中关村的明灯”“年轻的老年人”。她和李政道一起帮助中国第一批自费留学生走出国门。当时没有托福、GRE考试，她就自己出题，李政道在美国选录学生。81岁那年，她创办中关村大讲坛，从1998年到2011年，总共办了600多场。她请的主讲人也都是各个领域的“名角儿”，比如黄祖洽、杨乐、饶毅等。
当年，郭永怀、李佩夫妇受钱学森邀请从美国康奈尔大学回国。郭永怀为中国第一颗导弹热核武器的发射忙碌着。1968年12月4日，在试验中发现了一个重要线索后，他在当晚急忙赶到兰州乘飞机回北京，飞机却在西郊机场降落时失事。
据力学所的同事回忆，得知噩耗的李佩极其镇静，几乎没说一句话，克制到令人心痛。郭永怀走后没两年，十几岁的女儿去内蒙古下乡当知青，李佩到合肥中科大继续接受审查和劳动改造。政治的湍流一次次把她卷进旋涡。更大的生活湍流发生在上个世纪90年代，唯一的女儿也病逝了。老人默默收起女儿小时候玩的布娃娃，几天后，她像平常一样又拎着收录机去中国科学院上英语课去了，只是声音沙哑。
当国家授予郭永怀先生“两弹一星”功勋奖章后，李佩托一个到合肥的朋友，把这枚奖章随手装在行李箱里，捐给了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在李佩眼里，没有什么是不能舍弃的。
几年前，她捐给力学所和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各30万。没有任何仪式，就像处理一张水费电费单一样平常。“捐就是捐，要什么仪式。”她说。
而李佩先生客厅里的茶几还是60年前回国时家里的陪嫁。早年从美国带回的手摇计算机、电风扇、小冰箱，捐了。郭永怀走后，写字台、书、唱片，捐了。李佩先生一生教学的英语教案，捐了。汶川大地震，挽救昆曲，为智障幼儿园，她都捐钱。有后辈说她对待名利的样子，就像居里夫人把最大额的英镑当书签，把诺奖的奖杯随意给孩子当玩具。
素材点击
李佩先生的生命如此耀亮，在于她百年的人生，都在为事业奉献，在给予他人无私帮助中度过。这样的人生更加有分量，更加值得大书特书。
“生活就是一种永恒的沉重的努力。”李佩先生的老朋友、中国科学院大学的同事颜基义先生，用米兰·昆德拉的这句名言形容李佩先生。李佩先生见过太多的是是非非、潮起潮落，在她生命丰盈的时候，抛开个人苦难，尽全身心之力投入到伟大的事业当中，造福于国家社会，是一个精致的利他主义者。
人生的至高境界
杨绛先生的一生历经沉浮沧桑，然而她却始终以轻盈的姿态来承担生命的沉重；她居于精神的“高处”，却以“不争”的品格寻“平处”而居；她的文字朴素平实，却又隽永风趣，哀而不伤，满载着“走在人生边上”的智慧、豁达和俏皮。
杨先生《我们仨》一书中这样写道：“我们这个家，很朴素；我们三个人，很单纯。我们与世无求，与人无争，只求相聚在一起，相守在一起，各自做力所能及的事……我们稍有一点快乐，也会变得非常快乐。”在“文革”中，她们一家与世无争，为避免犯错误、惹是非，就离群索居，亲近自然，甚至与颐和园后山的松树交上了朋友。即使钱钟书先生做社科院院长期间，他也不要办公室，不要秘书，深自敛抑，不争出头。《堂吉诃德》的翻译出版，为杨先生带来了极高的社会声誉，各種礼遇接踵而来，西班牙还授予她“智慧国王阿方索十世大十字勋章”。对于这一切，她都淡然受之，然后复归于零。钱先生去世后，杨先生更是返璞归真，谢绝一切荣誉、地位、特殊权利等，心如止水，读书自娱。中国社会科学院授予她荣誉学部委员，她没有接受；英国牛津大学艾克塞特学院（ExeterCollege）推选她为荣誉院士，她也婉拒了……她居住多年的北京三里河寓所，依然是水泥地、白石灰墙，没有经过任何装修，连阳台也没有封闭。有人问她原因，杨先生风趣地回答：“为了坐在屋里能够看到一片蓝天。”
素材点击
不争，不仅是一种知足保和、乐天安命的人生境界，更是一种洞达人生的清明智慧。杨先生的兴趣在读书和学术上，自然要力避一切可能的干扰。她曾说：“细细想来，我这也忍，那也忍，无非为了保持内心的自由、内心的平静。”
“我和谁都不争，和谁争我都不屑。简朴的生活、高贵的灵魂是人生的至高境界。”杨先生如是说。然而，中国先贤却告诉我们，“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这正是对杨先生的传神写照。
像小学生一样崇拜儿子
老舍先生在教育孩子方面，只有两个字：无为！他不看重功课，也没有强迫儿子舒乙学贯中西，子承父业，甚至还希望舒乙长大后当木匠或是车夫。
但是，舒乙却学了理工科，老舍非常高兴，竟然还生出些小得意。因为，当时理工科是建设国家最实用的。那时的人们常说：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每当理工科同学到舒乙家玩时，老舍总会拿把小椅，像一名小学生，安安静静地坐在一旁，听他们讲话。他们说到哪，老舍的眼神就跟到哪，还在小笔记本上恭敬地写写画画。后来，老舍还专门写了一篇文章——《可喜的寂寞》，表达对儿子及其同学的无限崇拜之情。
舒乙大学学的专业是研究如何从木材里提炼酒精。学文的老舍就更不懂了，所以他最崇拜儿子舒乙。
有朋友到老舍家来，他会像小孩子一样不失时机地向朋友炫耀：“我儿子比我强啊！他懂得怎样用木头来造酒，你们说，神不神？”等朋友们要凳子坐的时候，老舍笑呵呵地卖个关子：真不巧，你看我们家的桌椅板凳，全被我儿子劈掉造酒了……
素材点击
作为一名文学泰斗，老舍先生没有架子，虚心向晚辈学习，连他爱炫耀的小缺点，也带有几分孩子般的小情趣。
老舍先生的“无教育”胜似“有教育”，如同一片广袤葱嫩的原野，一群小羊仔在自由自在地啃草，至于小羊仔们喜欢啃草根还是摘草叶，选择三叶草还是婆婆丁，牧羊人不管，那是它们自己的事，只要无毒无害就可以了。结果，舒乙这只小羊仔，在“放养”的自然环境下，在科技兼文艺方面成长为万众瞩目的“领头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