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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划前言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林海、雪原、黑土地滋养着东北人的豪迈奔放，天苍苍野茫茫的原野孕育着西北人的洒脱粗犷。
江南水乡的人充满着细腻与灵秀，黄土高原的人则质朴而刚强。北方人眼中的南方人，是十七八女郎，执红牙板。歌“杨柳岸晓风残月”；南方人眼中的北方人，是关西大汉，铜琵琶，铁绰板，唱“大江东去”。
历史上，南北军事政权对立。结果大多以北方政权统一而告终；而经济重心却不断南移。风从南方来。改革开放以来，广东、浙江等南方省份开风气之先，率先站上了经济大潮的浪尖。
经济、文化、政治，一切活动归根结底都是人的活动。因地缘而形成的人的思维、个性会悄无声息地渗透在每一次具体的社会活动中，形成颇有特点、耐人寻味的我们称之为“风格”的东西。
泱泱中华，地广人多。将十几亿人口简单地划分为南方人和北方人显然过于武断，然而地缘文化毫无疑问地在每个人的身上刻下了一个烙印。学者早已预言的“地球村”已然成为现实，世界是平的，当历史渐行渐远。当地域渐行渐近时，我们是否还能在彼此身上找寻得到一点地缘性呢？
（文/郭霞）
以秦岭一淮河为界，广袤的中国大地，大概可分一南一北。居住在中原、华北、东北、西北、内蒙古一带的中国人，被称为北方人；居住在江南、岭南、东南、西南、华中一带的中国人，被称为南方人。
这种划分，不仅仅在地理上存在区分意义，在人格上也存在区分的道理。
分野与合流
北方人，粗犷大气，爽快豪迈，大大咧咧，交朋友讲究“掏心窝子”，大多体魄健壮，人高马大，讲话具有强大气场——这是南方人一直以来对北方人的印象。
南方人，心思细腻，作风温和，脑瓜灵敏，交朋友讲究“君子之交”，身材多不高大，性格时显柔弱——这是南方人。
鲁迅在《北人与南人》中如此评述：“据我所见，北人的优点是厚重，南人的优点是机灵。”
林语堂的评述比较精彩，他在《北方与南方》中说：“一方面，我们看到的是北方的中国人，习惯于简单质朴的思维和艰苦的生活，身材高大健壮，性格热情幽默，吃大葱，爱开玩笑。他们是自然之子，从各方面来讲更像蒙古人，与上海以及江浙一带的人相比更为保守，他们没有丧失自己的种族活力。他们是河南拳匪、山东大盗以及篡位的窃国大盗。”
他又评价南方人：“在东南边疆，长江以南，人们会看到另一种人。他们习惯于安逸，勤于修养，老于世故，头脑发达，身体退化，喜爱诗歌，喜欢舒适。他们是圆滑但发育不全的男人，苗条但神经衰弱的女人。他们是精明的商人，出色的文学家，战场上的胆小鬼，随时准备在伸出的拳头落在自己头上之前就翻滚在地，哭爹喊娘。”
语句极具调侃，同时切中要害。
鲁迅和林语堂都是民国中人，如果说当时的中国南北分野依然如此明显，以致两位大师都写出颇显绝对的话语，那么在改革开放的今天，在市场要素在南北之间自由流动了数十年的当代，中国南方人与北方人的界限恐怕已经开始模糊。
一位江西人，到哈尔滨读书，回来后说：北方人和南方人的性格差异原来也不是很大。
另一位广东人，慕北方人“豪爽”之名，到北方某城市生活了数年，最后发现：所谓北方人的“豪爽”，实际上是浪得虚名，该城市的人和广东人一样精明，甚至还不乏势利之气。
不少北漂一族和南漂一族，在异乡感受到“异域文化”的同时，也感觉到南北差异原来并没有想像中大。
或许，正是北漂者与南漂者自己，造成了差异不大的南北，因为他们给北方带来了南方血液，又给南方带去了北方气息。这种气质上的互换，让中国的南方人和北方人同时获得了人格上的更新和进步。
男人与女人
虽然中国南北个性已经十分接近，但是我们依然不能忽视差异的存在。细心的人，或者在南北两地来回奔波、反复体验的人，始终还是能捕捉到某种异感，这种异感是什么呢？
比方说，“南方的男人不够爷们儿。”——这个命题，成不成立？
自然，与北方的男人相比，南方的男人心思比较细腻，性格比较温和，似乎缺乏豪迈之气，这也成为不少北方人认为南方男人缺少男人味的口实。
然而不得不说，这纯属误解。南方人里有一个民系，叫潮汕人，他们的团结精神在全中国是数一数二的，在学校里，帮派中，一提到“潮汕帮”，颇让人闻风丧胆，因为他们十分团结，打起群架、斗起殴来，其狠劲跟北方人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至于重庆人、湖北人，虽皆处南方，其民风之彪悍却也是响彻全国。
南方男人也“很男人”，只是他们体现“男人味”的方式不同。北方之所谓“男人味”，是指一种豪放之气，而南方男人的“男人味”，则是一种锐气，或者说是一种“嚣气”（之所以用“嚣”，有出处，见《广舆记》对南北军队的评述）。
所以，在《三国演义》中，我们既可以看到曹操这种典型的北方豪放派，也能看到周瑜这种典型的南方英姿派。这两类男人，恐怕可以大体代表南北两方的“真男人”了。
在感情上，曹操对于妾侍的大气姿态，以及周瑜对于小乔的细腻情感，也恰恰能够反映出南北男人的情感特征。
周瑜最后是被气死的，虽然这只是演义而非史实，却刚刚好道出南方男人的弱点——虽有英姿和锐气，但骨子里却是千回百转的心思。相比之下，北方男人在心态上要“无所谓”得多，从这个角度而言，“儿女情长，英雄气短”确实挺适合用在南方男人身上。
至于女人，如果说北方男人更有男人味，那么南方女人就更有女人味了。
在南方，你会看到很多内向、内秀、充满内在美的女性，她们表面默默无言，内心世界却极为丰富，极富诗意。具备林黛玉“抑郁美”气质的，在南方不在少数，这在北方自然被当做病态的典型。北方女人，自然，大气，性情，干练，如果说南方女人是精心打理的花园，那北方女人就是自然清新的田园了。
作家艾云在《南方女人与北方女人》中写道：“想起南方女人，总觉那低眉敛目欲羞还闭娇怯柔驯如睡莲般轻盈；想起北方女人，总觉那甩着短发匆匆行进路途包打天下如刺玫的练达。”这实在是精妙的概括。 政治与商业
北人重仕，南人重商，这一格局千年未改。
北方，在历史上大多数时期是政治中心，西安、洛阳、北京是从古至今的政治正统。受硬件条件影响，文化上北方一直是“官文化”主导。
南方，虽然历史上开发较晚，到了三国时期还被称作“不毛之地”，但由于战乱少，近海洋，远离政治中心，因此在经济上很快就超越北方。在商业文化上，南方可谓遥遥领先。
直至今日，如果让一个北方青年做选择：喜欢当官还是做生意，十有八九选前者。当官有面子，不失礼，再小的官也是官，与“民”就不一样了——这是不少北方人深入骨髓的观念。而如果让一个南方青年选择人生道路：当官还是做生意？十有八九选择后者。有钱最实际——这不仅仅是改革开放之后以拜金主义闻名全国的广东人的观念，也是浙江人的普遍观念。浙江人自小的家庭教养中就被灌输做生意的理念，不少父母说的话是：“好好学做生意，不然长大以后让你当官。”这与北方的教育是完全相反的。
就个性而言，北方人确实适合从政，南方人确实适合从商。北方人性格稳定，厚重，耐持久，这是政治家所需要的。南方人性格灵活，多变，爆发力强，这是企业家所需要的。因此，南北在政治与经商上的分工，既是个性使然，也是效率需要。
当然，分工到了最后也需要综合。南北人在政治与商业上的分野，一旦合流，也会产生意想不到的收获。例如当北方人进入经济领域时，他们大气的个性会发挥出来，他们在官场上的某种“抓大放小”的能力、管理人的能力、演说的能力可以很好地运用到企业经营之中，在企业发展的某些阶段，能够做好政治上的把握以及对政治资源的有效利用，这些都是北方企业家的优胜之处。
而若南方人去从政，则某种平民思维，可能会带来政治上的革新，又或者是在招商引资、发展经济方面更有作为，这些，都是南北个性互相借鉴的好处。
战场与文艺
在战场上，北方绝大多数时期是胜利者、征服者。
有个有趣的现象，如林语堂所说：“吃大米的南方人不能登上龙位，只有吃面条的北方人才可以，这是一贯的传统。”他说，“在所有以武力夺取了政权而建立自己的朝代盗匪中，没有一个是江南人。”
江南人适于经商，而经商所需要的那种拐弯抹角的思维，不适用于硬碰硬的战争，血淋淋的战场。粗犷豪放的北方人可能更适合当军人，更适合冲锋杀敌。
因此，不难解释中国历史上为何大凡南北分治时期，大多以北方吞并南方作结，而不是反过来。
例如三国时期，曹操大军压境，东吴还未开始打，一席文臣已经在讨论投降事宜。宋朝，南宋经济实力何其强大，然而最北、最穷的蒙古大军铁骑一到，霎时间踏破江南。当然还有更多史料，在此难以一一而足，总之历史证明了，南北对战，多为北胜。
南方的君主出了不少“文艺范儿”，譬如南朝陈国的皇帝陈叔宝擅长作词，代表作是宫廷淫靡之作《玉树后庭花》，南唐的皇帝李煜也擅长作词，代表作是伤感离别词《虞美人》。
然而，这些南方的文艺型君主，吟唱着伤感、忧郁、充满无奈感情的诗作，画着清静无为的山水花鸟画，试问如何治国，如何治军，如何打仗？因此，他们的国家处于弱势也就很正常了。结果，陈叔宝亡国了，李煜亡国了。
所以，适合南方人自由驰骋的，恐怕不是在战场，倒是在文艺。
大凡文艺，在总体上都可分为南派与北派。南派重技巧，北派重自然；南派重千回百转，北派重一往无前；南派重华丽形式，北派重质朴感情。
最近，浙江卫视热播《中国好声音》，我们可以看到那些来自东北、陕西、内蒙古、北京的歌手，大多擅长彪悍的曲目，飙高音，斗音浪，来自内蒙古的张纬一曲《high歌》震撼全场，两个北方男孩在台上把深情曲目《我愿意》改成摇滚风格，让观众耳目一新。
相反，那些来自湖南、四川、福建的南方歌手，更加擅长用技法取巧，用唱法取胜，他们娴熟运用各种真假音、变调，所选的歌曲也多是情感细腻类。
实际上，在整个中国乐坛，北方歌手如那英、刘欢、田震、韩红、杨坤、刀郎、汪峰等皆为豪放派，南方歌手如邓丽君、张国荣、张学友、王菲、周杰伦等皆为细腻派，二者曲风之巨大差别，足以清晰地显示出南北差异。
南北文化交融与人格自我更新
虽然南北人之间的差别在某些领域如此明显，在男人、女人、政治、商业、战场、文艺各途都显现出不可忽视的异象，然而，从长远而言，两者互相靠近、相互取长、水乳交融的进程无疑在加快。
实际上有很多模糊地带分不清南北。例如四川，虽然地属南方，但是其彪悍浑厚的民风，其因崎岖山地遍布而影响的区域民性，倒挺像北方，豪放派诗人李白、苏轼就都为四川人（李白虽祖籍不在四川，但在四川长大）。再如同样位于中部的湖北、重庆、安徽，他们的民风皆处南北风格之间，颇显折中。
在广东，有一个民系叫客家人，他们是北人南迁的一支，而且是历史时间上最近的一支南迁队伍，性格中许多北方基因还未磨灭。而在北方滨海一带的城市，如青岛，城市性格受海洋文化影响，倒显现出某种南方的味道，在商业上更有潜力于其他北方内陆城市。
更重要的是，在文化自由大流动的今天，在信息畅通、媒体发达、电视节目南北共赏的现代，南北的硬性差异正在迅速缩小。上世纪90年代，港台音乐横扫北方，深深烙于北方80后、90后的童年内心，这无疑是南方文化对北方文化的一次猛烈进攻。而北方人大批南下，到南方经济发达地区经商、打拼，又可视为北方文化对南方文化的一种强大补充。在这些文化互攻和补充中，南北文化差距渐行渐小。
因此，如果单纯对南方人、北方人进行僵硬的、刻板的区分，显然并不科学。若要严谨地研究中国人的地域性格，必须结合地形、气候、海洋、河流、历史迁徙、文化流动等种种因素进行综合考量，这就是学术研究者的课题了。我们要做的，只是大体认识南方人和北方人这两个大群体概念，了解其大致的优势与劣势，互鉴互赏，取长补短。中国人的人格更新，大概便可凭此一途罢！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林海、雪原、黑土地滋养着东北人的豪迈奔放，天苍苍野茫茫的原野孕育着西北人的洒脱粗犷。
江南水乡的人充满着细腻与灵秀，黄土高原的人则质朴而刚强。北方人眼中的南方人，是十七八女郎，执红牙板。歌“杨柳岸晓风残月”；南方人眼中的北方人，是关西大汉，铜琵琶，铁绰板，唱“大江东去”。
历史上，南北军事政权对立。结果大多以北方政权统一而告终；而经济重心却不断南移。风从南方来。改革开放以来，广东、浙江等南方省份开风气之先，率先站上了经济大潮的浪尖。
经济、文化、政治，一切活动归根结底都是人的活动。因地缘而形成的人的思维、个性会悄无声息地渗透在每一次具体的社会活动中，形成颇有特点、耐人寻味的我们称之为“风格”的东西。
泱泱中华，地广人多。将十几亿人口简单地划分为南方人和北方人显然过于武断，然而地缘文化毫无疑问地在每个人的身上刻下了一个烙印。学者早已预言的“地球村”已然成为现实，世界是平的，当历史渐行渐远。当地域渐行渐近时，我们是否还能在彼此身上找寻得到一点地缘性呢？
（文/郭霞）
以秦岭一淮河为界，广袤的中国大地，大概可分一南一北。居住在中原、华北、东北、西北、内蒙古一带的中国人，被称为北方人；居住在江南、岭南、东南、西南、华中一带的中国人，被称为南方人。
这种划分，不仅仅在地理上存在区分意义，在人格上也存在区分的道理。
分野与合流
北方人，粗犷大气，爽快豪迈，大大咧咧，交朋友讲究“掏心窝子”，大多体魄健壮，人高马大，讲话具有强大气场——这是南方人一直以来对北方人的印象。
南方人，心思细腻，作风温和，脑瓜灵敏，交朋友讲究“君子之交”，身材多不高大，性格时显柔弱——这是南方人。
鲁迅在《北人与南人》中如此评述：“据我所见，北人的优点是厚重，南人的优点是机灵。”
林语堂的评述比较精彩，他在《北方与南方》中说：“一方面，我们看到的是北方的中国人，习惯于简单质朴的思维和艰苦的生活，身材高大健壮，性格热情幽默，吃大葱，爱开玩笑。他们是自然之子，从各方面来讲更像蒙古人，与上海以及江浙一带的人相比更为保守，他们没有丧失自己的种族活力。他们是河南拳匪、山东大盗以及篡位的窃国大盗。”
他又评价南方人：“在东南边疆，长江以南，人们会看到另一种人。他们习惯于安逸，勤于修养，老于世故，头脑发达，身体退化，喜爱诗歌，喜欢舒适。他们是圆滑但发育不全的男人，苗条但神经衰弱的女人。他们是精明的商人，出色的文学家，战场上的胆小鬼，随时准备在伸出的拳头落在自己头上之前就翻滚在地，哭爹喊娘。”
语句极具调侃，同时切中要害。
鲁迅和林语堂都是民国中人，如果说当时的中国南北分野依然如此明显，以致两位大师都写出颇显绝对的话语，那么在改革开放的今天，在市场要素在南北之间自由流动了数十年的当代，中国南方人与北方人的界限恐怕已经开始模糊。
一位江西人，到哈尔滨读书，回来后说：北方人和南方人的性格差异原来也不是很大。
另一位广东人，慕北方人“豪爽”之名，到北方某城市生活了数年，最后发现：所谓北方人的“豪爽”，实际上是浪得虚名，该城市的人和广东人一样精明，甚至还不乏势利之气。
不少北漂一族和南漂一族，在异乡感受到“异域文化”的同时，也感觉到南北差异原来并没有想像中大。
或许，正是北漂者与南漂者自己，造成了差异不大的南北，因为他们给北方带来了南方血液，又给南方带去了北方气息。这种气质上的互换，让中国的南方人和北方人同时获得了人格上的更新和进步。
男人与女人
虽然中国南北个性已经十分接近，但是我们依然不能忽视差异的存在。细心的人，或者在南北两地来回奔波、反复体验的人，始终还是能捕捉到某种异感，这种异感是什么呢？
比方说，“南方的男人不够爷们儿。”——这个命题，成不成立？
自然，与北方的男人相比，南方的男人心思比较细腻，性格比较温和，似乎缺乏豪迈之气，这也成为不少北方人认为南方男人缺少男人味的口实。
然而不得不说，这纯属误解。南方人里有一个民系，叫潮汕人，他们的团结精神在全中国是数一数二的，在学校里，帮派中，一提到“潮汕帮”，颇让人闻风丧胆，因为他们十分团结，打起群架、斗起殴来，其狠劲跟北方人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至于重庆人、湖北人，虽皆处南方，其民风之彪悍却也是响彻全国。
南方男人也“很男人”，只是他们体现“男人味”的方式不同。北方之所谓“男人味”，是指一种豪放之气，而南方男人的“男人味”，则是一种锐气，或者说是一种“嚣气”（之所以用“嚣”，有出处，见《广舆记》对南北军队的评述）。
所以，在《三国演义》中，我们既可以看到曹操这种典型的北方豪放派，也能看到周瑜这种典型的南方英姿派。这两类男人，恐怕可以大体代表南北两方的“真男人”了。
在感情上，曹操对于妾侍的大气姿态，以及周瑜对于小乔的细腻情感，也恰恰能够反映出南北男人的情感特征。
周瑜最后是被气死的，虽然这只是演义而非史实，却刚刚好道出南方男人的弱点——虽有英姿和锐气，但骨子里却是千回百转的心思。相比之下，北方男人在心态上要“无所谓”得多，从这个角度而言，“儿女情长，英雄气短”确实挺适合用在南方男人身上。
至于女人，如果说北方男人更有男人味，那么南方女人就更有女人味了。
在南方，你会看到很多内向、内秀、充满内在美的女性，她们表面默默无言，内心世界却极为丰富，极富诗意。具备林黛玉“抑郁美”气质的，在南方不在少数，这在北方自然被当做病态的典型。北方女人，自然，大气，性情，干练，如果说南方女人是精心打理的花园，那北方女人就是自然清新的田园了。
作家艾云在《南方女人与北方女人》中写道：“想起南方女人，总觉那低眉敛目欲羞还闭娇怯柔驯如睡莲般轻盈；想起北方女人，总觉那甩着短发匆匆行进路途包打天下如刺玫的练达。”这实在是精妙的概括。 政治与商业
北人重仕，南人重商，这一格局千年未改。
北方，在历史上大多数时期是政治中心，西安、洛阳、北京是从古至今的政治正统。受硬件条件影响，文化上北方一直是“官文化”主导。
南方，虽然历史上开发较晚，到了三国时期还被称作“不毛之地”，但由于战乱少，近海洋，远离政治中心，因此在经济上很快就超越北方。在商业文化上，南方可谓遥遥领先。
直至今日，如果让一个北方青年做选择：喜欢当官还是做生意，十有八九选前者。当官有面子，不失礼，再小的官也是官，与“民”就不一样了——这是不少北方人深入骨髓的观念。而如果让一个南方青年选择人生道路：当官还是做生意？十有八九选择后者。有钱最实际——这不仅仅是改革开放之后以拜金主义闻名全国的广东人的观念，也是浙江人的普遍观念。浙江人自小的家庭教养中就被灌输做生意的理念，不少父母说的话是：“好好学做生意，不然长大以后让你当官。”这与北方的教育是完全相反的。
就个性而言，北方人确实适合从政，南方人确实适合从商。北方人性格稳定，厚重，耐持久，这是政治家所需要的。南方人性格灵活，多变，爆发力强，这是企业家所需要的。因此，南北在政治与经商上的分工，既是个性使然，也是效率需要。
当然，分工到了最后也需要综合。南北人在政治与商业上的分野，一旦合流，也会产生意想不到的收获。例如当北方人进入经济领域时，他们大气的个性会发挥出来，他们在官场上的某种“抓大放小”的能力、管理人的能力、演说的能力可以很好地运用到企业经营之中，在企业发展的某些阶段，能够做好政治上的把握以及对政治资源的有效利用，这些都是北方企业家的优胜之处。
而若南方人去从政，则某种平民思维，可能会带来政治上的革新，又或者是在招商引资、发展经济方面更有作为，这些，都是南北个性互相借鉴的好处。
战场与文艺
在战场上，北方绝大多数时期是胜利者、征服者。
有个有趣的现象，如林语堂所说：“吃大米的南方人不能登上龙位，只有吃面条的北方人才可以，这是一贯的传统。”他说，“在所有以武力夺取了政权而建立自己的朝代盗匪中，没有一个是江南人。”
江南人适于经商，而经商所需要的那种拐弯抹角的思维，不适用于硬碰硬的战争，血淋淋的战场。粗犷豪放的北方人可能更适合当军人，更适合冲锋杀敌。
因此，不难解释中国历史上为何大凡南北分治时期，大多以北方吞并南方作结，而不是反过来。
例如三国时期，曹操大军压境，东吴还未开始打，一席文臣已经在讨论投降事宜。宋朝，南宋经济实力何其强大，然而最北、最穷的蒙古大军铁骑一到，霎时间踏破江南。当然还有更多史料，在此难以一一而足，总之历史证明了，南北对战，多为北胜。
南方的君主出了不少“文艺范儿”，譬如南朝陈国的皇帝陈叔宝擅长作词，代表作是宫廷淫靡之作《玉树后庭花》，南唐的皇帝李煜也擅长作词，代表作是伤感离别词《虞美人》。
然而，这些南方的文艺型君主，吟唱着伤感、忧郁、充满无奈感情的诗作，画着清静无为的山水花鸟画，试问如何治国，如何治军，如何打仗？因此，他们的国家处于弱势也就很正常了。结果，陈叔宝亡国了，李煜亡国了。
所以，适合南方人自由驰骋的，恐怕不是在战场，倒是在文艺。
大凡文艺，在总体上都可分为南派与北派。南派重技巧，北派重自然；南派重千回百转，北派重一往无前；南派重华丽形式，北派重质朴感情。
最近，浙江卫视热播《中国好声音》，我们可以看到那些来自东北、陕西、内蒙古、北京的歌手，大多擅长彪悍的曲目，飙高音，斗音浪，来自内蒙古的张纬一曲《high歌》震撼全场，两个北方男孩在台上把深情曲目《我愿意》改成摇滚风格，让观众耳目一新。
相反，那些来自湖南、四川、福建的南方歌手，更加擅长用技法取巧，用唱法取胜，他们娴熟运用各种真假音、变调，所选的歌曲也多是情感细腻类。
实际上，在整个中国乐坛，北方歌手如那英、刘欢、田震、韩红、杨坤、刀郎、汪峰等皆为豪放派，南方歌手如邓丽君、张国荣、张学友、王菲、周杰伦等皆为细腻派，二者曲风之巨大差别，足以清晰地显示出南北差异。
南北文化交融与人格自我更新
虽然南北人之间的差别在某些领域如此明显，在男人、女人、政治、商业、战场、文艺各途都显现出不可忽视的异象，然而，从长远而言，两者互相靠近、相互取长、水乳交融的进程无疑在加快。
实际上有很多模糊地带分不清南北。例如四川，虽然地属南方，但是其彪悍浑厚的民风，其因崎岖山地遍布而影响的区域民性，倒挺像北方，豪放派诗人李白、苏轼就都为四川人（李白虽祖籍不在四川，但在四川长大）。再如同样位于中部的湖北、重庆、安徽，他们的民风皆处南北风格之间，颇显折中。
在广东，有一个民系叫客家人，他们是北人南迁的一支，而且是历史时间上最近的一支南迁队伍，性格中许多北方基因还未磨灭。而在北方滨海一带的城市，如青岛，城市性格受海洋文化影响，倒显现出某种南方的味道，在商业上更有潜力于其他北方内陆城市。
更重要的是，在文化自由大流动的今天，在信息畅通、媒体发达、电视节目南北共赏的现代，南北的硬性差异正在迅速缩小。上世纪90年代，港台音乐横扫北方，深深烙于北方80后、90后的童年内心，这无疑是南方文化对北方文化的一次猛烈进攻。而北方人大批南下，到南方经济发达地区经商、打拼，又可视为北方文化对南方文化的一种强大补充。在这些文化互攻和补充中，南北文化差距渐行渐小。
因此，如果单纯对南方人、北方人进行僵硬的、刻板的区分，显然并不科学。若要严谨地研究中国人的地域性格，必须结合地形、气候、海洋、河流、历史迁徙、文化流动等种种因素进行综合考量，这就是学术研究者的课题了。我们要做的，只是大体认识南方人和北方人这两个大群体概念，了解其大致的优势与劣势，互鉴互赏，取长补短。中国人的人格更新，大概便可凭此一途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