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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时常会把北京四中与我的初中进行对比。我初中的同学们也有非常努力和非常聪明的，但他们却得不到与之匹配的成就。而四中呢，即使是来这里划划水的普通学生，也可以轻而易举地获得更多的资源。
这两天我的豆瓣主页被成都七中网校的新闻刷屏了。云南大山里的孩子们用观看成都七中上课直播的方式获得了名校同等的教育条件，一年考出了几十名北大清华。这样的新闻让人感到激动而震撼。但当我下拉到文章的评论区时，却发现有很多冷言冷语的人，说着什么“自家孩子这么努力才考进七中，结果那些连补习班都没上过的小孩，却得到了自己孩子同样的学习权利”。
这样的评论简直触目惊心。
我的高中是在北京四中念的，但大概没人知道，我的初中却是在一所排名极差的民办中学读下来的。
我家住在北京的朝阳区。这虽然是个时髦的区域，但这里几乎没什么特别好的中学，叫得上名字的无非只有陈经纶中学和八十中了。
我小升初的那一年，教委刚刚出台了“电脑划片”政策——你家住在哪儿，电脑就把你孩子划送到就近中学读书。我的户口在团结湖，这里一共有两所中学可以接纳我——团结湖三中和呼家楼中学。团三的师资水平简直让人感到抱歉，而呼家楼中学居然还有高中生因斗殴而被警察抓走的恶名。为了不让我“沦落”到这两所学校，我妈在我小学三年级的时候就为我报满了补习班：从金钥匙到学而思，从陈经纶的周六班上到八十中的周日班，周五的晚上还要去二中上个突击班。妈妈以这种方式期待我能在电脑划片前直接被好学校提前录取。于是，我几乎从八岁开始就没有了周末和完整的寒暑假。
然而，这些补习班似乎是不够的。小学生能学的知识基本上就那些鸡兔同笼、火车追及的内容，学会了，大家的成绩差不了太多。因此，为了从众多好学生中突围，父母们还要“懂事”才行。
所谓“懂事”，就是要学会去给学校的副校长、主任们送礼。我记得那时我身边的同学们家家都准备了三五万块钱准备去“打点”这些重点中学的老师。即使这样，还有很多家长根本送礼无门——用当时流行的一句话来说——“提着猪头找不到庙门”。
侥幸的是，陈经纶中学的某位“主任”就住在我家楼下。为了我的前途和未来，我爸揣着三万块钱登上了对方的家门。对方收下我爸的钱后，拍着胸脯保证能让我进陈经纶，但最终我却莫名其妙地被拒绝了。我那时班里排名前五，可班里十几名开外的同学却进了这所学校（显然这位主任也并不是什么学校里能说得上话的人）。我不理解为什么在我自己付出努力、我爸又给了钱的情况下，还是失去了入学资格。但我记得很清楚的是，那一年的六月份，学校里的同学们之间都不怎么说话了，每家的父母都叮嘱孩子，绝对不能把家里送礼的事情说出去，即使拿到提招入学的资格，也千万不要告诉其他同学们。陈经纶的那位主任把我爸给的钱退了回来，告知他：“你们准备得太晚啦，学校领导们早就把名额内定好了！”
年仅11岁的我对那个“主任”和我爸爸恨得牙痒。我总觉得是这两个男人的无能断送了我的学业。随着小学毕业的时间不断推进，我越来越焦虑。反而我爸则破罐破摔地说：“那你就电脑划片去团三算啦！”我对他的放弃感到愤怒，仿佛他轻飘飘的一句话，便把我几年来的补习班和睡不上觉的努力给抹去了。妈妈也对爸爸失望了。她开始想办法到处找渠道让我进好一些的中学。然而提招早已结束，稍微好一些的中学早就关闭了报考通道。
“上民办吧。崇文区有一所民办外国语学校，可以跨区招收学生。教育质量比团三好一些。”妈妈有一天无奈地告诉我。
六月底的一天，我被我妈领着，开车45分钟从朝阳区到了崇文区，参加了那所位于天安门广场附近的民办外国语学校的入学考试。我只用了半小时就答完了理应一个半小时才能完成的试卷，在全考场其他考生的注目下提前交卷离开。我出了教学楼，看到妈妈正坐在操场的秋千上等我。她问我：“爸爸妈妈是不是特别无能啊？这个学校还没有你的小学大呢。”
我看看这所民办学校令人可怜的小操场，这里没有像我的小学那样青翠的草坪，也没有柔软的朱红色的橡胶跑道，更别提每年一换的崭新的运动器械了。而由于这所学校是民办的缘故，我不仅要忍受更糟糕的师资力量和校园环境，还要每年交一万元的学费。
在那一刻，我突然意识到，教育真的可以很不公平。
三年来，我真的快被这所学校折磨死了。我们即将退休的物理老师根本无心上课，每次都是带着PPT过来，给大家从头到尾念一遍，不管你是否能听懂，她便准时下课带着电脑离开。我们的数学老师几乎不可能在办公室里找到她的影子，为了能竞选年级组长，她永远都在和校领导开会。唯一值得肯定的只有我们的英语老师，毕竟这也算是外国语学校，她的发音还算标准，她的语法讲解清晰透彻，偶尔还能有外教来上上课。除此以外，这里没有什么值得称道的地方了。我的班里有因为听不懂课而崩溃的女生，也有父母是进城务工人员无法为其保障辅导班报名费的男孩，甚至有被校园霸凌欺负到抑郁自残的同学。
他们并不是“坏学生”，他们只是遇到了“坏老师”罢了。
并且，由于这所民办学校离我家实在太远了，每天早上五点半我就要起床，妈妈开车送我到学校的路上，我几乎天天可以看到广场上的升旗仪式。晚上我要自己坐一个半小时的公交车回到家，冬天到家时，天已经完全黑了。三年来，我每一顿早饭都是在7-11买好坐在车里晃晃悠悠地吃的，每一次作业几乎都有一半是在公交车上站着写完的。并且，由于这所学校的教学质量和其他学校差距太大，我不得不每年花上万的费用去上辅导班。我不仅失去了周末和寒假，近视的度数也飞速上升。
我每一天都在想，如果，我能坐在八十中学的课堂上;如果，我能听陈经纶的老师讲题——那么一切困难是不是就可以迎刃而解了？
等到我最终考进了北京四中，我才发现，这里居然每天三四点就放学了;音乐课美术课和数学课语文课同样重要;并且，即使高三仍旧一周五节体育课雷打不动。在北京四中，学生是没有加课的，因为不需要。一道复杂的数学题优秀的老师可以一语点破题眼;一段古文，老师会为你旁征博引，不但带领你理解文章，也要带你理解人生;每天早上的英语听写最简单的段落也是复写VOA;半个班的人都订阅了全英文的《国家地理》和《经济学人》;高一就有人托福考出了118分;在这里，最粗浅的课外读物是《一九八四》，人人必读的是《西方哲学史》;课间闲聊的内容是王阳明和索尔仁尼琴。在北京四中，高考上600分是一件多么不值一提的事情;身边的同学将复旦南开作为自己的备选“保底校”;一个年级三百多人，一百个出国，近一百个清北，剩下的全部211、985。如果有同学在外面上了辅导班，就会被其他同学讥笑道：“外面辅导班的老师，有咱们学校的好吗？”
有一句小儿歌在当年的四中是很流行的——“北大清华常春藤，高盛中金麦肯锡，Gucci Prada Armani”——这句儿歌就是描述历届北京四中的毕业生的。
我時常会把北京四中与我的初中进行对比。我初中的同学们也有非常努力和非常聪明的，但他们却得不到与之匹配的成就。而四中呢，即使是来这里划划水的普通学生，也可以轻而易举地获得更多的资源。德不配位的学生是有的，拿到教育资源后沾沾自喜地装逼的学生也是有的。可那些不在北京四中的、没得到这种资源的同龄人呢？他们该怎么办？
四中校长在开学典礼时说过一句让我刺痛的话：“在座的各位并没有比其他人强到哪里去，你们只不过拥有更富裕的家庭条件，和更愿意为你们规划未来的父母而已。在北京四中，你们享受到的是同龄学子三十倍的教育资源，因此，在你们成为别人眼中的‘精英’后，我希望，你们至少可以三十倍地回馈社会。”
不论这些名校毕业生们到底有没有最终三十倍地回馈社会，但我奉劝各位，在你看到山区孩子得到更好的教育资源时，闭上你傲慢的中产阶级的嘴巴，别再冷言冷语，觉得自己仿佛才是那个遭受了不公平的人。你眼中所谓的“不公平”，二十年前就降临在这些孩子和他们的父母辈身上了。
这两天我的豆瓣主页被成都七中网校的新闻刷屏了。云南大山里的孩子们用观看成都七中上课直播的方式获得了名校同等的教育条件，一年考出了几十名北大清华。这样的新闻让人感到激动而震撼。但当我下拉到文章的评论区时，却发现有很多冷言冷语的人，说着什么“自家孩子这么努力才考进七中，结果那些连补习班都没上过的小孩，却得到了自己孩子同样的学习权利”。
这样的评论简直触目惊心。
我的高中是在北京四中念的，但大概没人知道，我的初中却是在一所排名极差的民办中学读下来的。
我家住在北京的朝阳区。这虽然是个时髦的区域，但这里几乎没什么特别好的中学，叫得上名字的无非只有陈经纶中学和八十中了。
我小升初的那一年，教委刚刚出台了“电脑划片”政策——你家住在哪儿，电脑就把你孩子划送到就近中学读书。我的户口在团结湖，这里一共有两所中学可以接纳我——团结湖三中和呼家楼中学。团三的师资水平简直让人感到抱歉，而呼家楼中学居然还有高中生因斗殴而被警察抓走的恶名。为了不让我“沦落”到这两所学校，我妈在我小学三年级的时候就为我报满了补习班：从金钥匙到学而思，从陈经纶的周六班上到八十中的周日班，周五的晚上还要去二中上个突击班。妈妈以这种方式期待我能在电脑划片前直接被好学校提前录取。于是，我几乎从八岁开始就没有了周末和完整的寒暑假。
然而，这些补习班似乎是不够的。小学生能学的知识基本上就那些鸡兔同笼、火车追及的内容，学会了，大家的成绩差不了太多。因此，为了从众多好学生中突围，父母们还要“懂事”才行。
所谓“懂事”，就是要学会去给学校的副校长、主任们送礼。我记得那时我身边的同学们家家都准备了三五万块钱准备去“打点”这些重点中学的老师。即使这样，还有很多家长根本送礼无门——用当时流行的一句话来说——“提着猪头找不到庙门”。
侥幸的是，陈经纶中学的某位“主任”就住在我家楼下。为了我的前途和未来，我爸揣着三万块钱登上了对方的家门。对方收下我爸的钱后，拍着胸脯保证能让我进陈经纶，但最终我却莫名其妙地被拒绝了。我那时班里排名前五，可班里十几名开外的同学却进了这所学校（显然这位主任也并不是什么学校里能说得上话的人）。我不理解为什么在我自己付出努力、我爸又给了钱的情况下，还是失去了入学资格。但我记得很清楚的是，那一年的六月份，学校里的同学们之间都不怎么说话了，每家的父母都叮嘱孩子，绝对不能把家里送礼的事情说出去，即使拿到提招入学的资格，也千万不要告诉其他同学们。陈经纶的那位主任把我爸给的钱退了回来，告知他：“你们准备得太晚啦，学校领导们早就把名额内定好了！”
年仅11岁的我对那个“主任”和我爸爸恨得牙痒。我总觉得是这两个男人的无能断送了我的学业。随着小学毕业的时间不断推进，我越来越焦虑。反而我爸则破罐破摔地说：“那你就电脑划片去团三算啦！”我对他的放弃感到愤怒，仿佛他轻飘飘的一句话，便把我几年来的补习班和睡不上觉的努力给抹去了。妈妈也对爸爸失望了。她开始想办法到处找渠道让我进好一些的中学。然而提招早已结束，稍微好一些的中学早就关闭了报考通道。
“上民办吧。崇文区有一所民办外国语学校，可以跨区招收学生。教育质量比团三好一些。”妈妈有一天无奈地告诉我。
六月底的一天，我被我妈领着，开车45分钟从朝阳区到了崇文区，参加了那所位于天安门广场附近的民办外国语学校的入学考试。我只用了半小时就答完了理应一个半小时才能完成的试卷，在全考场其他考生的注目下提前交卷离开。我出了教学楼，看到妈妈正坐在操场的秋千上等我。她问我：“爸爸妈妈是不是特别无能啊？这个学校还没有你的小学大呢。”
我看看这所民办学校令人可怜的小操场，这里没有像我的小学那样青翠的草坪，也没有柔软的朱红色的橡胶跑道，更别提每年一换的崭新的运动器械了。而由于这所学校是民办的缘故，我不仅要忍受更糟糕的师资力量和校园环境，还要每年交一万元的学费。
在那一刻，我突然意识到，教育真的可以很不公平。
三年来，我真的快被这所学校折磨死了。我们即将退休的物理老师根本无心上课，每次都是带着PPT过来，给大家从头到尾念一遍，不管你是否能听懂，她便准时下课带着电脑离开。我们的数学老师几乎不可能在办公室里找到她的影子，为了能竞选年级组长，她永远都在和校领导开会。唯一值得肯定的只有我们的英语老师，毕竟这也算是外国语学校，她的发音还算标准，她的语法讲解清晰透彻，偶尔还能有外教来上上课。除此以外，这里没有什么值得称道的地方了。我的班里有因为听不懂课而崩溃的女生，也有父母是进城务工人员无法为其保障辅导班报名费的男孩，甚至有被校园霸凌欺负到抑郁自残的同学。
他们并不是“坏学生”，他们只是遇到了“坏老师”罢了。
并且，由于这所民办学校离我家实在太远了，每天早上五点半我就要起床，妈妈开车送我到学校的路上，我几乎天天可以看到广场上的升旗仪式。晚上我要自己坐一个半小时的公交车回到家，冬天到家时，天已经完全黑了。三年来，我每一顿早饭都是在7-11买好坐在车里晃晃悠悠地吃的，每一次作业几乎都有一半是在公交车上站着写完的。并且，由于这所学校的教学质量和其他学校差距太大，我不得不每年花上万的费用去上辅导班。我不仅失去了周末和寒假，近视的度数也飞速上升。
我每一天都在想，如果，我能坐在八十中学的课堂上;如果，我能听陈经纶的老师讲题——那么一切困难是不是就可以迎刃而解了？
等到我最终考进了北京四中，我才发现，这里居然每天三四点就放学了;音乐课美术课和数学课语文课同样重要;并且，即使高三仍旧一周五节体育课雷打不动。在北京四中，学生是没有加课的，因为不需要。一道复杂的数学题优秀的老师可以一语点破题眼;一段古文，老师会为你旁征博引，不但带领你理解文章，也要带你理解人生;每天早上的英语听写最简单的段落也是复写VOA;半个班的人都订阅了全英文的《国家地理》和《经济学人》;高一就有人托福考出了118分;在这里，最粗浅的课外读物是《一九八四》，人人必读的是《西方哲学史》;课间闲聊的内容是王阳明和索尔仁尼琴。在北京四中，高考上600分是一件多么不值一提的事情;身边的同学将复旦南开作为自己的备选“保底校”;一个年级三百多人，一百个出国，近一百个清北，剩下的全部211、985。如果有同学在外面上了辅导班，就会被其他同学讥笑道：“外面辅导班的老师，有咱们学校的好吗？”
有一句小儿歌在当年的四中是很流行的——“北大清华常春藤，高盛中金麦肯锡，Gucci Prada Armani”——这句儿歌就是描述历届北京四中的毕业生的。
我時常会把北京四中与我的初中进行对比。我初中的同学们也有非常努力和非常聪明的，但他们却得不到与之匹配的成就。而四中呢，即使是来这里划划水的普通学生，也可以轻而易举地获得更多的资源。德不配位的学生是有的，拿到教育资源后沾沾自喜地装逼的学生也是有的。可那些不在北京四中的、没得到这种资源的同龄人呢？他们该怎么办？
四中校长在开学典礼时说过一句让我刺痛的话：“在座的各位并没有比其他人强到哪里去，你们只不过拥有更富裕的家庭条件，和更愿意为你们规划未来的父母而已。在北京四中，你们享受到的是同龄学子三十倍的教育资源，因此，在你们成为别人眼中的‘精英’后，我希望，你们至少可以三十倍地回馈社会。”
不论这些名校毕业生们到底有没有最终三十倍地回馈社会，但我奉劝各位，在你看到山区孩子得到更好的教育资源时，闭上你傲慢的中产阶级的嘴巴，别再冷言冷语，觉得自己仿佛才是那个遭受了不公平的人。你眼中所谓的“不公平”，二十年前就降临在这些孩子和他们的父母辈身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