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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在1957年夏季的“反右派”斗争，是一个令人敏感的话题，但又是一个无法回避的话题。尽管中国共产党郑重公开承认，在这个问题上犯了“扩大化”的错误，并给99％的人彻底平反，又在复职、提拔上给了尽可能的补偿和抚慰，希望人们淡忘以往，重望未来，团结起来向前走。然而事实表明，有的人并不认同：有的出版了长篇纪实文学《往事并不如烟》(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出版)；有的大书特书《中国的“检讨”文化》(2001年《随笔》第6期)。这些书籍和文章的作者对领导那场运动的党和国家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进行了直言不讳的控诉，说他们对知识分子和民主党派故设陷阱，诱友上当，蓄意制造了“一台践踏知识分子、打击民主党派的惨剧”；同时对检举揭发“章罗联盟”的杰出政治活动家史良同志在人格上极力丑化，把她描绘成谋权附势、出卖朋友、落井下石的小人。
往事真如其人其文其书所言吗?我用我和我的战友刘建昌同志的亲身经历来回答这个问题。
2004年深秋，我的老朋友刘建昌从太原来北京办事，顺便来京城远郊看望我。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我俩同在一个战区、一个单位生活和战斗，直到新中国成立前夕才各奔东西。当我俩叙旧叙到“反右派”运动时，我对战友说：“1957年5月15日，毛主席致信党内高层领导《事情正在起变化》时，我正在空军第七航空预备学校工作，地位仅仅是个小小中尉，这样的高度机密的文件自然传达不到我这一级。因此，鸣放中我和全国省、军级以下的共产党员干部一样，毫无顾忌，写大字报辱骂了本无大错的一位大队政委(在此，我再次向王政委赔情道歉)。当运动后期按照‘六条标准’抓右派时，有人在会议上面对面指出我恶毒攻击领导，是货真价实的右派分子。我自知大劫难逃，准备承担自己应负的责任。不料校党委并未划我右派，给我做的结论是：虽系恶语伤人，但属政治上的幼稚表现。我为此着实地出过一身冷汗。”讲完自己的遭遇，我对战友说：“你和我的地位不同，你当时已是省直机关的处级干部了，你既然没当右派，一定在你手下打了不少右派吧?”刘建昌同志不紧不慢地对我讲了他的“反右派”经历：
早在1953年我已经出任了山西省文化局音乐工作组组长。全组15个人，都是从地方和部队的音乐专职干部中选拔来的。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我们不论在音乐创作和音乐普及方面，还是在民族、民间音乐的收集和整理方面，都做出了显著的成绩，是全国名列前茅的省级音工组。
在“反右派”前的党内整风运动中，我们的党员和非党员，都以与人为善的态度，按照批评与自我批评方式，向省局领导和我提了意见和建议，我带头向大家作过自我批评。一切都很正常，可是后来发现外单位和社会上有人攻击共产党搞所谓“党天下”“家天下”，说共产党的干部大多是大老粗、文化水平低，可是都当领导人，质问党：“外行能够领导内行吗?”气氛越来越凶险，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味道。
6月8日，党中央发出《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的文件后，省委立即向全省各级党组织发出动员令，我们音工组全体同志响应省委号召，对社会上的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行进行了声讨。同时审查本单位可能存在的右派言行。经过反复动员，仔细检查，半个月过去了，始终没有揭出有份量的东西，我向上级汇报时，拐弯抹角地宣称：我们单位没有右派！
我的汇报引起中共山西省委“反右领导组”的重视，以省委副秘书长X X和某地区副专员X X组成的工作组很快进驻音工组。二位同志一露面就找我谈话说：“这是一场能不能继续实行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治斗争，也是一场激烈的政治思想斗争。右派分子说党的领导是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的根源。由他们把持的报纸公开发表文章，攻击我们党搞了“党天下”“家天下”，让党的基层组织和党员干部撤出政法、文教、文艺、医疗、大专院校和科研单位，挑拨和煽动工人、农民、学生对党和人民政府不满。而你们单位是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怎么可能连一个右派分子也没有?
我向工作组两位领导人详细汇报了寻找右派分子的艰辛努力，并诚心实意地表示：也许我发动群众还做得不够，好在你们来了，咱们再动员、再审查，首先查我，查到我头上就划我右派好了。
工作组听了我的汇报很不高兴，又去找音工组另一位资深党员干部张一非同志谈话。由于张一非同志和我的看法一致，两位领导人十分恼火。第二天，工作组就以省群众艺术馆党支部的名义印发了一期通报。《通报》称：“音工组的反右运动，在刘建昌和张一非二人的把持下走了过场”。
我看到《通报》很生气，因为他们印发《通报》的事，作为群众艺术馆党支部副书记的我一无所知，这是违反组织原则的，我向工作组提出撤销《通报》的要求，工作组更加恼火，把我的事立即汇报给省委反右领导组。几天后，反右领导组成员(省委宣传部部长)黄志刚同志找我谈话，我向黄部长明确表态：在音工组内我找不到右派，谁能找到就让谁去找好了，反正我不能把好同志当右派来打！
黄部长认为我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是对的，同时指出运动尚未结束，和工作组讲话要注意分寸、留有余地。未出我料，与黄部长谈话后，工作组很快就收回了由他们印发的支部《通报》。由于在音工组没有找到右派，所以也没有人能给我戴上包庇右派的帽子。直到全国反右运动胜利结束，我们音工组15位知识分子全部安然过关。
以上就是我们二人在“反右派”运动中的亲身经历，往事全都历历在目：从共产党欢迎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帮助党整风，到毛泽东老人家起草《事情正在起变化》，再到向全党发出战斗动员令《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都是事出有因，形势所迫，并非无的放矢，故设陷阱。而我国杰出的政治活动家、民盟中央领导人、共产党的忠实朋友，后来成为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的史良同志，在关系到中国向何处去的重要历史关头，她所表现出的非凡智慧、勇敢和坚定，为她的政治生涯书写了十分亮丽的一页。任何人想以“春秋笔法”歪曲她的本意，杜撰她当时的心历，丑化她的光辉形象，都是徒劳的！
(责编 肖黎)
往事真如其人其文其书所言吗?我用我和我的战友刘建昌同志的亲身经历来回答这个问题。
2004年深秋，我的老朋友刘建昌从太原来北京办事，顺便来京城远郊看望我。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我俩同在一个战区、一个单位生活和战斗，直到新中国成立前夕才各奔东西。当我俩叙旧叙到“反右派”运动时，我对战友说：“1957年5月15日，毛主席致信党内高层领导《事情正在起变化》时，我正在空军第七航空预备学校工作，地位仅仅是个小小中尉，这样的高度机密的文件自然传达不到我这一级。因此，鸣放中我和全国省、军级以下的共产党员干部一样，毫无顾忌，写大字报辱骂了本无大错的一位大队政委(在此，我再次向王政委赔情道歉)。当运动后期按照‘六条标准’抓右派时，有人在会议上面对面指出我恶毒攻击领导，是货真价实的右派分子。我自知大劫难逃，准备承担自己应负的责任。不料校党委并未划我右派，给我做的结论是：虽系恶语伤人，但属政治上的幼稚表现。我为此着实地出过一身冷汗。”讲完自己的遭遇，我对战友说：“你和我的地位不同，你当时已是省直机关的处级干部了，你既然没当右派，一定在你手下打了不少右派吧?”刘建昌同志不紧不慢地对我讲了他的“反右派”经历：
早在1953年我已经出任了山西省文化局音乐工作组组长。全组15个人，都是从地方和部队的音乐专职干部中选拔来的。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我们不论在音乐创作和音乐普及方面，还是在民族、民间音乐的收集和整理方面，都做出了显著的成绩，是全国名列前茅的省级音工组。
在“反右派”前的党内整风运动中，我们的党员和非党员，都以与人为善的态度，按照批评与自我批评方式，向省局领导和我提了意见和建议，我带头向大家作过自我批评。一切都很正常，可是后来发现外单位和社会上有人攻击共产党搞所谓“党天下”“家天下”，说共产党的干部大多是大老粗、文化水平低，可是都当领导人，质问党：“外行能够领导内行吗?”气氛越来越凶险，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味道。
6月8日，党中央发出《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的文件后，省委立即向全省各级党组织发出动员令，我们音工组全体同志响应省委号召，对社会上的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行进行了声讨。同时审查本单位可能存在的右派言行。经过反复动员，仔细检查，半个月过去了，始终没有揭出有份量的东西，我向上级汇报时，拐弯抹角地宣称：我们单位没有右派！
我的汇报引起中共山西省委“反右领导组”的重视，以省委副秘书长X X和某地区副专员X X组成的工作组很快进驻音工组。二位同志一露面就找我谈话说：“这是一场能不能继续实行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治斗争，也是一场激烈的政治思想斗争。右派分子说党的领导是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的根源。由他们把持的报纸公开发表文章，攻击我们党搞了“党天下”“家天下”，让党的基层组织和党员干部撤出政法、文教、文艺、医疗、大专院校和科研单位，挑拨和煽动工人、农民、学生对党和人民政府不满。而你们单位是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怎么可能连一个右派分子也没有?
我向工作组两位领导人详细汇报了寻找右派分子的艰辛努力，并诚心实意地表示：也许我发动群众还做得不够，好在你们来了，咱们再动员、再审查，首先查我，查到我头上就划我右派好了。
工作组听了我的汇报很不高兴，又去找音工组另一位资深党员干部张一非同志谈话。由于张一非同志和我的看法一致，两位领导人十分恼火。第二天，工作组就以省群众艺术馆党支部的名义印发了一期通报。《通报》称：“音工组的反右运动，在刘建昌和张一非二人的把持下走了过场”。
我看到《通报》很生气，因为他们印发《通报》的事，作为群众艺术馆党支部副书记的我一无所知，这是违反组织原则的，我向工作组提出撤销《通报》的要求，工作组更加恼火，把我的事立即汇报给省委反右领导组。几天后，反右领导组成员(省委宣传部部长)黄志刚同志找我谈话，我向黄部长明确表态：在音工组内我找不到右派，谁能找到就让谁去找好了，反正我不能把好同志当右派来打！
黄部长认为我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是对的，同时指出运动尚未结束，和工作组讲话要注意分寸、留有余地。未出我料，与黄部长谈话后，工作组很快就收回了由他们印发的支部《通报》。由于在音工组没有找到右派，所以也没有人能给我戴上包庇右派的帽子。直到全国反右运动胜利结束，我们音工组15位知识分子全部安然过关。
以上就是我们二人在“反右派”运动中的亲身经历，往事全都历历在目：从共产党欢迎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帮助党整风，到毛泽东老人家起草《事情正在起变化》，再到向全党发出战斗动员令《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都是事出有因，形势所迫，并非无的放矢，故设陷阱。而我国杰出的政治活动家、民盟中央领导人、共产党的忠实朋友，后来成为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的史良同志，在关系到中国向何处去的重要历史关头，她所表现出的非凡智慧、勇敢和坚定，为她的政治生涯书写了十分亮丽的一页。任何人想以“春秋笔法”歪曲她的本意，杜撰她当时的心历，丑化她的光辉形象，都是徒劳的！
(责编 肖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