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色化大学建设主要影响因素的调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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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稿日期:2013-03-11
  作者简介:刘春(1975-),女,安徽萧县人,管理学博士,教育学博士后,大连大学高等教育科学研究所讲师,从事教育管理研究;宁先达(1987-),男,辽宁抚顺人,大连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硕士研究生,大连市甘井子区美林小学教师,从事高等教育评估与管理研究;徐清(1987-),女,辽宁抚顺人,大连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硕士研究生,从事大学文化研究;大连,116622。
  摘 要:大学特色的核心和本质是一所学校所拥有的独特优质个性,因此,特色化大学建设的主要影响因素,成为学校领导者制定大学战略发展的重要依据。我们在编订《大学特色建设影响因素的调查问卷》的基础上,选择辽宁省内25所代表性高校进行初试;净化题项后形成复试问卷再度调查分析;利用因子分析法,提取并概括出6个主成分因子,即:大学组织变革与创新、大学管理质量提升、大学自主发展目标、大学教育发展战略、学校领导力和大学课程管理;并以此为切入点,从6个方面论述了大学特色建设的主要影响因素。
  关键词:大学特色;影响因素;问卷调查;因子分析
  中图分类号:G64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1610(2013)04-0070-08
  从1993年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到2010年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将近20年间,一系列有关办学特色的教育政策相继出台,在宏观上为我国高等教育的改革与发展指明了方向,为高校建设者们提供了办学思想、办学定位等方面的参考依据,使得我国高校在特色化建设时有章可循,有法可依,表明了形成大学特色的重要性。
  有关大学特色建设的主要影响因素,学界一直处于不断深入研究之中。如,张应强的“三因素说”,即“高等教育管理体制、大学评价制度和文化传统” [1],刘献君的“四内涵说”,即“教育理念、规章制度、优良传统和校风、社会影响和效果” [2],李化树的“四基本要素说”,即“发展理念、优势学科、杰出校长和办学主体” [3],李名梁的“五根源说”,即“高教管理体制、大学评价制度、文化传统观念、市场意识导向和大学竞争机制” [4]等。这些著述已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做了理论阐释。在这里,我们尝试使用实证调查的方法来对这一问题加以补充证实。
  辽宁省地域色彩独特,民族文化丰富,相比其他省份而言,辽宁省在高等教育资源和规模方面相对具有较大优势,基本形成了多科类、多层次的完整高等教育体系[5]。我们试图通过辽宁省域的高校来“管豹窥斑”,借此透视中国大学特色建设的主要影响因素,为开展更具全面性、整体性的中国特色化大学建设的系列探索抛砖引玉。
  一、大学特色建设影响因素问卷的形成
  我们在前期文献研究的基础上,通过采访、电话等方式进行半结构式访谈(Semistructured Depth Interview),目的在于收集筛选特色化大学建设的影响因素,设置调查问卷测试题项。专家访谈之余,整理汇总受访对象关键言语文本,提取重要信息并加以编码,析出21个大学特色建设的相关影响因素,按照利克特(Likert)5点式量表评价,分值由“5-1”依次对应“非常重要/关键”到“不重要/关键”,按照程度递减构成,编制生成《大学特色建设影响因素的调查问卷》。
  如此,构成《大学特色建设影响因素的调查问卷》的被试题项及对应编号依次是:社会评价导向(e1)、办学自主权(e2)、学科专业设计配置(e3)、大学党委和校长的办学理念(e4)、学校管理梯队(e5)、教风学风(e6)、社会文化影响(e7)、创新开拓的治校精神(e8)、教育教学专项经费投入(e9)、大学管理体制和管理机制(e10)、学校组织成员的共同愿景(e11)、师道师德(e12)、区域地方的宏观经济调控(e13)、学校组织氛围(e14)、国家政策导向(e15)、学校规章制度(e16)、大学历史和文化传统(e17)、学校未来发展阶段性规划(e18)、办学资源配置(e19)、学校领导的决策能力(e20)、校本课程的开发与创新(e21),该问卷共计21个题项。
  二、问卷的统计分析和主要影响因素的析出
  (一)初试问卷的净化修正
  问卷面向辽宁省内的25所高校的学校领导、中层管理者、教师、研究者和辅导员发放。这25所高校涵盖了包括自然科学、人文社会科学和艺术等所有学科领域,学校类型涉及“研究型”、“教学型”和“研-教/教-研型”。
  刘 春 宁先达 徐 清:特色化大学建设主要影响因素的调查研究
  初试共发放问卷500份,回收问卷458份,经过甄别、筛选,实际有效回收问卷为446份,有效回收率为974%。初试问卷的人口统计学结果详见表1。
  首先,我们用项目-总体相关系数(Corrected ItemTotal Correlation,CITC)法和克郎巴哈(Cronbach α)信度系数法净化问卷的测量项目。数据结果显示,影响因素问卷的21个被试题项的初始CITC值为0243-0596,其中e1(0282)和e7(0243)均小于03,在删除e1 和e7后,初试问卷的19个测量项目的CITC值0305-0603,均大于030,同时问卷整体的Cronbach α信度系数0851,大于07,说明该问卷符合研究的要求。
  其次,我们再对该问卷进行因子适宜性检验。结果显示,初试问卷的KaiserMeyerOlkin(KMO)测试值为0725,大于070,巴特莱特(Bartlett)球形检验的卡方统计值的显著性概率P为0000,说明数据适合进行进一步分析。
  我们删除“e1:社会评价导向”和“e7:社会文化影响”两个题项,这样,复试问卷包含19个被试题项,为了与初试问卷的编号加以区别,我们用“E1-E19”表示。   表1 初试问卷的人口统计学分析
  类别样本分类频数有效百分比
  R1性别男204457%
  女242543%
  R2受教育程度本科以下920%
  本科52117%
  硕士277621%
  博士及以上108242%
  R3职称助教48108%
  讲师165370%
  副教授129289%
  教授104233%
  R4学校类型教学型本科大学78175%
  研究型本科大学87195%
  研-教/教-研型本科大学281630%
  R5职务校长及校党委书记78175%
  中层领导182408%
  一线教师及研究人员95213%
  辅导员91204%
  R6学科领域自然科学类87195%
  人文社会科学类328735%
  艺术类920%
  其他2249%
  R7从教/从政年限5年以内169379%
  6-10年97217%
  11-15年92206%
  16年以上88197%
  问卷总数:500份回收问卷:458份
  有效问卷:446份有效回收率:974%
  参与高校:25所
  众所周知,无论是学校管理还是高校建设,都不取决于单一因素的影响,这符合高等教育改革的复杂现实。因此,经过初步净化保留下的19个大学特色建设的影响因素,上至国家政策的宏观引领,下至学校组织的微观部署,尽可能地全面揭示出影响大学特色建设的方方面面。然而,这些影响因素比较细碎、错杂,在内涵题旨中存在交叉重叠的情形,虽然合乎情理,但仍需进一步提炼整合。所以,我们将其视为影响大学特色建设的相关子因素,至于主要影响因素,我们将通过主成分分析提取。
  (二)复试问卷的检验和主要影响因素的析出
  复试问卷发放对象同初试问卷,共发放400份,回收问卷384份,经过对问卷的甄别、筛选,实际有效问卷为368份,有效回收率为958%。具体的人口统计学结果详见表2。
  前后两次人口统计学分析数据经过对比,我们可以看出,数据结果中对应的子项数值各有起伏。单从“职称”这一子项来看,复试中教授的参与人数为156人,略高于初试的104人,无形中提升了对问卷题目认知程度的理论水平;在“从教/从政年限”这一子项中,复试中具有“16年以上”从教或从政经验的被调查者比初试增加了32人,有效百分比,由初试的197%提高到了326%,提高了129个百分点;相比初试问卷,复试问卷中学校类型所占数额,更趋于平均,即“教学型”、“研究型”和“研-教”/“教-研”型三个基本类别,所占比例分别是304%、370%和326%,三种类型之间的差距不大。
  复试问卷的题项经过信度检验后,数据结果显示,被试的 19个题项的CITC值为0320-0642,全部大于 03,题项可以全部保留;问卷整体的Cronbach α信度系数为0868,大于07,表明问卷内部一致性信度较好;KMO为0795,统计值的显著性概率P为0000,小于005的显著性水平,表明具有很好的结构效度,适合做因子分析。
  通过因子分析获知,19个影响子因素一共提取出6个主成分因子(除去交叉负载因子,保留相关系数绝对值大于04的因子),6个主成分因子共解释原始变量总方差的65536%,将近35%的信息丢失,从总体情况上看解释效果较好。
  位于主成分因子下的所有接受因子决定或解释了该因子聚类的命名,而且导出主成分因子的命名一般是由高负载值的关键词所决定,一般负载值绝对值大于07的关键词(这里指题项)具有解释意义[6]。根据接受因子的相关系数绝对值,参照问卷题项表述,比对专家访谈中汇总整理的关键言语信息,结合言语提及频次及其倾向性,我们把6个主成分因子(即主要影响因素)分别命名为:大学组织变革与创新(Ⅰ)、大学管理质量提升(Ⅱ)、大学自主发展目标(Ⅲ)、大学教育发展战略(Ⅳ)、学校领导力(Ⅴ)、大学课程管理(Ⅵ),见表3。
  根据主成分分析结果,绘制大学特色化建设影响因素的多维尺度图谱1。
  表2 复试问卷的人口统计学分析
  类别样本分类频数有效百分比
  R1性别男168457%
  女200543%
  R2受教育程度本科以下00%
  本科72196%
  硕士152413%
  博士及以上144391%
  R3职称助教822%
  讲师80217%
  副教授124337%
  教授156424%
  R4学校类型教学型本科大学112304%
  研究型本科大学136370%
  研-教/教-研型本科大学120326%
  R5职务校长及校党委书记68185%
  中层领导140380%
  一线教师及研究人员116315%
  辅导员44120%
  R6学科领域自然科学类140380%
  人文社会科学类160435%
  艺术类40109%
  其他2876%
  R7从教/从政年限5年以内56152%
  6-10年80217%
  11-15年112304%
  16年以上120326%
  问卷总数:400份回收问卷:384份
  有效问卷:368份有效回收率:958%   参与高校:25所
  影响大学特色建设的因素节点所形成的二维空间中,19个影响子因素共计形成6个聚类,在图1中依次显示为不同格状图案的黑白板块。因子分析所生成的主成分聚类,在图中纵横交织、错列排布。其中聚类Ⅰ(大学组织变革与创新)所接受的影响因素最多,共计5个因子,聚类Ⅰ整体呈现弯曲的带状,对其他聚类构成环抱围拢的态势。同时,聚类Ⅱ(大学管理质量提升)、聚类Ⅳ(大学教育发展战略)和聚类Ⅴ(学校领导力)连同聚类Ⅰ一起,从外部向中间聚拢包围,充分印证以大学组织个体为载体的特色化建设的实施根基和必要环节。此外,聚类Ⅱ和聚类Ⅵ(大学课程管理),聚类Ⅵ和聚类Ⅳ,交错搭界,沟通联结,有机整合为不可分离的一个整体,暗示出从微观课程到质量监管再至学校总体发展战略的连锁效应关系。聚类Ⅲ(大学自主发展目标),与其余聚类若即若离,虽然独立与其他聚类之外,却在添加的质心与原点拟合曲线的参照下,构成向聚类板块交界中心涉足推进的势头,形象透露出大学自主的发展目标对大学特色发展的宏观引领作用。
  表3 主要影响因素的析出
  主要影响因素接受因子(影响子因素)旋转后累计方差贡献率(%)
  大学组织变革与创新(Ⅰ)
  E6创新开拓的治校精神(823)E9学校组织成员的共同愿景(633)E11区域地方的宏观经济调控(607)E8大学管理体制和管理机制(512)E12学校组织氛围(483)12966
  大学管理质量提升(Ⅱ)
  E15大学历史和文化传统(720)E13国家政策导向(678)E14学校规章制度(622)E2学科专业设计配置(512)25498
  大学自主发展目标(Ⅲ)E1办学自主权(783)E4学校管理梯队(732)36461
  大学教育发展战略(Ⅳ)E5教风学风(733)E10师道师德(715)E7教育教学专项经费投入(556)E16学校未来发展阶段性规划(-415)46783
  学校领导力(Ⅴ)E18学校领导的决策能力(780)E3大学党委和校长的办学理念(523)56657
  大学课程管理(Ⅵ)E19校本课程的开发与创新(794)E17办学资源配置(601)65536
  三、特色化大学建设主要影响因素的分析
  (一)大学组织变革与创新
  表3显示,“大学组织变革与创新”这一聚类包括:创新开拓的治校精神(E6)、学校组织成员的共同愿景(E9)、区域地方的宏观经济调控(E11)、大学管理体制和管理机制(E8)和大学组织氛围(E12)5个影响子因素。
  实践证明,大学要形成特色,离不开勇于开拓的创新精神,这就需要学校的领导者和管理者,应该具有全球化的视野,把世界各地最好、最丰富的知识资产、资源和创新的理念与技术带入师生的教学和学习中[7];而这一变革创新的关键所在主要落脚于那些脱离物质层面逐渐升华所形成的观念和精神要素上,原因在于“任何一种组织变革实质上是一种组织维持,是对其文化的一种界定或捍卫”[8]。这些观念和精神层面的要素涉及学校的办学理念、办学目标、发展方向和运行原则等多个范畴,昭示出大学组织成员的共同愿景、目标追求以及社会责任。长此以往,学校组织的每一个成员都不会囿于自我发展的轨道,而是把自我的发展与学校核心价值使命融为一体,随时生成在创新中不断改进的文化养料。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之中,每个人的创新意识可以自由成长,成为推动学校未来变革的原动力,进而把学校组织构筑成[9]:
  一个有教育目的的共同体;一个自由表达思想、文明礼貌得到有力肯定的开放的共同体;一个人的神圣性受到尊重的公正的共同体;一个个体承认其对团体负有义务的有纪律的共同体;一个关怀的共同体;一个重视庆贺仪式的共同体……在那里,肯定传统和革新的种种仪式被广为分享。
  然而,作为观念层面的办学要素,并不等于办学实践,它不可能自动实现,必须逐步将其具体化,使其转变为实际的办学行动;而衔接观念与实务的中介便是学校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学校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是指学校内部人与人之间互动关系的行为规范,它是以某种结构、方式、构架等形式表现出来的。缺少有效的管理制度和运行的机制,观念要素只是一种冲动,愿望或可能,即便它能对学校人员产生一定的影响,但其影响很难形成统一的意志、共同的氛围、认识和追求,长此以往,学校特色将沦为奢谈。
  另外,大学能否与地方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形成良性互动,也十分关键。大学特色是其自身文化积淀和客观社会环境综合作用下所表现出的独特色彩和风格,是“遗传和环境”的综合产物。大学通过培养人才,传承文化从而达到为地方服务的目的。同样,作为互利互惠,地方政府根据自身宏观发展的需要,有目的地给予学校一定的经济和物质支持,来确保学校的服务质量,从而形成“惠己利他”的双赢局面。
  图1 大学特色化建设主要影响因素的多维尺度图谱
  (二)大学管理质量提升
  大学历史和文化传统(E15)、国家政策导向(E13)、学校规章制度(E14)、学科专业设计配置(E2)等4个子因素旋转生成主成分聚类“大学管理质量提升”。十八大报告曾强调指出,高等教育要从“提高质量”到注重“内涵式发展”[10],所谓“内涵发展”,更多是从实践层面对学校教育发展内容和发展路径的探讨。
  大学特色的形成和发展当然需要有效的管理,这里的管理可以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来理解。宏观管理主要指国家对大学发展的政策导向。不容回避,我国高等教育早先受长期计划经济的影响,使得行政机构对高等教育资源的统一调配过于“刚性”。“大一统”的国家政策造成了办学方针的雷同和“千校一面”的景象。故而,大学要形成特色,首先要构建一套科学合理的满足大学特色化发展需要的宏观政策体系,为保障其发展施以必要的纲领性和法律性的督导和监管,从而创设有利于学校发展的外围环境,促使学校尽早形成特色。   微观层面的学校管理主要指的是学校的规章制度建设。学校规章制度具有双重性,一方面,它是学校办学理念的凝聚和抽象化;另一方面,它又是确保学校有效运营的客体保障。严谨可行的学校规章制度,可以切中学校组织存在的不合理性,成为“组织再造”(organization restructuring)[11]的得力工具,它可以对大学内部人员的行为、人际关系起到规范、调节、引导和激励的作用,使大学各种资源所蕴涵的潜能得到激发、整合和提升,是保障大学特色有序建设的软性环境。在此基础上,一系列变化随即产生,诸如在结构上重新改造学校的组织与管理方式,尤其是教师所承担的工作及其在教室中的教学过程,以此根本改变学校的传统运作方式,用以提升学校教育的质量和绩效[12]。
  此外,大学自身的历史文化传统也是影响学校特色形成的必要环节。纵观国内外著名高等学府,无不都有着深厚的学校历史文化底蕴。从一定意义上说,“大学办学特色问题,实际上是一个大学文化问题,大学的办学特色取决于大学文化的多样性” [13];或者说大学特色凝聚体现在一所大学的历史文化上。有着悠久办学历史,并在此期间形成的学校独特文化,本身就是学校的特色。
  然而,学校文化并非是一个单一、孤立的个体概念,相反它应该是一个集合,涵盖了学校的方方面面,其中学科专业设置,可以从一个侧面体现其学校文化的精髓。学校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专利研发和社会服务等方面的追求取向,都是以学科和专业为基础的。学科建设搞得好,学科配置特色强、水平高,可以带动学校其他方面工作的开展,并以此促使学校整体办学质量水平的提升。
  鉴于此,大学应该抓住提高“质量”的契机,达成提升“内涵”的诉求,在大学特色建设发展中,力求双管齐下:从宏观方面,遵从国家的政策导向;在微观方面,要秉承学校优良的文化传统,完善校内的规章制度,积蓄优势学科的力量以策动学校整体实力的增强。
  (三)大学自主发展目标
  大学要有特色,就要给予学校充分的“自由”,这个自由包括办学自由、学术自由、管理自由等多个方面;此外,还要培养其不断进取的自发、自觉和自强意识。因而,学校管理梯队的建设至关重要。高校管理人员,上至校长、党委书记等领导决策者,下至每一个中层、基层的管理执行者和操作者,缺少其中任何一个都可能会对学校整体运作产生不利影响。一所优秀的大学一定要拥有一支业务精良的管理梯队,它不仅可以使学校得以正常运转,高效工作;同时也是实现学校自主发展的有力保障和落实学校办学目标的助推力量。
  统计结果显示,办学自主权(E1)和学校管理梯队(E4)两个子因素紧密抱合,形成聚类“大学自主发展目标”。可以说,大学缺少真正的自主权是我国大学缺少特色的重要原因之一。
  我国早期高等教育因长期受计划经济的影响,政府对高校管得过多、管得过死,使得高校缺少应有的自主权,学校发展缺乏个性、缺少特色。
  对于政府而言,看似简单的“放权”,其实际运作起来却是十分困难。尽管集权化管理的时代已过去多年,但受其管理模式的影响,不仅形成了根深蒂固的观念,而且产生了一定的利益格局,使得高校与政府之间不断地进行潜在的“权利”博弈。目前,虽然政府对大学的管理进行了一定的“松绑”,但从某种意义上说,不过是变相、更好地“牵制”大学;揭其真相,政府对大学的“放权”从来都是有限的、可控的放权,并没有从根本上“放松”对学校发展的实质性控制,只是控制的方式有所转变而已。而作为博弈的另外一方——高校,由于我国整体高等教育办学资源的紧缺,使得高校与政府之间的“角力”并不具有对等关系。如此一来,高校为了争取更多的资源,就不得不服从和配合政府的要求,从而使得那些已被“下放”的学校办学自主权,也不得不为了迎合政府的思路来做出一定调整。
  在这一微妙的关系中,高校相对于政府应维系着“高度密切且相对独立”的地位。因为高校“不是一个整齐划一的结构,而是一个拥有一定自治权的各种团体组成的社会”[14],它不能脱离国家教育主管部门的统一调控,毫无顾及地自我发展,它必须遵从上级部门针对不同区域的大学发展所制定的一些共性要求,在“统一”中追求“个性”——既要符合大学发展的总体方略,又要拓展自身的差异性优势。
  总之,每一所大学因为其办学类型和所在地域的不同,其办学理念和发展目标也自然存在地理差异性。各级政府作为高校合理发展的宏观调控者,在制定相关政策时,理所应当要考虑到这种差异性,统摄全局,对大学特色建设进行高屋建瓴地掌控。为此,教育主管部门应合理分配教学资源,协调、平衡不同类别、各级层次的高等学校之间的关系,坚持突出重点、扶持不足、兼顾公平的原则,做到据类投入、因校制宜,促使各校形成特色。
  (四)大学教育发展战略
  在现代社会,大学作为社会组织系统中的重要组成要素,早已不再是原先独守学问的象牙塔,其发展必须要深深扎根于社会和时代的沃土中,对纷繁芜杂的社会问题及时做出反应:走出象牙塔是一种必然趋势,它已成为现代大学不容回避和抗拒的生存抉择。鉴于此,大学特色的建设问题必须烛照于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大背景之中,谋划切实有效的教育发展战略。
  大学是培养人才的场所,它不仅要传授给学生一定的文化知识,更重要的是使学生形成良好的思想道德规范,即以“立德树人”作为教育任务。大学特色建设并非抛弃教育根本的盲目发展,“其特点是有高尚而明确的目标,能做到精神与目的的统一”[15]。所以各校应该结合自身的优势,合理地制定学校教育发展战略。如此,我们不难理解,由教风学风(E5)、师道师德(E10)、教育教学专项经费投入(E7)和学校未来发展阶段性规划(E16)4个影响子因素集结而成的聚类“大学教育发展战略”。
  大学教育除课堂教学之外,更重要的是形成良好的教风学风,以此熏陶渐染,形成潜移默化的教育影响。在此氛围中,学生在接受先进知识的同时,能够进一步培养其审美能力、道德判断能力和创新能力,以此树立良好的道德品质和文化情操。   当然,良好的教风学风,不是短时间内就能生成的,是学校在不断的发展过程中不断孕育形成的。这就需要学校领导者根据学校自身发展情况,对学校未来的发展进行合理规划。可以划分时段,确立阶段性的发展目标;并根据目标,投入专项经费,整合学校有限的办学资源,有针对性、有所侧重地进行建设,做到“有的放矢”,“有所为有所不为”。
  总之,学校领导和教育战略是天然联系在一起的,智慧地擘划大学教育发展战略,明确学校之间的客观差异,实现“人无我有,人有我优,独树一帜,标新立异”的个性化管理,才能打造学校特色,让特色引路,形成学校发展的向心力并激活广大教师的创造力。正如有学者言之:“学校不是建筑物、课程和机器。学校是人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和相互作用。”[16]
  (五)学校领导力
  所谓“学校领导力”就是对学校组织成员行为进行影响的一种努力,主要体现在大学党委和校长的办学理念和决策能力方面,因此,学校领导的决策能力(E18)与大学党委和校长的办学理念(E3)联合形成聚类“学校领导力”。“大学力量和特色的体现,不仅仅取决于学者的卓越。大学的品质主要取决于其开拓精神。把教育政策最终的决定权全部留给教职员是与我们对开拓性的评价不相一致的。教职员队伍已经变得太庞大和太专门化。他们需要领导,需要激励,需要统一方向,为此,我们应该指望校长” [17]。
  大学办学理念是学校在长期的办学过程中不断地提炼、总结而最终形成地符合自身发展规律的精神结晶,具有一定的先进性和超前性。大学党委和校长是办学特色形成的领导力量,他们的文化思想、人格魅力以及所提出的办学理念,无时无刻不引领着高校的发展方向,在大学的发展过程中发挥着主导与灵魂作用,因为“校长是一种使命,而非工作”[18],他们是“认识学校发展的重要守门人和引路人”[19]。
  大学创新,首先是办学理念的创新,不同的大学应该有不同的办学理念,并通过办学理念来明确自己的价值取向、发展目标、行为方式以及与社会的关系。可以这样说,办学理念就是大学的灵魂。学校形成某种特色,实际上是实践一定办学理念的产物,任何学校特色的形成,都需要有一个适应时代潮流和符合教育发展方向的先进理念作支撑[20]。特别是在转型性变革时期,只有自主创新的校长,才能组建自主创新的团队,才能培养出自主创新的人才。创新不仅指为整个社会、整个人类文明带来变革的新质因素的产生,也包括对于自我具有提升生命质量的发现和拓展[21]。
  (六)大学课程管理
  最后两个子因素校本课程的开发与创新(E19)和办学资源配置(E17)聚合生成“大学课程管理”聚类。专业和课程是大学组织的基本构成单元,是大学办学实力的体现,更是大学特色的具体表现形式之一。
  我国高等教育受办学资源紧缺的影响,不可能面面俱到,必须要切中肯綮,“以点带面”。一所学校综合而均衡的发展势头,实为该校某些优势领域的引领下而形成的整体合力,并非所有环节在同类院校中全都首屈一指。从这一点上来说,高校要形成特色,应该摒弃平均主义,立足学校自身发展的优长,汇集学校办学力量,合理调整资源配置,突显优势,化解劣势,生成强势,以便达到更好的授业目的。如此,学校课程管理要浸润在学校的文化传统之中,需要有人力、物力、制度的保障,这是学校得以长期发展的命脉,更是学校课程管理的重要题旨之一。
  学校作为一个经过选择的、特殊的环境,它是“明确根据影响其成员的智力和道德倾向而塑造的环境典型”[22],课程便是这一环境的有机组成。相对于学科专业而言,课程的建设更具有灵活性和多变性,它可以从某一学科的任何一个范畴或者支脉加以拓展,渐成规模日臻完善,最终形成一套系统科学的新兴学科体系。它可以使教师和学生在学校环境内进行可以控制的学习活动;因此,多元而灵活的课程开发和建设是影响学校特色形成的重要指标。援引学者的观点加以佐证,“高等教育系统是由生产知识的群体构成的学术组织,……这种一门门的知识称作‘学科’”[23],大学组织正是围绕这些学科确立起来的,系统化的课程管理可以使学科(专业)得以有效确立并科学运作。
  当然,任何一所大学不可能所有学科都能占据学术制高点,恰恰是那些根植本校传统、直面现实困境并顺应社会需求的学科最具生命力,才能形成自己的独特优势,并以此巩固学校相关专业的地位,进而扩大其影响力。因此,大学应拨出专款,组织专门人员研发具有本校特色、独一无二的校本课程,发扬学校历史文化传统,依托本校带头学科资源,走差异化发展之路,来让学校特色增辉,实现特色繁衍的目的。
  鉴于此,各地学校完全可以结合本校学科的优势来自主开发独具特色的校本课程,借此蓄积强势,扭转某些学科发展过程中阶段性的颓势,刈除个别专业先天性的劣势,“以优补劣”“倚强带弱”,不断进行变革与创新,率先有所侧重地建设发展,进而辐射影响,逐步实现学校特色化建设宏伟工程。
  四、结 语
  上述6大主要因素,对大学特色化建设的发展进程起到举足轻重的影响作用。大学只要有了特色,就可能意味着在竞争中具有了可以取胜的实力(包括硬实力、软实力与巧实力)以及正确使用这种实力的方式与方法[24]。大学特色的形成,首先要为学校营造一个宽松民主的办学氛围,要给予高校更多的办学自主权。在此基础上,学校领导者要具有开拓创新的进取精神,谋划与时俱进的发展战略。从全局着眼,切中定位目标,树立办学理念;向局部渗透,不断提升组织内部管理水平,设计构建优质课程体系,由全局引领局部,由局部策应全局,落实并丰富高等教育的发展“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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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编辑 庞青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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