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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中国理论界重点研究的话题，其提出有着特定的话语背景和深厚的思想基础，其内涵强调在内容和形式上赋予马克思主义以中国特色。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概念 解析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我国理论研究领域的核心概念之一，也是国际学术界重点关注的话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庞大的思想体系，但不管其中的任何方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概念都是它得以建立的思想基础；故而，全面准确理解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概念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
一.从概念变化角度把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出的过程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为一个特定的话语，其产生有着深刻的时代背景和话语演变过程。1929年，胡适在《中国今日的文化冲突》中提出“全盘西化”，后来在其他场合提出“充分世界化”。这两个概念一经提出，就遭到猛烈抨击，被质疑“数典忘祖”。“九·一八”事变之后，进步的知识分子认为，中国要强盛，就务必抛弃过去否定民族传统文化的现象，代之以肯定态度，并在其中寻找积极的因素，在精神上扛起民族的旗帜，由此提出了“复兴民族传统文化”的口号。在前述双重背景下，“新启蒙运动”得以发起，颂扬民族文化，强化民族意识、促成民族的新觉醒，具有鲜明的爱国主义和民主主义特色。在“新启蒙运动”中，突出民族自尊自信的概念被创造出来：“中国魂”、“中国风格”、“中国味”、“中国精神”、“中国气派”，等等，学者们热切倡议西方的科学、文化、哲学都要“中国化”，“民族化”“中国化”思潮成为当时十分重要的一种社会思潮。1936年，陈唯实作为哲学家为了普及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思想，作了《通俗辩证法讲话》，主张实现“辩证法之实用化和中国化”，这是截止目前有文献可查的“中国化”最早来源。同时，陈唯实还认为“語言要中国化、通俗化，使听者明白才有意义”。1937年，张申府指出：“在推广科学上，更应特别注意科学法（算数的经验主义），科学精神，科学态度，科学脾气。还应使科学成为中国的。不但要中国科学化，同时也要科学中国化。使中国对科学有其极特殊的贡献，使科学在中国有其特殊的特色。”同年11月，在延安举行的文化协会成立大会上，张闻天在评价当时流行的通俗读物时指出：“这些通俗读物能够进一步把马克思列宁的理论具体化、中国化。”1938年4月，艾思奇在《哲学的现状和任务》中认为：“现在需要来一个哲学研究的中国化、现实化的运动”。同年，柳浞在《延安以来文化运动的发展》中指出：“反对无原则的洋化，反对死硬的贩运洋货，我们欢迎古今中外一切人类的劳动的经验的结晶的世界文化，但我们同时提出我们要融化它，要中国化它。”新启蒙运动把先进知识分子的视野从西方引导到东方（中国），营造了“中国化”概念产生的时代语境；在运动后期，人们明确提出了“中国化”概念，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登台作了极好的铺垫。
1938年10月，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代表党中央作了《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指出：“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须解决的问题。”这是党第一次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命题和重大任务。从时间顺序来看，毛泽东在“中国化”概念之前添置“马克思主义”一词，创造性地使二者有机融合为一整体，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概念正式登上历史舞台，或多或少受到新启蒙思潮的影响；加之前期革命实践的深入和持续的理论总结，因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概念的提出是水到渠成、自然而然的事情。
二.从思想变化角度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形成的历程
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探索并解决中国的特殊问题，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价值所在，但这个过程内在地包含着一个前提：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所以，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笔者认为应该从党的成立开始；当然，党的成立，并不表明党作为一个整体性组织就已经具备了这种思想。笔者将从党的成立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出期间，根据党的重要会议、重要实践、重要论著说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形成的思想历程。
“一大”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党纲，有诸多亮点，但在整体上它还是不成熟不完备的，突出表现在它主张推翻中国资产阶级所有阶层，直接开展社会主义革命，这就远远超越了当时的国情。不过，该纲领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来指导中国革命，为后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理论前提。受到列宁东方民族民主革命理论的影响，党在次年召开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通过了“二大宣言”，分析国际国内形势、中国社会性质和中国社会各阶级状况，提出党的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初步阐述了中国革命的性质、对象、动力、策略和目标，指明了中国革命的前途，并初步分析建立统一战线的可行性与可能性。“二大宣言”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伟大的思想开端，因为党作为中国无产阶级先锋队，开始有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萌芽，在理论上开启了根据中国实际来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历程。1923年，党在广州举行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决定全体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同国民党进行党内合作，组建国民革命统一战线。这一决定符合当时中国共产党和无产阶级力量相对薄弱的客观情况。在四大上，党提出了无产阶级领导权和工农联盟的问题，尽管这些思想在当时的革命中没有坚决贯彻，但从思想角度看，无疑具有进步的意义。国共合作失败后，面对反动派的疯狂镇压和屠杀，党在1927年的“八七”会议上，首次明确指出政权是来自于“枪杆子”的观点，为贯彻这一观点，确定了总方针：一是土地革命，二是通过武装起义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八七”会议精神表明党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的认识进一步深化与明确，初步认识到中国革命道路之所在，切合中国实际。为了总结大革命失败的教训，统一思想，1928年，党在莫斯科召开六大，肯定了中国社会性质和基本矛盾，认清了革命形势，特别提醒全党警惕党内最主要的危险。这些认识，无疑具有科学性。1935年，党在长征途中召开遵义会议，分析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根本原因，比较详细地阐述了红军应该采取的战略战术原则，改组中央领导机构，分析统一战线问题。所以，遵义会议能够彪炳史册就在于她坚持从中国实际出发运用马克思主义。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概念 解析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我国理论研究领域的核心概念之一，也是国际学术界重点关注的话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庞大的思想体系，但不管其中的任何方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概念都是它得以建立的思想基础；故而，全面准确理解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概念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
一.从概念变化角度把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出的过程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为一个特定的话语，其产生有着深刻的时代背景和话语演变过程。1929年，胡适在《中国今日的文化冲突》中提出“全盘西化”，后来在其他场合提出“充分世界化”。这两个概念一经提出，就遭到猛烈抨击，被质疑“数典忘祖”。“九·一八”事变之后，进步的知识分子认为，中国要强盛，就务必抛弃过去否定民族传统文化的现象，代之以肯定态度，并在其中寻找积极的因素，在精神上扛起民族的旗帜，由此提出了“复兴民族传统文化”的口号。在前述双重背景下，“新启蒙运动”得以发起，颂扬民族文化，强化民族意识、促成民族的新觉醒，具有鲜明的爱国主义和民主主义特色。在“新启蒙运动”中，突出民族自尊自信的概念被创造出来：“中国魂”、“中国风格”、“中国味”、“中国精神”、“中国气派”，等等，学者们热切倡议西方的科学、文化、哲学都要“中国化”，“民族化”“中国化”思潮成为当时十分重要的一种社会思潮。1936年，陈唯实作为哲学家为了普及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思想，作了《通俗辩证法讲话》，主张实现“辩证法之实用化和中国化”，这是截止目前有文献可查的“中国化”最早来源。同时，陈唯实还认为“語言要中国化、通俗化，使听者明白才有意义”。1937年，张申府指出：“在推广科学上，更应特别注意科学法（算数的经验主义），科学精神，科学态度，科学脾气。还应使科学成为中国的。不但要中国科学化，同时也要科学中国化。使中国对科学有其极特殊的贡献，使科学在中国有其特殊的特色。”同年11月，在延安举行的文化协会成立大会上，张闻天在评价当时流行的通俗读物时指出：“这些通俗读物能够进一步把马克思列宁的理论具体化、中国化。”1938年4月，艾思奇在《哲学的现状和任务》中认为：“现在需要来一个哲学研究的中国化、现实化的运动”。同年，柳浞在《延安以来文化运动的发展》中指出：“反对无原则的洋化，反对死硬的贩运洋货，我们欢迎古今中外一切人类的劳动的经验的结晶的世界文化，但我们同时提出我们要融化它，要中国化它。”新启蒙运动把先进知识分子的视野从西方引导到东方（中国），营造了“中国化”概念产生的时代语境；在运动后期，人们明确提出了“中国化”概念，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登台作了极好的铺垫。
1938年10月，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代表党中央作了《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指出：“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须解决的问题。”这是党第一次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命题和重大任务。从时间顺序来看，毛泽东在“中国化”概念之前添置“马克思主义”一词，创造性地使二者有机融合为一整体，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概念正式登上历史舞台，或多或少受到新启蒙思潮的影响；加之前期革命实践的深入和持续的理论总结，因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概念的提出是水到渠成、自然而然的事情。
二.从思想变化角度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形成的历程
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探索并解决中国的特殊问题，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价值所在，但这个过程内在地包含着一个前提：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所以，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笔者认为应该从党的成立开始；当然，党的成立，并不表明党作为一个整体性组织就已经具备了这种思想。笔者将从党的成立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出期间，根据党的重要会议、重要实践、重要论著说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形成的思想历程。
“一大”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党纲，有诸多亮点，但在整体上它还是不成熟不完备的，突出表现在它主张推翻中国资产阶级所有阶层，直接开展社会主义革命，这就远远超越了当时的国情。不过，该纲领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来指导中国革命，为后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理论前提。受到列宁东方民族民主革命理论的影响，党在次年召开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通过了“二大宣言”，分析国际国内形势、中国社会性质和中国社会各阶级状况，提出党的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初步阐述了中国革命的性质、对象、动力、策略和目标，指明了中国革命的前途，并初步分析建立统一战线的可行性与可能性。“二大宣言”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伟大的思想开端，因为党作为中国无产阶级先锋队，开始有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萌芽，在理论上开启了根据中国实际来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历程。1923年，党在广州举行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决定全体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同国民党进行党内合作，组建国民革命统一战线。这一决定符合当时中国共产党和无产阶级力量相对薄弱的客观情况。在四大上，党提出了无产阶级领导权和工农联盟的问题，尽管这些思想在当时的革命中没有坚决贯彻，但从思想角度看，无疑具有进步的意义。国共合作失败后，面对反动派的疯狂镇压和屠杀，党在1927年的“八七”会议上，首次明确指出政权是来自于“枪杆子”的观点，为贯彻这一观点，确定了总方针：一是土地革命，二是通过武装起义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八七”会议精神表明党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的认识进一步深化与明确，初步认识到中国革命道路之所在，切合中国实际。为了总结大革命失败的教训，统一思想，1928年，党在莫斯科召开六大，肯定了中国社会性质和基本矛盾，认清了革命形势，特别提醒全党警惕党内最主要的危险。这些认识，无疑具有科学性。1935年，党在长征途中召开遵义会议，分析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根本原因，比较详细地阐述了红军应该采取的战略战术原则，改组中央领导机构，分析统一战线问题。所以，遵义会议能够彪炳史册就在于她坚持从中国实际出发运用马克思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