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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盾在1940年前后关于文学的民族形式的论争中,虽然比起同仁其置身于论争的起步稍晚,但所做出的理论贡献以及针砭现实的问题意识却表现得独树一帜。在复杂的时代语境中,茅盾始终立于时代的新高度,保持着知识分子的独立的话语意识。出于对文学本体和社会语境的双重焦虑,其理论贡献在文学的大众化、民族化与现代化的联结中表现得尤为突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