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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一直不鼓励饮酒，这背后有很多原因。古代的禁酒更多是从酒所带来的社会危害的实用性考虑，偶尔出于道德理由
近年来，全国上下加强廉政建设，多地推行“禁酒令”，有效遏制了公款消费、提高了办公效率，受到了广大老百姓的高度赞誉。
其实，“禁酒令”进入历史舞台时间久矣，是最古老的法令之一。不同的是我国目前的“禁酒令”一般只针对公职人员，目的在于遏制公款消费、提高行政办事效率、造福群众，而古代“禁酒令”的出发点则因时因事而异：或为防止沉湎安乐，或为节约粮食，或为增加财政收入，或为避免酒后失德……在某些朝代，“禁酒令”不仅针对官员饮酒，还针对商人卖酒，甚至普通民众的饮酒需求也被压制。
《酒诰》：中国最早的“禁酒令”
世界上最早的酒起源于何时何地，现在己无法考证。一种传说是：酒的最早发明人是杜康，曹操曾在《短歌行》中写道“何以解忧，唯有杜康”。在汉代已经将“杜康”作为酒的代名词，这种称谓一直流传至今。
还有一种说法，酒是一个叫“仪狄”的女子发明的。据《战国策》记载：“昔者，帝女令仪狄作酒而美，进之禹。”对此，在《太平御览》中也有同样记载，“仪狄始作酒醪，变五味。”从《战国策》的角度看，是“帝女”命令仪狄做的酒，按照现在知识产权法的说法，“帝女”才是酒的权利人，仪狄造酒行为实际是一种“职务行为”，所以，在我国上古时期，掌管酿酒的官员也多被统称为“仪狄”。
不管怎么讲，中国都是公认的世界上最早发明酒的国家。
伴随着酒的产生，“禁酒令”也成为最古老的法令之一进入了历史舞台。世界上最早的“禁酒令”出现在我国，几乎是伴随着酒的产生而同时出现的。据《战国策》记载，“帝女”，即尧的两个女儿娥皇、女英，将仪狄酿的酒进献给禹，大禹品尝后觉得很好喝，并说到“后世必有以酒亡其国者”，于是下了一道手谕，诏令仪狄不要再酿酒了。
大禹作为我国第一个王朝夏的高祖，他发布的“禁酒令”对后世并没有起到任何警示作用。据记载，夏桀“做瑶台，罢民力，殚民财，为酒池糟。纵靡靡之乐，一鼓而牛饮者三千人”，夏桀最终因贪杯而丢了天下。然而，继任统治的殷商，也没有摆脱纵酒亡国的命运，纣王“以酒为池，悬肉为林”，“使男女倮相逐其间，为长夜之饮”，最多一次竟然连喝了七天七夜。
商亡于纣后，周武王为了争取前朝遗老的支持，让商纣王的儿子武庚在朝歌封了国，同时为了防止他复辟，在旁边又加封了邶、鄘、卫三国以加强监督，被称为“三监”。武王旋即死去，刚满13岁的成王即位，这使得比他年长的很多诸侯心怀不满。原本是用来监督武庚的“三监”，此时竟然扶植武庚召集殷商遗老叛乱。叛乱被周公镇压后，引起了周王室的思索，为什么原本忠义双全的“三监”会叛乱呢？除了权力之争以外，一定是过分的饮酒使他们昏了头。周公和成王认为“禁酒令”势在必行，于是历史上第一个“禁酒令”的成文法——《酒诰》形成了。因为卫国是原商朝统治核心区域，此地民俗民风大多以酒为乐，所以这篇禁酒的法令是针对新封在卫国的“康叔”所做，告诫他切不可放纵饮酒误国误己。
《酒诰》主要包括几个方面：第一，只有祭祀的时候才可以饮酒。“惟天降命，肇我民，惟元祀。天降威，我民用大乱丧德，亦罔非酒惟行，越小大邦用丧，亦罔非酒惟辜。”说的就是饮酒误国的原因是酒后“丧德”，这已经被前代和本朝所验证。第二，饮酒之时需要用道德约束自己不要喝醉，做到“德将无醉”一一有德行的人是不会放任自己喝醉的。第三，要减少酿酒，爱护粮食。“惟日我民迪小子惟土物爱”，这里说的“土物”就是指庄稼，粮食用来酿酒是一种浪费。
最后，《酒诰》对于聚众饮酒的，实行最严厉的处罚一一杀。“厥或诰曰：‘群饮。’汝勿佚，尽执拘以归于周，予其杀。”如果发现有人聚众饮酒，不要放纵他们，全部捉拿后拘押到周朝的都城，将他们杀掉。对于殷商遗民、归附的诸臣百官沉湎于酒的，先不杀他们，“姑惟教之”，如经教育仍不悔改的，不再赦免，“乃事时同于杀。”
对群饮者，杀无赦，如此禁酒，可谓史上最严厉戒酒！
从《酒诰》可以看出，这个“禁酒令”立法目的有两个：一是防止误国，二是保护粮食。惩罚措施也很严厉一一极刑。
《酒诰》在我国历史上影响很大，成为以后历代“禁酒令”所遵循的典范。
三国时期刘备曹操皆禁酒
西周以后，中国历朝历代出于各种目的，都或多或少地存在一些“禁酒令”。
汉初，丞相萧何曾颁布法令“禁群饮”，“三人以上无故群饮酒，罚金四两”。这主要是为了防止民间私斗，节省酿酒粮食。
这一法令的精神甚至影响远及日本，源平之战后，源赖朝胜利进入京都并颁布新制十七条，之后又改为三十六条，其中包括禁止近邻街坊欢聚饮酒；1336年，室町幕府颁布《建武式目》十七条规约，重申勿奢侈、行俭约，其中一条也是“禁止武士聚众滥饮”。
到了三国时期，各路势力的“禁酒令”一时间五花八门，层出不穷，出现了很多趣事。
刘备刚入蜀之时，为了筹措军粮，颁布了严厉的“禁酒令”，禁止民间酿酒。《三国志·简雍传》记载，刘备和简雍在路上溜达的时候，偶然看到一农户家存有酿酒工具，刘备大怒，准备将这家人治罪。为劝谏刘备这过于严苛的做法，簡雍手指路边行走的一对男女，说他们欲将成奸，主公何不治罪？刘备不解。简雍答道，此男女身藏成奸之器，这与因藏有酿酒之器而被治罪是一个道理。刘备大笑，于是将私藏酿酒工具的农户放了。
吕布偷袭刘备得了下邳城，却被曹操军队团团包围。为防止诸将饮酒误事，吕布特别颁布了“禁酒令”，军中任何人不得饮酒。他手下大将侯成等人因找到了走失的马匹，私自酿酒并进献吕布，以示庆祝。不料吕布翻脸不认人，将酿酒的诸将统统责打一顿。侯成等将军因此心怀怨念，趁吕布睡觉之时将其捆绑，然后献城投降。吕布做梦都没想到，自己竟然会因为“禁酒令”得罪了诸将，沦为阶下囚。 同时代的曹操也因为粮食问题和整顿民风，下决心颁布“禁酒令”。
结果“禁酒令”刚下，少府孔融就第一个跳出来反对。孔融是孔子后裔，本是一路诸侯，投靠曹操后一直桀骜不驯。他虽然才高八斗却是个酒徒，曾写下“归家酒债多，门客粲几行。高谈惊四座，一夕倾千觞”的豪放诗句。
孔融对“禁酒令”的反对，不仅表现在朝堂之上大吵大嚷，而且还专门写了一篇浩浩荡荡的文章《论酒禁书》，公开发表以取笑曹操，他以列举的方式反对“禁酒令”：天上有叫“酒旗”的星斗，地上有叫“酒泉”的郡城，禁酒难道要将天上的星斗和地上的酒泉郡都改名么？樊哙借酒劲救沛公，沛公借酒劲斩白蛇，景帝和袁盎也都好喝酒，屈原倒是不喝酒，结果在楚国遭到厄运。所以，孔融得出结论：“由是观之，酒何负于政哉！”
此文一出，曹操也立即发表文章回击，以列举历朝历代亡国之君嗜酒乱政作为反驳。
孔融又写了一篇更加犀利的文章予以回应：历史上曾有君主因为过于仁爱和谦让导致亡国的，是不是也要禁止仁爱和谦让呢？当年鲁国因为过于崇尚文学而灭亡，是不是就要禁止人们写字呢？夏朝和商朝都是因为宠爱女人而灭亡，是不是就要禁止结婚呢？对此，曹操无言以对。虽然对“禁酒令”的争论使得孔融最终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但这几篇禁酒和反禁酒的锦绣文章却流传千古，成为禁酒史上的花絮。
榷酒制和税酒制之争
我国历史上还广泛存在一种“禁酒令”，不单为了节省粮食，而且是为了增加国家财政收入。最早对酒课以重税的人当属商鞅，他没有明文禁止酿酒和卖酒，但提出政府要对酒加收十倍成本的赋税。所以，酒对于秦国的老百姓来说，有点太过奢侈了。到了汉武帝天汉三年之时，为了解决日益增长的军费开支，汉武帝宣布施行变相的“禁酒令”一一“榷酒”制度，即酒要政府专卖，禁止民间酿酒和卖酒。汉武帝依靠“卖酒”换来的军费南征北战，建立了不朽的功勋。
榷酒制度发展到后来，又演变成“税酒”制度。榷酒指的是官府全部买办，而税酒则由民间商家经营，政府只负责收税。汉武帝首创的榷酒制度施行了17年，后来因为无法控制民间走私而改成税酒制度，到王莽篡汉时，又将税酒改回到榷酒，刘秀打败王莽后，再次恢复了税酒制度。到两晋南北朝时期，两种制度交替并存。
隋朝统一后，开皇三年，文帝废除了酒类专卖制度，甚至连政府酿酒的“酒坊”都废弃了，将酿酒和喝酒的权利还给了百姓。唐朝也是一样，强大的国力给百姓提供了很高的生活标准，就是这个时代出现了“昔日长安醉花柳，五侯七贵同杯酒”的酒仙——李白。安史之乱摧毁了盛唐的强大，唐德宗为筹措军费于782年重开了榷酒制度，直至唐朝灭亡。
从此以后，榷酒制度成为常态，在宋代甚至出现了专门主管卖酒的“官监酒务”一职。在宋代，能卖酒的有两种酒户，一是政府本身，即国营酒庄，二是持有执照的民间酒户。这就出现了很多官商勾结的酒庄，比如《水浒传》中蒋门神强抢施恩的“陕活林”就应属此类。施恩父子本是公务人员，却私自开设酒庄，生意好的原因就是拥有酒类专营的权利，不仅自己可以酿，可以卖，而且还可以将酒转卖给别的酒家。从《水浒传》中看，宋代酒家并不少，甚至可以说是随处可见，但是，真正有权利自己酿酒的却没有多少，那些酒家也只能算是“二道贩子”，将酒从有执照的酒店买来，再贩卖而己。
朱元璋为禁酒不许种糯米
元代的“禁酒令”很有意思，因为成吉思汗最讨厌饮酒误事，所以，元代前期对民间的“禁酒令”非常严苛。元世祖在1283年宣布严禁私人酿酒、卖酒，“有私造者，财产子女入官，犯人配役”，在1290年又将处罚变更为“犯者死”。但是，元后期以后“禁酒令”开始放开，于是各类酒馆又开始繁盛起来。
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以“民间造酒糜费，故行禁酒令”，颁布诏书令国民“无得种糯，以塞造酒之源”，连酿酒的糯米都不许种植。朱元璋执行“禁酒令”非常严苛，大将胡大海之子因触犯了“禁酒令”，朱元璋不顾胡大海正领大军出征在外，亲自手刃犯人。自此以后，无人敢再犯。但随着朱元璋的离世，他和他的“禁酒令”很快就被后人遗忘，酿酒、卖酒、喝酒一切照旧了。
清代最著名的“禁酒令”和对禁酒的争论发生在乾隆年间。乾隆元年，内阁学士方苞向年轻的乾隆提出针对西北五省（直隶、河南、山西、陕西、甘肃）的“禁酒令”，理由有两点：一是这五省本来就穷，每年还浪费“数百万石粮食”酿酒是不对的；二是这五省百姓酒后犯罪率太高了，“载在秋审之册，十常二三”，也就是说百分之二三十的重大案件都和喝酒有关系。
乾隆考虑了大半年后，冒失地出台了一个圣旨，令这五省“永禁造酒”，并將如何处置私酿酒的人和违法官员的办法，交给大臣们商量。这个圣旨一下，朝野沸腾，反对声不绝于耳。当时的刑部尚书孙嘉淦首先表示将抗旨不遵，他的理由是，烧酒用的是粗粮，黄酒用的是细粮，一旦禁酒，那些粗粮无法储备，而且可能衍生腐败和走私。乾隆旋即昭告五省总督进行讨论，结果是五个总督都反对“一概禁止”的做法。乾隆采纳了他们的建议，改变了在先的诏令，变更为禁止大规模的酿酒活动，受灾之年之地减少酿酒等措施。这些措施逐渐被编入了清朝法令之中，演变成通行全国的法律制度。（资料来源：《北京日报》）
近年来，全国上下加强廉政建设，多地推行“禁酒令”，有效遏制了公款消费、提高了办公效率，受到了广大老百姓的高度赞誉。
其实，“禁酒令”进入历史舞台时间久矣，是最古老的法令之一。不同的是我国目前的“禁酒令”一般只针对公职人员，目的在于遏制公款消费、提高行政办事效率、造福群众，而古代“禁酒令”的出发点则因时因事而异：或为防止沉湎安乐，或为节约粮食，或为增加财政收入，或为避免酒后失德……在某些朝代，“禁酒令”不仅针对官员饮酒，还针对商人卖酒，甚至普通民众的饮酒需求也被压制。
《酒诰》：中国最早的“禁酒令”
世界上最早的酒起源于何时何地，现在己无法考证。一种传说是：酒的最早发明人是杜康，曹操曾在《短歌行》中写道“何以解忧，唯有杜康”。在汉代已经将“杜康”作为酒的代名词，这种称谓一直流传至今。
还有一种说法，酒是一个叫“仪狄”的女子发明的。据《战国策》记载：“昔者，帝女令仪狄作酒而美，进之禹。”对此，在《太平御览》中也有同样记载，“仪狄始作酒醪，变五味。”从《战国策》的角度看，是“帝女”命令仪狄做的酒，按照现在知识产权法的说法，“帝女”才是酒的权利人，仪狄造酒行为实际是一种“职务行为”，所以，在我国上古时期，掌管酿酒的官员也多被统称为“仪狄”。
不管怎么讲，中国都是公认的世界上最早发明酒的国家。
伴随着酒的产生，“禁酒令”也成为最古老的法令之一进入了历史舞台。世界上最早的“禁酒令”出现在我国，几乎是伴随着酒的产生而同时出现的。据《战国策》记载，“帝女”，即尧的两个女儿娥皇、女英，将仪狄酿的酒进献给禹，大禹品尝后觉得很好喝，并说到“后世必有以酒亡其国者”，于是下了一道手谕，诏令仪狄不要再酿酒了。
大禹作为我国第一个王朝夏的高祖，他发布的“禁酒令”对后世并没有起到任何警示作用。据记载，夏桀“做瑶台，罢民力，殚民财，为酒池糟。纵靡靡之乐，一鼓而牛饮者三千人”，夏桀最终因贪杯而丢了天下。然而，继任统治的殷商，也没有摆脱纵酒亡国的命运，纣王“以酒为池，悬肉为林”，“使男女倮相逐其间，为长夜之饮”，最多一次竟然连喝了七天七夜。
商亡于纣后，周武王为了争取前朝遗老的支持，让商纣王的儿子武庚在朝歌封了国，同时为了防止他复辟，在旁边又加封了邶、鄘、卫三国以加强监督，被称为“三监”。武王旋即死去，刚满13岁的成王即位，这使得比他年长的很多诸侯心怀不满。原本是用来监督武庚的“三监”，此时竟然扶植武庚召集殷商遗老叛乱。叛乱被周公镇压后，引起了周王室的思索，为什么原本忠义双全的“三监”会叛乱呢？除了权力之争以外，一定是过分的饮酒使他们昏了头。周公和成王认为“禁酒令”势在必行，于是历史上第一个“禁酒令”的成文法——《酒诰》形成了。因为卫国是原商朝统治核心区域，此地民俗民风大多以酒为乐，所以这篇禁酒的法令是针对新封在卫国的“康叔”所做，告诫他切不可放纵饮酒误国误己。
《酒诰》主要包括几个方面：第一，只有祭祀的时候才可以饮酒。“惟天降命，肇我民，惟元祀。天降威，我民用大乱丧德，亦罔非酒惟行，越小大邦用丧，亦罔非酒惟辜。”说的就是饮酒误国的原因是酒后“丧德”，这已经被前代和本朝所验证。第二，饮酒之时需要用道德约束自己不要喝醉，做到“德将无醉”一一有德行的人是不会放任自己喝醉的。第三，要减少酿酒，爱护粮食。“惟日我民迪小子惟土物爱”，这里说的“土物”就是指庄稼，粮食用来酿酒是一种浪费。
最后，《酒诰》对于聚众饮酒的，实行最严厉的处罚一一杀。“厥或诰曰：‘群饮。’汝勿佚，尽执拘以归于周，予其杀。”如果发现有人聚众饮酒，不要放纵他们，全部捉拿后拘押到周朝的都城，将他们杀掉。对于殷商遗民、归附的诸臣百官沉湎于酒的，先不杀他们，“姑惟教之”，如经教育仍不悔改的，不再赦免，“乃事时同于杀。”
对群饮者，杀无赦，如此禁酒，可谓史上最严厉戒酒！
从《酒诰》可以看出，这个“禁酒令”立法目的有两个：一是防止误国，二是保护粮食。惩罚措施也很严厉一一极刑。
《酒诰》在我国历史上影响很大，成为以后历代“禁酒令”所遵循的典范。
三国时期刘备曹操皆禁酒
西周以后，中国历朝历代出于各种目的，都或多或少地存在一些“禁酒令”。
汉初，丞相萧何曾颁布法令“禁群饮”，“三人以上无故群饮酒，罚金四两”。这主要是为了防止民间私斗，节省酿酒粮食。
这一法令的精神甚至影响远及日本，源平之战后，源赖朝胜利进入京都并颁布新制十七条，之后又改为三十六条，其中包括禁止近邻街坊欢聚饮酒；1336年，室町幕府颁布《建武式目》十七条规约，重申勿奢侈、行俭约，其中一条也是“禁止武士聚众滥饮”。
到了三国时期，各路势力的“禁酒令”一时间五花八门，层出不穷，出现了很多趣事。
刘备刚入蜀之时，为了筹措军粮，颁布了严厉的“禁酒令”，禁止民间酿酒。《三国志·简雍传》记载，刘备和简雍在路上溜达的时候，偶然看到一农户家存有酿酒工具，刘备大怒，准备将这家人治罪。为劝谏刘备这过于严苛的做法，簡雍手指路边行走的一对男女，说他们欲将成奸，主公何不治罪？刘备不解。简雍答道，此男女身藏成奸之器，这与因藏有酿酒之器而被治罪是一个道理。刘备大笑，于是将私藏酿酒工具的农户放了。
吕布偷袭刘备得了下邳城，却被曹操军队团团包围。为防止诸将饮酒误事，吕布特别颁布了“禁酒令”，军中任何人不得饮酒。他手下大将侯成等人因找到了走失的马匹，私自酿酒并进献吕布，以示庆祝。不料吕布翻脸不认人，将酿酒的诸将统统责打一顿。侯成等将军因此心怀怨念，趁吕布睡觉之时将其捆绑，然后献城投降。吕布做梦都没想到，自己竟然会因为“禁酒令”得罪了诸将，沦为阶下囚。 同时代的曹操也因为粮食问题和整顿民风，下决心颁布“禁酒令”。
结果“禁酒令”刚下，少府孔融就第一个跳出来反对。孔融是孔子后裔，本是一路诸侯，投靠曹操后一直桀骜不驯。他虽然才高八斗却是个酒徒，曾写下“归家酒债多，门客粲几行。高谈惊四座，一夕倾千觞”的豪放诗句。
孔融对“禁酒令”的反对，不仅表现在朝堂之上大吵大嚷，而且还专门写了一篇浩浩荡荡的文章《论酒禁书》，公开发表以取笑曹操，他以列举的方式反对“禁酒令”：天上有叫“酒旗”的星斗，地上有叫“酒泉”的郡城，禁酒难道要将天上的星斗和地上的酒泉郡都改名么？樊哙借酒劲救沛公，沛公借酒劲斩白蛇，景帝和袁盎也都好喝酒，屈原倒是不喝酒，结果在楚国遭到厄运。所以，孔融得出结论：“由是观之，酒何负于政哉！”
此文一出，曹操也立即发表文章回击，以列举历朝历代亡国之君嗜酒乱政作为反驳。
孔融又写了一篇更加犀利的文章予以回应：历史上曾有君主因为过于仁爱和谦让导致亡国的，是不是也要禁止仁爱和谦让呢？当年鲁国因为过于崇尚文学而灭亡，是不是就要禁止人们写字呢？夏朝和商朝都是因为宠爱女人而灭亡，是不是就要禁止结婚呢？对此，曹操无言以对。虽然对“禁酒令”的争论使得孔融最终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但这几篇禁酒和反禁酒的锦绣文章却流传千古，成为禁酒史上的花絮。
榷酒制和税酒制之争
我国历史上还广泛存在一种“禁酒令”，不单为了节省粮食，而且是为了增加国家财政收入。最早对酒课以重税的人当属商鞅，他没有明文禁止酿酒和卖酒，但提出政府要对酒加收十倍成本的赋税。所以，酒对于秦国的老百姓来说，有点太过奢侈了。到了汉武帝天汉三年之时，为了解决日益增长的军费开支，汉武帝宣布施行变相的“禁酒令”一一“榷酒”制度，即酒要政府专卖，禁止民间酿酒和卖酒。汉武帝依靠“卖酒”换来的军费南征北战，建立了不朽的功勋。
榷酒制度发展到后来，又演变成“税酒”制度。榷酒指的是官府全部买办，而税酒则由民间商家经营，政府只负责收税。汉武帝首创的榷酒制度施行了17年，后来因为无法控制民间走私而改成税酒制度，到王莽篡汉时，又将税酒改回到榷酒，刘秀打败王莽后，再次恢复了税酒制度。到两晋南北朝时期，两种制度交替并存。
隋朝统一后，开皇三年，文帝废除了酒类专卖制度，甚至连政府酿酒的“酒坊”都废弃了，将酿酒和喝酒的权利还给了百姓。唐朝也是一样，强大的国力给百姓提供了很高的生活标准，就是这个时代出现了“昔日长安醉花柳，五侯七贵同杯酒”的酒仙——李白。安史之乱摧毁了盛唐的强大，唐德宗为筹措军费于782年重开了榷酒制度，直至唐朝灭亡。
从此以后，榷酒制度成为常态，在宋代甚至出现了专门主管卖酒的“官监酒务”一职。在宋代，能卖酒的有两种酒户，一是政府本身，即国营酒庄，二是持有执照的民间酒户。这就出现了很多官商勾结的酒庄，比如《水浒传》中蒋门神强抢施恩的“陕活林”就应属此类。施恩父子本是公务人员，却私自开设酒庄，生意好的原因就是拥有酒类专营的权利，不仅自己可以酿，可以卖，而且还可以将酒转卖给别的酒家。从《水浒传》中看，宋代酒家并不少，甚至可以说是随处可见，但是，真正有权利自己酿酒的却没有多少，那些酒家也只能算是“二道贩子”，将酒从有执照的酒店买来，再贩卖而己。
朱元璋为禁酒不许种糯米
元代的“禁酒令”很有意思，因为成吉思汗最讨厌饮酒误事，所以，元代前期对民间的“禁酒令”非常严苛。元世祖在1283年宣布严禁私人酿酒、卖酒，“有私造者，财产子女入官，犯人配役”，在1290年又将处罚变更为“犯者死”。但是，元后期以后“禁酒令”开始放开，于是各类酒馆又开始繁盛起来。
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以“民间造酒糜费，故行禁酒令”，颁布诏书令国民“无得种糯，以塞造酒之源”，连酿酒的糯米都不许种植。朱元璋执行“禁酒令”非常严苛，大将胡大海之子因触犯了“禁酒令”，朱元璋不顾胡大海正领大军出征在外，亲自手刃犯人。自此以后，无人敢再犯。但随着朱元璋的离世，他和他的“禁酒令”很快就被后人遗忘，酿酒、卖酒、喝酒一切照旧了。
清代最著名的“禁酒令”和对禁酒的争论发生在乾隆年间。乾隆元年，内阁学士方苞向年轻的乾隆提出针对西北五省（直隶、河南、山西、陕西、甘肃）的“禁酒令”，理由有两点：一是这五省本来就穷，每年还浪费“数百万石粮食”酿酒是不对的；二是这五省百姓酒后犯罪率太高了，“载在秋审之册，十常二三”，也就是说百分之二三十的重大案件都和喝酒有关系。
乾隆考虑了大半年后，冒失地出台了一个圣旨，令这五省“永禁造酒”，并將如何处置私酿酒的人和违法官员的办法，交给大臣们商量。这个圣旨一下，朝野沸腾，反对声不绝于耳。当时的刑部尚书孙嘉淦首先表示将抗旨不遵，他的理由是，烧酒用的是粗粮，黄酒用的是细粮，一旦禁酒，那些粗粮无法储备，而且可能衍生腐败和走私。乾隆旋即昭告五省总督进行讨论，结果是五个总督都反对“一概禁止”的做法。乾隆采纳了他们的建议，改变了在先的诏令，变更为禁止大规模的酿酒活动，受灾之年之地减少酿酒等措施。这些措施逐渐被编入了清朝法令之中，演变成通行全国的法律制度。（资料来源：《北京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