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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叫郭桂荣。我这一辈子，又苦、又累、又甜。在一师十二团，就连小孩子都知道我是“塔河五姑娘”之一的郭桂荣，大家都很尊重我。虽然我现在一身是病，天天吃药，但我觉得这辈子值了。
我是个孤儿，因为战乱，我在很小的时候就与父母失散。后来，我被河南新野的一对剃头匠夫妇收养。我在县城长到记事时，日本人来了。他们烧杀掠夺，一天到晚扔炸弹。那时候土匪也多，我的养父母被吓得不行，于是全家就迁到了乡下，一直生活到解放后。
养母是个“碎碎嘴”，爱唠叨。有了弟弟后，她老在我跟前说我是领来的。渐渐地，我也发现，每次吃饭养母都让弟弟先吃。而且，养母经常找茬打我，随手捡起东西就往我身上打，擀面杖、菜刀我都挨过。
我被打怕了，不敢回家，晚上经常睡在高粱地里。
逃离家庭
1956年，乡上动员大家报名去新疆。我只想逃离这个家，就悄悄地报了名，不曾想被在乡里上学的弟弟知道了。回到家后，养父二话没说，抬手就给了我两记耳光。这是心疼我的养父第一次打我，而这两记巴掌让我铁了心要到新疆去。
于是，我跟着大伙儿坐汽车、坐火车、坐驴车，一路颠簸，最终到了新疆。后来，我被分到了喀什地区的木华犁分场。尽管条件比我想像中的差，但我却感到难得的自由和舒心。
1958年5月4日，一师共青团农场宣告成立，师党委号召我们捐款创建农场。听了领导的动员后，我和另外几个团员情绪高昂，当场就捐了110元钱，这可是我一年多的积蓄。看到农场还要招人，我“捐钱又捐人”，带头报了名。
“一直往前走，看到一张报纸，上面写着三连，就停下，那就是我们要建设的连队。”到了共青团农场，连长这样告诉我们。没过多久，就传来消息，为了解决农业灌溉问题，一师决定在荒原上开挖一条引水总渠，也就是南干大渠。这条渠线地形很复杂，沿途分布着几十米高的沙包、粗壮的胡杨、密密麻麻的红柳。
遇到沙包，我们就一筐一筐地挑走。在困难面前，我们从不退缩，“就算再难干，我们也要参加。”因为突击队不要女的，于是我们几个姑娘就悄悄地商量，跟着队伍好好干一场，让男同志们瞧一瞧。
按照师党委指示，共青团农场很快组织人力会同下游3个农场开始了开挖塔里木河南岸总干渠的大会战。6个青年突击队，360名团员青年分布在10余公里长的渠道线上。
大会战
大会战开始这一天，我们和另外几个农场的20多个姑娘也悄悄地来到队伍边上。本以为直接就开拔会战，没想到队长王居喊起了口令，让大家列队前进。这可把我们姑娘们紧张坏了，大家挨着排好队，整整齐齐站在队伍的最后面，大气也不敢出。
“谁叫你们来的？回去！”发现我们后，王队长又惊讶又生气。我们没有理他，心想，我们是去干活，为农场作贡献，没什么好怕的！王队长拿我们没办法，就打电话向场部求援。很快，政治处的陈主任骑马赶来了，给大家做起了工作。
“都是新社会了，还男女不平等？”我们的“姑娘头”王士卿带头说。我也大声说：“我们保证不拖后腿！”陈主任还在犹豫，这个时候赵桂荣“哇”地一声哭起来了，她说：“领导偏心眼，为啥不让我们去？”主任和队长见不得女孩子哭，只好默许了我们参加大会战。当时听到这个消息，大家都高兴地跳了起来。
不过，真正干了才知道，挖渠真是辛苦呀！那时正是七八月，渠底温度高达40 多摄氏度，酷暑难熬，汗珠子滴滴答答往下掉。每人每天挖渠的定额有10立方米。渠里的土又湿又重，而且没有运输工具，运土只能凭着肩扛手提。每天起早贪黑地干，连小伙子们都有些吃不消，更别说姑娘们了。很快，当初一起来的20多个姑娘走得就剩下5 个。
有人就说，不出3天，工地上就只有“清一色”的男人了。聽到这话，我们留下来的5 个姑娘都不服气，态度坚决地说：“干下去，干到底，一定要和他们比个高低！”于是，我们成立了“女子突击队”，想用事实证明给大家看。可是，挖渠毕竟是个体力活儿，女人干活就是比不上男人，怎样才能取胜呢？大家商量后决定，白天干，晚上也干！
为了不让小伙子们发现，白天我们还是按时收工。吃过晚饭后，就悄悄地带上火把或是手电来到工地，每人都挑最大的箩筐装土。晚上干活凉快，人也不知道累，一干就是几个小时。瞌睡了，就靠着箩筐睡一会儿；累了，就扯开嗓子唱上几句家乡戏。“五姑娘”里除了王士卿是山东人外，其余4个都是河南人，大家唱完吕剧唱豫剧，越干越起劲。
但是，连续干了30多个小时后，大家就渐渐地没了声响，只知道不停地装筐、挑土。有一次，我们就眼见王士卿迷迷糊糊地把挑出去的土又挑了回来，引得大家哈哈大笑。吸取了打瞌睡的教训，再到工地加夜班的时候，我们就带上从伙房里“偷”出来的尖辣椒。
实在瞌睡的时候，就咬上一口。辣椒辣得我们直跺脚，瞌睡也就被赶跑了。
就这样，我们的工效迅速上升，把所有的小伙子都甩在了后面，他们也不敢再小看我们了。“塔河五姑娘”也因此出了名。
在这以后，不断地有别的突击队的小伙子们找我们打擂台。相同的土方，相同的人数，看谁在规定的天数里完成任务谁就胜。只要一有人打“擂台”，我们就通宵干活。有一阵子，我们在挖渠时遇到了沙质土，这种土装进筐里就不断地往外漏，而且上坡时踩在沙土上还很滑脚，特别影响进度。为此，我们凑在一起想办法。不知谁说了句，用床单垫筐底！我们一听，都异口同声地说，中！然后就跑回宿舍，把舍不得铺的床单拿出来，撕了垫筐底。沙坡陡不好走，我们就想出了剥树皮垫路的办法。
就这样，我们创下了人均搬运土方74立方米的工效，超额完成任务，远远超过24个男青年突击队。
热闹的婚礼
不久后，我们受到了兵团团委、师团委的表彰，一师的《胜利报》和兵团的《生产战线》报都采访报道了我们。1959年，上面还来人拍摄了纪录片“塔河五姑娘”，我们成了兵团家喻户晓的“名人”.
在这之后，来给我们介绍对象的人也多了起来。
当时我们“五姑娘”中除了王士卿结了婚外，其余4人都未婚。因此，大家相约，干活一起干、结婚也要一起结。
在领导和热心人的帮助下，我们4个姑娘先后有了心仪的对象。1961年10月1日，我们举行了集体婚礼，轰动了整个农场。农场给我们每人发了50元钱，办了一个热闹的婚礼。婚礼的第二天，4对新人就说说笑笑地上了工地参加会战。
当时真是太穷了，新房就是地窝子，连个门都没有，害得我被人大大方方地“听房”；原来的被子太破旧，就临时借了床稍微新一点的，结完婚就还了。随后，我的3 个孩子相继出生，可因为当时正是饥荒年代，我在几个月子期间，都没吃过荷包蛋，没吃过一只整鸡，凡是有点好吃的，都留给孩子和丈夫吃了。
南干大渠工程结束后，我们“塔河五姑娘”又先后去开荒、修路、种粮种棉、盖土坯房。上世纪80 年代，“塔河五姑娘”中的老大——王士卿随丈夫回了山东，其他4位都留在了兵团。
1986年，我光荣退休，之后就一直居住在十二团，和其他4姐妹始终保持着联系。
1997年秋天，赵爱莲因劳累过度倒在了棉花地里，几天后就去世了，得知这个噩耗后，大家都很伤心。赵桂荣还因悲伤过度引发了高血压，从此便卧病在床，如今居住在阿克苏市的女儿那里。王华玲现在居住在上海，一个月和我们通一次电话，问问姐妹们的情况，互报平安。
时间过得真快，从挖南干大渠到现在，一晃50多年过去了。我从一个抱养来的小丫头，成为受人尊重的“塔河五姑娘”，我感到很光荣，很骄傲。
我是个孤儿，因为战乱，我在很小的时候就与父母失散。后来，我被河南新野的一对剃头匠夫妇收养。我在县城长到记事时，日本人来了。他们烧杀掠夺，一天到晚扔炸弹。那时候土匪也多，我的养父母被吓得不行，于是全家就迁到了乡下，一直生活到解放后。
养母是个“碎碎嘴”，爱唠叨。有了弟弟后，她老在我跟前说我是领来的。渐渐地，我也发现，每次吃饭养母都让弟弟先吃。而且，养母经常找茬打我，随手捡起东西就往我身上打，擀面杖、菜刀我都挨过。
我被打怕了，不敢回家，晚上经常睡在高粱地里。
逃离家庭
1956年，乡上动员大家报名去新疆。我只想逃离这个家，就悄悄地报了名，不曾想被在乡里上学的弟弟知道了。回到家后，养父二话没说，抬手就给了我两记耳光。这是心疼我的养父第一次打我，而这两记巴掌让我铁了心要到新疆去。
于是，我跟着大伙儿坐汽车、坐火车、坐驴车，一路颠簸，最终到了新疆。后来，我被分到了喀什地区的木华犁分场。尽管条件比我想像中的差，但我却感到难得的自由和舒心。
1958年5月4日，一师共青团农场宣告成立，师党委号召我们捐款创建农场。听了领导的动员后，我和另外几个团员情绪高昂，当场就捐了110元钱，这可是我一年多的积蓄。看到农场还要招人，我“捐钱又捐人”，带头报了名。
“一直往前走，看到一张报纸，上面写着三连，就停下，那就是我们要建设的连队。”到了共青团农场，连长这样告诉我们。没过多久，就传来消息，为了解决农业灌溉问题，一师决定在荒原上开挖一条引水总渠，也就是南干大渠。这条渠线地形很复杂，沿途分布着几十米高的沙包、粗壮的胡杨、密密麻麻的红柳。
遇到沙包，我们就一筐一筐地挑走。在困难面前，我们从不退缩，“就算再难干，我们也要参加。”因为突击队不要女的，于是我们几个姑娘就悄悄地商量，跟着队伍好好干一场，让男同志们瞧一瞧。
按照师党委指示，共青团农场很快组织人力会同下游3个农场开始了开挖塔里木河南岸总干渠的大会战。6个青年突击队，360名团员青年分布在10余公里长的渠道线上。
大会战
大会战开始这一天，我们和另外几个农场的20多个姑娘也悄悄地来到队伍边上。本以为直接就开拔会战，没想到队长王居喊起了口令，让大家列队前进。这可把我们姑娘们紧张坏了，大家挨着排好队，整整齐齐站在队伍的最后面，大气也不敢出。
“谁叫你们来的？回去！”发现我们后，王队长又惊讶又生气。我们没有理他，心想，我们是去干活，为农场作贡献，没什么好怕的！王队长拿我们没办法，就打电话向场部求援。很快，政治处的陈主任骑马赶来了，给大家做起了工作。
“都是新社会了，还男女不平等？”我们的“姑娘头”王士卿带头说。我也大声说：“我们保证不拖后腿！”陈主任还在犹豫，这个时候赵桂荣“哇”地一声哭起来了，她说：“领导偏心眼，为啥不让我们去？”主任和队长见不得女孩子哭，只好默许了我们参加大会战。当时听到这个消息，大家都高兴地跳了起来。
不过，真正干了才知道，挖渠真是辛苦呀！那时正是七八月，渠底温度高达40 多摄氏度，酷暑难熬，汗珠子滴滴答答往下掉。每人每天挖渠的定额有10立方米。渠里的土又湿又重，而且没有运输工具，运土只能凭着肩扛手提。每天起早贪黑地干，连小伙子们都有些吃不消，更别说姑娘们了。很快，当初一起来的20多个姑娘走得就剩下5 个。
有人就说，不出3天，工地上就只有“清一色”的男人了。聽到这话，我们留下来的5 个姑娘都不服气，态度坚决地说：“干下去，干到底，一定要和他们比个高低！”于是，我们成立了“女子突击队”，想用事实证明给大家看。可是，挖渠毕竟是个体力活儿，女人干活就是比不上男人，怎样才能取胜呢？大家商量后决定，白天干，晚上也干！
为了不让小伙子们发现，白天我们还是按时收工。吃过晚饭后，就悄悄地带上火把或是手电来到工地，每人都挑最大的箩筐装土。晚上干活凉快，人也不知道累，一干就是几个小时。瞌睡了，就靠着箩筐睡一会儿；累了，就扯开嗓子唱上几句家乡戏。“五姑娘”里除了王士卿是山东人外，其余4个都是河南人，大家唱完吕剧唱豫剧，越干越起劲。
但是，连续干了30多个小时后，大家就渐渐地没了声响，只知道不停地装筐、挑土。有一次，我们就眼见王士卿迷迷糊糊地把挑出去的土又挑了回来，引得大家哈哈大笑。吸取了打瞌睡的教训，再到工地加夜班的时候，我们就带上从伙房里“偷”出来的尖辣椒。
实在瞌睡的时候，就咬上一口。辣椒辣得我们直跺脚，瞌睡也就被赶跑了。
就这样，我们的工效迅速上升，把所有的小伙子都甩在了后面，他们也不敢再小看我们了。“塔河五姑娘”也因此出了名。
在这以后，不断地有别的突击队的小伙子们找我们打擂台。相同的土方，相同的人数，看谁在规定的天数里完成任务谁就胜。只要一有人打“擂台”，我们就通宵干活。有一阵子，我们在挖渠时遇到了沙质土，这种土装进筐里就不断地往外漏，而且上坡时踩在沙土上还很滑脚，特别影响进度。为此，我们凑在一起想办法。不知谁说了句，用床单垫筐底！我们一听，都异口同声地说，中！然后就跑回宿舍，把舍不得铺的床单拿出来，撕了垫筐底。沙坡陡不好走，我们就想出了剥树皮垫路的办法。
就这样，我们创下了人均搬运土方74立方米的工效，超额完成任务，远远超过24个男青年突击队。
热闹的婚礼
不久后，我们受到了兵团团委、师团委的表彰，一师的《胜利报》和兵团的《生产战线》报都采访报道了我们。1959年，上面还来人拍摄了纪录片“塔河五姑娘”，我们成了兵团家喻户晓的“名人”.
在这之后，来给我们介绍对象的人也多了起来。
当时我们“五姑娘”中除了王士卿结了婚外，其余4人都未婚。因此，大家相约，干活一起干、结婚也要一起结。
在领导和热心人的帮助下，我们4个姑娘先后有了心仪的对象。1961年10月1日，我们举行了集体婚礼，轰动了整个农场。农场给我们每人发了50元钱，办了一个热闹的婚礼。婚礼的第二天，4对新人就说说笑笑地上了工地参加会战。
当时真是太穷了，新房就是地窝子，连个门都没有，害得我被人大大方方地“听房”；原来的被子太破旧，就临时借了床稍微新一点的，结完婚就还了。随后，我的3 个孩子相继出生，可因为当时正是饥荒年代，我在几个月子期间，都没吃过荷包蛋，没吃过一只整鸡，凡是有点好吃的，都留给孩子和丈夫吃了。
南干大渠工程结束后，我们“塔河五姑娘”又先后去开荒、修路、种粮种棉、盖土坯房。上世纪80 年代，“塔河五姑娘”中的老大——王士卿随丈夫回了山东，其他4位都留在了兵团。
1986年，我光荣退休，之后就一直居住在十二团，和其他4姐妹始终保持着联系。
1997年秋天，赵爱莲因劳累过度倒在了棉花地里，几天后就去世了，得知这个噩耗后，大家都很伤心。赵桂荣还因悲伤过度引发了高血压，从此便卧病在床，如今居住在阿克苏市的女儿那里。王华玲现在居住在上海，一个月和我们通一次电话，问问姐妹们的情况，互报平安。
时间过得真快，从挖南干大渠到现在，一晃50多年过去了。我从一个抱养来的小丫头，成为受人尊重的“塔河五姑娘”，我感到很光荣，很骄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