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走在文献与实地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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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年9月,86岁高龄的徽学专家赵华富教授的《徽州宗族调查研究》一书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是他十年来出版的第三部有关徽州宗族研究的专著。
  十余年深入调查获得的一手资料
  赵华富教授在此书的绪论中说:从1990年至2000年,他“每年都到徽州农村住一两个月。十年期间,足迹遍及原徽州一府六县——歙县、休宁、婺源、祁门、黟县、绩溪。重点调查研究的宗族有:歙县棠樾鲍氏宗族,绩溪龙川胡氏宗族,黟县南屏叶氏宗族,歙县呈坎前、后罗氏宗族,休宁月潭朱氏宗族,祁门渚口、伊坑、滩下、花城里倪氏宗族,黟县西递明经胡氏宗族,婺源游山董氏宗族”。
  赵华富教授于1990年3月退休,当年7月便投入到徽州宗族调查研究工作中。每到一处,他都要与当地政府及有关文化部门联系,请求得到支持。在宗族调查所涉及的行政村,又通过村委会组织调查会议,请求宗族子弟及有关人员提供相关文献、纂写书面资料。如为了调查歙县棠樾鲍氏宗族,他就曾于1990年7月、1991年11月和2000年11月先后三次来到访歙县,分别在棠樾村、县博物馆和城关小学展开调查,调查对象包括鲍氏宗族后人9人、相关人员2人。1994年9月、1995年11月和1996年10月,他又三次到访绩溪调查龙川胡氏宗族,在该县的瀛洲乡大坑口村、北村乡湖村调查胡氏宗族后人13人、相关人员2人。到黟县三次,时间分别为1992年11月、1993年4月和2000年5月,调查南屏叶氏宗族后人及相关人员12人,其中的一次调查,就安排在调查对象叶新漮在黟县城关的寓所里。到休宁三次,时间分别为1995年10月、1996年10月和1997年10月,调查月潭朱氏宗族后人6人,有两次调查在调查对象家里完成,一次是休宁电池厂职工宿舍朱懋祉家,一次是休宁中学职工宿舍朱典尧家。1993年9月、1994年9月和1998年10月,三次对歙县呈坎前、后罗氏宗族的调查,都是在现属黄山市徽州区的呈坎乡呈坎村进行的,调查对象为11位罗氏后人。祁门倪氏宗族分散在渚口乡的渚口、伊坑、滩下三个村和小路口乡的花城里,赵华富教授便在1995年11月、1996年10月、1997年10月和1999年11月先后去过四次,调查的倪氏宗族后人达24人之多。黟县西递明经胡氏宗族和婺源游山董氏宗族,居住相对集中,赵华富教授则分别去过2次,时间分别为1992年12月、1993年5月和1996年11月、1997年10月,调查胡氏宗族、董氏宗族后人各有8人。这些关于调查时间、调查地点和调查对象的信息都附记在书中每篇文章的末尾。笔者之所以把这些信息从书中辑录出来,是想说明:赵华富教授纵有独到的学术敏感、坚韧的学术志趣、科学的学术方法,但如果没有这种脚踏实地的学术精神,要打磨出《徽州宗族调查研究》这部书,依旧是难以想象的。这在“宁坐板凳十年冷,不写文章一句空”的学术传统渐渐被人遗忘,而学术更多地沦落为人生名利工具的今天,老一辈知识分子的坚守,曲高而和寡,发人深思。
  徽州宗族“三部曲”的开端
  赵华富教授的徽学事业起步并不算早,但取得的成就却令人瞩目。
  2004年,作为承担的国家教委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八五”规划重点项目最终成果,赵华富教授耗时13年完成的《徽州宗族研究》一书由安徽大学出版社出版。2011年,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赵华富教授的第二部徽州宗族研究专著——《徽州宗族论集》。如今这部《徽州宗族调查研究》同样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从出版顺序上说,《徽州宗族调查研究》的出版,标志着赵华富教授徽州宗族“三部曲” 的完美收官。从逻辑顺序上说,赵华富教授徽州宗族研究经历了从个案研究到专题研究,再到综合研究的过程,这部最后出版的《徽州宗族调查研究》反而是他徽州宗族“三部曲” 的开端。三部同一主题的鸿篇巨制,构成了赵华富教授徽州宗族研究的完整体系;对个案研究、专题研究和综合研究的不同运用,又使得这三部著作各具特色、相互补益又相得益彰。
  对于今天开展社会建设的启示
  学界普遍认为,徽州宗族是在中国历史经历了西晋永嘉之乱(311年)、唐代安史之乱(755—763)和黄巢起义(878—884)、北宋靖康之乱(1126—1127),以中原为核心的北方世家大族纷纷南迁而叠加形成的。
  笔者据此认为,某种意义上,徽州宗族只是中国北方世家大族南迁之后对中原宗族的一种记忆性复制。中国历史文化的自然延展和徽州独特的土著风貌相融合,为这样的复制过程带来巨大的创造动力,从而使徽州宗族既与它的北方模型同质,又焕发出别样的生机。这个过程肇始于两晋,鼎盛于明清,以至有研究者把徽州称作中国封建社会的标本和化石。而赵华富教授基于历史文献和徽州宗族调查的双重研究所抽象出的宗族基本特征,有共同的始祖,有血缘关系的纽带,有明确的昭穆世次,有集体活动和聚居地,比如有管理组织和族规家法,比如有公共财产,这些积淀在宗族成员血液里的共同文化基因,把它们放大开来,如果不太纠缠细节、不做过于机械的理解,又何尝不是体现着中华民族历史的基本特征呢?惟其如此,《徽州宗族调查研究》的成果,对于今天开展社会建设具有以下几点启示。
  启示之一:扬弃而不是割断历史,才是社会保持进步的原生动力。
  随着1949年婺源县划归江西上饶地区,1987年徽州地区更名为黄山市,1988年绩溪县划归宣州市,原徽州一府六县的历史文化格局被人为改变。但细心的人们会发现,隶属关系的改易和名称的变化,并没有能够改变这些区域方言、风俗、建筑等作为徽派文化重要因子的共同样式。更为重要的是,那些融入徽州人血脉中的文化基因并不会随着人为的改变而丢失,今天生活在这个特殊区域里的人们依然是徽州宗族的后代。哪怕像远走美国的胡适,依然还是绩溪上庄的儿子,在给同乡会题词时,他总要写上一句“努力做徽骆驼”。在走遍原徽州的一府六县,面对宗族祠堂的遗迹时,人们都会发出那么一丁点联系着过去与未来、历史与现实的幽思。   徽州宗族历史告诉我们,今日社会是历史社会的自然延续,社会进步不必要建立在对其自身历史的全盘否定之上,相反地,对历史采取分别良莠、取其精华而去其糟粕的态度,则可以获得不竭的原生性动力。
  启示之二:共同的理想信念,是和谐社会的灵魂。
  正如赵华富教授在《论徽州宗族繁荣的原因》一文中所指出的:徽州宗族的繁荣和徽州成为中国封建宗族制度的一个典型地区,朱熹思想的影响起了重大作用。休宁月潭朱氏宗族与朱熹同属婺源茶院朱氏始祖朱瓌的后裔,自称“紫阳世家”,以朱熹为荣。根据赵华富教授的调查,“文革”中拆除的月潭朱氏宗祠第二进大厅正中还曾高悬着“紫阳世家”的金匾,而清明派支丁代表宗族赴婺源标祀远祖之墓的活动直至解放后才取消。其族规家法重在教、不在惩的条规,充满重教崇文的道德色彩,也说明着朱熹思想潜移默化的影响。
  徽州宗族历史告诉我们,社会和谐需要其成员拥有共同的理想信念,能否将今日提倡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打造成全国人民自觉遵循的行为指南,不仅关系社会当下的稳定和谐,而且关系其长远发展。
  启示之三:契约法制精神,是文明社会的基石。
  赵华富教授在调查研究徽州宗族的由来时,将其形成的原因归结为人丁增长、自然经济和社会生活需要这三个方面。始祖以下之亲属为同宗,高祖以下之子孙为同族。五服圈内为同族,五服圈外为同宗。只有同族的五服圈达到两个以上,才能形成一个宗族。随着中国封建社会的解体和社会主义中国经济的发展、新的人口政策及道德风尚的确立,宗族生成的土壤显然已不复存在。
  然而当我们考察徽州宗族曾经如此的繁荣及其背后的原因时,不能忽略的是,徽州社会完备的契约制度和徽州宗族严密的族规家法,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赵华富教授《徽州宗族调查研究》一书中,对所涉及的八个宗族其族规家法都有十分详尽的记述。不仅如此,其关于各个宗族祖训、谱牒、祠堂、祭祀、组织、族产、风俗及四时节庆的并列记述,一定意义上也都可以视为对社会契约制度和族规家法的一种落实。
  在这个意义上,徽州宗族历史则告诉我们,古往今来,无论中西,体现社会文明的指标或许有所不同,甚而大相径庭,但实现社会文明的途径却不外道德引导与法规约束两条。法规是刚性的,代表着道德的底线,因而也是文明社会的基石。
  (作者单位:安徽大学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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