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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画讲究笔墨。笔墨是中国画作画的工具、材料，是中国画塑造艺术形象，表达画家情意的语言，是评价一幅中国画优劣的重要标准。
中国画以中国特有的毛笔、墨（和颜料）在宣纸或绢上作画。笔用以勾勒、皴擦、点垛、描写物象之形；墨（与色）用以渲染托晕，表现物象的色。无形无色不成其为图画，所以笔、墨还有图画的载体纸及磨墨用的砚，这些中国画最基本的工具材料，被誉称为文房四宝，为国画家所特别重视，在选择和使用上极其慎重。
但这并非就是中国画讲究笔墨的原因。中国画讲究笔墨，除了它不可替代的工具性，更因为中国画家在长期使用笔墨作画的过程中，逐步总结了笔墨的使用法则，创造了许多用笔用墨的技法，如曹仲达的“曹衣描”，吴道子的“莼菜描”，以笔写山真骨的“范氏皴”、以墨状烟云气的“米家点”等等。历代大师们的这些创造，被后人总结为线描的十八种技法和用以表现山石和树枝纹理的十六种皴法，这些线法，皴法等笔法和墨法一起共同组成了中国画无比丰富而生动的笔墨语言。这种凝聚着前人智慧和画家本人创造的笔墨语言，不但能满足完成造型的需要，还可以表现作者的不同审美旨趣和风格特征，成为评价一幅中国画之优劣的重要标准。当代国画家张仃说：“一幅好的中国画要素很多，但是基本的一条就是笔墨，笔墨就是中国画的个性。”这才是中国画讲究笔墨的最重要的原因。
中国画讲究笔墨，深受中国画影响的陶瓷绘画同样讲究笔墨，而且走的是同样一条逐步发展、日渐成熟的道路。
为什么这样说？还是从中国画说起。
中国画成熟最早的是人物画，人物画在唐朝时已独立成科，唐朝人物画有许多优秀画家，吴道子是其中最杰出的代表。他早年学顾恺之、陆探微，用笔较为工细；中年汲取张僧繇“钩戟利剑森森然”的刚健笔法，更为雄健豪放，“行笔磊落，挥笔如莼菜条”（汤垕·《画鉴》卷一），将六朝以来线条的紧密联绵一变而为提按明显、波折起伏，用笔轻重多变，劲力外张，赋予线条更强的运动感、节奏感和情感的表现力，同时也注意画面气氛的统一和运动感的表现，故有“吴带当风”之称，和曹仲达的“曹衣出水”即衣纹贴体形成对比，把线的造型能力和表现能力提高到了一个崭新的水平。吴道子为完善中华民族线描艺术手段、丰富国画的笔墨语言作出了重要贡献，人们尊敬他、崇拜他，称之为“画圣”。
但吴道子所处的时代，中国画的笔墨语言仍不够丰富，突出表现在画山水不用皴，主要用几条外轮廓线来表达山石的层叠转折，是“空勾无皴”。这样的描写，往往只能抓住物体的外形。下至五代北宋，山水画达到完全成熟的阶段，北派画家荆浩首创山水画的皴法，山石上既有线的勾勒，也有皴擦，分出受光面和背光面，使山石有了立体感。到了元代，创为水墨画，其中的高手，都能运用水墨画在麻纸上的效果，恰到好处地表现物体的质感和空间感，中国画的笔墨语言更加丰富。这个时期的画家还明确提出了“书画同源”说，竭力将书法笔法运用到国画创作中，使绘画中的笔墨情趣在所描绘的物象之外，具备了独立的审美价值。
中国画的笔墨到了清代最终成了现在中国画独特的绘画语言。这种语言形式，一面丰富和发展着自己，一面对陶瓷绘画等姊妹艺术施加影响，推动着陶瓷绘画等姊妹艺术的发展。但正因为它自身的发展是渐进的，对陶瓷艺术的推动也是渐进的。
陶瓷绘画的第一个品种是元青花。元青花题材丰富，常见的主题纹饰有松、竹、梅、牡丹、莲花、菊花、牵牛花、树石芭蕉、灵芝、海棠、瓜果、葡萄；动物有龙、狮子、麒麟、海马、鹿；禽鸟有凤、鹤、鸳鸯、鹭鸶；人物纹饰盛行历史故事题材，有萧何月下追韩信、鬼谷子下山、三顾茅庐、昭君出塞；还有草虫、杂宝、十字杵等。对形象的处理方法受同时代国画的影响，主要是线描，辅以拓染和涂料的方法处理色调，烧成后在洁白的胎体上呈现出靓丽的青花，青白对照，美丽大方，给人一种清新明快、肃穆端庄之感。其笔墨语言虽说不上丰富多彩，却也十分令人喜爱。
其后，明朝出现了古彩。古彩的线沉稳厚重，富有力度，给人以“铁线银钩，力可扛鼎”的感觉，非常刚劲雄健；其色彩名为五彩，实际上红、绿、紫、蓝、黄、白、墨、金应有尽有，且红得到位，绿得深沉，大红大绿，对比强烈，较青花的单一色调大大地向前迈进了一步。
到清代康熙、雍正朝，受外来珐瑯彩的影响，中国景德镇创造了粉彩。粉彩用“玻璃白”对一些彩料进行粉化，增加了彩料的种类，使色彩更加丰富、柔和，又吸收国画的构图章法和笔墨技巧，创造了单线平涂和略加渲染（即洗染）有明暗变化的表现方法，其效果已由古彩的刚劲浓艳、色彩对比强烈的风格，而渐趋“艳丽而清逸”，形成了粉润柔和的独特面貌。
陶瓷绘画从元青花发展到古彩、粉彩，每前进一步，其绘画语言都更加丰富，且都与国画的影响有密切的关系。但这种影响是局部的，说不上是中国画笔墨语言与陶瓷绘画的对接。中国画笔墨语言与陶瓷绘画的真正对接，始于清末浅绛彩瓷出现之后。
浅绛彩瓷是将纸上浅绛彩画移植到瓷上的釉上彩瓷画新品种，在国内各瓷区一般统称其为“釉上彩”并被景德镇、广东、唐山等瓷区广泛应用和传承。
浅绛彩瓷源于中国画山水画科之浅绛山水。浅绛山水是一种在水墨勾勒皴染的基础上敷设以赭石为主色的淡彩山水画。《芥子园画传》说：“黄公望皴，仿虞山石画，色善用赭石，淡浅施之；有时再以赭笔钩出大概。王蒙复以赭石和籐黄着山水，其山水喜蓬蓬松松画草，再以赭色勾出，时而竟不着色，只以赭石着山水中人面及松皮而已。”这种设色特点，始于五代董源，盛于元代黄公望，到明、清，为新安画派所继承。
浅绛彩瓷画创始人程门、金品卿、王廷佐，就是新安画派中人物。清末咸（丰）同（治）年间，他们用本门派的技法绘瓷画首创了浅绛彩瓷。这种浅绛彩瓷画笔墨飘逸豪放，色彩浅雅秀丽，诗书画印配为一体，有浓郁的文人画风格。它的出现，使陶瓷绘画具有了中国画笔墨语言的全部特征。
釉上彩、新粉彩出现后，国内各大艺术瓷产区如景德镇、广东、唐山等地区的瓷上画种、画风都努力向文人画靠拢，可谓“百花齐放”。其中景德镇最古老的青花和新兴的新彩表现最为突出。新中国青花大师王步将中国画写意画法与传统青花彩绘技法相结合，创造了国画式分水写意法，并广泛普及，使青花出现了崭新的面貌。大批新彩画家则利用新彩烧成前后色相变化不大、料性容易掌握、且色彩清新明快、色料种类丰富的长处，用料笔蘸取色料在瓷胎上直接画文人画，犹如在纸上作画一样。新彩很快在全国各地蓬勃发展，称谓各有不同，景德镇称“新彩”、广东称“广彩”、唐山近几年称“唐山彩”。
改革开放之后，许多专业国画艺术家进入到景德镇、广东、唐山、山东、醴陵等瓷区，用国画技法在瓷上作画。他们的加入，使中国画的笔墨语言与陶瓷绘画的对接登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中国画的笔墨语言不完全是用笔用墨的技法，它在表达完成造型的同时，将画家的情感注入于自然物象之中，在体现独具的形式与结构的美感时还映像出画家独具的精神世界和审美理想。当代的陶瓷绘画在这方面进步很快，但尚未达到最佳境界。实现中国画笔墨语言与陶瓷绘画的更加完美的对接，还需要我们这一代人继续努力！
中国画以中国特有的毛笔、墨（和颜料）在宣纸或绢上作画。笔用以勾勒、皴擦、点垛、描写物象之形；墨（与色）用以渲染托晕，表现物象的色。无形无色不成其为图画，所以笔、墨还有图画的载体纸及磨墨用的砚，这些中国画最基本的工具材料，被誉称为文房四宝，为国画家所特别重视，在选择和使用上极其慎重。
但这并非就是中国画讲究笔墨的原因。中国画讲究笔墨，除了它不可替代的工具性，更因为中国画家在长期使用笔墨作画的过程中，逐步总结了笔墨的使用法则，创造了许多用笔用墨的技法，如曹仲达的“曹衣描”，吴道子的“莼菜描”，以笔写山真骨的“范氏皴”、以墨状烟云气的“米家点”等等。历代大师们的这些创造，被后人总结为线描的十八种技法和用以表现山石和树枝纹理的十六种皴法，这些线法，皴法等笔法和墨法一起共同组成了中国画无比丰富而生动的笔墨语言。这种凝聚着前人智慧和画家本人创造的笔墨语言，不但能满足完成造型的需要，还可以表现作者的不同审美旨趣和风格特征，成为评价一幅中国画之优劣的重要标准。当代国画家张仃说：“一幅好的中国画要素很多，但是基本的一条就是笔墨，笔墨就是中国画的个性。”这才是中国画讲究笔墨的最重要的原因。
中国画讲究笔墨，深受中国画影响的陶瓷绘画同样讲究笔墨，而且走的是同样一条逐步发展、日渐成熟的道路。
为什么这样说？还是从中国画说起。
中国画成熟最早的是人物画，人物画在唐朝时已独立成科，唐朝人物画有许多优秀画家，吴道子是其中最杰出的代表。他早年学顾恺之、陆探微，用笔较为工细；中年汲取张僧繇“钩戟利剑森森然”的刚健笔法，更为雄健豪放，“行笔磊落，挥笔如莼菜条”（汤垕·《画鉴》卷一），将六朝以来线条的紧密联绵一变而为提按明显、波折起伏，用笔轻重多变，劲力外张，赋予线条更强的运动感、节奏感和情感的表现力，同时也注意画面气氛的统一和运动感的表现，故有“吴带当风”之称，和曹仲达的“曹衣出水”即衣纹贴体形成对比，把线的造型能力和表现能力提高到了一个崭新的水平。吴道子为完善中华民族线描艺术手段、丰富国画的笔墨语言作出了重要贡献，人们尊敬他、崇拜他，称之为“画圣”。
但吴道子所处的时代，中国画的笔墨语言仍不够丰富，突出表现在画山水不用皴，主要用几条外轮廓线来表达山石的层叠转折，是“空勾无皴”。这样的描写，往往只能抓住物体的外形。下至五代北宋，山水画达到完全成熟的阶段，北派画家荆浩首创山水画的皴法，山石上既有线的勾勒，也有皴擦，分出受光面和背光面，使山石有了立体感。到了元代，创为水墨画，其中的高手，都能运用水墨画在麻纸上的效果，恰到好处地表现物体的质感和空间感，中国画的笔墨语言更加丰富。这个时期的画家还明确提出了“书画同源”说，竭力将书法笔法运用到国画创作中，使绘画中的笔墨情趣在所描绘的物象之外，具备了独立的审美价值。
中国画的笔墨到了清代最终成了现在中国画独特的绘画语言。这种语言形式，一面丰富和发展着自己，一面对陶瓷绘画等姊妹艺术施加影响，推动着陶瓷绘画等姊妹艺术的发展。但正因为它自身的发展是渐进的，对陶瓷艺术的推动也是渐进的。
陶瓷绘画的第一个品种是元青花。元青花题材丰富，常见的主题纹饰有松、竹、梅、牡丹、莲花、菊花、牵牛花、树石芭蕉、灵芝、海棠、瓜果、葡萄；动物有龙、狮子、麒麟、海马、鹿；禽鸟有凤、鹤、鸳鸯、鹭鸶；人物纹饰盛行历史故事题材，有萧何月下追韩信、鬼谷子下山、三顾茅庐、昭君出塞；还有草虫、杂宝、十字杵等。对形象的处理方法受同时代国画的影响，主要是线描，辅以拓染和涂料的方法处理色调，烧成后在洁白的胎体上呈现出靓丽的青花，青白对照，美丽大方，给人一种清新明快、肃穆端庄之感。其笔墨语言虽说不上丰富多彩，却也十分令人喜爱。
其后，明朝出现了古彩。古彩的线沉稳厚重，富有力度，给人以“铁线银钩，力可扛鼎”的感觉，非常刚劲雄健；其色彩名为五彩，实际上红、绿、紫、蓝、黄、白、墨、金应有尽有，且红得到位，绿得深沉，大红大绿，对比强烈，较青花的单一色调大大地向前迈进了一步。
到清代康熙、雍正朝，受外来珐瑯彩的影响，中国景德镇创造了粉彩。粉彩用“玻璃白”对一些彩料进行粉化，增加了彩料的种类，使色彩更加丰富、柔和，又吸收国画的构图章法和笔墨技巧，创造了单线平涂和略加渲染（即洗染）有明暗变化的表现方法，其效果已由古彩的刚劲浓艳、色彩对比强烈的风格，而渐趋“艳丽而清逸”，形成了粉润柔和的独特面貌。
陶瓷绘画从元青花发展到古彩、粉彩，每前进一步，其绘画语言都更加丰富，且都与国画的影响有密切的关系。但这种影响是局部的，说不上是中国画笔墨语言与陶瓷绘画的对接。中国画笔墨语言与陶瓷绘画的真正对接，始于清末浅绛彩瓷出现之后。
浅绛彩瓷是将纸上浅绛彩画移植到瓷上的釉上彩瓷画新品种，在国内各瓷区一般统称其为“釉上彩”并被景德镇、广东、唐山等瓷区广泛应用和传承。
浅绛彩瓷源于中国画山水画科之浅绛山水。浅绛山水是一种在水墨勾勒皴染的基础上敷设以赭石为主色的淡彩山水画。《芥子园画传》说：“黄公望皴，仿虞山石画，色善用赭石，淡浅施之；有时再以赭笔钩出大概。王蒙复以赭石和籐黄着山水，其山水喜蓬蓬松松画草，再以赭色勾出，时而竟不着色，只以赭石着山水中人面及松皮而已。”这种设色特点，始于五代董源，盛于元代黄公望，到明、清，为新安画派所继承。
浅绛彩瓷画创始人程门、金品卿、王廷佐，就是新安画派中人物。清末咸（丰）同（治）年间，他们用本门派的技法绘瓷画首创了浅绛彩瓷。这种浅绛彩瓷画笔墨飘逸豪放，色彩浅雅秀丽，诗书画印配为一体，有浓郁的文人画风格。它的出现，使陶瓷绘画具有了中国画笔墨语言的全部特征。
釉上彩、新粉彩出现后，国内各大艺术瓷产区如景德镇、广东、唐山等地区的瓷上画种、画风都努力向文人画靠拢，可谓“百花齐放”。其中景德镇最古老的青花和新兴的新彩表现最为突出。新中国青花大师王步将中国画写意画法与传统青花彩绘技法相结合，创造了国画式分水写意法，并广泛普及，使青花出现了崭新的面貌。大批新彩画家则利用新彩烧成前后色相变化不大、料性容易掌握、且色彩清新明快、色料种类丰富的长处，用料笔蘸取色料在瓷胎上直接画文人画，犹如在纸上作画一样。新彩很快在全国各地蓬勃发展，称谓各有不同，景德镇称“新彩”、广东称“广彩”、唐山近几年称“唐山彩”。
改革开放之后，许多专业国画艺术家进入到景德镇、广东、唐山、山东、醴陵等瓷区，用国画技法在瓷上作画。他们的加入，使中国画的笔墨语言与陶瓷绘画的对接登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中国画的笔墨语言不完全是用笔用墨的技法，它在表达完成造型的同时，将画家的情感注入于自然物象之中，在体现独具的形式与结构的美感时还映像出画家独具的精神世界和审美理想。当代的陶瓷绘画在这方面进步很快，但尚未达到最佳境界。实现中国画笔墨语言与陶瓷绘画的更加完美的对接，还需要我们这一代人继续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