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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年，我国现代著名作家茅盾在病危之际，口述了两封信，一封给中共中央，请求在他去世后被追认为中共党员，并郑重表示这将是他“一生的最大荣耀”；一封给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亲爱的同志们，为了繁荣长篇小说的创作，我将我的稿费二十五万元捐献给作协，作为设立一个长篇小说文艺奖金的基金，以奖励每年最优秀的长篇小说。我自知病将不起，我衷心的祝愿我国社会主义文学事业繁荣昌盛。”
这段话里最打动我的是两个词：“最优秀”和“病将不起”。我总觉得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知识分子有着满腔的爱国真诚，因为他们相信，这个从劫难中新生的社会主义国家能够让人民安乐，让知识分子有尊严。茅盾把热爱祖国、热爱生活化为热爱党，而对“最优秀”的叮嘱，是他作为一个作家所体现出的良知和品位。
黄绫子的书套？
两位小姐把老太爷夹在中间。马达声音响了，一八八九号汽车开路，已经动了，忽然吴老太爷又锐声叫了起来：“《太上感应篇》！”
这是裂帛似的一声怪叫。在这一声叫喊中，吴老太爷的残余生命力似乎又复旺炽了；他的老眼闪闪地放光，额角上的淡红色转为深朱，虽然他的嘴唇簌簌地抖着。
一八八九号的汽车夫立刻把车煞住，惊惶地回过脸来。荪甫和竹斋的车子也跟着停止。大家都怔住了。四小姐却明白老太爷要的是什么。她看见福生站在近旁，就唤他道：“福生，赶快到云飞的大餐间里拿那部《太上感应篇》来！是黄绫子的书套！”
——茅盾《子夜》
2011年8月20日，第八届茅盾文学奖5部让人翘首以待的获奖作品出炉，它们分别是张炜的《你在高原》，刘醒龙的《天行者》，莫言的《蛙》，毕飞宇的《推拿》，刘震云的《一句顶一万句》。5位作者都是凭自己的才情和作品在当代文学上站得又高又稳的作家，作品也毫无疑问具有极高的质量和文学价值。用这样庄严的奖项来加以肯定，也是为当代社会的文学树立了榜样，告诉大家，什么是好文学。不要在商品经济和浮躁人心中轻易降低好文学的标准，不要漠视甚至轻视纯文学的美之所在。他们的文字所呈现出的汉语之美、之深沉和纯熟高超的写作能力，是当代文学中夺目的风景。
不过遗憾的是，我们又没有看见年轻人和默默无名之辈出现在这份获奖名单上。看来，这几年文学的江山又是靠这些前辈们苦苦支撑过来的。
此时，不由让人突然觉得，这些书会不会是裹着“黄绫子的书套”，只是这个纷乱尘世中微薄的信仰。这些让人仰慕的好作家，是不是只能让人抬着头仰视呢？
得奖者之一的张炜说：“这如同一个人迎着寒冷的北风向前赶路，半路上有一杯酒，喝了会温暖自己，但没有这杯酒仍会不停顿地往前赶。喝了这杯酒固然好，但不能醉，不能把获奖当作最高标准，这只是个小小的庆祝宴，是文学本身之外的事。评奖活动更像是一次节日，当然，能以此引起普通人的关注也是有意义的。”
天行者，贴地而行
她的同伴是一个肥短的中年妇人；五官的位置并不怎样难看，可是扁阔的嘴唇有两只向下拖的角，便构成了一幅阴惨的面容。她穿着上等材料然而老式的衣服。一双缠而又放的小脚，套在太大的黑皮靴内，那拱起的脚背就好像是两个球。这和她的女伴的狭长的天足比较起来，更显出一种伶仃孤苦的神气。
——茅盾《虹》
的确，这5部作品可以作为这几年来最优秀长篇小说的代表。在传统文学审美的审视下，这些作品是很成功的，但有些人对此观点往往容易陷入缄默。这5部作品都是现实主义文学，除了《推拿》在城市进行，其余4部都将目光对准农村、乡镇，时间则选择了过去。那些容易陷入缄默的人说：“这代表着文学仿佛与时代脱节了，那些得奖的作家们把自己沉浸在另一个世界，他们确实成功地营造了一个世界，在那里用文字呈现出纷纭的悲欢和痛苦来打动人们，但那是旧世界了，而现在的读者所受的文化教育、社会熏陶，都已经和旧日的读者大有不同。”
诚然，美、爱和人性是千年辗转也不会变的，但是盛放它们的容器却时时刻刻都在变化着形态。看着这5部作品，读者们貌似很容易就陷入一种中国几百年来不曾改变的错觉。怪不得，那些缄默的人不禁破口提问：“它们是我们这个时代需要的最优秀的作品吗？是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吗？”
获奖作品“浮世绘”
“《你在高原》，看上去写的是农村故事，但都有一个很鲜明的城市的影子——现代性，作者是在现代性的大背景下去进行创作的，而且完全打通了城市和乡村的界限；《蛙》也很难说就是乡村题材的作品，作者采用和日本作家通信的结构方式，把城市的背景突显出来，从现代性的视角去思考乡村的计划生育问题。写什么题材，怎么写，从中都能看出作家体悟时代精神的深度与特点。”评论家贺绍俊说。
《天行者》
《天行者》包括《凤凰琴》、《雪笛》、《天行者》三部分，围绕一群民办教师“转正”这一主线，叙述了当代中国乡村知识分子令人喟叹的生活与命运，描绘了这些“在20世纪后半叶中国大地上默默苦行的民间英雄”。
这部作品也呈现出作者刘醒龙所坚持的“悲天悯人”的情怀。他说，“生活是不能没有诗意的，生命也是不能没有诗意的。”刘醒龙的语言在乡土作家里别具一格，虽说其语言风格长久不变，而文学的不可替代，在于它说的是个体的、转瞬即逝的人的体验。
“我出生的时候我父亲把我和姐姐挑进了山里，我们家在山里面前前后后搬了十多次家。随着年龄增长，自己对情感的归宿在哪里，一直特别在意。因为我找不到一棵和我同年同月同日生的树，找不到故乡的根在哪里。所以我很多年都在寻找，包括通过文学一直在寻找自己的情感之根。多年之后才发现，其实我的根就在记忆深处生我养我的那块土地上。在写《天行者》时，我把它看作是自己灵魂的故乡。”刘醒龙在获奖后说。
“不只是获奖作品，事关国计民生的时代景象和现实生活，都在这些年以长篇小说为代表的中国文学创作中得到了充分表达。理想照进现实，现实表现生活，是近年来各类文学创作的基本特征。”中国作协创研部副主任彭学明表示，“更可贵的是，小说家们不仅表达了忧患的情怀，更传递出对理想的追寻、对精神生活的向往！”
为了忘却的文学
时代本身会做出一些选择，这个我们要尊重。就像成立博物馆，建立自然保护区一样，有多少文化人会想到保护和继承文学遗产也是需要付出成本的。传统的文学不仅仅是财富，也可能成为负担，尤其是当人们面对光怪陆离的现实，期待某场改变的时候。
我又不由自主地想起一度成为热点的中学教材减少鲁迅作品的事。人民教育出版社新版的语文教材中，保留下来的只有《拿来主义》、《祝福》和《纪念刘和珍君》3篇。有时候，我们真是不得不思考，鲁迅的作品还有多少我们可以一直看下去？他犀利的杂文，揭示人性的小说，对话的对象都是当时的人和事。不可否认，鲁迅的作品能增进我们对勇气、智慧和良知的认识，永远值得看。
当然，我们需要记忆，也需要过去。
就像前面所引的《虹》里的中年妇人，因为年纪和阅历而有所局限，脸永远是那样一张，即使细细梳妆打扮，也摆脱不了在这个五光十色的世界的对比下伶仃孤苦的神气。但如果所有优秀的作家都埋头虚构着自己的文学世界，只会导致自己的难以长进和读者的审美疲劳，文学不可能越走越远。
“‘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本届茅盾文学奖的获奖作品以现实题材为主，优秀作品的出现，得益于作家‘贴着地面行走’，置身于中国当下的现实中，挣脱创作中既有的观念限制，并为小说创作开辟出更广阔的空间。”我同意这样的观点。因为凑近了看，你会发现得奖的是对主流文学观肯定的作家，是一生勤恳写作的作家，是贴地行走的天行者。所以他们的东西，一句顶一万句。
光荣的荆棘路
文艺上的菜单应该有哪些气色，——即所谓理想中的全席，好像大家也没说过不对；所以菜单早已定了，只待厨子们用心去做，不过厨子们单是用心也不够，还得配足原料。没有充足的原料，单用油盐酱，是一定不行的罢？
厨子因为在油锅边站得久了熏得够了，所以自家做出来的菜，究竟太甜呢或者太酸，未必能够清清楚楚辨味道。在这里，就不能不说那些在客厅拿着筷子等吃的人们的舌头比较灵些了。所以真正要菜好，还得厨子和吃客通力合作。
——茅盾《作家和批评家》
王小波曾说：“安徒生写过《光荣的荆棘路》，他说人文的事业就是一片着火的荆棘，智者仁人就是在火里走着。”究竟谁是那个行走在火中的人？在我们的视野里，这样行走在火里的文人也有，但是越来越少了，有的活在自己的真空里，有的活在舒适的空调里。一个时代的作家，撑起一个时代的文学。
当代写作似乎在成功的同时陷入了一些迷茫和误区，比如，如何体现对现实的关注；如何在坚守纯文学的价值时满足读者的口味；如何用现代汉语保留民族语言的神韵；如何解决经典的缺失；如何在滚滚红尘中坚守文学的价值底限……对于这些问题，一味无视是懦弱而心虚的表现，但是一旦过了头，同样也会使文学面目全非。作家们不应为著作等身而停止思考，停止和这个当下世界的对话，而怀着真诚的心投入现代生活，不怀偏见地看待那些问题，揭开许多张画皮，并且告诉读者，在现在，应该怎样使自己活得更有自尊，更为优雅。
虽然对年轻作家的重视日益增强，青黄不接也是文坛的一个窘境，80后、90后成为标签，便一概被人以同样的眼光看待。现在的文学家似乎不像“五四时期”的文人那样喜欢教育青年了，而乐得独善其身。青年作家大多是绿意葱茏的藤蔓，要在前辈的扶持下走向一个正确的方向，才有继续生长的可能。
其实茅盾文学奖的设置很好。文学从来都不是社会的主流，通过设立奖项，把一些携带主流价值观的好作品推向社会，是值得尊重的。这次的茅盾文学奖改革力度颇大，增强了茅盾文学奖的社会透明度。这样的做法，表明主办方有着坦诚公正的心愿，希望直面社会，让社会日益重视文学作品的评比，而不是作为一个小圈子里的节日。
口才和耳才
梁文道在专栏上曾说：“这个世界上大部分成功的清谈节目靠的是参与者的耳才，而非口才。也就是说，懂得听有时要比懂得说更重要。因为谈话不是独白，你说的任何一段话都不可避免地坐落在对话者的言词之中，它构成了你的背景，发展了你的言论。”
写作也是这样，读者的素养一定程度上决定了这个时代的文学氛围。如果你的读者们浮躁不安，接受不了大段的、纯粹的文字，只爱看八卦，嚷嚷着“有图有真相”，那么你只有叹息，或者屈了自己，迎合他们。“写手”这个新出现的称谓，既带有可笑的成分，又可悲地揭示了现在读者的需求：他们要的不过是一只会写故事的“大手”。现在虽然有部分读者的素养很高，但更多的读者趋向于大白话式的语句，为口水诗、口水文的大行其道提供温床，中国语言的魅力眼看将被剥蚀殆尽。
《金瓶梅序》里有这样一句，让人唏嘘不已：“读《金瓶梅》而生怜悯心者，菩萨也；生畏惧心者，君子也；生欢喜心者，小人也；生效法心者，乃禽兽耳。”一部《金瓶梅》，能使人心有不同的取向，进一步说，这些人的取向也影响到各方对《金瓶梅》的评价。君子菩萨说这是古今第一奇书，小人禽兽则心里暗喜、嘴上痛骂。其实摧毁一个作家的，不是别的形式的外力，哪怕生活的困窘也无碍他的优雅，而不过是读者的不解和不屑。毕竟，对着一片空地说话，是说不了多久的。
文学作品和电视剧
与此同时，媒体近年来的发展也将这个一般人难得关注的文学奖项带入了公众的视野，任大家臧否。这可以说是个让人欣喜的现象。从历史的角度看，今天能够识字读书的中国人和他们对文学的关注面都超过了任何一个时期。随之而来，我们面临一个问题，好的文学要如何深入人心？
文学不是奴隶，文学独立曾经是文学得以自主的艰难的任务，这个历史的经验我们是应该坚持的。但是，真正属于当代的文学，是能够巧妙地融入当下的文化传播形式，它不是孤立的、自我欣赏的、自命清高的。它哪怕不贴着土地，也是根在土地，并非在天上飞，那样是活不长久的。
文学是电影、电视、戏剧等其他艺术门类的基础、源头和“母本”，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的理想信念和价值取向。大量的文学作品通过改编成电影电视剧，并产生了更加广泛的社会影响。近年来热门电影和电视剧，有许多是由当代作家的作品改编而成的。如《激情燃烧的岁月》、《张思德》、《英雄》、《白银谷》、《尘埃落定》、《施琅大将军》、《天下无贼》、《暗算》、《乔家大院》等等。在戏剧、话剧及其他艺术舞台上，作家及其作品的影响同样不可低估，《白鹿原》、《长恨歌》等小说改编的剧作都广受好评。（《人民日报》）
奖，之于文学
关于文学的功用，无数作家和批评家说了几辈子，都没有说出一个最圆满的答案。它与欲望无关，与征服无关。就我而言，文学吸纳并超越现实的力量，是最光彩夺目的。但是它同时告诉我们，请不要对现实绝望。它让你知道你活着，你在思考，你在一天天地变化，你是生活在这个纷繁热闹的现实世界上的。
王国维在《红楼梦评论》里说：“美术之务在描写人生之苦痛于其解脱之道，而使吾侪冯生之徒于此桎梏之世界中，离此生活之欲之争斗，而得其暂时之平和。此一切美术之目的也。”也就是说，人尽管有着种种重担，也不要让自己把腰弯得太低，偶尔也要让自己站起来，甚至飘飞起来，去看一看自己，看一看身边的人，看一看所有的美。
文学是一种绝对的自由，精神上的审美享受。如同朱光潜在《诗论》里这样定义诗：“诗的境界是理想境界，是从时间与空间中执著一微点而加以永恒化与普遍化。它可以在无数心灵中继续复现，虽复现而却不落于陈腐，因为它能够在欣赏者的当时当境特殊性格与情趣中吸取新鲜生命。诗的境界在刹那中见终古，在微尘中显大千，在有限中寓无限。”
是的，文学便是如此。
1918年11月7日清晨，在北京崇文门外花市胡同的宅院里，梁济问儿子梁漱溟，这个世界会好吗？梁漱溟认真地回答，我相信世界一天天会往好里走的。梁济叹息，能好就好啊。
我不知道我现在能不能就告诉这两个人，这个世界是在慢慢地变好。我现在也愿意对文学说，你也一天天地在往好里走。因为，在我们摊开报纸看到茅盾文学奖的结果时，看到是一片明朗且不矛盾的春光。
这段话里最打动我的是两个词：“最优秀”和“病将不起”。我总觉得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知识分子有着满腔的爱国真诚，因为他们相信，这个从劫难中新生的社会主义国家能够让人民安乐，让知识分子有尊严。茅盾把热爱祖国、热爱生活化为热爱党，而对“最优秀”的叮嘱，是他作为一个作家所体现出的良知和品位。
黄绫子的书套？
两位小姐把老太爷夹在中间。马达声音响了，一八八九号汽车开路，已经动了，忽然吴老太爷又锐声叫了起来：“《太上感应篇》！”
这是裂帛似的一声怪叫。在这一声叫喊中，吴老太爷的残余生命力似乎又复旺炽了；他的老眼闪闪地放光，额角上的淡红色转为深朱，虽然他的嘴唇簌簌地抖着。
一八八九号的汽车夫立刻把车煞住，惊惶地回过脸来。荪甫和竹斋的车子也跟着停止。大家都怔住了。四小姐却明白老太爷要的是什么。她看见福生站在近旁，就唤他道：“福生，赶快到云飞的大餐间里拿那部《太上感应篇》来！是黄绫子的书套！”
——茅盾《子夜》
2011年8月20日，第八届茅盾文学奖5部让人翘首以待的获奖作品出炉，它们分别是张炜的《你在高原》，刘醒龙的《天行者》，莫言的《蛙》，毕飞宇的《推拿》，刘震云的《一句顶一万句》。5位作者都是凭自己的才情和作品在当代文学上站得又高又稳的作家，作品也毫无疑问具有极高的质量和文学价值。用这样庄严的奖项来加以肯定，也是为当代社会的文学树立了榜样，告诉大家，什么是好文学。不要在商品经济和浮躁人心中轻易降低好文学的标准，不要漠视甚至轻视纯文学的美之所在。他们的文字所呈现出的汉语之美、之深沉和纯熟高超的写作能力，是当代文学中夺目的风景。
不过遗憾的是，我们又没有看见年轻人和默默无名之辈出现在这份获奖名单上。看来，这几年文学的江山又是靠这些前辈们苦苦支撑过来的。
此时，不由让人突然觉得，这些书会不会是裹着“黄绫子的书套”，只是这个纷乱尘世中微薄的信仰。这些让人仰慕的好作家，是不是只能让人抬着头仰视呢？
得奖者之一的张炜说：“这如同一个人迎着寒冷的北风向前赶路，半路上有一杯酒，喝了会温暖自己，但没有这杯酒仍会不停顿地往前赶。喝了这杯酒固然好，但不能醉，不能把获奖当作最高标准，这只是个小小的庆祝宴，是文学本身之外的事。评奖活动更像是一次节日，当然，能以此引起普通人的关注也是有意义的。”
天行者，贴地而行
她的同伴是一个肥短的中年妇人；五官的位置并不怎样难看，可是扁阔的嘴唇有两只向下拖的角，便构成了一幅阴惨的面容。她穿着上等材料然而老式的衣服。一双缠而又放的小脚，套在太大的黑皮靴内，那拱起的脚背就好像是两个球。这和她的女伴的狭长的天足比较起来，更显出一种伶仃孤苦的神气。
——茅盾《虹》
的确，这5部作品可以作为这几年来最优秀长篇小说的代表。在传统文学审美的审视下，这些作品是很成功的，但有些人对此观点往往容易陷入缄默。这5部作品都是现实主义文学，除了《推拿》在城市进行，其余4部都将目光对准农村、乡镇，时间则选择了过去。那些容易陷入缄默的人说：“这代表着文学仿佛与时代脱节了，那些得奖的作家们把自己沉浸在另一个世界，他们确实成功地营造了一个世界，在那里用文字呈现出纷纭的悲欢和痛苦来打动人们，但那是旧世界了，而现在的读者所受的文化教育、社会熏陶，都已经和旧日的读者大有不同。”
诚然，美、爱和人性是千年辗转也不会变的，但是盛放它们的容器却时时刻刻都在变化着形态。看着这5部作品，读者们貌似很容易就陷入一种中国几百年来不曾改变的错觉。怪不得，那些缄默的人不禁破口提问：“它们是我们这个时代需要的最优秀的作品吗？是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吗？”
获奖作品“浮世绘”
“《你在高原》，看上去写的是农村故事，但都有一个很鲜明的城市的影子——现代性，作者是在现代性的大背景下去进行创作的，而且完全打通了城市和乡村的界限；《蛙》也很难说就是乡村题材的作品，作者采用和日本作家通信的结构方式，把城市的背景突显出来，从现代性的视角去思考乡村的计划生育问题。写什么题材，怎么写，从中都能看出作家体悟时代精神的深度与特点。”评论家贺绍俊说。
《天行者》
《天行者》包括《凤凰琴》、《雪笛》、《天行者》三部分，围绕一群民办教师“转正”这一主线，叙述了当代中国乡村知识分子令人喟叹的生活与命运，描绘了这些“在20世纪后半叶中国大地上默默苦行的民间英雄”。
这部作品也呈现出作者刘醒龙所坚持的“悲天悯人”的情怀。他说，“生活是不能没有诗意的，生命也是不能没有诗意的。”刘醒龙的语言在乡土作家里别具一格，虽说其语言风格长久不变，而文学的不可替代，在于它说的是个体的、转瞬即逝的人的体验。
“我出生的时候我父亲把我和姐姐挑进了山里，我们家在山里面前前后后搬了十多次家。随着年龄增长，自己对情感的归宿在哪里，一直特别在意。因为我找不到一棵和我同年同月同日生的树，找不到故乡的根在哪里。所以我很多年都在寻找，包括通过文学一直在寻找自己的情感之根。多年之后才发现，其实我的根就在记忆深处生我养我的那块土地上。在写《天行者》时，我把它看作是自己灵魂的故乡。”刘醒龙在获奖后说。
“不只是获奖作品，事关国计民生的时代景象和现实生活，都在这些年以长篇小说为代表的中国文学创作中得到了充分表达。理想照进现实，现实表现生活，是近年来各类文学创作的基本特征。”中国作协创研部副主任彭学明表示，“更可贵的是，小说家们不仅表达了忧患的情怀，更传递出对理想的追寻、对精神生活的向往！”
为了忘却的文学
时代本身会做出一些选择，这个我们要尊重。就像成立博物馆，建立自然保护区一样，有多少文化人会想到保护和继承文学遗产也是需要付出成本的。传统的文学不仅仅是财富，也可能成为负担，尤其是当人们面对光怪陆离的现实，期待某场改变的时候。
我又不由自主地想起一度成为热点的中学教材减少鲁迅作品的事。人民教育出版社新版的语文教材中，保留下来的只有《拿来主义》、《祝福》和《纪念刘和珍君》3篇。有时候，我们真是不得不思考，鲁迅的作品还有多少我们可以一直看下去？他犀利的杂文，揭示人性的小说，对话的对象都是当时的人和事。不可否认，鲁迅的作品能增进我们对勇气、智慧和良知的认识，永远值得看。
当然，我们需要记忆，也需要过去。
就像前面所引的《虹》里的中年妇人，因为年纪和阅历而有所局限，脸永远是那样一张，即使细细梳妆打扮，也摆脱不了在这个五光十色的世界的对比下伶仃孤苦的神气。但如果所有优秀的作家都埋头虚构着自己的文学世界，只会导致自己的难以长进和读者的审美疲劳，文学不可能越走越远。
“‘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本届茅盾文学奖的获奖作品以现实题材为主，优秀作品的出现，得益于作家‘贴着地面行走’，置身于中国当下的现实中，挣脱创作中既有的观念限制，并为小说创作开辟出更广阔的空间。”我同意这样的观点。因为凑近了看，你会发现得奖的是对主流文学观肯定的作家，是一生勤恳写作的作家，是贴地行走的天行者。所以他们的东西，一句顶一万句。
光荣的荆棘路
文艺上的菜单应该有哪些气色，——即所谓理想中的全席，好像大家也没说过不对；所以菜单早已定了，只待厨子们用心去做，不过厨子们单是用心也不够，还得配足原料。没有充足的原料，单用油盐酱，是一定不行的罢？
厨子因为在油锅边站得久了熏得够了，所以自家做出来的菜，究竟太甜呢或者太酸，未必能够清清楚楚辨味道。在这里，就不能不说那些在客厅拿着筷子等吃的人们的舌头比较灵些了。所以真正要菜好，还得厨子和吃客通力合作。
——茅盾《作家和批评家》
王小波曾说：“安徒生写过《光荣的荆棘路》，他说人文的事业就是一片着火的荆棘，智者仁人就是在火里走着。”究竟谁是那个行走在火中的人？在我们的视野里，这样行走在火里的文人也有，但是越来越少了，有的活在自己的真空里，有的活在舒适的空调里。一个时代的作家，撑起一个时代的文学。
当代写作似乎在成功的同时陷入了一些迷茫和误区，比如，如何体现对现实的关注；如何在坚守纯文学的价值时满足读者的口味；如何用现代汉语保留民族语言的神韵；如何解决经典的缺失；如何在滚滚红尘中坚守文学的价值底限……对于这些问题，一味无视是懦弱而心虚的表现，但是一旦过了头，同样也会使文学面目全非。作家们不应为著作等身而停止思考，停止和这个当下世界的对话，而怀着真诚的心投入现代生活，不怀偏见地看待那些问题，揭开许多张画皮，并且告诉读者，在现在，应该怎样使自己活得更有自尊，更为优雅。
虽然对年轻作家的重视日益增强，青黄不接也是文坛的一个窘境，80后、90后成为标签，便一概被人以同样的眼光看待。现在的文学家似乎不像“五四时期”的文人那样喜欢教育青年了，而乐得独善其身。青年作家大多是绿意葱茏的藤蔓，要在前辈的扶持下走向一个正确的方向，才有继续生长的可能。
其实茅盾文学奖的设置很好。文学从来都不是社会的主流，通过设立奖项，把一些携带主流价值观的好作品推向社会，是值得尊重的。这次的茅盾文学奖改革力度颇大，增强了茅盾文学奖的社会透明度。这样的做法，表明主办方有着坦诚公正的心愿，希望直面社会，让社会日益重视文学作品的评比，而不是作为一个小圈子里的节日。
口才和耳才
梁文道在专栏上曾说：“这个世界上大部分成功的清谈节目靠的是参与者的耳才，而非口才。也就是说，懂得听有时要比懂得说更重要。因为谈话不是独白，你说的任何一段话都不可避免地坐落在对话者的言词之中，它构成了你的背景，发展了你的言论。”
写作也是这样，读者的素养一定程度上决定了这个时代的文学氛围。如果你的读者们浮躁不安，接受不了大段的、纯粹的文字，只爱看八卦，嚷嚷着“有图有真相”，那么你只有叹息，或者屈了自己，迎合他们。“写手”这个新出现的称谓，既带有可笑的成分，又可悲地揭示了现在读者的需求：他们要的不过是一只会写故事的“大手”。现在虽然有部分读者的素养很高，但更多的读者趋向于大白话式的语句，为口水诗、口水文的大行其道提供温床，中国语言的魅力眼看将被剥蚀殆尽。
《金瓶梅序》里有这样一句，让人唏嘘不已：“读《金瓶梅》而生怜悯心者，菩萨也；生畏惧心者，君子也；生欢喜心者，小人也；生效法心者，乃禽兽耳。”一部《金瓶梅》，能使人心有不同的取向，进一步说，这些人的取向也影响到各方对《金瓶梅》的评价。君子菩萨说这是古今第一奇书，小人禽兽则心里暗喜、嘴上痛骂。其实摧毁一个作家的，不是别的形式的外力，哪怕生活的困窘也无碍他的优雅，而不过是读者的不解和不屑。毕竟，对着一片空地说话，是说不了多久的。
文学作品和电视剧
与此同时，媒体近年来的发展也将这个一般人难得关注的文学奖项带入了公众的视野，任大家臧否。这可以说是个让人欣喜的现象。从历史的角度看，今天能够识字读书的中国人和他们对文学的关注面都超过了任何一个时期。随之而来，我们面临一个问题，好的文学要如何深入人心？
文学不是奴隶，文学独立曾经是文学得以自主的艰难的任务，这个历史的经验我们是应该坚持的。但是，真正属于当代的文学，是能够巧妙地融入当下的文化传播形式，它不是孤立的、自我欣赏的、自命清高的。它哪怕不贴着土地，也是根在土地，并非在天上飞，那样是活不长久的。
文学是电影、电视、戏剧等其他艺术门类的基础、源头和“母本”，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的理想信念和价值取向。大量的文学作品通过改编成电影电视剧，并产生了更加广泛的社会影响。近年来热门电影和电视剧，有许多是由当代作家的作品改编而成的。如《激情燃烧的岁月》、《张思德》、《英雄》、《白银谷》、《尘埃落定》、《施琅大将军》、《天下无贼》、《暗算》、《乔家大院》等等。在戏剧、话剧及其他艺术舞台上，作家及其作品的影响同样不可低估，《白鹿原》、《长恨歌》等小说改编的剧作都广受好评。（《人民日报》）
奖，之于文学
关于文学的功用，无数作家和批评家说了几辈子，都没有说出一个最圆满的答案。它与欲望无关，与征服无关。就我而言，文学吸纳并超越现实的力量，是最光彩夺目的。但是它同时告诉我们，请不要对现实绝望。它让你知道你活着，你在思考，你在一天天地变化，你是生活在这个纷繁热闹的现实世界上的。
王国维在《红楼梦评论》里说：“美术之务在描写人生之苦痛于其解脱之道，而使吾侪冯生之徒于此桎梏之世界中，离此生活之欲之争斗，而得其暂时之平和。此一切美术之目的也。”也就是说，人尽管有着种种重担，也不要让自己把腰弯得太低，偶尔也要让自己站起来，甚至飘飞起来，去看一看自己，看一看身边的人，看一看所有的美。
文学是一种绝对的自由，精神上的审美享受。如同朱光潜在《诗论》里这样定义诗：“诗的境界是理想境界，是从时间与空间中执著一微点而加以永恒化与普遍化。它可以在无数心灵中继续复现，虽复现而却不落于陈腐，因为它能够在欣赏者的当时当境特殊性格与情趣中吸取新鲜生命。诗的境界在刹那中见终古，在微尘中显大千，在有限中寓无限。”
是的，文学便是如此。
1918年11月7日清晨，在北京崇文门外花市胡同的宅院里，梁济问儿子梁漱溟，这个世界会好吗？梁漱溟认真地回答，我相信世界一天天会往好里走的。梁济叹息，能好就好啊。
我不知道我现在能不能就告诉这两个人，这个世界是在慢慢地变好。我现在也愿意对文学说，你也一天天地在往好里走。因为，在我们摊开报纸看到茅盾文学奖的结果时，看到是一片明朗且不矛盾的春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