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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利用2017年山东综合社会调查数据（Shandong General Social Survey，SGSS），探究性别角色观念如何影响创业行为的性别差异。研究发现，性别角色观念主要通过降低女性创业概率的方式形成和影响创业性别差距。在具体中介机制上，传统性别角色观念通过降低女性对自身创业偏好和创业能力的主观评价，进而降低女性的创业概率。此外，传统性别角色观念主要制约了女性的高质量创业活动，进一步拉大创业的性别差距，加剧男女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的不平等。本研究有助于深化理解创业性别差距的社会文化根源，激活女性创业行为。
关键词：创业行为;性别差异;文化规范;性别角色观念
中图分类号：C931.68; F24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0-4149（2021）04-0126-17
DOI：10.3969/j.issn.1000-4149.2021.00.034
Abstract：Based on the 2017 Shandong General Social Survey （SGSS）， this paper explores how gender role attitudes affect gender gap in entrepreneurial behaviors. It is found that gender role attitudes mainly influence gender gap in entrepreneurship by reducing the probability of female entrepreneurship. In terms of specific intermediary mechanism， traditional gender role attitudes reduce women’ s enterpreneurial probability by reducing their subjective evaluation of their own entrepreneurial preference and entrepreneurial ability. In addition， the traditional concepts of gender role attitudes mainly restricts women’ s highquality entrepreneurial activities， which further widens the gender gap in entrepreneurship and exacerbates the inequality of economic and social status between men and women. This study will help fro understanding the sociocultural roots of gender gap in entrepreneurship deeply， with aim to activate female entrepreneurial behavior.
Keywords：entrepreneurial behavior;gender gap;culture norms;gender role attitudes
一、引言
創业活动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举足轻重。在宏观层面，创业在促进经济增长、增加就业、提高收入流动性以及推动创新活动等方面有重要作用[1-4]。在微观层面，创业作为个人的一种重要就业形式，不仅是增加财富的有效渠道[5-6]，而且可以增进主观满意度和幸福感[7-11]。创业也是低收入群体实现收入向上流动的重要通道[12]。在目前经济增长放缓和就业压力增大的背景下，政府发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号召，正凸显了创业的重要性。女性创业潜力不容忽视，而且能够带来性别红利，使经济增长具有更好的持续性和包容性。《2017年中国女企业家问卷调查报告》显示，女企业家群体的崛起带动和促进了女性的就业和职业发展[13]。从性别差异角度研究创业行为，不仅有助于开发女性创造经济价值的潜力，还有助于推动社会公平、多样化和包容性，这在性别歧视和社会排斥现象严重的国家显得尤为重要[14]。
目前创业群体中存在明显性别差异。全球创业观察（Global Entrepreneurship Monitor）相关报告指出，在全球范围内，无论经济发展水平如何，女性参与创业可能性普遍低于男性;我国创业者性别结构同样不均衡，女性创业者比例虽然从2002年的10.3%上升到2015年的25%，但是女性占比仍然低于男性[15]。部分研究从女性个人特征角度解释较低的创业概率，包括心理因素、人口学特征、能力因素等，女性因具有较低的风险偏好、竞争意识、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而在创业活动中处于弱势地位[16-20]。也有研究指出创业性别差异来源于社会环境中的性别歧视，女性在创业融资、社会网络和创业团队等环节，都面临一定程度的性别歧视[21-25]。
但是将创业性别差异仅归因于性别特征和歧视因素是不够的。已有研究发现传统性别角色观念对工资收入尤其是女性收入具有显著负面影响，但是对男性工作时间和工资收入没有显著影响[26-29]。性别角色观念在其他方面也表现出类似影响模式。性别角色观念对家务劳动的性别分工模式具有显著影响[30-31]，女性存在性别表演，当她们相对收入地位提高到一定程度后反而会增加家务劳动时间[32];传统性别角色观念对男性劳动参与没有影响，但却会束缚和抑制女性的劳动参与行为[33]。本文认为除性别特征和外部歧视外，个体自我认知或者自我歧视在创业过程中的作用也显得尤为重要，特别是社会文化中的性别角色观念（gender role attitudes），即个体对两性社会角色规范及其行为模式的认知，会对性别行为模式产生深远影响，尤其会制约女性行为选择。 性别角色观念塑造了两性行为模式差异，导致不平等结果[34]。女性即便拥有与男性相同的客观创业条件，也可能因为传统性别观念的自我限制而无法充分发挥自身潜力。那么在中国这样一个具有几千年农耕文明和儒家文化传统的国家中，性别角色观念如何影响男性和女性的创业行为差异？性别角色观念影响个体创业行为性别差异的具体机制如何？对于不同类型的创业活动的性别差异影响如何？上述问题的解答将有助于促进女性创业行为、充分发挥女性潜力和实现女性社会价值，也可以推进我国创业型经济的形成和社会和谐进步。山东省以孔孟之乡而著称，受儒家思想影响比多数省份更加深重。通过对比山东省性别角色观念与其他全国性研究中的性别角色观念[34-35]，本文发现山东省女性的性别角色观念确实更为传统。本文利用 2017年山东综合社会调查（Shandong General Social Survey，SGSS）数据，基于儒家文化氛围浓重的山东省样本，分析性别角色观念对男女创业行为的不同影响，探讨传统性别角色观念对女性创业行为制约的上限值。
与以往研究相比，本文的研究特色和创新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一是，引入性别角色观念作为创业性别差异的解释因素，这主要得益于近年来性别角色观念在社会调查中实现操作化测量以及在实证研究中的应用[36];二是，利用中介效应分析方法进行实证检验，探索性别角色观念影响创业行为的具体机制，揭示性别角色观念对个体创业信念的形塑作用;三是，从创业动机视角分别讨论性别角色观念对机会型创业和生存型创业的不同影响，更全面地评估性别角色观念对创业活动性别差异的影响。
二、分析框架与研究假设
本文试图构建一个将“性别角色观念”和“创业行为”相结合的分析框架，深入揭示性别文化观念影响创业行为的内在机制。社会规范需要内化为个体价值观念，如此才能激活个体经济行为 [37-39]。具体来说，身处社会和群体中的个体，首先感知到规范存在，然后接受部分规范并内化形成个体信念。这些信念驱使个体产生被动义务感和主动动力感，进一步激活个体行为。應用到“性别角色观念”和“创业行为”分析框架中，潜在创业者将从外部环境或者成长经历中感知性别角色观念存在，逐渐内化为自身价值理念并影响创业相关的主观判断，进一步激活创业活动。图1是本文构建的具体框架，用来阐述性别角色观念与创业行为的可能关联。
性别角色观念的内化过程和影响过程会受到性别身份的影响。因为性别文化规范是一种典型的双重标准，不管是规范遵守还是触犯规范之后的惩罚，它对女性要求都更为严厉[34]。尤其是在社会活动领域，性别文化规范对于女性的规定和约束更为明显。创业这种与“养家糊口”有关的社会活动领域，更多地被视为男性的责任和义务。由此可以预期性别角色观念对男女不同性别创业行为会有不同影响。对应地，本文提出假设1。
假设1：性别角色观念将影响创业行为的性别差异。具体来说，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传统性别角色观念将降低女性创业的可能性，而对男性创业行为没有显著影响。
社会规范需要内化为个体信念进而激活个体行为。同样地，性别角色观念需要塑造个体主观创业认知进而来影响具体创业行为。根据文献，本文将个人主观创业认识梳理为四个具体方面——对创业偏好的主观认知、对创业能力的主观认知、对创业支持的主观认知和对创业环境的主观认知。创业偏好是潜在创业者对从事创业活动的主观态度，具有一定创业意愿的潜在创业者才有可能产生实际创业行为，本文使用“成为创业者的吸引力”加以衡量。创业能力的自我认知和满意程度是影响潜在创业者是否创业的重要因素，本文通过让受访者如果受访者现在没有创业，就假设他自己要创业。评价自身的创业专业能力、创业管理能力、创业市场洞察力、创业风险承受力进行衡量。潜在创业者认为自己能够获得创业支持才会考虑进行创业，本文分别用自我认定的创业所需资金缺乏程度和创业所需社会关系缺乏程度加以衡量。环境因素也是影响个体创业行为的重要因素。宏观环境，尤其是制度环境，所能提供的支持越多、越健全，创业活跃程度就越高。本文使用“您觉得当今中国的社会环境对于创业是否有利”加以衡量。以上四种主观态度是性别角色观念影响个体创业行为选择的中介机制。由此，本文提出假设2。
假设2：性别角色观念通过影响创业偏好、创业能力、创业支持和创业环境等中介机制间接影响女性创业选择。
性别角色观念对不同类型创业活动的影响可能存在差异。具体来说，传统性别角色观念通过降低女性群体对创业条件的主观认知来影响具体创业行为，这种抑制效果会在受主观自评影响更大且敏感度更高的创业类型上表现得更为显著。按照创业动机可以将创业活动分为生存型创业和机会型创业两类[40]。生存型创业是指别无选择、出于生存目的而不得已进行的创业行为，如“失业后养家糊口”、“找不到合适工作”等;机会型创业则是指为了追求财务增长或工作独立，通过发现或创造新的市场机会而自发进行的创业活动。生存型创业者即使不具备积极态度，但受生计压力的刚性推动，被动选择生存性创业的概率依然很高[37];而机会型创业由于其主动性和风险性，受到主观态度的影响更大且敏感程度更高。因此，性别角色观念对生存型创业的影响相对较小，但对机会型创业的影响更大。进而本文提出假设3。
假设3：性别角色观念对女性不同创业类型的影响存在差异，对女性机会型创业的制约作用更大。
三、模型设计与变量选取
1.模型设定
本文采用Probit模型来考察性别角色观念对个体创业行为业的影响。Yi=α0+α1Gender_ normi+α2Xi+εi 其中，被解释变量Yi为是否创业的0-1变量，取值1表示创业，否则为0，Gender_ norm为本文关心的性别角色观念变量，Xi为控制变量，包括个人特征变量和家庭特征变量，εi为随机误差项。当被解释变量为创业类型时（取值1表示生存型创业，取值2表示机会型创业，取值0表示没有创业），则采用多元Probit模型。 反向因果、遗漏变量等问题会导致Probit模型估计结果存在偏误。但是对于性别角色观念来说，这些问题可能并不严重。性别角色观点一般形成于儿童或者青少年时期，当个体作为成年人进入劳动力市场后，性别角色观念已经形成并且会保持相对固定。肖佰（Schober）和斯科特（Scott）发现即使经历生育和产后就业等生命历程事件，大部分人性别观念依然保持稳定[41]。为确保结论稳健性，本文参考卿石松的做法[34]，基于初始样本（包括已退休的年长者）计算得到社区（所在村庄/居委会农村样本为所在村庄;城市样本为所在居委会，一个居委会一般会抽取一到两个小区。）的平均性别角色观念，以此作为劳动力样本个体性别角色观念的工具变量。社区层面的性别文化对个体性别角色观念的形成具有显著作用，但它又不会直接影响个体的创业选择，所以本文认为该变量是性别角色观念较好的工具变量。由于创业变量为虚拟变量，因此本文采用IVProbit 模型进行估计。
2.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来源于2017年山东综合社会调查http：//www.iog.sdu.edu.cn/SGSS/xmjs.htm（Shandong General Social Survey，SGSS）。SGSS调查是由山东大学公共治理研究院联合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调查与数据中心、山东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山东大学校团委和其他学术机构共同开展的山东省综合社会调查项目。SGSS调查以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的基础数据和行政区划为基准，采取PPS抽样方法，从山东省2017年的17个地级市中抽取了208个社区，并对社区中的样本居民户进行入户问卷调查，系统地采集个人特征、家庭情况、社会网络、政府角色等各层次的数据。特别是2017年SGSS调查问卷中“创新与创业”部分，详细询问了山东省居民的创业态度、创业意愿、创业实践及对创业环境感知等问题，有助于本文进行翔实的机制分析。为了研究个体创业行为，本文选取样本具有以下特征：个体均处于劳动年龄、相关数据齐全、具备劳动能力且不是在校学生。本文具体样本选取规则为：①选择18—65岁的劳动年龄人口;②删掉在校学生、丧失劳动能力的个体;③删除主要变量存在缺失的个体。最终本文得到2808个样本，其中女性1525人，男性1283人。
3.变量定义
（1）被解释变量。本文中主要被解释变量包括个体是否创业和创业类型。根据SGSS调查中个人目前工作状况的调查信息，来确定受访者在接受访问时是否正在从事创业活动。具体而言，如果受访者在接受访问时声称“自己是老板”，本文将其视为创业者。此外，因为自我雇佣是创业的最初形态，本文还将“个体工商户”和“自由职业者”的工作状况也视为创业活动，这也是现有文献研究中普遍采用的处理方式[42-43]。对于识别出的创业者，根据创业动机差异，将其创业行为区分为生存型创业行为和机会型创业行为。SGSS问卷中没有提供直接问题来区分受访者的创业类型。本文总结相关文献做法，采用了两种定义方法，一是将创业状态描述为“只管别人、不受别人管理”的拥有自主管理权创业者视为机会型创业，将其余创业者视为生存型创业[44];二是将在经营活动中雇用劳动力的创业者视为机会型创业，将其余创业者视为生存型创业[45]。两种不同定义的估计结果可以互为检验，以确保结论的稳健性。
（2）解释变量。本文核心解释变量为性别角色观念。威廉姆斯和贝斯特（Williams & Best）将性别角色观念总结为对男女应当遵从的社会规范、社会分工、性别关系模式及行为模式等的态度与看法[46]。传统性别角色观念认为两性之间存在固有性别差异和社会分工，具体表现为男性应以事业为主而女性应以家庭为主、女性应从事传统女性职业并掌握与之相关的技能、男性应承担家庭经济支柱角色并积累相应能力、家庭决策中女性应从属于男性，等等[32];现代性别角色观念则强调男女平等，主张男女享有同等权利和地位。参考卿石松的处理方式[34]，本文选取SGSS调查问卷中关于性别角色观念的四道测量问题，分别反映性别分工（“男人以事业为重，女人以家庭为重”）、女子不如男（“男性能力天生比女性强”）、女性依附于男性（“干得好不如嫁得好”）和就业机会男性优先（“在经济不景气时，应该先解雇女性员工”）的传统观念。受访者从1到5中选择一个数值表示对各项描述的同意程度，选项为“完全不同意”、“比较不同意”、“无所谓同意不同意”、“比较同意”、“完全同意”。为了避免测量指标的共线性问题，本文按照常用的平均数合成方法得到性别角色观念的综合评价得分本文也尝试采用因子分析方法提炼出一个公因子，作为性别角色观念的综合评价得分，得到了一致的回归分析结果。，分值越高表示性别角色观念越传统。
（3）中介变量。中介变量为对创业偏好的主观认知、对创业能力的主观认知、对创业支持的主观认知和对创业环境的主观认知。创业偏好利用问卷问题“成为一名创业者对我来说是有吸引力的”加以衡量。受访者从1到7中选择一个数值表示对该表述的认可程度，分值越高表示受访者对创业行为的主观偏好越强。创业能力则用问卷问题中“创业所需专业知识”、“创业所需管理能力”、“对市场、方向与机会的洞察力”、“承受创业风险能力”的缺乏程度进行衡量。受访者从1到5中选择一个数值表示自评的各项能力缺乏程度。参考性别角色观念的处理方式，本文将这四个问题的平均数本文也尝试采用因子分析方法提炼出一个公因子，作为创业能力指数，得到了一致的回归分析结果。作为创业能力指数，分值越高表示受访者认为自己创业能力越强。创业支持利用问卷问题“创业资金”和“创业所需社会关系”的缺乏程度加以衡量。受访者从1到5中选择一个数值表示对这两项创业支持缺乏程度的主观评价。类似地，本文也对其做平均数处理本文也尝试采用因子分析方法提炼出一个公因子，作为创业支持指数，得到了一致的回归分析结果。，分值越高表示受访者认为自己能够获得的创业支持越强。创业环境则利用问卷问题“社会创业氛围”、“创业优惠政策”、“创业市场发育”、“政府创业服务”加以综合衡量。受访者从1到5中选择一个数值表示自我感知到的当前中国创业环境情况。类似地，本文也对其做平均数处理本文也尝试采用因子分析方法提炼出一个公因子，作为创业环境指数，得到了一致的回归分析結果。，该分值越高表示受访者认为社会环境对创业越有利。 （4）控制变量。本文控制变量包括影响创业行为的个人特征和家庭特征。个人特征变量，包括受访者的性别、年龄、教育程度、健康状况、政治面貌和婚姻状况，考虑到以往研究发现的年龄与创业的非线性关系[37， 47]，本文在控制变量中加入年龄的平方项。家庭特征变量，包括反映经济状况的家庭相对收入变量和反映家庭人口结构的未成年子女虚拟变量。
各个变量的名称及其解释见表1。
4.描述性分析
表2是变量的总体描述性统计以及分性别均值比较情况。数据显示，山东省性别角色观念的总体样本均值为2.879，接近量表平均值，性别角色观念总体上仍处于传统与现代的过度阶段，这一结果与其他使用全国样本的研究发现一致[34-35]。但是不同于其他使用全国样本研究所发现的女性性别角色观念比男性更倾向于现代和平等[34-35]，山东省的男女性別角色观念没有表现出统计上显著的差异性;从绝对值上来看，相比男性，山东样本中女性的性别角色观念更倾向于传统（指标值更高）。这种差异性可能来源于山东省浓重的儒家文化氛围。因此，本文基于山东省样本的分析，将讨论传统性别角色观念对女性创业行为制约的上限值。与此相对应地，山东省女性创业比例显著低于男性，无论是生存型创业还是机会型创业都是如此，这一结果与使用全国样本的研究发现一致[23]。此外，样本中女性创业以低层次的生存型创业为主，这意味着从创业质量角度加以衡量，创业的性别差距将进一步扩大。除了最终创业行为，女性在对自身创业偏好、创业能力和创业支持的自我评价上都显著弱于男性;二者只在对创业环境的主观评价上不存在显著差异。从表2中还可以发现，男性受教育程度总体上高于女性;男性样本的平均年龄、自评健康水平、党员比例和结婚比例也相对较高。
四、统计估计结果
1.性别角色观念对是否创业的影响
（1）基准结果。表3报告了性别角色观念对是否创业影响的Probit模型估计结果。表中数值为各个解释变量的边际效应。第（1）列是全样本回归结果，在其他控制变量不变情况下，性别角色观念的系数估计显著为负，这说明在5%显著性水平下，传统性别角色观念对创业活动的影响是显著负向的;性别变量的系数显著为正，表明男性更多选择创业，验证了普遍存在的创业性别差异[23-24];在控制性别角色观念后，创业性别差异仍然存在，说明性别角色观念只能部分地解释创业性别差异。第（2）列和第（3）列分别是针对男性样本和针对女性样本的估计结果。可以发现，男性样本中性别角色观念的系数不再显著，女性样本中性别角色观念的系数显著为负。这表明传统性别角色观念对女性的创业决策具有显著抑制作用，但对男性的创业决策没有产生显著影响。
从控制变量的系数来看，无论男性还是女性，年龄对创业活动的影响都呈现倒“U”型，年龄增长提高了个体创业的可能性，到达一定年龄之后，随着年龄增长个体创业可能性反而降低。女性样本中教育水平对创业活动的影响也呈现倒“U”型，相比初中及以下人群，略高教育水平（高中及中专）对创业的影响显著为正，但是更高学历（大学及以上）对创业的影响显著为负;但是在男性样本中，只有高中及中专教育水平显著提高了创业概率，大学及以上教育水平的影响不再显著。家庭相对收入水平和家庭未成年子女只显著提高了男性创业概率，对于女性没有显著影响。
（2）内生性讨论。逆向因果和遗漏变量的存在，会导致表3的回归结果有所偏误。本文利用社区（所在村庄/居委会）的平均性别角色观念作为个体性别角色观念的工具变量。社区层面性别文化只可能通过影响个体性别角色观念的形成，进而影响个体创业活动，其本身并不会直接影响个体创业活动。估计结论（见表4）与前面保持一致，针对全样本的分析发现，传统性别角色观念显著抑制了创业活动;针对男女分样本的估计表明，传统性别角色观念对女性的创业决策具有显著抑制作用，但对男性的创业决策没有显著影响。此外，可以发现工具变量估计系数的绝对值要大于表3中Probit估计值。这是因为工具变量估计得到的是局部平均处理效应，即深受社区性别文化影响那部分群体的效应。这部分群体更加遵从文化规范和社会期待，因而性别角色观念对其行为的影响也较大。
表4也报告了针对工具变量的一系列检验结果。首先，检验发现工具变量通过了弱工具变量检验，第（1）到（3）列的第一阶段回归的F 统计量p值均为0.000，并且工具变量和个体性别角色观念是高度相关的。其次，Wald内生性检验结果表明，无法拒绝所有解释变量均有外生性的原假设。因此，性别角色观念没有严重的内生性问题，Probit回归结果是可靠的。这是因为性别角色观点一般形成于儿童或者青少年时期，当个体作为成年人进入劳动力市场后，性别角色观念已经形成并且会保持相对固定。在理论和统计上都有理由相信个体性别角色观念是外生的。
不论是Probit回归结果还是工具变量回归结果，均验证支持本文假设1，即性别角色观念对男女两性创业行为影响存在差异，传统性别角色观念主要抑制女性创业行为，但不影响男性创业行为。性别角色观念主要通过降低女性创业概率的方式形成和影响创业性别差距。
（3）性别角色的具体维度讨论。上述分析已经说明，性别角色观念主要通过降低女性创业概率的方式形成和影响创业性别差距。本文继续讨论该结论主要来源于性别角色观念的哪个或者哪些具体维度。为了避免发生多重共线性问题，本文在回归模型中分别纳入性别角色观念的四个不同维度。表5的第（1）到（4）列的回归结果表明，“男人以事业为重，女人以家庭为重”和“男性能力天生比女性强”的传统观念对女性创业行为有显著的抑制作用;“干得好不如嫁得好”以及“在经济不景气时，应该先解雇女性员工”的回归系数则不显著。由此可见，主要是传统的家庭性别分工观点和对男性能力的过高认知影响了女性创业选择。因此，如果想从性别角色观念改变的角度激活女性创业行为，需要着重打破这两方面的传统认知。 2.性别角色观念影响女性创业的中介效应分析
性别角色观念会通过塑造个体主观创业认知来影响具体创业行为。按巴伦（Baron）和肯尼（Kenny）的建模思想[48]，这种渠道效应可由中介效应方法进行检验。具体做法上，参考温忠麟和叶宝娟所提议的检验流程[49]，首先尝试简单的逐步回归检验方法，如果不显著则用Bootstrap法直接检验系数乘积以提高检验力。
表6报告了加入四个中介变量后，性别角色观念对创业影响的Probit模型估计结果。第（1）列为针对总样本的分析，可以发现加入中介变量后，性别角色观念对创业选择的影响不再显著;四个中介变量中有三个变量（创业偏好、创业能力、创业支持）系数具有统计上的显著性。这说明，创业偏好、创业能力和创业资金支持对个人创业决策具有显著解释力，并且会稀释性别角色观念对创业选择的影响。表6的第（2）列和第（3）列分别是针对男性样本和女性样本的估计结果，可以发现，创业偏好和创业能力对无论男性还是女性的创业决策都具有显著解释力，而创业支持只对男性的创业决策具有显著影响;中介变量对个人创业决策的稀释效应只表现在女性样本中，这说明，在控制个人特征和家庭特征的情况下，传统性别角色观念对女性创业行为没有统计上显著的直接负面效应，性别角色观念主要通过中介效应影响女性创业行为。
鉴于前述分析已说明性別角色观念对于男性创业行为没有显著影响，本文将集中分析性别角色观念影响女性创业行为的中介效应。表7报告了性别角色观念影响中介变量的OLS估计结果，可以发现传统性别角色观念显著降低了女性对自我创业偏好、自我创业能力和创业支持的主观评价，对创业环境的主观评价没有显著影响。这表明性别角色观念相对保守的女性，在创业主观评价的各个维度上也会相对悲观。
综合表6第（3）列和表7第（1）到（4）列的结果，发现除了创业支持和创业环境对是否创业的影响不显著、性别角色观念对创业环境的影响不显著之外，其他回归系数总体上都具有显著性。按照中介效应逐步检验法的评估标准可知，性别角色观念对个体创业决策的影响，需要通过创业偏好和创业能力的中介机制发挥作用。逐步检验的检验力在各种方法中是最低的[50-52]，即当中介效应较弱的时候，逐步检验回归系数的方法很难检验出中介效应显著。也正因如此，温忠麟和叶宝娟提出如果研究者用逐步检验已经得到显著的结果，检验力低的问题就不再是问题[49]。但是为稳健起见，本文也利用系数乘积检验法来分析中介效应，并且采用Bootstrap方法进行检验 Bootstrap方法具有较高的统计效力，被认为是可以取代Sobel方法来直接检验系数乘积的方法[49]。。结果如表8所示，与逐步检验的结果一致，性别角色观念通过创业偏好和创业能力影响创业选择的中介效应均为显著的。
由此，假说2得到部分支持，性别角色观念通过影响创业偏好和创业能力的中介机制作用于创业选择。具体来说，传统性别角色观念将降低女性的创业偏好，从而抑制女性创业的可能性;传统性别角色观念将降低女性对自身创业能力的主观评价，从而抑制女性创业的可能性。
3.性别角色观念对女性创业类型的影响
创业活动可以根据动机不同分为生存型创业和机会型创业两类 。两类创业活动对应不同的创业质量，其中生存型创业在提供就业岗位、创新产品、市场拓展、产业升级以及提升经济社会竞争力等方面，都存在比较大的劣势，是一种较低层次的创业类型[24]。本文将进一步探讨性别角色观念激活不同质量创业活动的效应差异。
SGSS没有直接问题来区分受访者的创业类型，并且不同划分标准也可能会导致不一样的结果。因此，本文总结相关文献，同时采用了两种定义，一是将创业状态描述为“只管别人、不受别人管理”的拥有自主管理权创业者视为机会型创业，将其余创业者视为生存型创业[44];二是将在经营活动中雇用劳动力的创业者视为机会型创业，将其余创业者视为生存型创业[45]。估计结果如表9所示，不同划分方法的结论保持一致，即传统性别角色观念对女性生存型创业没有显著影响，但是对女性机会型创业具有显著为负的影响。因此，验证支持本文假设3，传统性别角色观念主要制约女性机会型创业。机会型创业具备良好成长性，能带来更多产品和市场创新，创造更多就业，更值得提倡和鼓励[37]。传统性别角色观念主要制约了女性为实现自我理想而进行的机会型创业，这会进一步拉大创业的性别差距，加剧男女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的不平等。
4.稳健性讨论
本部分从解释变量测量、中介变量测量和模型选择三个方面，考察上述研究结论的稳健性。
第一，更换性别角色观念的测量。不再使用平均数合成方法得到性别角色观念的综合评价得分，而是利用主成分方法将反映性别角色观念的四个因素合并成一个特征指标，考察性别角色观念对创业行为的影响是否仍然存在。
第二，更换中介变量的测量。类似性别角色观念指标，不再使用平均数合成方法，而是通过主成分方法对每个中介变量的具体因素进行加权平均以构造中介变量，考察中介效应是否仍然存在。估计结果表明因篇幅所限，估计结果从略，有需要的读者可向作者索取。，传统性别角色观念对男性创业行为没有显著影响，主要抑制女性创业行为;从中介机制来看，主要通过降低女性创业偏好和创业能力来发挥作用;从创业类型来看，主要抑制了女性机会型创业。综上可知，本文结论对解释变量和中介变量的测量是稳健的。
第三，采用有序响应模型以考察结果稳健性。具体来说，前面通过多项选择模型来讨论性别角色观念对女性创业类型的影响，假设三种创业选择是相互平行的。现按“没有创业”、“生存型创业”、“机会型创业”反映创业质量由低到高排序的特点出发，建立有序响应模型，重新进行考察。根据表10的结果可以看出，传统性别角色观念显著降低了女性创业质量，与前面结论保持一致。
五、结论
本文利用2017年山东省综合社会调查数据（SGSS），分析性别角色观念对创业行为性别差异的影响。研究发现，性别角色观念对男女两性创业行为影响存在差异，传统性别角色观念主要抑制女性创业行为，但不影响男性创业行为，最终形成和影响了创业的性别差距;在具体中介机制上，传统性别角色观念通过降低女性对自身创业偏好和创业能力的主观评价，进而降低女性的创业概率;对于不同质量的创业活动，性别角色观念的影响效应存在差异，传统性别角色观念主要制约了女性的高质量创业活动，从而进一步拉大创业的性别差距，加剧男女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的不平等。
研究为我国促进和支持女性创业提供了有益的微观基础。性别角色观念塑造了两性行为模式差异，导致不平等结果，女性即便拥有与男性相同的客观创业条件，也可能因为传统性别角色观念的自我限制因而无法充分发挥自身潜力。因此，我国在促进和支持女性创业时需要重视性别角色观念的制约作用，积极推动性别观念的现代转型、有效激活女性群体的创业潜力。
具体来说，可以在如下几个方面继续推进改革：①营造有助于形成现代平等性别观念的家庭与社会文化环境，加强各级各类学校教育中性别平等观念的宣传与实践，把控和减少媒体报道和传播中存在的性别不平等的刻板印象内容。②推进性别平等理念，打破传统男女有别的家庭分工理念，挣钱养家是男女两性共同的责任与义务;打破男女两性智力与能力不平等的认知，真正将人与人智力能力区别开来的是个体差异而非性别差异。③传统性别角色观念制约了女性群体创业质量的提升，导致女性从事大量低价值创业。政府可以整合政策和资源，通过针对性的高等教育和在职培训提高女性人力资本积累，通过社会财富分配使女性中低收入群体能够得到相应的社会保障和资金支持，帮助女性进行具有高成长性、高创新型的创业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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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方 志]
关键词：创业行为;性别差异;文化规范;性别角色观念
中图分类号：C931.68; F24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0-4149（2021）04-0126-17
DOI：10.3969/j.issn.1000-4149.2021.00.034
Abstract：Based on the 2017 Shandong General Social Survey （SGSS）， this paper explores how gender role attitudes affect gender gap in entrepreneurial behaviors. It is found that gender role attitudes mainly influence gender gap in entrepreneurship by reducing the probability of female entrepreneurship. In terms of specific intermediary mechanism， traditional gender role attitudes reduce women’ s enterpreneurial probability by reducing their subjective evaluation of their own entrepreneurial preference and entrepreneurial ability. In addition， the traditional concepts of gender role attitudes mainly restricts women’ s highquality entrepreneurial activities， which further widens the gender gap in entrepreneurship and exacerbates the inequality of economic and social status between men and women. This study will help fro understanding the sociocultural roots of gender gap in entrepreneurship deeply， with aim to activate female entrepreneurial behavior.
Keywords：entrepreneurial behavior;gender gap;culture norms;gender role attitudes
一、引言
創业活动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举足轻重。在宏观层面，创业在促进经济增长、增加就业、提高收入流动性以及推动创新活动等方面有重要作用[1-4]。在微观层面，创业作为个人的一种重要就业形式，不仅是增加财富的有效渠道[5-6]，而且可以增进主观满意度和幸福感[7-11]。创业也是低收入群体实现收入向上流动的重要通道[12]。在目前经济增长放缓和就业压力增大的背景下，政府发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号召，正凸显了创业的重要性。女性创业潜力不容忽视，而且能够带来性别红利，使经济增长具有更好的持续性和包容性。《2017年中国女企业家问卷调查报告》显示，女企业家群体的崛起带动和促进了女性的就业和职业发展[13]。从性别差异角度研究创业行为，不仅有助于开发女性创造经济价值的潜力，还有助于推动社会公平、多样化和包容性，这在性别歧视和社会排斥现象严重的国家显得尤为重要[14]。
目前创业群体中存在明显性别差异。全球创业观察（Global Entrepreneurship Monitor）相关报告指出，在全球范围内，无论经济发展水平如何，女性参与创业可能性普遍低于男性;我国创业者性别结构同样不均衡，女性创业者比例虽然从2002年的10.3%上升到2015年的25%，但是女性占比仍然低于男性[15]。部分研究从女性个人特征角度解释较低的创业概率，包括心理因素、人口学特征、能力因素等，女性因具有较低的风险偏好、竞争意识、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而在创业活动中处于弱势地位[16-20]。也有研究指出创业性别差异来源于社会环境中的性别歧视，女性在创业融资、社会网络和创业团队等环节，都面临一定程度的性别歧视[21-25]。
但是将创业性别差异仅归因于性别特征和歧视因素是不够的。已有研究发现传统性别角色观念对工资收入尤其是女性收入具有显著负面影响，但是对男性工作时间和工资收入没有显著影响[26-29]。性别角色观念在其他方面也表现出类似影响模式。性别角色观念对家务劳动的性别分工模式具有显著影响[30-31]，女性存在性别表演，当她们相对收入地位提高到一定程度后反而会增加家务劳动时间[32];传统性别角色观念对男性劳动参与没有影响，但却会束缚和抑制女性的劳动参与行为[33]。本文认为除性别特征和外部歧视外，个体自我认知或者自我歧视在创业过程中的作用也显得尤为重要，特别是社会文化中的性别角色观念（gender role attitudes），即个体对两性社会角色规范及其行为模式的认知，会对性别行为模式产生深远影响，尤其会制约女性行为选择。 性别角色观念塑造了两性行为模式差异，导致不平等结果[34]。女性即便拥有与男性相同的客观创业条件，也可能因为传统性别观念的自我限制而无法充分发挥自身潜力。那么在中国这样一个具有几千年农耕文明和儒家文化传统的国家中，性别角色观念如何影响男性和女性的创业行为差异？性别角色观念影响个体创业行为性别差异的具体机制如何？对于不同类型的创业活动的性别差异影响如何？上述问题的解答将有助于促进女性创业行为、充分发挥女性潜力和实现女性社会价值，也可以推进我国创业型经济的形成和社会和谐进步。山东省以孔孟之乡而著称，受儒家思想影响比多数省份更加深重。通过对比山东省性别角色观念与其他全国性研究中的性别角色观念[34-35]，本文发现山东省女性的性别角色观念确实更为传统。本文利用 2017年山东综合社会调查（Shandong General Social Survey，SGSS）数据，基于儒家文化氛围浓重的山东省样本，分析性别角色观念对男女创业行为的不同影响，探讨传统性别角色观念对女性创业行为制约的上限值。
与以往研究相比，本文的研究特色和创新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一是，引入性别角色观念作为创业性别差异的解释因素，这主要得益于近年来性别角色观念在社会调查中实现操作化测量以及在实证研究中的应用[36];二是，利用中介效应分析方法进行实证检验，探索性别角色观念影响创业行为的具体机制，揭示性别角色观念对个体创业信念的形塑作用;三是，从创业动机视角分别讨论性别角色观念对机会型创业和生存型创业的不同影响，更全面地评估性别角色观念对创业活动性别差异的影响。
二、分析框架与研究假设
本文试图构建一个将“性别角色观念”和“创业行为”相结合的分析框架，深入揭示性别文化观念影响创业行为的内在机制。社会规范需要内化为个体价值观念，如此才能激活个体经济行为 [37-39]。具体来说，身处社会和群体中的个体，首先感知到规范存在，然后接受部分规范并内化形成个体信念。这些信念驱使个体产生被动义务感和主动动力感，进一步激活个体行为。應用到“性别角色观念”和“创业行为”分析框架中，潜在创业者将从外部环境或者成长经历中感知性别角色观念存在，逐渐内化为自身价值理念并影响创业相关的主观判断，进一步激活创业活动。图1是本文构建的具体框架，用来阐述性别角色观念与创业行为的可能关联。
性别角色观念的内化过程和影响过程会受到性别身份的影响。因为性别文化规范是一种典型的双重标准，不管是规范遵守还是触犯规范之后的惩罚，它对女性要求都更为严厉[34]。尤其是在社会活动领域，性别文化规范对于女性的规定和约束更为明显。创业这种与“养家糊口”有关的社会活动领域，更多地被视为男性的责任和义务。由此可以预期性别角色观念对男女不同性别创业行为会有不同影响。对应地，本文提出假设1。
假设1：性别角色观念将影响创业行为的性别差异。具体来说，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传统性别角色观念将降低女性创业的可能性，而对男性创业行为没有显著影响。
社会规范需要内化为个体信念进而激活个体行为。同样地，性别角色观念需要塑造个体主观创业认知进而来影响具体创业行为。根据文献，本文将个人主观创业认识梳理为四个具体方面——对创业偏好的主观认知、对创业能力的主观认知、对创业支持的主观认知和对创业环境的主观认知。创业偏好是潜在创业者对从事创业活动的主观态度，具有一定创业意愿的潜在创业者才有可能产生实际创业行为，本文使用“成为创业者的吸引力”加以衡量。创业能力的自我认知和满意程度是影响潜在创业者是否创业的重要因素，本文通过让受访者如果受访者现在没有创业，就假设他自己要创业。评价自身的创业专业能力、创业管理能力、创业市场洞察力、创业风险承受力进行衡量。潜在创业者认为自己能够获得创业支持才会考虑进行创业，本文分别用自我认定的创业所需资金缺乏程度和创业所需社会关系缺乏程度加以衡量。环境因素也是影响个体创业行为的重要因素。宏观环境，尤其是制度环境，所能提供的支持越多、越健全，创业活跃程度就越高。本文使用“您觉得当今中国的社会环境对于创业是否有利”加以衡量。以上四种主观态度是性别角色观念影响个体创业行为选择的中介机制。由此，本文提出假设2。
假设2：性别角色观念通过影响创业偏好、创业能力、创业支持和创业环境等中介机制间接影响女性创业选择。
性别角色观念对不同类型创业活动的影响可能存在差异。具体来说，传统性别角色观念通过降低女性群体对创业条件的主观认知来影响具体创业行为，这种抑制效果会在受主观自评影响更大且敏感度更高的创业类型上表现得更为显著。按照创业动机可以将创业活动分为生存型创业和机会型创业两类[40]。生存型创业是指别无选择、出于生存目的而不得已进行的创业行为，如“失业后养家糊口”、“找不到合适工作”等;机会型创业则是指为了追求财务增长或工作独立，通过发现或创造新的市场机会而自发进行的创业活动。生存型创业者即使不具备积极态度，但受生计压力的刚性推动，被动选择生存性创业的概率依然很高[37];而机会型创业由于其主动性和风险性，受到主观态度的影响更大且敏感程度更高。因此，性别角色观念对生存型创业的影响相对较小，但对机会型创业的影响更大。进而本文提出假设3。
假设3：性别角色观念对女性不同创业类型的影响存在差异，对女性机会型创业的制约作用更大。
三、模型设计与变量选取
1.模型设定
本文采用Probit模型来考察性别角色观念对个体创业行为业的影响。Yi=α0+α1Gender_ normi+α2Xi+εi 其中，被解释变量Yi为是否创业的0-1变量，取值1表示创业，否则为0，Gender_ norm为本文关心的性别角色观念变量，Xi为控制变量，包括个人特征变量和家庭特征变量，εi为随机误差项。当被解释变量为创业类型时（取值1表示生存型创业，取值2表示机会型创业，取值0表示没有创业），则采用多元Probit模型。 反向因果、遗漏变量等问题会导致Probit模型估计结果存在偏误。但是对于性别角色观念来说，这些问题可能并不严重。性别角色观点一般形成于儿童或者青少年时期，当个体作为成年人进入劳动力市场后，性别角色观念已经形成并且会保持相对固定。肖佰（Schober）和斯科特（Scott）发现即使经历生育和产后就业等生命历程事件，大部分人性别观念依然保持稳定[41]。为确保结论稳健性，本文参考卿石松的做法[34]，基于初始样本（包括已退休的年长者）计算得到社区（所在村庄/居委会农村样本为所在村庄;城市样本为所在居委会，一个居委会一般会抽取一到两个小区。）的平均性别角色观念，以此作为劳动力样本个体性别角色观念的工具变量。社区层面的性别文化对个体性别角色观念的形成具有显著作用，但它又不会直接影响个体的创业选择，所以本文认为该变量是性别角色观念较好的工具变量。由于创业变量为虚拟变量，因此本文采用IVProbit 模型进行估计。
2.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来源于2017年山东综合社会调查http：//www.iog.sdu.edu.cn/SGSS/xmjs.htm（Shandong General Social Survey，SGSS）。SGSS调查是由山东大学公共治理研究院联合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调查与数据中心、山东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山东大学校团委和其他学术机构共同开展的山东省综合社会调查项目。SGSS调查以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的基础数据和行政区划为基准，采取PPS抽样方法，从山东省2017年的17个地级市中抽取了208个社区，并对社区中的样本居民户进行入户问卷调查，系统地采集个人特征、家庭情况、社会网络、政府角色等各层次的数据。特别是2017年SGSS调查问卷中“创新与创业”部分，详细询问了山东省居民的创业态度、创业意愿、创业实践及对创业环境感知等问题，有助于本文进行翔实的机制分析。为了研究个体创业行为，本文选取样本具有以下特征：个体均处于劳动年龄、相关数据齐全、具备劳动能力且不是在校学生。本文具体样本选取规则为：①选择18—65岁的劳动年龄人口;②删掉在校学生、丧失劳动能力的个体;③删除主要变量存在缺失的个体。最终本文得到2808个样本，其中女性1525人，男性1283人。
3.变量定义
（1）被解释变量。本文中主要被解释变量包括个体是否创业和创业类型。根据SGSS调查中个人目前工作状况的调查信息，来确定受访者在接受访问时是否正在从事创业活动。具体而言，如果受访者在接受访问时声称“自己是老板”，本文将其视为创业者。此外，因为自我雇佣是创业的最初形态，本文还将“个体工商户”和“自由职业者”的工作状况也视为创业活动，这也是现有文献研究中普遍采用的处理方式[42-43]。对于识别出的创业者，根据创业动机差异，将其创业行为区分为生存型创业行为和机会型创业行为。SGSS问卷中没有提供直接问题来区分受访者的创业类型。本文总结相关文献做法，采用了两种定义方法，一是将创业状态描述为“只管别人、不受别人管理”的拥有自主管理权创业者视为机会型创业，将其余创业者视为生存型创业[44];二是将在经营活动中雇用劳动力的创业者视为机会型创业，将其余创业者视为生存型创业[45]。两种不同定义的估计结果可以互为检验，以确保结论的稳健性。
（2）解释变量。本文核心解释变量为性别角色观念。威廉姆斯和贝斯特（Williams & Best）将性别角色观念总结为对男女应当遵从的社会规范、社会分工、性别关系模式及行为模式等的态度与看法[46]。传统性别角色观念认为两性之间存在固有性别差异和社会分工，具体表现为男性应以事业为主而女性应以家庭为主、女性应从事传统女性职业并掌握与之相关的技能、男性应承担家庭经济支柱角色并积累相应能力、家庭决策中女性应从属于男性，等等[32];现代性别角色观念则强调男女平等，主张男女享有同等权利和地位。参考卿石松的处理方式[34]，本文选取SGSS调查问卷中关于性别角色观念的四道测量问题，分别反映性别分工（“男人以事业为重，女人以家庭为重”）、女子不如男（“男性能力天生比女性强”）、女性依附于男性（“干得好不如嫁得好”）和就业机会男性优先（“在经济不景气时，应该先解雇女性员工”）的传统观念。受访者从1到5中选择一个数值表示对各项描述的同意程度，选项为“完全不同意”、“比较不同意”、“无所谓同意不同意”、“比较同意”、“完全同意”。为了避免测量指标的共线性问题，本文按照常用的平均数合成方法得到性别角色观念的综合评价得分本文也尝试采用因子分析方法提炼出一个公因子，作为性别角色观念的综合评价得分，得到了一致的回归分析结果。，分值越高表示性别角色观念越传统。
（3）中介变量。中介变量为对创业偏好的主观认知、对创业能力的主观认知、对创业支持的主观认知和对创业环境的主观认知。创业偏好利用问卷问题“成为一名创业者对我来说是有吸引力的”加以衡量。受访者从1到7中选择一个数值表示对该表述的认可程度，分值越高表示受访者对创业行为的主观偏好越强。创业能力则用问卷问题中“创业所需专业知识”、“创业所需管理能力”、“对市场、方向与机会的洞察力”、“承受创业风险能力”的缺乏程度进行衡量。受访者从1到5中选择一个数值表示自评的各项能力缺乏程度。参考性别角色观念的处理方式，本文将这四个问题的平均数本文也尝试采用因子分析方法提炼出一个公因子，作为创业能力指数，得到了一致的回归分析结果。作为创业能力指数，分值越高表示受访者认为自己创业能力越强。创业支持利用问卷问题“创业资金”和“创业所需社会关系”的缺乏程度加以衡量。受访者从1到5中选择一个数值表示对这两项创业支持缺乏程度的主观评价。类似地，本文也对其做平均数处理本文也尝试采用因子分析方法提炼出一个公因子，作为创业支持指数，得到了一致的回归分析结果。，分值越高表示受访者认为自己能够获得的创业支持越强。创业环境则利用问卷问题“社会创业氛围”、“创业优惠政策”、“创业市场发育”、“政府创业服务”加以综合衡量。受访者从1到5中选择一个数值表示自我感知到的当前中国创业环境情况。类似地，本文也对其做平均数处理本文也尝试采用因子分析方法提炼出一个公因子，作为创业环境指数，得到了一致的回归分析結果。，该分值越高表示受访者认为社会环境对创业越有利。 （4）控制变量。本文控制变量包括影响创业行为的个人特征和家庭特征。个人特征变量，包括受访者的性别、年龄、教育程度、健康状况、政治面貌和婚姻状况，考虑到以往研究发现的年龄与创业的非线性关系[37， 47]，本文在控制变量中加入年龄的平方项。家庭特征变量，包括反映经济状况的家庭相对收入变量和反映家庭人口结构的未成年子女虚拟变量。
各个变量的名称及其解释见表1。
4.描述性分析
表2是变量的总体描述性统计以及分性别均值比较情况。数据显示，山东省性别角色观念的总体样本均值为2.879，接近量表平均值，性别角色观念总体上仍处于传统与现代的过度阶段，这一结果与其他使用全国样本的研究发现一致[34-35]。但是不同于其他使用全国样本研究所发现的女性性别角色观念比男性更倾向于现代和平等[34-35]，山东省的男女性別角色观念没有表现出统计上显著的差异性;从绝对值上来看，相比男性，山东样本中女性的性别角色观念更倾向于传统（指标值更高）。这种差异性可能来源于山东省浓重的儒家文化氛围。因此，本文基于山东省样本的分析，将讨论传统性别角色观念对女性创业行为制约的上限值。与此相对应地，山东省女性创业比例显著低于男性，无论是生存型创业还是机会型创业都是如此，这一结果与使用全国样本的研究发现一致[23]。此外，样本中女性创业以低层次的生存型创业为主，这意味着从创业质量角度加以衡量，创业的性别差距将进一步扩大。除了最终创业行为，女性在对自身创业偏好、创业能力和创业支持的自我评价上都显著弱于男性;二者只在对创业环境的主观评价上不存在显著差异。从表2中还可以发现，男性受教育程度总体上高于女性;男性样本的平均年龄、自评健康水平、党员比例和结婚比例也相对较高。
四、统计估计结果
1.性别角色观念对是否创业的影响
（1）基准结果。表3报告了性别角色观念对是否创业影响的Probit模型估计结果。表中数值为各个解释变量的边际效应。第（1）列是全样本回归结果，在其他控制变量不变情况下，性别角色观念的系数估计显著为负，这说明在5%显著性水平下，传统性别角色观念对创业活动的影响是显著负向的;性别变量的系数显著为正，表明男性更多选择创业，验证了普遍存在的创业性别差异[23-24];在控制性别角色观念后，创业性别差异仍然存在，说明性别角色观念只能部分地解释创业性别差异。第（2）列和第（3）列分别是针对男性样本和针对女性样本的估计结果。可以发现，男性样本中性别角色观念的系数不再显著，女性样本中性别角色观念的系数显著为负。这表明传统性别角色观念对女性的创业决策具有显著抑制作用，但对男性的创业决策没有产生显著影响。
从控制变量的系数来看，无论男性还是女性，年龄对创业活动的影响都呈现倒“U”型，年龄增长提高了个体创业的可能性，到达一定年龄之后，随着年龄增长个体创业可能性反而降低。女性样本中教育水平对创业活动的影响也呈现倒“U”型，相比初中及以下人群，略高教育水平（高中及中专）对创业的影响显著为正，但是更高学历（大学及以上）对创业的影响显著为负;但是在男性样本中，只有高中及中专教育水平显著提高了创业概率，大学及以上教育水平的影响不再显著。家庭相对收入水平和家庭未成年子女只显著提高了男性创业概率，对于女性没有显著影响。
（2）内生性讨论。逆向因果和遗漏变量的存在，会导致表3的回归结果有所偏误。本文利用社区（所在村庄/居委会）的平均性别角色观念作为个体性别角色观念的工具变量。社区层面性别文化只可能通过影响个体性别角色观念的形成，进而影响个体创业活动，其本身并不会直接影响个体创业活动。估计结论（见表4）与前面保持一致，针对全样本的分析发现，传统性别角色观念显著抑制了创业活动;针对男女分样本的估计表明，传统性别角色观念对女性的创业决策具有显著抑制作用，但对男性的创业决策没有显著影响。此外，可以发现工具变量估计系数的绝对值要大于表3中Probit估计值。这是因为工具变量估计得到的是局部平均处理效应，即深受社区性别文化影响那部分群体的效应。这部分群体更加遵从文化规范和社会期待，因而性别角色观念对其行为的影响也较大。
表4也报告了针对工具变量的一系列检验结果。首先，检验发现工具变量通过了弱工具变量检验，第（1）到（3）列的第一阶段回归的F 统计量p值均为0.000，并且工具变量和个体性别角色观念是高度相关的。其次，Wald内生性检验结果表明，无法拒绝所有解释变量均有外生性的原假设。因此，性别角色观念没有严重的内生性问题，Probit回归结果是可靠的。这是因为性别角色观点一般形成于儿童或者青少年时期，当个体作为成年人进入劳动力市场后，性别角色观念已经形成并且会保持相对固定。在理论和统计上都有理由相信个体性别角色观念是外生的。
不论是Probit回归结果还是工具变量回归结果，均验证支持本文假设1，即性别角色观念对男女两性创业行为影响存在差异，传统性别角色观念主要抑制女性创业行为，但不影响男性创业行为。性别角色观念主要通过降低女性创业概率的方式形成和影响创业性别差距。
（3）性别角色的具体维度讨论。上述分析已经说明，性别角色观念主要通过降低女性创业概率的方式形成和影响创业性别差距。本文继续讨论该结论主要来源于性别角色观念的哪个或者哪些具体维度。为了避免发生多重共线性问题，本文在回归模型中分别纳入性别角色观念的四个不同维度。表5的第（1）到（4）列的回归结果表明，“男人以事业为重，女人以家庭为重”和“男性能力天生比女性强”的传统观念对女性创业行为有显著的抑制作用;“干得好不如嫁得好”以及“在经济不景气时，应该先解雇女性员工”的回归系数则不显著。由此可见，主要是传统的家庭性别分工观点和对男性能力的过高认知影响了女性创业选择。因此，如果想从性别角色观念改变的角度激活女性创业行为，需要着重打破这两方面的传统认知。 2.性别角色观念影响女性创业的中介效应分析
性别角色观念会通过塑造个体主观创业认知来影响具体创业行为。按巴伦（Baron）和肯尼（Kenny）的建模思想[48]，这种渠道效应可由中介效应方法进行检验。具体做法上，参考温忠麟和叶宝娟所提议的检验流程[49]，首先尝试简单的逐步回归检验方法，如果不显著则用Bootstrap法直接检验系数乘积以提高检验力。
表6报告了加入四个中介变量后，性别角色观念对创业影响的Probit模型估计结果。第（1）列为针对总样本的分析，可以发现加入中介变量后，性别角色观念对创业选择的影响不再显著;四个中介变量中有三个变量（创业偏好、创业能力、创业支持）系数具有统计上的显著性。这说明，创业偏好、创业能力和创业资金支持对个人创业决策具有显著解释力，并且会稀释性别角色观念对创业选择的影响。表6的第（2）列和第（3）列分别是针对男性样本和女性样本的估计结果，可以发现，创业偏好和创业能力对无论男性还是女性的创业决策都具有显著解释力，而创业支持只对男性的创业决策具有显著影响;中介变量对个人创业决策的稀释效应只表现在女性样本中，这说明，在控制个人特征和家庭特征的情况下，传统性别角色观念对女性创业行为没有统计上显著的直接负面效应，性别角色观念主要通过中介效应影响女性创业行为。
鉴于前述分析已说明性別角色观念对于男性创业行为没有显著影响，本文将集中分析性别角色观念影响女性创业行为的中介效应。表7报告了性别角色观念影响中介变量的OLS估计结果，可以发现传统性别角色观念显著降低了女性对自我创业偏好、自我创业能力和创业支持的主观评价，对创业环境的主观评价没有显著影响。这表明性别角色观念相对保守的女性，在创业主观评价的各个维度上也会相对悲观。
综合表6第（3）列和表7第（1）到（4）列的结果，发现除了创业支持和创业环境对是否创业的影响不显著、性别角色观念对创业环境的影响不显著之外，其他回归系数总体上都具有显著性。按照中介效应逐步检验法的评估标准可知，性别角色观念对个体创业决策的影响，需要通过创业偏好和创业能力的中介机制发挥作用。逐步检验的检验力在各种方法中是最低的[50-52]，即当中介效应较弱的时候，逐步检验回归系数的方法很难检验出中介效应显著。也正因如此，温忠麟和叶宝娟提出如果研究者用逐步检验已经得到显著的结果，检验力低的问题就不再是问题[49]。但是为稳健起见，本文也利用系数乘积检验法来分析中介效应，并且采用Bootstrap方法进行检验 Bootstrap方法具有较高的统计效力，被认为是可以取代Sobel方法来直接检验系数乘积的方法[49]。。结果如表8所示，与逐步检验的结果一致，性别角色观念通过创业偏好和创业能力影响创业选择的中介效应均为显著的。
由此，假说2得到部分支持，性别角色观念通过影响创业偏好和创业能力的中介机制作用于创业选择。具体来说，传统性别角色观念将降低女性的创业偏好，从而抑制女性创业的可能性;传统性别角色观念将降低女性对自身创业能力的主观评价，从而抑制女性创业的可能性。
3.性别角色观念对女性创业类型的影响
创业活动可以根据动机不同分为生存型创业和机会型创业两类 。两类创业活动对应不同的创业质量，其中生存型创业在提供就业岗位、创新产品、市场拓展、产业升级以及提升经济社会竞争力等方面，都存在比较大的劣势，是一种较低层次的创业类型[24]。本文将进一步探讨性别角色观念激活不同质量创业活动的效应差异。
SGSS没有直接问题来区分受访者的创业类型，并且不同划分标准也可能会导致不一样的结果。因此，本文总结相关文献，同时采用了两种定义，一是将创业状态描述为“只管别人、不受别人管理”的拥有自主管理权创业者视为机会型创业，将其余创业者视为生存型创业[44];二是将在经营活动中雇用劳动力的创业者视为机会型创业，将其余创业者视为生存型创业[45]。估计结果如表9所示，不同划分方法的结论保持一致，即传统性别角色观念对女性生存型创业没有显著影响，但是对女性机会型创业具有显著为负的影响。因此，验证支持本文假设3，传统性别角色观念主要制约女性机会型创业。机会型创业具备良好成长性，能带来更多产品和市场创新，创造更多就业，更值得提倡和鼓励[37]。传统性别角色观念主要制约了女性为实现自我理想而进行的机会型创业，这会进一步拉大创业的性别差距，加剧男女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的不平等。
4.稳健性讨论
本部分从解释变量测量、中介变量测量和模型选择三个方面，考察上述研究结论的稳健性。
第一，更换性别角色观念的测量。不再使用平均数合成方法得到性别角色观念的综合评价得分，而是利用主成分方法将反映性别角色观念的四个因素合并成一个特征指标，考察性别角色观念对创业行为的影响是否仍然存在。
第二，更换中介变量的测量。类似性别角色观念指标，不再使用平均数合成方法，而是通过主成分方法对每个中介变量的具体因素进行加权平均以构造中介变量，考察中介效应是否仍然存在。估计结果表明因篇幅所限，估计结果从略，有需要的读者可向作者索取。，传统性别角色观念对男性创业行为没有显著影响，主要抑制女性创业行为;从中介机制来看，主要通过降低女性创业偏好和创业能力来发挥作用;从创业类型来看，主要抑制了女性机会型创业。综上可知，本文结论对解释变量和中介变量的测量是稳健的。
第三，采用有序响应模型以考察结果稳健性。具体来说，前面通过多项选择模型来讨论性别角色观念对女性创业类型的影响，假设三种创业选择是相互平行的。现按“没有创业”、“生存型创业”、“机会型创业”反映创业质量由低到高排序的特点出发，建立有序响应模型，重新进行考察。根据表10的结果可以看出，传统性别角色观念显著降低了女性创业质量，与前面结论保持一致。
五、结论
本文利用2017年山东省综合社会调查数据（SGSS），分析性别角色观念对创业行为性别差异的影响。研究发现，性别角色观念对男女两性创业行为影响存在差异，传统性别角色观念主要抑制女性创业行为，但不影响男性创业行为，最终形成和影响了创业的性别差距;在具体中介机制上，传统性别角色观念通过降低女性对自身创业偏好和创业能力的主观评价，进而降低女性的创业概率;对于不同质量的创业活动，性别角色观念的影响效应存在差异，传统性别角色观念主要制约了女性的高质量创业活动，从而进一步拉大创业的性别差距，加剧男女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的不平等。
研究为我国促进和支持女性创业提供了有益的微观基础。性别角色观念塑造了两性行为模式差异，导致不平等结果，女性即便拥有与男性相同的客观创业条件，也可能因为传统性别角色观念的自我限制因而无法充分发挥自身潜力。因此，我国在促进和支持女性创业时需要重视性别角色观念的制约作用，积极推动性别观念的现代转型、有效激活女性群体的创业潜力。
具体来说，可以在如下几个方面继续推进改革：①营造有助于形成现代平等性别观念的家庭与社会文化环境，加强各级各类学校教育中性别平等观念的宣传与实践，把控和减少媒体报道和传播中存在的性别不平等的刻板印象内容。②推进性别平等理念，打破传统男女有别的家庭分工理念，挣钱养家是男女两性共同的责任与义务;打破男女两性智力与能力不平等的认知，真正将人与人智力能力区别开来的是个体差异而非性别差异。③传统性别角色观念制约了女性群体创业质量的提升，导致女性从事大量低价值创业。政府可以整合政策和资源，通过针对性的高等教育和在职培训提高女性人力资本积累，通过社会财富分配使女性中低收入群体能够得到相应的社会保障和资金支持，帮助女性进行具有高成长性、高创新型的创业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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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方 志]